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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战国末的秦国，因其自觉地将国家的崛起与治水方略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在历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页。
一个“间谍”与一项宏伟的工程
当年正处在扫六台前夜的秦国，非常在意其大后方关中平原的建设。因为只有增强自身综合国力，才能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早日实现这个光荣的梦想，秦国就得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且把关中平原建造成殷实的大仓廪；而要极大地提高粮食产量，那就必须改善并发展关中地区的农田水利状况。
历史往往并非全然是以正剧或悲剧的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相反，它有时则是以充满了幽默精神的喜剧形态，出现在未来的人们视域之中。当年，那条著名的郑国渠的缘起，就是一幕经典的历史轻喜剧。
郑国渠是秦国在关中最早大兴水利的一项工程，它在秦国的治水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它的兴修，则是由秦国的近邻韩国为避免自己遭受秦国吞并而设计出来的一个阴谋所促成。
在战国七雄之中，韩国地处综合国力蒸蒸日上且统一中国的呼声最高的秦国之东邻，这种极为危险的地缘关系，注定会使相对较为弱小的韩国深感其身边那块头巨大的邻居的压力。倘若虎视眈眈的秦国一旦将其战略目光盯住东方时，首当其冲遭其兼并的，便是孱弱的韩国了。这只祖辈都在河流下游饮水的“羊”，极有可能随时被那说翻脸就翻脸的“狼”一口拿下。
公元前246年，被亡国的现实焦虑折磨得寝食不安的韩桓王，突然茅塞顿开，想到了一个拖垮其强大邻居的诡计。然而，这个“疲秦”的招数，却是一个非常拙劣与糟糕的馊点子。当这个企图整垮对方的伎俩，真正付诸于实施后，非但没有达到其设计师的预期目标，反而给敌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韩国为了实施那个自以为非常高明的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计谋，征调了一个名为郑国的水利专家，将他作为间谍派遣到了秦国，并让其成功地打入到未来的始皇帝身边。
在嬴政的宫廷中站稳脚跟后的某一日，韩国间谍郑国便适时逮准一个机缘，用诗一般的语言、给秦王天花乱坠地描绘出了一幅极为美好的新秦国蓝图：极力怂恿秦国在泾水和洛水之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他承诺：此人工渠一旦开凿成功，秦国的农业，便可得到长足发展了。然而，他没说出来的真正意图则是：秦国的实力，将在这一劳民伤财的宏伟工程之中消耗殆尽。
本欲借发展水利之途径来促进本国政治、经济与军事竞争力的嬴政，立刻就被郑国描绘出来的美好景象吸引住了。没费多少周折，郑国的这一建议就被采纳了。接下来，秦王嬴政便从全国征集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任命郑国出任该工程主持人。于是，一个宏大工程便大张旗鼓地开始了。这一年，正是秦王嬴政元年。
施工过程中，韩国的“疲秦”阴谋却被揭穿了，嬴政勃然大怒。恼怒的结果，我们可以任意想象。当是时，郑国却向愤怒的秦王这样说道：“始臣为间（谍），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此话曾被《汉书·沟洫志》记录在案。
未来的始皇帝冷静听罢这个家伙的陈述后，暗自思忖了良久，理性的他认为郑国所言极是。事实上，当时秦国的水利技术若与邻居韩国相比，尚落后一个档次不止，好不容易逮住了一个绝对“大腕”的水利专家，岂能一刀将其杀掉呢？既然此人可用，那么就应一如既往重用之。正是秦王嬴政那虚怀若谷与不计前嫌的心胸感动了间谍郑国，后者才会以“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去报答他。历时十数年后，秦国第一条耗资巨大的连接两大河流的工程完工了，因为是在那个间谍郑国主持下开凿的，所以，这条渠道就被后人称为“郑国渠”。
郑国渠全长300余里，灌溉面积号称4万顷。当含有大量肥沃淤泥的泾水灌溉到关中平原的农田中，盐碱地得到了土壤改良，粮食作物的产量也就得到了显著提高。郑国渠并未达到韩国所预设的拖垮强大的秦国的目标，相反，却使秦国因此变得更加强大，同时也非常直接地支持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兼并战争。
一条人工渠的开凿与两大水系的沟通
上古时代，在我国南方广袤的土地上（即今天的江、浙、闽、赣、粤、桂等地），栖息着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越族，因此，这一地区被称为“百越”之地。战国末年，秦始皇平楚之后，紧接着就调遣50万大军挥师南下，开始了平定“百越”的军事行动。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南征的秦军遭遇到了巨大的粮秣运输交通不便的难题，这一难题，严重困扰了秦军向前推进的速度。为了改善水上交通环境，解决秦军后勤保障之难题，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下令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凿人工河。
五岭山脉中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的谷地中有两条河流，一条是湘江上游的海洋河，另一条为粤江水系中的始安水。倘能在两水之间开凿出一条运河来的话，秦军的粮运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两河之间的距离十分近，最近处仅1.5公里，这就意味着开凿此运河的长度非常之短。然而，两河之间却横亘着一座高约20至30米的小山阜，此外，整个谷地地势的坡度也较大。这种地貌特征意味着运河的施工也有着极为不利的一面。
监察御史史禄等受命秦始皇之后，经历三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于公元前214年，运河基本完工，这就是被郭沫若称为“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的灵渠。
建成后的灵渠之渠首处用拦河坝壅高湘江水位，将其之一股（南渠）通过穿越分水岭的人工渠道引入到漓江上源支流，并在对天然河道进行扩挖和整治后，使之流入漓江；将其另一股（北渠）另开新渠屈曲于湘江右再入湘江。施工中需建造拦河大小天平（用条石砌的溢流坝）、铧嘴（导水分水堤）、湘江故道和泄水天平，从而实现分水、引水和泄洪等项综合功能。
铧堤为灵渠的枢纽工程，它是在湘江内修建的一座滚水堤坝，有大小天平石堤与其相连，形成“人”字形。北为大天平，南为小天平。石堤顶部用青石平砌，石与石之间开斧形槽口，用铁码子扣紧。石堤外部呈斜坡形（即滚水部分），用长片石鳞次嵌砌，通称“鱼鳞石”。大小天平分别与南北渠岸相连，起着蓄水排洪的作用。
铧堤前锐后钝，它由大型条石砌成，形似犁铧，劈水分流，将湘水引进灵渠，称水高下，恰如其分，起着平衡水量和向南北进水口导航的作用，三分入南渠进漓江，七分入北渠导归湘江，以利舟楫航运和水利灌溉。
这座史上最古老的大型阻水溢洪滚水大坝自建成以来，经受了两千多年洪水冲刷拍打的考验，至今依然巍然屹立着，这无疑是人类水利工程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然而，奇迹的关键，则在于大坝的坝基“水浸松木千年在”。
秦人在筑坝的过程中，先将松木纵横交错排叉式地夯实插放在坝底，然后再在其四围铺以用铸铁件铆住的巨型条石，如此一来，大坝的坝身就形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整体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人们维修大坝时，这凝结了秦代治水者智慧的奥秘才得以发现。
灵渠的一些地段滩陡、流急、水浅，极不利于航行。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古人在水流较激或较浅的地方设立陡门，装上闸门，打开两段之间的闸门，水位就能升、降到同一水平。1986年，当世界大坝委员会的专家参观考察灵渠时，面对着这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尤其是被他们称作“世界船闸之父”的陡门，不由发出了阵阵赞叹。
灵渠除了具有便利舟楫航运之功能外，也发挥了灌溉防洪的巨大作用。灵渠另有堰坝，用以拦河蓄水、引流入沟，也用以激水转动筒车以利农田。灵渠的这项功能，使得三千余亩田地得到了有效的灌溉。
灵渠的凿通，为秦王朝统一岭南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后勤保障。灵渠通航的当年（前214），秦军就攻克了岭南，从此，岭南便被正式纳入到秦王朝的版图之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正是在军事扩张与经济建设并举的战略实施过程之中得以诞生的。
灵渠，除了有效地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在了一起之外，还编织出了一个遍布华南地区的巨大水运网络。宋代诗人范成大曾在一首五言诗中这样写道：“狂澜既奔倾，中流遇铧嘴。分为两道开，南漓北湘水。至今舟楫利，楚粤径万里。人谋敓天造，史禄所经始。”此诗当是汉语对两千多年前的这项伟大创造作出的最精练的文字描述。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条凝结着秦代先民们智慧和科技水平成就的人工运河一直担负着我国南方重要的水上交通孔道的重任。在铁路、公路未有之前，灵渠应是沟通我国南北内河航运的惟一孔道。清末以前，人们若需北上京城一趟的话，可由广州乘船出发，溯珠江而上，经漓水、穿灵渠，沿湘江而下，接长江，转京杭大运河直上北行，便可抵达北京。因此，灵渠应当是中国、也应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条运河。
秦代灵渠的成功开凿，在未来两千多年的岁月里，曾对两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同时它更对国家的统一，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各民族人民的交往产生过积极的促进作用。
“水旱从人”与天府之国的诞生
早在秦昭王末年（前256～前251），秦国就已将治水工程纳入到富国强兵的整体性战略视野的范围来经营了。由李冰父子二人主持兴建的另一项大型引水枢纽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此方面的一个典范之作。
都江堰，不仅是世界水利史上最悠久且最长的无坝引水工程，同时，还堪称为世界水利史上最环保水利工程的典范。随着人类社会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都江堰对于后人们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空间的实践，定将发挥出重要的启示性作用。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是由岷江、沱江及其它河流冲积而成。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当时的郡守李冰在蜀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兴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设计与施工者在岷江刚出山口的江心用“造堋雍水”法，叠砌分水鱼嘴，把岷江分为南北二江，南为外江，为岷江正流，泄洪排沙；北为内江，则为灌溉水渠，导水灌田。
内江乃是在玉垒山脚开凿的一条人工渠道。工匠们在施工中首先得凿开坚硬的岩石，使之形成“宝瓶口”，然后才将岷江之水引来，以供航运灌溉之用。而宝瓶口上游的内外江之间，则有“飞沙堰”，这道围堰，则可将被拦阻在宝瓶口外的过量洪水和沙石泄入外江。都江堰的建成，使外江成为洪水和沙石的排泄通道，使内江水系范围内的蜀地中心成都不仅解除了旱涝之害，同时还满足了灌溉、通航和漂木放排的需求。都江堰当是我国古代水利史上最成功的一个综合开发与利用水资源的典范。
在都江堰左岸的那座二王庙的庙门照壁上的治水“三字经”中，有“分四六，平潦旱”六个字，其意思则是春耕时分，岷江水量少，而下游农田灌溉需水量大，此时引水进入内江干渠，鱼嘴分水六成，而外江仅得四成；到了夏秋洪水时期，灌区不仅用水量减少，而且还得提防洪水泛滥，于是其分水比例关系就发生了反转，此时内江只进水四成，而大部分洪水即由外江排泄，并由飞沙堰溢洪，而宝瓶口亦同时发挥了“节洪”的功能。这种匠心独运的巧妙设计，使都江堰具有了根据季节变化，有效地对农田用水量予以调节的“尽得天利”、“水旱从人”的功能。
都江堰工程除了具有灌溉的主要功能之外，同时还兼有防洪、水运、城市供水等多种效益。正因为它能集多重水利功能于一身，川西成都平原才成为后人眼中的一方物产丰饶、富甲天下、岁无饥馑、年有丰余的“天府之国”。北魏年间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里，曾引用南北朝《益州记》中的一段文字，高度概括地描述了川西平原自从有了都江堰后的富足面貌与田园诗般的美好景象，那就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
无大坝拦水，无闸门控制，纯粹利用天然地形，因势利导的都江堰工程，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目标。正是因为此工程在其设计与施工的过程中，自觉把“循之则治，失之则乱”的施工指导原则建立在中国老庄哲学的“道法自然”的基础上，所以它才能历经岁月沧桑的考验而兴久不废。于是，我们便可如是说：先秦时代的都江堰工程不仅具有科学史的价值，而且，更是中国先秦时代的哲学智慧与东方文明精神的伟大结晶。
当代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文明，已经能使我们比前人更加方便地开发与利用大自然的资源了，然而，当我们这个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生的民族，置身于人类21世纪的大门内去谋求一条发展与开拓自我生存环境的道路时，回望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的农耕文明时代中，创造出的那些令今人依然感到震撼不已的高度智慧的物质文明奇迹，以及那些遵循了“天人合一”和谐发展之文化理念的宝贵经验，或许对于今天的我们更具有启示性。因为今天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刚刚兴起的那个时代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已容不得我们像当年的西万国家那样单纯片面地发展生产力与经济社会。于是，秦代的郑国渠、都江堰、灵渠的兴建经验，以及秦帝国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所采用过的那些富国强兵的政策，就在这里，凸显出它们的划时代积极意义来了。
一个“间谍”与一项宏伟的工程
当年正处在扫六台前夜的秦国，非常在意其大后方关中平原的建设。因为只有增强自身综合国力，才能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早日实现这个光荣的梦想，秦国就得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且把关中平原建造成殷实的大仓廪；而要极大地提高粮食产量，那就必须改善并发展关中地区的农田水利状况。
历史往往并非全然是以正剧或悲剧的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相反，它有时则是以充满了幽默精神的喜剧形态，出现在未来的人们视域之中。当年，那条著名的郑国渠的缘起，就是一幕经典的历史轻喜剧。
郑国渠是秦国在关中最早大兴水利的一项工程，它在秦国的治水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它的兴修，则是由秦国的近邻韩国为避免自己遭受秦国吞并而设计出来的一个阴谋所促成。
在战国七雄之中，韩国地处综合国力蒸蒸日上且统一中国的呼声最高的秦国之东邻，这种极为危险的地缘关系，注定会使相对较为弱小的韩国深感其身边那块头巨大的邻居的压力。倘若虎视眈眈的秦国一旦将其战略目光盯住东方时，首当其冲遭其兼并的，便是孱弱的韩国了。这只祖辈都在河流下游饮水的“羊”，极有可能随时被那说翻脸就翻脸的“狼”一口拿下。
公元前246年，被亡国的现实焦虑折磨得寝食不安的韩桓王，突然茅塞顿开，想到了一个拖垮其强大邻居的诡计。然而，这个“疲秦”的招数，却是一个非常拙劣与糟糕的馊点子。当这个企图整垮对方的伎俩，真正付诸于实施后，非但没有达到其设计师的预期目标，反而给敌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韩国为了实施那个自以为非常高明的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计谋，征调了一个名为郑国的水利专家，将他作为间谍派遣到了秦国，并让其成功地打入到未来的始皇帝身边。
在嬴政的宫廷中站稳脚跟后的某一日，韩国间谍郑国便适时逮准一个机缘，用诗一般的语言、给秦王天花乱坠地描绘出了一幅极为美好的新秦国蓝图：极力怂恿秦国在泾水和洛水之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他承诺：此人工渠一旦开凿成功，秦国的农业，便可得到长足发展了。然而，他没说出来的真正意图则是：秦国的实力，将在这一劳民伤财的宏伟工程之中消耗殆尽。
本欲借发展水利之途径来促进本国政治、经济与军事竞争力的嬴政，立刻就被郑国描绘出来的美好景象吸引住了。没费多少周折，郑国的这一建议就被采纳了。接下来，秦王嬴政便从全国征集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任命郑国出任该工程主持人。于是，一个宏大工程便大张旗鼓地开始了。这一年，正是秦王嬴政元年。
施工过程中，韩国的“疲秦”阴谋却被揭穿了，嬴政勃然大怒。恼怒的结果，我们可以任意想象。当是时，郑国却向愤怒的秦王这样说道：“始臣为间（谍），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此话曾被《汉书·沟洫志》记录在案。
未来的始皇帝冷静听罢这个家伙的陈述后，暗自思忖了良久，理性的他认为郑国所言极是。事实上，当时秦国的水利技术若与邻居韩国相比，尚落后一个档次不止，好不容易逮住了一个绝对“大腕”的水利专家，岂能一刀将其杀掉呢？既然此人可用，那么就应一如既往重用之。正是秦王嬴政那虚怀若谷与不计前嫌的心胸感动了间谍郑国，后者才会以“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去报答他。历时十数年后，秦国第一条耗资巨大的连接两大河流的工程完工了，因为是在那个间谍郑国主持下开凿的，所以，这条渠道就被后人称为“郑国渠”。
郑国渠全长300余里，灌溉面积号称4万顷。当含有大量肥沃淤泥的泾水灌溉到关中平原的农田中，盐碱地得到了土壤改良，粮食作物的产量也就得到了显著提高。郑国渠并未达到韩国所预设的拖垮强大的秦国的目标，相反，却使秦国因此变得更加强大，同时也非常直接地支持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兼并战争。
一条人工渠的开凿与两大水系的沟通
上古时代，在我国南方广袤的土地上（即今天的江、浙、闽、赣、粤、桂等地），栖息着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越族，因此，这一地区被称为“百越”之地。战国末年，秦始皇平楚之后，紧接着就调遣50万大军挥师南下，开始了平定“百越”的军事行动。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南征的秦军遭遇到了巨大的粮秣运输交通不便的难题，这一难题，严重困扰了秦军向前推进的速度。为了改善水上交通环境，解决秦军后勤保障之难题，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下令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凿人工河。
五岭山脉中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的谷地中有两条河流，一条是湘江上游的海洋河，另一条为粤江水系中的始安水。倘能在两水之间开凿出一条运河来的话，秦军的粮运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两河之间的距离十分近，最近处仅1.5公里，这就意味着开凿此运河的长度非常之短。然而，两河之间却横亘着一座高约20至30米的小山阜，此外，整个谷地地势的坡度也较大。这种地貌特征意味着运河的施工也有着极为不利的一面。
监察御史史禄等受命秦始皇之后，经历三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于公元前214年，运河基本完工，这就是被郭沫若称为“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的灵渠。
建成后的灵渠之渠首处用拦河坝壅高湘江水位，将其之一股（南渠）通过穿越分水岭的人工渠道引入到漓江上源支流，并在对天然河道进行扩挖和整治后，使之流入漓江；将其另一股（北渠）另开新渠屈曲于湘江右再入湘江。施工中需建造拦河大小天平（用条石砌的溢流坝）、铧嘴（导水分水堤）、湘江故道和泄水天平，从而实现分水、引水和泄洪等项综合功能。
铧堤为灵渠的枢纽工程，它是在湘江内修建的一座滚水堤坝，有大小天平石堤与其相连，形成“人”字形。北为大天平，南为小天平。石堤顶部用青石平砌，石与石之间开斧形槽口，用铁码子扣紧。石堤外部呈斜坡形（即滚水部分），用长片石鳞次嵌砌，通称“鱼鳞石”。大小天平分别与南北渠岸相连，起着蓄水排洪的作用。
铧堤前锐后钝，它由大型条石砌成，形似犁铧，劈水分流，将湘水引进灵渠，称水高下，恰如其分，起着平衡水量和向南北进水口导航的作用，三分入南渠进漓江，七分入北渠导归湘江，以利舟楫航运和水利灌溉。
这座史上最古老的大型阻水溢洪滚水大坝自建成以来，经受了两千多年洪水冲刷拍打的考验，至今依然巍然屹立着，这无疑是人类水利工程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然而，奇迹的关键，则在于大坝的坝基“水浸松木千年在”。
秦人在筑坝的过程中，先将松木纵横交错排叉式地夯实插放在坝底，然后再在其四围铺以用铸铁件铆住的巨型条石，如此一来，大坝的坝身就形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整体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人们维修大坝时，这凝结了秦代治水者智慧的奥秘才得以发现。
灵渠的一些地段滩陡、流急、水浅，极不利于航行。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古人在水流较激或较浅的地方设立陡门，装上闸门，打开两段之间的闸门，水位就能升、降到同一水平。1986年，当世界大坝委员会的专家参观考察灵渠时，面对着这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尤其是被他们称作“世界船闸之父”的陡门，不由发出了阵阵赞叹。
灵渠除了具有便利舟楫航运之功能外，也发挥了灌溉防洪的巨大作用。灵渠另有堰坝，用以拦河蓄水、引流入沟，也用以激水转动筒车以利农田。灵渠的这项功能，使得三千余亩田地得到了有效的灌溉。
灵渠的凿通，为秦王朝统一岭南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后勤保障。灵渠通航的当年（前214），秦军就攻克了岭南，从此，岭南便被正式纳入到秦王朝的版图之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正是在军事扩张与经济建设并举的战略实施过程之中得以诞生的。
灵渠，除了有效地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在了一起之外，还编织出了一个遍布华南地区的巨大水运网络。宋代诗人范成大曾在一首五言诗中这样写道：“狂澜既奔倾，中流遇铧嘴。分为两道开，南漓北湘水。至今舟楫利，楚粤径万里。人谋敓天造，史禄所经始。”此诗当是汉语对两千多年前的这项伟大创造作出的最精练的文字描述。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条凝结着秦代先民们智慧和科技水平成就的人工运河一直担负着我国南方重要的水上交通孔道的重任。在铁路、公路未有之前，灵渠应是沟通我国南北内河航运的惟一孔道。清末以前，人们若需北上京城一趟的话，可由广州乘船出发，溯珠江而上，经漓水、穿灵渠，沿湘江而下，接长江，转京杭大运河直上北行，便可抵达北京。因此，灵渠应当是中国、也应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条运河。
秦代灵渠的成功开凿，在未来两千多年的岁月里，曾对两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同时它更对国家的统一，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各民族人民的交往产生过积极的促进作用。
“水旱从人”与天府之国的诞生
早在秦昭王末年（前256～前251），秦国就已将治水工程纳入到富国强兵的整体性战略视野的范围来经营了。由李冰父子二人主持兴建的另一项大型引水枢纽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此方面的一个典范之作。
都江堰，不仅是世界水利史上最悠久且最长的无坝引水工程，同时，还堪称为世界水利史上最环保水利工程的典范。随着人类社会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都江堰对于后人们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空间的实践，定将发挥出重要的启示性作用。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是由岷江、沱江及其它河流冲积而成。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当时的郡守李冰在蜀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兴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设计与施工者在岷江刚出山口的江心用“造堋雍水”法，叠砌分水鱼嘴，把岷江分为南北二江，南为外江，为岷江正流，泄洪排沙；北为内江，则为灌溉水渠，导水灌田。
内江乃是在玉垒山脚开凿的一条人工渠道。工匠们在施工中首先得凿开坚硬的岩石，使之形成“宝瓶口”，然后才将岷江之水引来，以供航运灌溉之用。而宝瓶口上游的内外江之间，则有“飞沙堰”，这道围堰，则可将被拦阻在宝瓶口外的过量洪水和沙石泄入外江。都江堰的建成，使外江成为洪水和沙石的排泄通道，使内江水系范围内的蜀地中心成都不仅解除了旱涝之害，同时还满足了灌溉、通航和漂木放排的需求。都江堰当是我国古代水利史上最成功的一个综合开发与利用水资源的典范。
在都江堰左岸的那座二王庙的庙门照壁上的治水“三字经”中，有“分四六，平潦旱”六个字，其意思则是春耕时分，岷江水量少，而下游农田灌溉需水量大，此时引水进入内江干渠，鱼嘴分水六成，而外江仅得四成；到了夏秋洪水时期，灌区不仅用水量减少，而且还得提防洪水泛滥，于是其分水比例关系就发生了反转，此时内江只进水四成，而大部分洪水即由外江排泄，并由飞沙堰溢洪，而宝瓶口亦同时发挥了“节洪”的功能。这种匠心独运的巧妙设计，使都江堰具有了根据季节变化，有效地对农田用水量予以调节的“尽得天利”、“水旱从人”的功能。
都江堰工程除了具有灌溉的主要功能之外，同时还兼有防洪、水运、城市供水等多种效益。正因为它能集多重水利功能于一身，川西成都平原才成为后人眼中的一方物产丰饶、富甲天下、岁无饥馑、年有丰余的“天府之国”。北魏年间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里，曾引用南北朝《益州记》中的一段文字，高度概括地描述了川西平原自从有了都江堰后的富足面貌与田园诗般的美好景象，那就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
无大坝拦水，无闸门控制，纯粹利用天然地形，因势利导的都江堰工程，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目标。正是因为此工程在其设计与施工的过程中，自觉把“循之则治，失之则乱”的施工指导原则建立在中国老庄哲学的“道法自然”的基础上，所以它才能历经岁月沧桑的考验而兴久不废。于是，我们便可如是说：先秦时代的都江堰工程不仅具有科学史的价值，而且，更是中国先秦时代的哲学智慧与东方文明精神的伟大结晶。
当代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文明，已经能使我们比前人更加方便地开发与利用大自然的资源了，然而，当我们这个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生的民族，置身于人类21世纪的大门内去谋求一条发展与开拓自我生存环境的道路时，回望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的农耕文明时代中，创造出的那些令今人依然感到震撼不已的高度智慧的物质文明奇迹，以及那些遵循了“天人合一”和谐发展之文化理念的宝贵经验，或许对于今天的我们更具有启示性。因为今天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刚刚兴起的那个时代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已容不得我们像当年的西万国家那样单纯片面地发展生产力与经济社会。于是，秦代的郑国渠、都江堰、灵渠的兴建经验，以及秦帝国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所采用过的那些富国强兵的政策，就在这里，凸显出它们的划时代积极意义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