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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国上海成立。值此立社100年之际，回顾职教先贤的奋斗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在风雨如晦、战乱频仍的旧中国，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不避艰险，大力兴办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为后来者树立了光辉典范，堪称一代楷模。
关键词：兴办；职业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探索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2-0093-04
中华职业教育并非坐而论道的教育团体，而是身体力行，兴办了许多职业教育学校和相关教育机构。这些教育实体不仅培养了数量可观的应用型人才，而且对端正职业教育办学方向，创新职业教育办学机制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比较有代表性的社办教育事业当属以下几例。
一、中华职业学校
中华职教社成立之次年，即1918年6月，在上海市陆家浜建立了中华职业学校。据庞翔勋、金兆祺同志在《记中华职业学校》①一文中回忆，中华职业学校的办学宗旨载明：“同人鉴于我国今日教育之弊病，在为学不足以致用，而学生之积习尤在鄙视劳动而不屑为，致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比。根本解决，惟有提倡职业教育，以沟通教育与职业。虽然，空言寡效，欲举例以示人，不可无实施机关，故特设此职业学校。”
根据上述宗旨，学校制定了四条办学方针：学以致用；知能并重；培育美德；注重创新。黄炎培为学校的题词“劳工神圣”，充分体现了他的“作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的理念和“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理想与目标。
学校初建时设铁工、木工、纽扣、珐琅四科，1920年增设商科和职业师范科。此后，至1952年轻工业部接管，学校共先后设置16个专业，培养毕业生7 000余人。
以该校铁工科（后称机械科）为例。其培养目标是工程助理员、制图员和工厂管理人员。训练标准是：了解掌握机械设备的原理、构造及使用方法；绘制机械图样，指导零件制造和整机装配；能从事零件测绘和初级机械设计；能制定简单机械制造工艺规程。
该科修业五年，分为初级、高级两个学段。初级学段以文化基础课为主，兼习部分专业基础课；高级学段以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为主，讲授机械、电气、工业经营等类课程。从以上教学计划看，已与当今的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无异。
铁工科的突出特点是十分注重实习教学。该科设有钳工、机工、锻工、铸工、木工五个实习工场，每个工场均能容纳一个教学班（40—50人）实习（参见下页图1）。初级科每周（6天）实习16—24学时；高级科每周实习12—24学时，毕业班学生还要到校外的中华铁工厂进行见习。
实习工厂设有导师和导工若干名，相当于现在的实习指导教师和师傅。而实习教材均由本校自行编制，其中钳工、车工、锻工、木模工实习教材在全国劳作展览会上获高度好评，并向各地推广。工场除实习教学外，还承接对外加工，上世纪30年代初即已具备摇纱机、制罐机等专用设备的生产能力，并且这些生产任务都是在导工的指导下依靠本校学生和设备完成的。可以说，此举为后来的职业学校由消耗型实习向效益型实习转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二、比乐中学
1917年10月发布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指出：“改良职业教育，必同时改良普通教育。”而改良普通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之“适于职业之准备”。此后的数十年中，职教社一刻也未停止过改革普通教育的研究和实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创建比乐中学。1946年8月，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何清儒、孙起孟等五位职教社前辈，联合发布《中华职业教育社创设比乐中学意旨书》，明确指出了比乐中学的办学宗旨：一是试行一种职业性中等教育；二是在中等教育阶段施行职业指导。
据杨善继先生在《回顾解放前的比乐中学》②一文中记述，比乐中学于1946年9月14日开学，江问渔任董事长，孙起孟任校长。学校的训育方针是“工读合作”。其主要特点是：第一，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合为一体。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做社会调查，利用讨论会、报告会、辩论会等方式向学生宣讲社会形势。举办平民儿童义务小学或识字班，由在校学生充任“小先生”，以利学校影响社会。第二，学习知识与训练技能兼容并包，如语文教学中强化应用文写作训练；数学教学中开展实地测量培训；物理教学中传授简易电器安装、修理技术；化学教学中讲授酿造、制皂技术等。第三，升学准备与就业准备统筹兼顾。在学习和培训中，发现并分析学生在思维类型、行为习惯、秉赋优长等方面的差异，实行分类指导，使宜升学者升学，宜就业者就业。对拟就业的学生指导其择业门类，以增强其职业适应性和就业稳定性。
创办职业性中学的意义在于：其一，针对当时初、高中毕业生多数无力升学的现状，让他们提前接受职业训练，有助于培养就业的基础，不致毕业即失业。其二，对于准备升学的学生，由于接受了普通中学规定的学科教育，并且养成学用结合的良好习惯，有利于他们继续接受更高一级的普通教育。其三，对于准备接受职业专门教育或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由于已经经历了某一特定职业的能力训练，接受了必要的职业指导，则可以极大地避免选修专业和选择职业的盲目性，有益于其长远发展。
开设比乐中学这样既不同于普通中学、又有别于职业学校的教育机构，在当时无疑是一项创举，对当前的普通教育改革亦不失可供借鉴的价值。
三、中华职业补习学校
职业补习学校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职工业余学习教育。孙运仁同志在《本社抗日战争时期的补习教育工作》③一文中记述，补习学校始办于1929年，到1938年，仅上海一地就发展至7所。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社机关西迁桂林、重庆等地，先后在桂林、昆明、贵阳、重庆各开设一所，连同上海的7所共计11所。据1941年统计各校学生总数已达16 084人。
职业补习学校以招收在职员工、失业及无固定职业者、有志于习得一技之长的家庭妇女等为主，实施短期职业培训。因此，学校并不采用学年制，而是采取学科制。所设科系，主要有职业技能科、语言文字科、数理化科。因战时条件有限，职业技能科只能以商业薄记、会计、打字等科为主，少数学校开有机电、无线电、建筑等科。语言文字科以开设国文、英文、文书、速记等科为多。数理化科以珠算、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为主。此外，有的学校亦根据学员职业不同，开设妇女班、店員班、报童班、民众班等班别。参见下页图2。 除常设科系之外，补习学校还采用送学上门方式服务社会，如上海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就应中国银行上海分行30余名职工请求，每星期到职工宿舍为学员补习英文3小时。各校还通过举办专题讲座等方式，将教育推向社会，如重庆校先后举办职业青年星期讲座44次，听众达19 374人次；上海第四校举办三届现代知识讲座，学员有1 100余人。
补习学校授课时间视学员工作余暇时段而定。对于在职学员一般以晚间七时至十时为多；对平日几乎无暇就学的，则另设周六、周日班授课。对于妇女学员，顾及其上午家务较多，晚间出行又多有不便，故通常在下午班上课。由于不实行学年制，学员修业时限一般以100学时左右为度。学生修完规定学时，经考试合格的，职业科颁发某科毕业证明书，其他科则给予某科高中毕业证书。
现代职业教育观认为，全日制职业院校教育和短期职业培训教育都是职业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后者应当占有二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地位。中华职教社在战乱频仍、百业凋敝的艰苦年代，尚能举办如此规模的职业培训教育，成就如此不同凡响，不仅是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为后世树立了可资借鉴的楷模。
四、农村教育的有益尝试
当时的中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85%以上，乡村文明程度落后，农业生产力极低。有鉴于此，从上世纪20年代始，职教社便把办教育的目光投向农村。
据杨志远同志《回忆农学团》④和杨璠、范尧峰同志《漕河泾农学团片断》⑤两文记述，1928年，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冷遹等职教社负责人即发起组成镇江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委员会，开辟了涵盖12个自然村，5 300余人口的实验区，本着“富政教合一”的方针，实现“发展农业生产，普及农民教育，试行农村自治”的奋斗目标。经过五年努力，到1933年，垦荒200余亩；植桑60 000余株；开塘筑坝50余项；推行新式农具多款；发展经济作物，推广稻、麦、畜、禽、鱼良种数十种；试办农场和信用合作社；开办农民夜校3期；组织村民代表会，实行村务自治。
在上述实验的基础上，1933年职教社发布《就上海近郊设立农村服务专修科计划》。计划书指出：“迺者农村破产，迫在眉睫，救济方法虽多端，而设校育才，实为根本。”农村服务专修科的培养目标，在于培育学生具有五种能力——有组织合作社，经营农、副业能力；有实施农村成人、儿童教育能力；有组织村民、指导自卫能力；有以知识帮助农民解除困难能力；有刻苦耐劳、为众牺牲精神。
农村服务专修科又称“农学团”，于1933年秋创办于上海西郊漕河泾。学校自有种植、养殖场40亩，还有固定校外实习农场三處近120亩。招收有职场经验2年以上的高中及中等师范毕业及有同等学力者，经笔试、口试和农业劳动考核合格，方准入学。除文化基础科目外，学校开设农艺学、园艺学、桑蚕学、养鸡学、养猪学、畜牧兽医学、土布织造、农村改进，以及师范类的教育学、职业教育学、小学教育等课程。学制为1.5年，其中实习半年。学习方式为工学结合，采用实地工作、书本研究、集体讨论、导师讲习四种方法交替进行，学生收获颇丰。
农村服务专修科以农林和师范科为主，招收经过职业历练的人员就读，显然具有改良农业、改善农村教育的明确目标，也为后来的农村职业教育树立了一个经典的样板。
五、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教育工作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8月13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失守。沿海地区民众纷纷背井离乡，沿长江西撤，各省难民塞途，缺衣少食惨不忍睹。据王之浩同志在《职教社在抗战初期的难民教育工作》⑥一文中回忆，此时，职教社决定将业务向内地迁移，黄炎培等主要负责人抵达武汉后，见难民流离失所，深感国难危重，立即着手以江苏同乡会名义成立十多个难民收容所，以缓解难民的衣、食、治疗之危困。
进而又组织难民生产自救和开展难民教育，当即决定由冷遹带领500余难民组织开办难民纺织厂，工厂在武汉购置120台织布机和其他生产工具，聘请了总经理和总技师，历尽艰难，终于在常德市漆家河镇建厂。工厂为员工提供免费食宿和医疗，对无技能者提供技术培训，使员工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生产积极性与日俱增。难民工厂生产的布匹质量上乘，在市场上享有盛誉，且价格低于其他工厂产品，因而销路大增。员工也由坐等救济的难民转而成为坚持生产、支援抗战的重要力量。另一部分300余名难民，多为失学、失业青年，他们由江问渔先生率领组成江苏失学失业青年工读服务团，几经辗转终于在湘西沅陵县浦市建校。工读服务团是一所特色鲜明的战时教育机构。就“读”而言，学校严格按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施教，除文化知识外，要求每个学员都要选修一门如纺织、农艺等生产知识课。就“工”而言，一是注重生产实习教学，无论修习何科，都要躬亲实际操作；二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组织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就“服务”而言，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推广农业新技术和新农具，举办农民夜校。在宣传抗战精神、发动群众支持抗战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难民工厂和工读服务团虽然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但无不折射出职教社“铁肩担道义”的家国情怀和救民于水火的责任担当。当然，他们在办厂、兴学中的种种创举，亦为后来者树立了弥足珍贵的榜样。
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中华职业教育社全体同仁栉风沐雨，顶着“破靴党”“饭桶教育家”“作孽学校”的污名，冒着大追剿、大轰炸的生死危机，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坚持举办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实属难能可贵。当代职教人，要继承和发扬前辈的忘我奋斗精神，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把中国职业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注释：
① 《社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1年版，第6页
② 《社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1年版，第95-100页
③ 《社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1年版，第50-74页
④ 《社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0年版，第89-90页
⑤ 《社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0年版，第91-92页
⑥ 《社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0年版，第95-98页
（责任编辑：王恒）
Abstract：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Shanghai on May 6， 1917. On the occasion of 100th anniversary， it is significantly meaningful to have retrospection on the struggling course of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 In old China in frequent chaos caused by war， the colleagues of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 never evaded difficulties and dangers and vigorously initiated vocational and social education， setting a shining example for the successors and are hailed as the generation of model.
Key words： initi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exploration
关键词：兴办；职业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探索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2-0093-04
中华职业教育并非坐而论道的教育团体，而是身体力行，兴办了许多职业教育学校和相关教育机构。这些教育实体不仅培养了数量可观的应用型人才，而且对端正职业教育办学方向，创新职业教育办学机制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比较有代表性的社办教育事业当属以下几例。
一、中华职业学校
中华职教社成立之次年，即1918年6月，在上海市陆家浜建立了中华职业学校。据庞翔勋、金兆祺同志在《记中华职业学校》①一文中回忆，中华职业学校的办学宗旨载明：“同人鉴于我国今日教育之弊病，在为学不足以致用，而学生之积习尤在鄙视劳动而不屑为，致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比。根本解决，惟有提倡职业教育，以沟通教育与职业。虽然，空言寡效，欲举例以示人，不可无实施机关，故特设此职业学校。”
根据上述宗旨，学校制定了四条办学方针：学以致用；知能并重；培育美德；注重创新。黄炎培为学校的题词“劳工神圣”，充分体现了他的“作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的理念和“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理想与目标。
学校初建时设铁工、木工、纽扣、珐琅四科，1920年增设商科和职业师范科。此后，至1952年轻工业部接管，学校共先后设置16个专业，培养毕业生7 000余人。
以该校铁工科（后称机械科）为例。其培养目标是工程助理员、制图员和工厂管理人员。训练标准是：了解掌握机械设备的原理、构造及使用方法；绘制机械图样，指导零件制造和整机装配；能从事零件测绘和初级机械设计；能制定简单机械制造工艺规程。
该科修业五年，分为初级、高级两个学段。初级学段以文化基础课为主，兼习部分专业基础课；高级学段以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为主，讲授机械、电气、工业经营等类课程。从以上教学计划看，已与当今的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无异。
铁工科的突出特点是十分注重实习教学。该科设有钳工、机工、锻工、铸工、木工五个实习工场，每个工场均能容纳一个教学班（40—50人）实习（参见下页图1）。初级科每周（6天）实习16—24学时；高级科每周实习12—24学时，毕业班学生还要到校外的中华铁工厂进行见习。
实习工厂设有导师和导工若干名，相当于现在的实习指导教师和师傅。而实习教材均由本校自行编制，其中钳工、车工、锻工、木模工实习教材在全国劳作展览会上获高度好评，并向各地推广。工场除实习教学外，还承接对外加工，上世纪30年代初即已具备摇纱机、制罐机等专用设备的生产能力，并且这些生产任务都是在导工的指导下依靠本校学生和设备完成的。可以说，此举为后来的职业学校由消耗型实习向效益型实习转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二、比乐中学
1917年10月发布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指出：“改良职业教育，必同时改良普通教育。”而改良普通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之“适于职业之准备”。此后的数十年中，职教社一刻也未停止过改革普通教育的研究和实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创建比乐中学。1946年8月，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何清儒、孙起孟等五位职教社前辈，联合发布《中华职业教育社创设比乐中学意旨书》，明确指出了比乐中学的办学宗旨：一是试行一种职业性中等教育；二是在中等教育阶段施行职业指导。
据杨善继先生在《回顾解放前的比乐中学》②一文中记述，比乐中学于1946年9月14日开学，江问渔任董事长，孙起孟任校长。学校的训育方针是“工读合作”。其主要特点是：第一，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合为一体。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做社会调查，利用讨论会、报告会、辩论会等方式向学生宣讲社会形势。举办平民儿童义务小学或识字班，由在校学生充任“小先生”，以利学校影响社会。第二，学习知识与训练技能兼容并包，如语文教学中强化应用文写作训练；数学教学中开展实地测量培训；物理教学中传授简易电器安装、修理技术；化学教学中讲授酿造、制皂技术等。第三，升学准备与就业准备统筹兼顾。在学习和培训中，发现并分析学生在思维类型、行为习惯、秉赋优长等方面的差异，实行分类指导，使宜升学者升学，宜就业者就业。对拟就业的学生指导其择业门类，以增强其职业适应性和就业稳定性。
创办职业性中学的意义在于：其一，针对当时初、高中毕业生多数无力升学的现状，让他们提前接受职业训练，有助于培养就业的基础，不致毕业即失业。其二，对于准备升学的学生，由于接受了普通中学规定的学科教育，并且养成学用结合的良好习惯，有利于他们继续接受更高一级的普通教育。其三，对于准备接受职业专门教育或选择直接就业的学生，由于已经经历了某一特定职业的能力训练，接受了必要的职业指导，则可以极大地避免选修专业和选择职业的盲目性，有益于其长远发展。
开设比乐中学这样既不同于普通中学、又有别于职业学校的教育机构，在当时无疑是一项创举，对当前的普通教育改革亦不失可供借鉴的价值。
三、中华职业补习学校
职业补习学校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职工业余学习教育。孙运仁同志在《本社抗日战争时期的补习教育工作》③一文中记述，补习学校始办于1929年，到1938年，仅上海一地就发展至7所。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社机关西迁桂林、重庆等地，先后在桂林、昆明、贵阳、重庆各开设一所，连同上海的7所共计11所。据1941年统计各校学生总数已达16 084人。
职业补习学校以招收在职员工、失业及无固定职业者、有志于习得一技之长的家庭妇女等为主，实施短期职业培训。因此，学校并不采用学年制，而是采取学科制。所设科系，主要有职业技能科、语言文字科、数理化科。因战时条件有限，职业技能科只能以商业薄记、会计、打字等科为主，少数学校开有机电、无线电、建筑等科。语言文字科以开设国文、英文、文书、速记等科为多。数理化科以珠算、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为主。此外，有的学校亦根据学员职业不同，开设妇女班、店員班、报童班、民众班等班别。参见下页图2。 除常设科系之外，补习学校还采用送学上门方式服务社会，如上海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就应中国银行上海分行30余名职工请求，每星期到职工宿舍为学员补习英文3小时。各校还通过举办专题讲座等方式，将教育推向社会，如重庆校先后举办职业青年星期讲座44次，听众达19 374人次；上海第四校举办三届现代知识讲座，学员有1 100余人。
补习学校授课时间视学员工作余暇时段而定。对于在职学员一般以晚间七时至十时为多；对平日几乎无暇就学的，则另设周六、周日班授课。对于妇女学员，顾及其上午家务较多，晚间出行又多有不便，故通常在下午班上课。由于不实行学年制，学员修业时限一般以100学时左右为度。学生修完规定学时，经考试合格的，职业科颁发某科毕业证明书，其他科则给予某科高中毕业证书。
现代职业教育观认为，全日制职业院校教育和短期职业培训教育都是职业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后者应当占有二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地位。中华职教社在战乱频仍、百业凋敝的艰苦年代，尚能举办如此规模的职业培训教育，成就如此不同凡响，不仅是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为后世树立了可资借鉴的楷模。
四、农村教育的有益尝试
当时的中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85%以上，乡村文明程度落后，农业生产力极低。有鉴于此，从上世纪20年代始，职教社便把办教育的目光投向农村。
据杨志远同志《回忆农学团》④和杨璠、范尧峰同志《漕河泾农学团片断》⑤两文记述，1928年，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冷遹等职教社负责人即发起组成镇江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委员会，开辟了涵盖12个自然村，5 300余人口的实验区，本着“富政教合一”的方针，实现“发展农业生产，普及农民教育，试行农村自治”的奋斗目标。经过五年努力，到1933年，垦荒200余亩；植桑60 000余株；开塘筑坝50余项；推行新式农具多款；发展经济作物，推广稻、麦、畜、禽、鱼良种数十种；试办农场和信用合作社；开办农民夜校3期；组织村民代表会，实行村务自治。
在上述实验的基础上，1933年职教社发布《就上海近郊设立农村服务专修科计划》。计划书指出：“迺者农村破产，迫在眉睫，救济方法虽多端，而设校育才，实为根本。”农村服务专修科的培养目标，在于培育学生具有五种能力——有组织合作社，经营农、副业能力；有实施农村成人、儿童教育能力；有组织村民、指导自卫能力；有以知识帮助农民解除困难能力；有刻苦耐劳、为众牺牲精神。
农村服务专修科又称“农学团”，于1933年秋创办于上海西郊漕河泾。学校自有种植、养殖场40亩，还有固定校外实习农场三處近120亩。招收有职场经验2年以上的高中及中等师范毕业及有同等学力者，经笔试、口试和农业劳动考核合格，方准入学。除文化基础科目外，学校开设农艺学、园艺学、桑蚕学、养鸡学、养猪学、畜牧兽医学、土布织造、农村改进，以及师范类的教育学、职业教育学、小学教育等课程。学制为1.5年，其中实习半年。学习方式为工学结合，采用实地工作、书本研究、集体讨论、导师讲习四种方法交替进行，学生收获颇丰。
农村服务专修科以农林和师范科为主，招收经过职业历练的人员就读，显然具有改良农业、改善农村教育的明确目标，也为后来的农村职业教育树立了一个经典的样板。
五、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教育工作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8月13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失守。沿海地区民众纷纷背井离乡，沿长江西撤，各省难民塞途，缺衣少食惨不忍睹。据王之浩同志在《职教社在抗战初期的难民教育工作》⑥一文中回忆，此时，职教社决定将业务向内地迁移，黄炎培等主要负责人抵达武汉后，见难民流离失所，深感国难危重，立即着手以江苏同乡会名义成立十多个难民收容所，以缓解难民的衣、食、治疗之危困。
进而又组织难民生产自救和开展难民教育，当即决定由冷遹带领500余难民组织开办难民纺织厂，工厂在武汉购置120台织布机和其他生产工具，聘请了总经理和总技师，历尽艰难，终于在常德市漆家河镇建厂。工厂为员工提供免费食宿和医疗，对无技能者提供技术培训，使员工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生产积极性与日俱增。难民工厂生产的布匹质量上乘，在市场上享有盛誉，且价格低于其他工厂产品，因而销路大增。员工也由坐等救济的难民转而成为坚持生产、支援抗战的重要力量。另一部分300余名难民，多为失学、失业青年，他们由江问渔先生率领组成江苏失学失业青年工读服务团，几经辗转终于在湘西沅陵县浦市建校。工读服务团是一所特色鲜明的战时教育机构。就“读”而言，学校严格按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施教，除文化知识外，要求每个学员都要选修一门如纺织、农艺等生产知识课。就“工”而言，一是注重生产实习教学，无论修习何科，都要躬亲实际操作；二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组织学生参加工农业生产。就“服务”而言，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推广农业新技术和新农具，举办农民夜校。在宣传抗战精神、发动群众支持抗战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难民工厂和工读服务团虽然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但无不折射出职教社“铁肩担道义”的家国情怀和救民于水火的责任担当。当然，他们在办厂、兴学中的种种创举，亦为后来者树立了弥足珍贵的榜样。
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中华职业教育社全体同仁栉风沐雨，顶着“破靴党”“饭桶教育家”“作孽学校”的污名，冒着大追剿、大轰炸的生死危机，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坚持举办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实属难能可贵。当代职教人，要继承和发扬前辈的忘我奋斗精神，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把中国职业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注释：
① 《社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1年版，第6页
② 《社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1年版，第95-100页
③ 《社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1年版，第50-74页
④ 《社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0年版，第89-90页
⑤ 《社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0年版，第91-92页
⑥ 《社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0年版，第95-98页
（责任编辑：王恒）
Abstract：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Shanghai on May 6， 1917. On the occasion of 100th anniversary， it is significantly meaningful to have retrospection on the struggling course of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 In old China in frequent chaos caused by war， the colleagues of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 never evaded difficulties and dangers and vigorously initiated vocational and social education， setting a shining example for the successors and are hailed as the generation of model.
Key words： initi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a；expl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