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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中乡下,吃饭意味着某种仪式。饭桌上,偶尔左手不捧碗,我妈会隔着桌子伸过筷子来打手,说不打不长记性。有时五指朝上捧碗,也要挨一通说,这叫五指巴天,是不尊重上天。碗洗后得用抹布擦净,一只只反扣好,筷子得两根摆得一样齐。喝粥不能发出呼啦声,喝汤头不可埋到碗里,吸面条脖子不要仰得鼻孔眼朝天,筷子不得捅得饭碗“嗵嗵”响。对于让人活下去的东西,村子里的人有种天然的崇敬。我妈说,吃饭没吃相出息不会大,宁可饿在肚子里也不要穷在志气上。
有种饿,不是没有得吃,而是每顿都不能尽兴吃饱。我妈说,糖吃到嘴里只甜到舌头,涂在脑勺子后面才能甜到心里,肚子里带着三分饥走路才知跑得快。因为粮食稀少,即使每顿都吃得刮碗底刮锅底,但若逢有人饭点上来找我爸谈事,我妈总是招呼人一起吃,说也就添双筷子的事,不麻烦的。吃饭的人来多了,我妈说也就是多添一瓢水的事。背地里我妈说,别老记挂着嘴上的食,自己吃了臭茅缸,让人吃了香四方。
春天的日头长,门前苹果树的叶子在清晨的阳光下亮得如玉一样。临到中午,阳光爬到了梨树上,叶片上润泽的亮光渐渐带上一丝薄霧,像过年时吃的白米饭上那层热腾腾的轻烟,透着暖香。午饭时的村子,鸡不再与狗追着跑,圈里的羊也垂下它躁动的长睫毛,那些煮在锅里的关于春天的菜肴,让万物停止喧嚣,归于平和与温柔。午后,太阳骑在柿子树半边的树梢上,树下的母鸡们放慢了刨食的爪子,一朵花从树上吹落在跌跌撞撞的小鸡边上,幸而不是一枚种子,避免了被小鸡吃掉的命运。天,始终暗得慢。我跑到厨房里,对着水缸看,对着筷子看,我妈说吃饭就是添双筷子、多瓢水的事,可是这筷子这水缸,怎么看都是不抵饿啊。那天过得好慢,我竟然倚坐在梨树下,睡着了。
五六岁时的我,头发黄软,个子瘦长。伯母背地里给起了个外号,叫豆芽。我妈知道后很是生气,我还挺喜欢的,像豆芽好啊,起码是棵菜呢。我还愿意像面条,像白米饭,饿不着,多好。
夏天,村子在火里烤着。怕热,中午和晚上基本都不生火了,早晨烧一锅薄粥,管一天的吃喝。每天早上,我们喝一碗掺了番瓜的元麦糁子粥,余下的粥全都锁到我妈房里。等她中午收工回来,开了锁,才能喂我们早饿得像榆树叶子一样薄的肚子。小饭桌端到院子里的树下,盛上一碗元麦粥,桌上有瓜扯、盐蒸紫茄子、白糖拌红番茄、青椒炒黄豆米,微风从树杈间的各个缝隙里漏出来,带来远处稻田里的香味。偶尔也会捎来一两朵缠在丝瓜架上的牵牛花,那紫的红的花朵落在碗边,比菜香。没人去打扰它,任它继续一朵花的旅行。
这一年的秋天,村子里隐伏着一股兴奋的情绪,平静的乡村生活充满了某种期待。邻居们都在议论,今年的稻子要用机器来收割了。我妈说这下好了,一颗颗米就像磕头磕出来的,插秧时弯腰驼背向后退,收稻时驼背弯腰向前爬,现在如果站着就能把稻子收上来,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我爸笑,说你也真会想,神仙还要费筋巴脑地种地?我妈说,那是肯定的,神仙也得吃饭嘛。
终于,收割机在下午时分一路轰隆着开进村子。田埂上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老支书举着一根竹子在收割机前作引导,还有两个大男将举着杈子和大麻袋跟在收割机后面,齐整整的稻谷卷进收割机,稻秆从收割机里吐出来就是穰草,谷子落在后面的麻袋里,装满一袋就再换一只麻袋。年近七十岁的老支书戴着草帽,他跑在收割机的前面,金黄色的田野大片地朝他身后退去,那是一片铺天盖地的金黄色,但在这种金黄色里,每种植株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符号,一种符号就是一种命运。你看那远处的田野如团团燃烧的海水,壮阔的轮廓直接延伸成天际线;稻叶上布满砂粒样的纹路,在明净的秋阳下跃动、挣扎、闪烁出深浅不一的光斑,它们向大地的告别庄严而又热烈。我此后,再也没有见过这样壮阔的收割时的稻田,它们从此长在我的记忆里,并且在我后来的生活中反复再现,只是再现,无法覆盖。那天,收割机最终没有试验成功,机器碾过的地方遗留下的稻穗、碎谷子多于人工收割。农民们重新弯腰挥镰。后来,人们常常谈起那仅有的一次农业机械化的经历,因为兴奋,语气略带震颤。
中秋节,我爸决定请客。客人有两位,小张和小王。他们是村办厂特地从无锡请来的师傅,在我们村用石棉瓦搭起的厂房里,教农民们如何用烧电炉子的办法提炼出酒精、硫酸、硝酸、盐酸。那天晚上,院子里点了两盏玻璃罩煤油灯,我妈用新收的白米煮了饭,贴了米粉饼,炖了一盆麻虾酱鸡蛋羹,红烧了一盘鲫鱼,煮了一大碗的肉圆子,煨了一锅芋头扁豆肉骨头汤。我爸买来一大捆橘子汽水,每个人都分得一瓶。饭碗一丢,小张和我妈打来井水,一边洗碗,一边唱锡剧,唱的是《珍珠塔》。小王跟我爸一人泡了一壶茶坐在梨树下聊天。小张唱,娘说我虎背龙腰生得好,一定要穿大红袍,脱了红袍换紫袍,腰束金镶白玉御骨套。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听着,一动不动。月亮上来了,小张和小王要回厂里去了,我和我妈举着煤油罩灯送他们到院门处。小张说,亮子上来了,可以省点灯油了,然后就接过我妈手上的罩灯,轻轻吹熄那一簇火苗。月光一下子就亮堂了起来。小张学着我们当地人,将月亮唤作亮子,口音又轻又糯。她转身走在门前的泥路上,脚上一闪,那是穿在凉鞋里的玻璃丝袜在月亮下的反光。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背影,直到小张肩上的两根辫子在月色里越走越远。回家,关上院门,落下门闩,我轻轻学着小张口音说,亮子上来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听到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跳了一下。
常在饭点上来我们家的人当中,习余算是一个。习余原先是六队的生产队长,大队里筹备化学试剂厂时,我爸说你高中毕业,有文化,来当厂长吧。习余厂长三天两头就来我们家,我爸白天在外东奔西跑,他只有在饭点上才能遇到我爸。来了也不多话,一脸苦恼。我妈喊,一块坐下吃饭吧,肚里有食了人就不慌了。饭点上家里突然来一个人,我们就都没机会添第二碗饭。我妈刮锅底时还特细作,生怕那点响声让人家难为情。有一年老传着要地震,家家搭起防震棚,村里、公社还有县上的干部天天在有线喇叭里讲防震。有一天半夜突然喇叭里拉起地震警报,我爸把睡得正酣的我们一个个连拉带抱地拖出去,紧接着再去西屋里喊我爷爷奶奶,一家人正坐在院子里惊魂未定呢,就见大路上奔来一个人影,到了近处边跑边喊,是习余。我爸迎上去,以为厂里出状况了。习余满头大汗,说厂里没事,今天停电没开工。警报一响,他两脚一拔就奔来了,想着这里老的老小的小,担心一大家子光靠我爸我妈应付不过来。我爸递过去手上的芭蕉扇,拖了把椅子,说,坐吧,没有大事的。等习余走了后,我爸说,你们以后要记住习余,要做这样的人。
我妈说,地里长出来的庄稼,你只要在嘴上慢慢嚼上十来下、二十来下,都能嚼出香味来、甜味来,说饭菜不香,是嚼得太快了。有些话虽然听过,但要听懂,得经历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后才能明白。有一天,我认真地煮了一锅饭,洗手漱口后,盛了满满一碗,每口饭认真地嚼上二十来口,一口口嚼碎、咽下,没有任何小菜,就一碗米饭,竟然吃得眼泪汪汪。世上哪有不香的饭菜呢,只有不会细嚼慢咽的人。
【作品赏析】
“世上哪有不香的饭菜呢,只有不会细嚼慢咽的人。”作家的这句话,不仅是全文的点睛之笔,也是对读者的一种启示。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也许吃遍了各种美食,但我们从食物中体会到的幸福感,真的比当初期待一碗元麦糁子粥的人们多吗?作家蒋勋曾说,那些在自助餐厅里想着“我还有哪一种食物没有吃到”的人很可怜,因为他们不是在品味美食,而是出于贪婪在折磨自己的胃。抱着这样的心态吃饭的人,人生也不会太幸福,因为无论是食物还是其他事物,只有体悟、珍惜、感恩“你能吃到的当下的每一口”“你能拥有的当下的每一刻”,才会幸福,才会在饥饿的日子里感恩一碗元麦糁子粥,才能在贫穷的岁月里,依然能观察到“一朵花的旅行”,感受到“亮子上来了”的美好。
编辑 沈不言 [email protected]
有种饿,不是没有得吃,而是每顿都不能尽兴吃饱。我妈说,糖吃到嘴里只甜到舌头,涂在脑勺子后面才能甜到心里,肚子里带着三分饥走路才知跑得快。因为粮食稀少,即使每顿都吃得刮碗底刮锅底,但若逢有人饭点上来找我爸谈事,我妈总是招呼人一起吃,说也就添双筷子的事,不麻烦的。吃饭的人来多了,我妈说也就是多添一瓢水的事。背地里我妈说,别老记挂着嘴上的食,自己吃了臭茅缸,让人吃了香四方。
春天的日头长,门前苹果树的叶子在清晨的阳光下亮得如玉一样。临到中午,阳光爬到了梨树上,叶片上润泽的亮光渐渐带上一丝薄霧,像过年时吃的白米饭上那层热腾腾的轻烟,透着暖香。午饭时的村子,鸡不再与狗追着跑,圈里的羊也垂下它躁动的长睫毛,那些煮在锅里的关于春天的菜肴,让万物停止喧嚣,归于平和与温柔。午后,太阳骑在柿子树半边的树梢上,树下的母鸡们放慢了刨食的爪子,一朵花从树上吹落在跌跌撞撞的小鸡边上,幸而不是一枚种子,避免了被小鸡吃掉的命运。天,始终暗得慢。我跑到厨房里,对着水缸看,对着筷子看,我妈说吃饭就是添双筷子、多瓢水的事,可是这筷子这水缸,怎么看都是不抵饿啊。那天过得好慢,我竟然倚坐在梨树下,睡着了。
五六岁时的我,头发黄软,个子瘦长。伯母背地里给起了个外号,叫豆芽。我妈知道后很是生气,我还挺喜欢的,像豆芽好啊,起码是棵菜呢。我还愿意像面条,像白米饭,饿不着,多好。
夏天,村子在火里烤着。怕热,中午和晚上基本都不生火了,早晨烧一锅薄粥,管一天的吃喝。每天早上,我们喝一碗掺了番瓜的元麦糁子粥,余下的粥全都锁到我妈房里。等她中午收工回来,开了锁,才能喂我们早饿得像榆树叶子一样薄的肚子。小饭桌端到院子里的树下,盛上一碗元麦粥,桌上有瓜扯、盐蒸紫茄子、白糖拌红番茄、青椒炒黄豆米,微风从树杈间的各个缝隙里漏出来,带来远处稻田里的香味。偶尔也会捎来一两朵缠在丝瓜架上的牵牛花,那紫的红的花朵落在碗边,比菜香。没人去打扰它,任它继续一朵花的旅行。
这一年的秋天,村子里隐伏着一股兴奋的情绪,平静的乡村生活充满了某种期待。邻居们都在议论,今年的稻子要用机器来收割了。我妈说这下好了,一颗颗米就像磕头磕出来的,插秧时弯腰驼背向后退,收稻时驼背弯腰向前爬,现在如果站着就能把稻子收上来,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我爸笑,说你也真会想,神仙还要费筋巴脑地种地?我妈说,那是肯定的,神仙也得吃饭嘛。
终于,收割机在下午时分一路轰隆着开进村子。田埂上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老支书举着一根竹子在收割机前作引导,还有两个大男将举着杈子和大麻袋跟在收割机后面,齐整整的稻谷卷进收割机,稻秆从收割机里吐出来就是穰草,谷子落在后面的麻袋里,装满一袋就再换一只麻袋。年近七十岁的老支书戴着草帽,他跑在收割机的前面,金黄色的田野大片地朝他身后退去,那是一片铺天盖地的金黄色,但在这种金黄色里,每种植株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符号,一种符号就是一种命运。你看那远处的田野如团团燃烧的海水,壮阔的轮廓直接延伸成天际线;稻叶上布满砂粒样的纹路,在明净的秋阳下跃动、挣扎、闪烁出深浅不一的光斑,它们向大地的告别庄严而又热烈。我此后,再也没有见过这样壮阔的收割时的稻田,它们从此长在我的记忆里,并且在我后来的生活中反复再现,只是再现,无法覆盖。那天,收割机最终没有试验成功,机器碾过的地方遗留下的稻穗、碎谷子多于人工收割。农民们重新弯腰挥镰。后来,人们常常谈起那仅有的一次农业机械化的经历,因为兴奋,语气略带震颤。
中秋节,我爸决定请客。客人有两位,小张和小王。他们是村办厂特地从无锡请来的师傅,在我们村用石棉瓦搭起的厂房里,教农民们如何用烧电炉子的办法提炼出酒精、硫酸、硝酸、盐酸。那天晚上,院子里点了两盏玻璃罩煤油灯,我妈用新收的白米煮了饭,贴了米粉饼,炖了一盆麻虾酱鸡蛋羹,红烧了一盘鲫鱼,煮了一大碗的肉圆子,煨了一锅芋头扁豆肉骨头汤。我爸买来一大捆橘子汽水,每个人都分得一瓶。饭碗一丢,小张和我妈打来井水,一边洗碗,一边唱锡剧,唱的是《珍珠塔》。小王跟我爸一人泡了一壶茶坐在梨树下聊天。小张唱,娘说我虎背龙腰生得好,一定要穿大红袍,脱了红袍换紫袍,腰束金镶白玉御骨套。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听着,一动不动。月亮上来了,小张和小王要回厂里去了,我和我妈举着煤油罩灯送他们到院门处。小张说,亮子上来了,可以省点灯油了,然后就接过我妈手上的罩灯,轻轻吹熄那一簇火苗。月光一下子就亮堂了起来。小张学着我们当地人,将月亮唤作亮子,口音又轻又糯。她转身走在门前的泥路上,脚上一闪,那是穿在凉鞋里的玻璃丝袜在月亮下的反光。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背影,直到小张肩上的两根辫子在月色里越走越远。回家,关上院门,落下门闩,我轻轻学着小张口音说,亮子上来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听到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跳了一下。
常在饭点上来我们家的人当中,习余算是一个。习余原先是六队的生产队长,大队里筹备化学试剂厂时,我爸说你高中毕业,有文化,来当厂长吧。习余厂长三天两头就来我们家,我爸白天在外东奔西跑,他只有在饭点上才能遇到我爸。来了也不多话,一脸苦恼。我妈喊,一块坐下吃饭吧,肚里有食了人就不慌了。饭点上家里突然来一个人,我们就都没机会添第二碗饭。我妈刮锅底时还特细作,生怕那点响声让人家难为情。有一年老传着要地震,家家搭起防震棚,村里、公社还有县上的干部天天在有线喇叭里讲防震。有一天半夜突然喇叭里拉起地震警报,我爸把睡得正酣的我们一个个连拉带抱地拖出去,紧接着再去西屋里喊我爷爷奶奶,一家人正坐在院子里惊魂未定呢,就见大路上奔来一个人影,到了近处边跑边喊,是习余。我爸迎上去,以为厂里出状况了。习余满头大汗,说厂里没事,今天停电没开工。警报一响,他两脚一拔就奔来了,想着这里老的老小的小,担心一大家子光靠我爸我妈应付不过来。我爸递过去手上的芭蕉扇,拖了把椅子,说,坐吧,没有大事的。等习余走了后,我爸说,你们以后要记住习余,要做这样的人。
我妈说,地里长出来的庄稼,你只要在嘴上慢慢嚼上十来下、二十来下,都能嚼出香味来、甜味来,说饭菜不香,是嚼得太快了。有些话虽然听过,但要听懂,得经历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后才能明白。有一天,我认真地煮了一锅饭,洗手漱口后,盛了满满一碗,每口饭认真地嚼上二十来口,一口口嚼碎、咽下,没有任何小菜,就一碗米饭,竟然吃得眼泪汪汪。世上哪有不香的饭菜呢,只有不会细嚼慢咽的人。
【作品赏析】
“世上哪有不香的饭菜呢,只有不会细嚼慢咽的人。”作家的这句话,不仅是全文的点睛之笔,也是对读者的一种启示。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也许吃遍了各种美食,但我们从食物中体会到的幸福感,真的比当初期待一碗元麦糁子粥的人们多吗?作家蒋勋曾说,那些在自助餐厅里想着“我还有哪一种食物没有吃到”的人很可怜,因为他们不是在品味美食,而是出于贪婪在折磨自己的胃。抱着这样的心态吃饭的人,人生也不会太幸福,因为无论是食物还是其他事物,只有体悟、珍惜、感恩“你能吃到的当下的每一口”“你能拥有的当下的每一刻”,才会幸福,才会在饥饿的日子里感恩一碗元麦糁子粥,才能在贫穷的岁月里,依然能观察到“一朵花的旅行”,感受到“亮子上来了”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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