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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切献给党”不但是组织对党员的要求，也是一位革命者、一位党员应当秉持的信念和操守。严格地说，革命者没有个人隐私，个人属于党，生命属于组织，个人婚姻也与职务升迁、工作变动等一样，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在许多情况下，结婚不结婚，与谁结婚，都受到更高原则的制约。
黄慕兰：为革命结婚，为革命分离
革命不只是男性的事。中国革命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大姐，有无数女战士、女烈士，也有许多身份高贵、周旋于权贵富豪中间的女性，著名的如胡兰畦、秦德君、董竹君等，还有黄慕兰。
黄慕兰是著名的“浏阳三杰”之一黄颖初（另两位是谭嗣同、唐才常）之女，1907年生，1925年与父亲的朋友之子结婚，不到一年就逃到武汉参加革命。1926年任国民党武汉市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因其端庄美貌、工作热情而在革命的中心风头甚劲，不但令诗人郭沫若热恋不已，也成为茅盾后来的《蚀》三部曲中主人公的原型。在武汉期间，黄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宛希俨結为夫妇，后同到江西。1928年1月，宛希俨在赣西南特委书记任上牺牲，黄与饶漱石同居。1928年底，黄与饶一起到上海工作，重逢武汉时即已认识、此时是六届中央委员的贺昌，双方均有好感。贺劝说黄嫁给自己：“无产阶级的革命妇女，更要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决不能有什么‘从一而终’和树立贞节牌坊的旧礼教观念，当然也要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生活放荡的浪漫无边际作风。”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结为夫妻。饶与黄分手后，到东北工作。1949年两人再见时，饶已是主政华东和上海的最高领导。
1930年3月3日，黄慕兰在香港生下贺平，此时贺昌已由南方局书记调任天津北方局书记。考虑到黄怀孕时坐过牢，患有严重胃病，孩子也先天不足，生下来就很瘦小，母子都不便随贺一起远赴北方，留在香港又没人照顾，无奈之中，贺与接替他任南方局书记的卢彪商量，将孩子送给了卢彪夫妇。此事是瞒着黄慕兰进行的，直到离开香港上船时，贺昌才对她说：你身体不好，又没奶，孩子怎么能带大？卢彪夫妇是我们的同志，又很想有个孩子，一定会把孩子比我们还看得更宝贝，把孩子交给他们，我是很放心的，希望你也放心！“把儿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我们都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将来孩子长大了既是老卢夫妇的，也是我们的，还希望他来接我们革命事业的班呢！”在贺昌看来，孩子是“自己的”与女子“从一而终”一样，都是必须抛弃的思想。但黄慕兰似乎还没有想通：她与宛希俨生的第一个儿子已被送回宛的老家，现在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又要送人，母性的感情当然极难割舍。只是为了不让贺昌说自己“太感情用事”，她只好同意。
1930年北方局领导的暴动失败后，贺昌与黄慕兰回到上海。黄在潘汉年的单线领导下，以“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的身份营救被捕同志，其主要资源是进步律师陈志皋及其父亲陈其寿。陈家是清代康雍年间著名的陈阁老陈元龙的后裔，为江南世家，地位显赫，人脉广泛，既是黄慕兰理想的保护伞，也是她接触上流社会、扩大社交网络的平台。更巧的是，不知道黄慕兰真实身份的陈志皋对她一见倾心，陈家也认为她是标准的书香闺秀，都愿意帮助她，如提供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的情况、参与营救关向应、为周恩来刊登“伍豪启事”等。这一关系极为组织所看重，周恩来就对黄说：一切公开的活动都通过陈志皋出面，自己尽量不要出面，只做他幕后的参谋，千万小心谨慎，一定要想方设法隐蔽好自己，抓牢陈志皋，做好工作。为了抓牢陈志皋，1931年8月，由组织备礼出钱，黄慕兰宴请陈家亲友，拜陈家父母为干爹干妈。1931年秋，贺昌奉调江西苏区，黄继续留在上海。此后一段时期，陈志皋频频示爱，黄对之也有好感：“使我俩感情不断靠拢的是，陈志皋在我的影响下，充分利用他的律师身份和社会地位，为营救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出了大力。”已婚的黄慕兰自然不便接受陈志皋，但组织却屡次要求她找陈志皋——总是有新的被捕者需要营救。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求婚。黄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我还不知道贺昌的消息，总还是念念不忘地等待着中央派人来接我去中央苏区，盼望着能与贺昌重逢团聚。所以我对志皋说：‘我跟你的家庭地位不般配，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不适宜做你的终身伴侣的。’他为了表示对我忠贞的爱情，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的手巾上书写爱意。我一时没了主意。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才好，只得说此事尚容我慎重考虑，以后再答复他。”次年，陈母又托人向黄母正式求婚。考虑陈家在上海的地位、影响及其对开展营救工作的重要性，组织来做工作了。潘汉年调往江西苏区后的继任者刘伯垂对黄慕兰说：“你的工作对象在上海，陈志皋是中央指定给你的主要工作对象，如果现在为了个人婚姻，擅自放弃，离开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是无法向党组织交代的。你和陈志皋结合组成家庭后，将更有利于掩护自己的身份，极有可能将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绝对是合乎工作需要的……对贺昌同志，将来我们都会向他说明个中缘由。贺昌是个很开明的人，他也决不会埋怨你。”
既然是组织的要求，黄慕兰也就服从，何况她对陈志皋也是有感情的。1935年5月，黄、陈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申报》等都作了报道。此后，贺昌以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江西从事武装斗争；黄慕兰利用陈志皋夫人、通易信托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身份和已经开辟的上层统战关系，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陈志皋也逐步自觉地为党工作，如参与营救“七君子”等。黄、陈婚姻是服从组织安排的典范，而革命确也从其婚姻中得到帮助。1938年1月，周恩来派刘少文来上海，在安排黄慕兰工作的同时，还特别向陈志皋致谢。此后，黄的工作即属于刘少文情报系统。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次不是组织安排结婚，而是要求把婚姻继续下去。黄、陈的婚姻总体上是完美的，但也不是没有缝隙。全面抗战爆发后，黄曾提出离开上海到延安的请求，未获批准。1942年黄到重庆，向周恩来表达了离开陈家的愿望。黄慕兰向周恩来哭诉，自己在陈家一直没有公开过真实身份，心中愧疚难耐，而且又听说陈志皋有外遇的传闻。周恩来劝说道：“对旁人传说的风言风语你不可随便相信……我们共产党员肚量要放得大一点，眼光要看得高一点、远一点。民主人士即使有过那么一段罗曼史，有时恐怕也是出于社交工作方面的需要，逢场作戏而已，在这方面对党外人士不应苛求……你的心胸一定要开阔一些，一切以大局为重，不要去计较这些生活上的小事情了。” 陈志皋确有婚外情。他在大学时与女同学彭庆修交好，彭毕业后嫁给了一位律师。抗战胜利后，陈与彭旧情萌发，来往亲密，以致彭与其夫离婚。黄慕兰对丈夫的外遇当然不快，而周恩来认为：黄是共产党人，陈是民主人士，因此不必与之计较。
组织对黄、陈婚姻的第三次要求则是分离。1949年后，黄的党员身份未得到确认。1950年，陈志皋一方面因新政权未给他以合适的安排而深感寥落，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已与彭庆修同居，决定不再在上海蜗居憋闷而到海外另闯一番事业。此时，组织上亦有派人到海外发展、为国谋利以打破西方封锁的设想，黄、陈夫妇自然是理想人选。黄慕兰不想走，但“（刘）少文同志专门传来中央指示，答复说志皋的打算正合工作需要，同意他去海外另图新举，中央既已同意，我虽心中痛楚却不便再坚持反对；而我又决心留在国内，无形中就更促成了他偕彭庆修同行。当时我们两人的心情虽彼此有矛盾，但仍能以大局为重而互勉”。1950年5月，陳志皋离沪赴港，从此黄、陈天各一方，竟成永诀。
黄慕兰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红军长征后，贺昌留在江西坚持斗争，1935年3月5日在会昌河边负伤，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陈志皋走后，黄慕兰结束了她与陈合办的“通易公司”的善后工作，然后担任居委会宣传部部长，参与街道和里弄的社区工作。1955年6月15日夜因“潘汉年案”被捕，1960年转入秦城监狱。1963年出狱，与儿子一起生活。1967年6月10日再入秦城监狱。1975年5月释放，接着是要求平反、争取恢复党籍的漫长上访路。1980年发下一张留有尾巴的平反通知书。1987年，中组部决定：承认1926年入党，但1933年脱党，按1951年重新入党计。谢和赓与王莹：相恋而迟迟不能结婚
在1930年代的上海演艺明星中，王莹是最具才华的一位：不但有大量演艺作品，还有在孤寂状态下完成的长篇小说《宝姑》和《两种美国人》。她还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不过，王莹之所以特别令人关注，还是与她的人生悲剧和婚恋有关。
王莹是安徽芜湖人，生于1913年。1928年到上海，成为复旦剧社、艺术剧社等左翼团体的主要演员。1930年加入共产党，积极参加左翼革命文化活动。1932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先后主演了《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同仇》等影片，是红遍上海滩的演员，也是头角崭露的文学新秀。从其后来的命运来说，这时期最重要的事情是她与蓝苹（即后来的江青）的交往与结怨。两人的亲密合影一直保存到现在，但在电影《自由神》中，王莹是主演而蓝苹是配角；在话剧《赛金花》中，王莹是A角而蓝苹是B角。王莹的成功令蓝苹心存忌恨，为王莹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抗战开始后，王莹与丈夫金山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二队”，到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第五战区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在南京，王莹认识了时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双方均有好感。此后在台儿庄前线、中原腹地、武汉三镇，王、谢均有良好的合作并相知相爱。
谢和赓生于桂林书香之家（其父为新桂系首领之一黄旭初的秘书谢顺慈），1930年加入共产党后从事秘密工作，在察哈尔同盟军任吉鸿昌的上尉秘书。吉部失败后，谢根据组织的安排，手持冯玉祥的介绍信回到广西。为了尽快得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重视，他和白崇禧的内弟马仲孚合著《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概况》一书，并发表《谈广西的对外贸易》等文章，对广西的经济建设建言献策，受到正在致力于建设“大广西”的桂系领袖的欣赏，被聘为广西工商局研究员、建设厅工商科一等科员等。利用这一身份，谢和赓努力接近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如帮助白购书，为李夫人郭德洁查书，终于赢得白崇禧的信任，成为白的秘书。1934年谢与白夫人马佩璋唯一的表妹杜璇结婚，并生下一子谢镛。1937年8月，谢和赓正式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兼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大本营的中校机要秘书。1937年10月，谢写成一万五千多字的建议书《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时任国民政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对此文大加赞赏，采纳了其中一些意见，将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一时成为抗日名言。在此期间，谢和赓搜集了许多绝密情报上报组织。1939年底，谢的上线领导宣侠父调西安“八办”协助林伯渠工作，他的工作由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亲自过问，而由桂林“八办”主任李克农直接领导。
1939年4月，由李宗仁、白崇禧提议，周恩来、董必武赞同，“演剧二队”改名“中国救亡剧团”，由王莹与金山率领赴南洋宣传抗日，1941年春载誉而归。在此期间，王莹与谢和赓鸿雁传书，感情日深。妨碍他们结婚的，当然与他们都有家庭有关。不过，还在南洋期间，王莹和金山之间就裂痕渐生，而谢的婚姻也不幸福，婚后不到一年就分居。在这种背景下，谢认识并爱上王莹不但合情而且合理。1941年王莹与金山的婚姻解除，她和谢和赓的关系日益公开，这在1942年的重庆文化界掀起一场大波。王莹的一些朋友和同志，包括郭沫若、田汉、范长江等人，都反对她与反动军官结婚。有人或当面发难，或背后攻击，甚至给领导施加压力，意在拆散这对情侣。另一方面，在白崇禧的身边，也有人反对谢和赓与一个接近共产党的“红色影星”恋爱，认为这可能是共产党的“美人计”。王、谢的婚姻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来、白崇禧的态度。
周恩来是细致入微的，他理解王、谢的恋爱，对那些传播是非、给热恋中的情侣制造冷风寒流的家伙给予严肃批评，同时又分别召见王、谢。他对谢和赓说：“你和王莹的恋爱是完全正当的，党组织决不干涉你们的私事……你和你的妻子早已不能相处，思想、生活完全水火不容，这是侠父详细报告我的……为了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你现在决不能跟你的妻子离婚。因此，你和王莹今后到了美国，绝不能同居，也绝不能结婚，一直要到你的旧关系解决之后，你们才能结婚。”
周恩来的意思非常明显，就是要把恋爱和结婚区分开来。谢和赓可以与王莹恋爱，但不能结婚。因为杜璇是白崇禧的亲戚，维持与杜的婚姻有利于获得白的信任，有利于谢和赓获取情报。同样的话，周恩来也对王莹说过。在重大的政治需要面前，身负重任的谢和赓对这一革命原则并不陌生。 白崇禧也是非常开明的，谢和赓与杜璇失和，白不是责怪而是十分同情这位能干的秘书，对于谢、王相爱也予默认。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白也从未向夫人说明真相。对于那些反对谢、王恋爱的人，白明确说：“我觉得那些管闲事的人，忌妒吃醋的人可能有，借机挑拨我与和赓关系的人也可能有，和赓跟王莹恋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样，国民政府最重要的高级将领之一始终在保护着一个共产党的间谍。
谢和赓与王莹就这样维持着恋爱而不结婚的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了争取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国民政府向美国派遣了一批留学生，以在美国各界开展外交和宣传工作。谢和赓、王莹分别以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学习员”和国民党海外部“视察员”的名义赴美，实则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美国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在美期间，谢和赓先后入费城、芝加哥等地的大学读书，后任华侨报纸《纽约新报》代总编辑，负责翻译和撰写社论的工作。王莹先后在耶鲁大学、邓肯舞蹈学校学习，同时组织中国剧团在各地巡演，宣传中国抗战，1943年还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话剧和街头剧，受到罗斯福总统夫妇的好评。1947年，谢、王都来到纽约居住。在美期间，谢和赓与王莹“不结婚，不同居……在到美国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虽然他俩年龄都已三十多岁，他俩一直努力控制着情爱的冲动，保持着爱情花朵的洁白无瑕”（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王莹》，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1950年2月1日，桂林市人民法院判决了谢和赓的离婚申诉。2月10日，谢和赓收到姐姐寄来的判决书。2月22日，谢和赓与王莹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但距他们相爱，已经十多年了。
谢、王一直与组织保持联系。1945年4月至6月，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到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谢、王还专门去汇报工作、请示指示。1948年，马季良（唐纳）由香港到纽约，给谢、王带来夏衍的一封信，大意是大陆即将解放，党内急需干部，希望谢、王做好回国准备。可见，早在革命成功之前，党的领导人就高瞻远瞩，把工作做到了国外。
1954年底回国后，谢和赓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王莹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编剧。无论在文艺上还是在政治上，这对夫妇都没有当年的风采了。1957年，谢和赓因提议保护古迹牌楼而被打成右派，两人都失去公职，后迁居北京西郊香山狼见沟，避世独处。1966年夏天，谢、王夫妇因“美国特务”的罪名被投进秦城监狱。1969年春，还在狱中的谢和赓赋《忆秦娥》一首怀念王莹：“风声咽，秦城梦忆香山月，香山月，满园春色，乌云忽烈，良朋常聚新春节，于今音讯悲隔绝，悲隔绝，卅往事，念莹心切。”1970年后，王莹全身瘫痪，失去说话能力。1974年3月3日，死在狱中。1975年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谢被释放，王莹却已于一年前离世。一般认为，江青直接插手了对王莹的迫害。
2005年，谢和赓在安徽去世。在安徽，谢和赓和王莹合葬在一起。
王炳南与关露：始终无缘婚姻
“左联”女作家关露多才多艺，在写作与翻译方面多有成就，其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和为电影《马路天使》写的插曲《春天里》，均为一时之选。她还与王莹同台演出并支持王莹竞演赛金花。然而，历史记住关露的，首先还是她的悲怆命运：为抗战工作，打入汪伪特工总部获取情报，胜利后却蒙受汉奸恶名，1955年受潘汉年一案的牽连而被捕，1967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她比王莹幸运，毕竟活着走出了监狱；她比王莹更悲惨，因为她始终没有完美的婚姻。
关露1927年到上海读书并从事文艺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左联”。1939年，关露接到叶剑英的密电：“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关露到香港住下——
第二天廖承志和潘汉年一起到香港饭店来了，向关露布置了任务，要她回到上海后，到汪伪特务机关做策反工作。找一个重要人物李士群，争取他为我党做工作。关露欣然接受了。潘汉年又嘱咐关露说：“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巴。”又说：“今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连连点头说：“我不辩护。”
从这时候起，关露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做情报工作，不顾个人安危，忍受朋友们的误解，出生入死，为党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直到1941年年底，这个工作由其他同志接替，她的工作才告一段落。
1942年春天，组织上给关露另一个任务，派她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当编辑，打算通过女声社社长佐滕俊子的左派朋友，找到日共的地下党员搞敌人的情报工作。（胡绣枫《回忆我的姐姐关露》）
这是一个“毁掉个人名誉”的工作。据柯兴的传记介绍，当时廖承志曾向她保证：“关露同志，将来党会出来为你说话的。”
抗战胜利，举国狂欢，但关露却上了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名单。在周恩来的建议和王炳南的嘱托下，有关部门把她转移到苏北解放区。但到淮阴第3天，关露就被隔离审查，忧愤之中，她又收到相爱多年，此时正在重庆工作的王炳南的绝情信，终于精神崩溃。后来虽因潘汉年的证明而获自由，但实际上仍被打入另册。周旋于敌人中间的危险已经过去，但当年因误解而来的责骂却依然存在，不过是换了另一种形式：组织上的怀疑。“潘汉年案”发生后的1955年6月15日，关露被捕。1957年3月27日，关露出狱，其党籍因李克农的干预而得以恢复，但接着就收到电影局要她退休的通知，此时她还不到50岁。1967年7月1日，关露再次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5月被释放。出狱后，她对党没有丝毫怨言，对当年的秘密也依然守口如瓶。直到1982年3月潘汉年得到平反后，关露才被认定“不存在汉奸问题”。晚年的关露瘫痪在床，孤苦冷寂，生活状况极其糟糕。1982年严冬，关露服安眠药自杀。
关露坎坷的一生中包含着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关露偶然认识了地下党员王炳南。1938年初第二次见面告别时，关露把自己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王炳南，偶然触摸到了他冰冷的手，情不自禁地说：“怎么这么凉？冻的吧？还不快把手放到兜里暖和暖和。”这旬普通的关怀话，令王炳南在凛冽的寒风中怦然心动。不久收到王炳南的来信，信里还夹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此后鸿雁传书，但双方都没有点破，这不仅因为王炳南已有妻子，也因为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血雨腥风中，他们都承担着重要使命，王炳南随周恩来从事统战工作，关露留在上海执行秘密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两人才在信中商定，时机一到就解决婚姻问题。 1946年，王炳南随周恩来到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此时，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他决定到苏北找关露商定终身大事，行前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和关露之间的关系以及到苏北的计划。几天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以劝慰的口吻对他说：“炳南同志，关露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于她这一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不少人以为她是‘文化汉奸’……炳南同志，你长期以来从事党的外事工作，如果你们两人结合，恐怕会给社会上带来不好的影响，这对我们开展工作并不利……”在党的声誉与个人感情之间，王炳南没有其他选择。1949年3月，关露去看望12年没有见面的王炳南，表达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的执着，而王炳南则三次重复：忘掉过去吧。
关露的故事是令人伤怀的。王炳南在悼念关露座谈会上说：“我认为，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1996年12月，胡绣枫对来访的关露传记的作者柯兴说：“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到76号李士群那里，本应我去，结果却让我姐姐代我去了。我姐姐后来受潘汉年案牵连，两次入狱，十年坐牢，皆因我这句话引起。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我姐姐！”
关露自杀用的安眠药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信封的里面，有王炳南当年送给她的照片。在王炳南题字“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的下面，是关露的题词：“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政治原因阻碍着王、关的婚姻。这不是王炳南的错，即使王炳南顶着压力与她结婚了，在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中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在关露遭遇灾难的时候，王炳南似乎一帆风顺，直至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但他的婚姻始终为政治所左右。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德國人王安娜，这位有着自由主义思想的德国女性是最早一位随夫到中国参加革命的欧洲人。1938年12月，根据周恩来的安排，王安娜到香港和上海，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以获得一批支援延安的医学器材。在沪期间，王安娜遇到一个留学德国时与她相识的日本人K博士，并受后者之邀到东京一游。此行给王安娜蒙上了一个阴影并直接影响到王炳南，甚至有人怀疑她是双重间谍。“王安娜为此很苦恼、很失望。她为我党做了许多出生入死的工作……而今，却因为这件事先无法请示的‘日本之行’，让自己的丈夫在党内挨整。她很寒心。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和前途，也为了解脱自己的苦恼，她只好与王炳南分手”。（程远行《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这是1945年的事情。此后王安娜去担任宋庆龄的秘书，王炳南随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1950年，王与外交部秘书张浴云结婚。1966年初，在外交部副部长任上的王炳南被认为是“特嫌”（起因是他与曾经为党工作的董竹君女儿董国瑛有过联系，而董国瑛当时被怀疑是美国特务），在家闭门思过，不久被关进外交部办公楼的地下室。张浴云也受到牵连，受到批斗，她曾两次逃狱、两次被抓回，在无法忍受诬陷、谩骂和污辱的绝望中，自缢身亡。“王很明了，张浴云之死是由于他的株连造成的。他心如刀绞，双眼涌泛了泪水，几十年的夫妻就这样诀别，连一句她受委屈的话都没有听到……在王炳南的要求下，外交部专案组同意王回家把张浴云去世的事告诉孩子们，但只许十分钟，而且还要专案组人员陪同前往”。（《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文革”结束后，在双方孩子们的策动下，王炳南与老朋友、也是被迫害致死的潘自力的妻子姚淑贤结婚。晚年的王炳南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推动了民间外交。
黄慕兰：为革命结婚，为革命分离
革命不只是男性的事。中国革命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大姐，有无数女战士、女烈士，也有许多身份高贵、周旋于权贵富豪中间的女性，著名的如胡兰畦、秦德君、董竹君等，还有黄慕兰。
黄慕兰是著名的“浏阳三杰”之一黄颖初（另两位是谭嗣同、唐才常）之女，1907年生，1925年与父亲的朋友之子结婚，不到一年就逃到武汉参加革命。1926年任国民党武汉市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因其端庄美貌、工作热情而在革命的中心风头甚劲，不但令诗人郭沫若热恋不已，也成为茅盾后来的《蚀》三部曲中主人公的原型。在武汉期间，黄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宛希俨結为夫妇，后同到江西。1928年1月，宛希俨在赣西南特委书记任上牺牲，黄与饶漱石同居。1928年底，黄与饶一起到上海工作，重逢武汉时即已认识、此时是六届中央委员的贺昌，双方均有好感。贺劝说黄嫁给自己：“无产阶级的革命妇女，更要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决不能有什么‘从一而终’和树立贞节牌坊的旧礼教观念，当然也要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生活放荡的浪漫无边际作风。”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结为夫妻。饶与黄分手后，到东北工作。1949年两人再见时，饶已是主政华东和上海的最高领导。
1930年3月3日，黄慕兰在香港生下贺平，此时贺昌已由南方局书记调任天津北方局书记。考虑到黄怀孕时坐过牢，患有严重胃病，孩子也先天不足，生下来就很瘦小，母子都不便随贺一起远赴北方，留在香港又没人照顾，无奈之中，贺与接替他任南方局书记的卢彪商量，将孩子送给了卢彪夫妇。此事是瞒着黄慕兰进行的，直到离开香港上船时，贺昌才对她说：你身体不好，又没奶，孩子怎么能带大？卢彪夫妇是我们的同志，又很想有个孩子，一定会把孩子比我们还看得更宝贝，把孩子交给他们，我是很放心的，希望你也放心！“把儿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我们都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将来孩子长大了既是老卢夫妇的，也是我们的，还希望他来接我们革命事业的班呢！”在贺昌看来，孩子是“自己的”与女子“从一而终”一样，都是必须抛弃的思想。但黄慕兰似乎还没有想通：她与宛希俨生的第一个儿子已被送回宛的老家，现在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又要送人，母性的感情当然极难割舍。只是为了不让贺昌说自己“太感情用事”，她只好同意。
1930年北方局领导的暴动失败后，贺昌与黄慕兰回到上海。黄在潘汉年的单线领导下，以“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的身份营救被捕同志，其主要资源是进步律师陈志皋及其父亲陈其寿。陈家是清代康雍年间著名的陈阁老陈元龙的后裔，为江南世家，地位显赫，人脉广泛，既是黄慕兰理想的保护伞，也是她接触上流社会、扩大社交网络的平台。更巧的是，不知道黄慕兰真实身份的陈志皋对她一见倾心，陈家也认为她是标准的书香闺秀，都愿意帮助她，如提供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的情况、参与营救关向应、为周恩来刊登“伍豪启事”等。这一关系极为组织所看重，周恩来就对黄说：一切公开的活动都通过陈志皋出面，自己尽量不要出面，只做他幕后的参谋，千万小心谨慎，一定要想方设法隐蔽好自己，抓牢陈志皋，做好工作。为了抓牢陈志皋，1931年8月，由组织备礼出钱，黄慕兰宴请陈家亲友，拜陈家父母为干爹干妈。1931年秋，贺昌奉调江西苏区，黄继续留在上海。此后一段时期，陈志皋频频示爱，黄对之也有好感：“使我俩感情不断靠拢的是，陈志皋在我的影响下，充分利用他的律师身份和社会地位，为营救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出了大力。”已婚的黄慕兰自然不便接受陈志皋，但组织却屡次要求她找陈志皋——总是有新的被捕者需要营救。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求婚。黄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我还不知道贺昌的消息，总还是念念不忘地等待着中央派人来接我去中央苏区，盼望着能与贺昌重逢团聚。所以我对志皋说：‘我跟你的家庭地位不般配，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不适宜做你的终身伴侣的。’他为了表示对我忠贞的爱情，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的手巾上书写爱意。我一时没了主意。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才好，只得说此事尚容我慎重考虑，以后再答复他。”次年，陈母又托人向黄母正式求婚。考虑陈家在上海的地位、影响及其对开展营救工作的重要性，组织来做工作了。潘汉年调往江西苏区后的继任者刘伯垂对黄慕兰说：“你的工作对象在上海，陈志皋是中央指定给你的主要工作对象，如果现在为了个人婚姻，擅自放弃，离开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是无法向党组织交代的。你和陈志皋结合组成家庭后，将更有利于掩护自己的身份，极有可能将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绝对是合乎工作需要的……对贺昌同志，将来我们都会向他说明个中缘由。贺昌是个很开明的人，他也决不会埋怨你。”
既然是组织的要求，黄慕兰也就服从，何况她对陈志皋也是有感情的。1935年5月，黄、陈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申报》等都作了报道。此后，贺昌以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江西从事武装斗争；黄慕兰利用陈志皋夫人、通易信托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身份和已经开辟的上层统战关系，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陈志皋也逐步自觉地为党工作，如参与营救“七君子”等。黄、陈婚姻是服从组织安排的典范，而革命确也从其婚姻中得到帮助。1938年1月，周恩来派刘少文来上海，在安排黄慕兰工作的同时，还特别向陈志皋致谢。此后，黄的工作即属于刘少文情报系统。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次不是组织安排结婚，而是要求把婚姻继续下去。黄、陈的婚姻总体上是完美的，但也不是没有缝隙。全面抗战爆发后，黄曾提出离开上海到延安的请求，未获批准。1942年黄到重庆，向周恩来表达了离开陈家的愿望。黄慕兰向周恩来哭诉，自己在陈家一直没有公开过真实身份，心中愧疚难耐，而且又听说陈志皋有外遇的传闻。周恩来劝说道：“对旁人传说的风言风语你不可随便相信……我们共产党员肚量要放得大一点，眼光要看得高一点、远一点。民主人士即使有过那么一段罗曼史，有时恐怕也是出于社交工作方面的需要，逢场作戏而已，在这方面对党外人士不应苛求……你的心胸一定要开阔一些，一切以大局为重，不要去计较这些生活上的小事情了。” 陈志皋确有婚外情。他在大学时与女同学彭庆修交好，彭毕业后嫁给了一位律师。抗战胜利后，陈与彭旧情萌发，来往亲密，以致彭与其夫离婚。黄慕兰对丈夫的外遇当然不快，而周恩来认为：黄是共产党人，陈是民主人士，因此不必与之计较。
组织对黄、陈婚姻的第三次要求则是分离。1949年后，黄的党员身份未得到确认。1950年，陈志皋一方面因新政权未给他以合适的安排而深感寥落，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已与彭庆修同居，决定不再在上海蜗居憋闷而到海外另闯一番事业。此时，组织上亦有派人到海外发展、为国谋利以打破西方封锁的设想，黄、陈夫妇自然是理想人选。黄慕兰不想走，但“（刘）少文同志专门传来中央指示，答复说志皋的打算正合工作需要，同意他去海外另图新举，中央既已同意，我虽心中痛楚却不便再坚持反对；而我又决心留在国内，无形中就更促成了他偕彭庆修同行。当时我们两人的心情虽彼此有矛盾，但仍能以大局为重而互勉”。1950年5月，陳志皋离沪赴港，从此黄、陈天各一方，竟成永诀。
黄慕兰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红军长征后，贺昌留在江西坚持斗争，1935年3月5日在会昌河边负伤，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陈志皋走后，黄慕兰结束了她与陈合办的“通易公司”的善后工作，然后担任居委会宣传部部长，参与街道和里弄的社区工作。1955年6月15日夜因“潘汉年案”被捕，1960年转入秦城监狱。1963年出狱，与儿子一起生活。1967年6月10日再入秦城监狱。1975年5月释放，接着是要求平反、争取恢复党籍的漫长上访路。1980年发下一张留有尾巴的平反通知书。1987年，中组部决定：承认1926年入党，但1933年脱党，按1951年重新入党计。谢和赓与王莹：相恋而迟迟不能结婚
在1930年代的上海演艺明星中，王莹是最具才华的一位：不但有大量演艺作品，还有在孤寂状态下完成的长篇小说《宝姑》和《两种美国人》。她还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不过，王莹之所以特别令人关注，还是与她的人生悲剧和婚恋有关。
王莹是安徽芜湖人，生于1913年。1928年到上海，成为复旦剧社、艺术剧社等左翼团体的主要演员。1930年加入共产党，积极参加左翼革命文化活动。1932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先后主演了《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同仇》等影片，是红遍上海滩的演员，也是头角崭露的文学新秀。从其后来的命运来说，这时期最重要的事情是她与蓝苹（即后来的江青）的交往与结怨。两人的亲密合影一直保存到现在，但在电影《自由神》中，王莹是主演而蓝苹是配角；在话剧《赛金花》中，王莹是A角而蓝苹是B角。王莹的成功令蓝苹心存忌恨，为王莹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抗战开始后，王莹与丈夫金山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二队”，到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第五战区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在南京，王莹认识了时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双方均有好感。此后在台儿庄前线、中原腹地、武汉三镇，王、谢均有良好的合作并相知相爱。
谢和赓生于桂林书香之家（其父为新桂系首领之一黄旭初的秘书谢顺慈），1930年加入共产党后从事秘密工作，在察哈尔同盟军任吉鸿昌的上尉秘书。吉部失败后，谢根据组织的安排，手持冯玉祥的介绍信回到广西。为了尽快得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重视，他和白崇禧的内弟马仲孚合著《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概况》一书，并发表《谈广西的对外贸易》等文章，对广西的经济建设建言献策，受到正在致力于建设“大广西”的桂系领袖的欣赏，被聘为广西工商局研究员、建设厅工商科一等科员等。利用这一身份，谢和赓努力接近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如帮助白购书，为李夫人郭德洁查书，终于赢得白崇禧的信任，成为白的秘书。1934年谢与白夫人马佩璋唯一的表妹杜璇结婚，并生下一子谢镛。1937年8月，谢和赓正式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兼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大本营的中校机要秘书。1937年10月，谢写成一万五千多字的建议书《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时任国民政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对此文大加赞赏，采纳了其中一些意见，将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一时成为抗日名言。在此期间，谢和赓搜集了许多绝密情报上报组织。1939年底，谢的上线领导宣侠父调西安“八办”协助林伯渠工作，他的工作由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亲自过问，而由桂林“八办”主任李克农直接领导。
1939年4月，由李宗仁、白崇禧提议，周恩来、董必武赞同，“演剧二队”改名“中国救亡剧团”，由王莹与金山率领赴南洋宣传抗日，1941年春载誉而归。在此期间，王莹与谢和赓鸿雁传书，感情日深。妨碍他们结婚的，当然与他们都有家庭有关。不过，还在南洋期间，王莹和金山之间就裂痕渐生，而谢的婚姻也不幸福，婚后不到一年就分居。在这种背景下，谢认识并爱上王莹不但合情而且合理。1941年王莹与金山的婚姻解除，她和谢和赓的关系日益公开，这在1942年的重庆文化界掀起一场大波。王莹的一些朋友和同志，包括郭沫若、田汉、范长江等人，都反对她与反动军官结婚。有人或当面发难，或背后攻击，甚至给领导施加压力，意在拆散这对情侣。另一方面，在白崇禧的身边，也有人反对谢和赓与一个接近共产党的“红色影星”恋爱，认为这可能是共产党的“美人计”。王、谢的婚姻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来、白崇禧的态度。
周恩来是细致入微的，他理解王、谢的恋爱，对那些传播是非、给热恋中的情侣制造冷风寒流的家伙给予严肃批评，同时又分别召见王、谢。他对谢和赓说：“你和王莹的恋爱是完全正当的，党组织决不干涉你们的私事……你和你的妻子早已不能相处，思想、生活完全水火不容，这是侠父详细报告我的……为了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你现在决不能跟你的妻子离婚。因此，你和王莹今后到了美国，绝不能同居，也绝不能结婚，一直要到你的旧关系解决之后，你们才能结婚。”
周恩来的意思非常明显，就是要把恋爱和结婚区分开来。谢和赓可以与王莹恋爱，但不能结婚。因为杜璇是白崇禧的亲戚，维持与杜的婚姻有利于获得白的信任，有利于谢和赓获取情报。同样的话，周恩来也对王莹说过。在重大的政治需要面前，身负重任的谢和赓对这一革命原则并不陌生。 白崇禧也是非常开明的，谢和赓与杜璇失和，白不是责怪而是十分同情这位能干的秘书，对于谢、王相爱也予默认。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白也从未向夫人说明真相。对于那些反对谢、王恋爱的人，白明确说：“我觉得那些管闲事的人，忌妒吃醋的人可能有，借机挑拨我与和赓关系的人也可能有，和赓跟王莹恋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样，国民政府最重要的高级将领之一始终在保护着一个共产党的间谍。
谢和赓与王莹就这样维持着恋爱而不结婚的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了争取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国民政府向美国派遣了一批留学生，以在美国各界开展外交和宣传工作。谢和赓、王莹分别以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学习员”和国民党海外部“视察员”的名义赴美，实则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美国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在美期间，谢和赓先后入费城、芝加哥等地的大学读书，后任华侨报纸《纽约新报》代总编辑，负责翻译和撰写社论的工作。王莹先后在耶鲁大学、邓肯舞蹈学校学习，同时组织中国剧团在各地巡演，宣传中国抗战，1943年还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话剧和街头剧，受到罗斯福总统夫妇的好评。1947年，谢、王都来到纽约居住。在美期间，谢和赓与王莹“不结婚，不同居……在到美国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虽然他俩年龄都已三十多岁，他俩一直努力控制着情爱的冲动，保持着爱情花朵的洁白无瑕”（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王莹》，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1950年2月1日，桂林市人民法院判决了谢和赓的离婚申诉。2月10日，谢和赓收到姐姐寄来的判决书。2月22日，谢和赓与王莹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但距他们相爱，已经十多年了。
谢、王一直与组织保持联系。1945年4月至6月，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到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谢、王还专门去汇报工作、请示指示。1948年，马季良（唐纳）由香港到纽约，给谢、王带来夏衍的一封信，大意是大陆即将解放，党内急需干部，希望谢、王做好回国准备。可见，早在革命成功之前，党的领导人就高瞻远瞩，把工作做到了国外。
1954年底回国后，谢和赓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王莹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编剧。无论在文艺上还是在政治上，这对夫妇都没有当年的风采了。1957年，谢和赓因提议保护古迹牌楼而被打成右派，两人都失去公职，后迁居北京西郊香山狼见沟，避世独处。1966年夏天，谢、王夫妇因“美国特务”的罪名被投进秦城监狱。1969年春，还在狱中的谢和赓赋《忆秦娥》一首怀念王莹：“风声咽，秦城梦忆香山月，香山月，满园春色，乌云忽烈，良朋常聚新春节，于今音讯悲隔绝，悲隔绝，卅往事，念莹心切。”1970年后，王莹全身瘫痪，失去说话能力。1974年3月3日，死在狱中。1975年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谢被释放，王莹却已于一年前离世。一般认为，江青直接插手了对王莹的迫害。
2005年，谢和赓在安徽去世。在安徽，谢和赓和王莹合葬在一起。
王炳南与关露：始终无缘婚姻
“左联”女作家关露多才多艺，在写作与翻译方面多有成就，其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和为电影《马路天使》写的插曲《春天里》，均为一时之选。她还与王莹同台演出并支持王莹竞演赛金花。然而，历史记住关露的，首先还是她的悲怆命运：为抗战工作，打入汪伪特工总部获取情报，胜利后却蒙受汉奸恶名，1955年受潘汉年一案的牽连而被捕，1967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她比王莹幸运，毕竟活着走出了监狱；她比王莹更悲惨，因为她始终没有完美的婚姻。
关露1927年到上海读书并从事文艺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左联”。1939年，关露接到叶剑英的密电：“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关露到香港住下——
第二天廖承志和潘汉年一起到香港饭店来了，向关露布置了任务，要她回到上海后，到汪伪特务机关做策反工作。找一个重要人物李士群，争取他为我党做工作。关露欣然接受了。潘汉年又嘱咐关露说：“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巴。”又说：“今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连连点头说：“我不辩护。”
从这时候起，关露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做情报工作，不顾个人安危，忍受朋友们的误解，出生入死，为党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直到1941年年底，这个工作由其他同志接替，她的工作才告一段落。
1942年春天，组织上给关露另一个任务，派她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当编辑，打算通过女声社社长佐滕俊子的左派朋友，找到日共的地下党员搞敌人的情报工作。（胡绣枫《回忆我的姐姐关露》）
这是一个“毁掉个人名誉”的工作。据柯兴的传记介绍，当时廖承志曾向她保证：“关露同志，将来党会出来为你说话的。”
抗战胜利，举国狂欢，但关露却上了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名单。在周恩来的建议和王炳南的嘱托下，有关部门把她转移到苏北解放区。但到淮阴第3天，关露就被隔离审查，忧愤之中，她又收到相爱多年，此时正在重庆工作的王炳南的绝情信，终于精神崩溃。后来虽因潘汉年的证明而获自由，但实际上仍被打入另册。周旋于敌人中间的危险已经过去，但当年因误解而来的责骂却依然存在，不过是换了另一种形式：组织上的怀疑。“潘汉年案”发生后的1955年6月15日，关露被捕。1957年3月27日，关露出狱，其党籍因李克农的干预而得以恢复，但接着就收到电影局要她退休的通知，此时她还不到50岁。1967年7月1日，关露再次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5月被释放。出狱后，她对党没有丝毫怨言，对当年的秘密也依然守口如瓶。直到1982年3月潘汉年得到平反后，关露才被认定“不存在汉奸问题”。晚年的关露瘫痪在床，孤苦冷寂，生活状况极其糟糕。1982年严冬，关露服安眠药自杀。
关露坎坷的一生中包含着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关露偶然认识了地下党员王炳南。1938年初第二次见面告别时，关露把自己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王炳南，偶然触摸到了他冰冷的手，情不自禁地说：“怎么这么凉？冻的吧？还不快把手放到兜里暖和暖和。”这旬普通的关怀话，令王炳南在凛冽的寒风中怦然心动。不久收到王炳南的来信，信里还夹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此后鸿雁传书，但双方都没有点破，这不仅因为王炳南已有妻子，也因为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血雨腥风中，他们都承担着重要使命，王炳南随周恩来从事统战工作，关露留在上海执行秘密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两人才在信中商定，时机一到就解决婚姻问题。 1946年，王炳南随周恩来到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此时，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他决定到苏北找关露商定终身大事，行前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和关露之间的关系以及到苏北的计划。几天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以劝慰的口吻对他说：“炳南同志，关露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于她这一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不少人以为她是‘文化汉奸’……炳南同志，你长期以来从事党的外事工作，如果你们两人结合，恐怕会给社会上带来不好的影响，这对我们开展工作并不利……”在党的声誉与个人感情之间，王炳南没有其他选择。1949年3月，关露去看望12年没有见面的王炳南，表达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的执着，而王炳南则三次重复：忘掉过去吧。
关露的故事是令人伤怀的。王炳南在悼念关露座谈会上说：“我认为，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1996年12月，胡绣枫对来访的关露传记的作者柯兴说：“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到76号李士群那里，本应我去，结果却让我姐姐代我去了。我姐姐后来受潘汉年案牵连，两次入狱，十年坐牢，皆因我这句话引起。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我姐姐！”
关露自杀用的安眠药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信封的里面，有王炳南当年送给她的照片。在王炳南题字“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的下面，是关露的题词：“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政治原因阻碍着王、关的婚姻。这不是王炳南的错，即使王炳南顶着压力与她结婚了，在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中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在关露遭遇灾难的时候，王炳南似乎一帆风顺，直至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但他的婚姻始终为政治所左右。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德國人王安娜，这位有着自由主义思想的德国女性是最早一位随夫到中国参加革命的欧洲人。1938年12月，根据周恩来的安排，王安娜到香港和上海，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以获得一批支援延安的医学器材。在沪期间，王安娜遇到一个留学德国时与她相识的日本人K博士，并受后者之邀到东京一游。此行给王安娜蒙上了一个阴影并直接影响到王炳南，甚至有人怀疑她是双重间谍。“王安娜为此很苦恼、很失望。她为我党做了许多出生入死的工作……而今，却因为这件事先无法请示的‘日本之行’，让自己的丈夫在党内挨整。她很寒心。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和前途，也为了解脱自己的苦恼，她只好与王炳南分手”。（程远行《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这是1945年的事情。此后王安娜去担任宋庆龄的秘书，王炳南随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1950年，王与外交部秘书张浴云结婚。1966年初，在外交部副部长任上的王炳南被认为是“特嫌”（起因是他与曾经为党工作的董竹君女儿董国瑛有过联系，而董国瑛当时被怀疑是美国特务），在家闭门思过，不久被关进外交部办公楼的地下室。张浴云也受到牵连，受到批斗，她曾两次逃狱、两次被抓回，在无法忍受诬陷、谩骂和污辱的绝望中，自缢身亡。“王很明了，张浴云之死是由于他的株连造成的。他心如刀绞，双眼涌泛了泪水，几十年的夫妻就这样诀别，连一句她受委屈的话都没有听到……在王炳南的要求下，外交部专案组同意王回家把张浴云去世的事告诉孩子们，但只许十分钟，而且还要专案组人员陪同前往”。（《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文革”结束后，在双方孩子们的策动下，王炳南与老朋友、也是被迫害致死的潘自力的妻子姚淑贤结婚。晚年的王炳南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推动了民间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