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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与死是人类最根本的价值取向问题，一直以来受到人们关注。《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自杀叙事艺术成熟的标志，展现了司马迁对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人物形象的看法，也展现了他的生命价值观。司马迁运用文学的手法塑造多种类型自杀者的形象，“重诺报恩”的自杀者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主要以《史记》中的侯赢、程婴为例，分析其自杀叙事的文学性。通过分析人物与自杀的原因，探寻自杀叙事与文学人物塑造的关系。正文分为三部分叙述。一是概念阐述，包括自杀叙事、重诺报恩；二是自杀事例及其叙事的文学性分析，具体地分析了侯赢与程婴的自杀与人物形象、与文学表现的关系；三是简要总结了自杀叙事背后作者的生死观与人性的焦点。
关键词：《史记》；自杀叙事；文学性；重诺报恩
1 概念阐述
1.1自杀叙事
自杀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与今天认为的反常的病理现象不同，古人更多地将自杀视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和文化行为，在文学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所谓自杀叙事，即言自杀构成故事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具有揭示人物性格特征、内心世界、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功能，这样的情节结构就叫自杀叙事。”
1.2重诺报恩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莫过于“诚信”二字，在古代尤其受到重视。我们经常讲“以德报怨”和“以德报德”，对于恩情，人们更是希望自己或对方都以恩情来回报。从低层次来讲，这是人性本能的要求；从高层次来讲，这是道德和品德的内化，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史记》中不乏这样的典型案例，或为信守诺言、或为报答恩情、或为了追求一种仁义，“重诺报恩”的他们选择了自杀。
2 叙事的文学性分析
2.1“终寿报恩者”侯赢
胸怀韬略，料事如神，办事周密，是天才谋士侯赢的特征。对于战国四公子之首——信陵君，侯赢是很重要的存在。窃符救赵，侯赢立下汗马功劳。按理说，以他的功绩和受器重足以享受荣华富贵，终养恬以颐年。但是在信陵君持符救赵之时，侯赢却立下誓言“北乡自刎以送公子”，并真的实践。
司马迁善于通过一个个事件表现出人物的形象特征。在侯赢的自杀描写中，一个“果”字，体现了侯赢自杀的毅然决然，刚断果敢。笔墨不多却简洁明了、前后呼应。作者用自杀叙事的文学性给我们解答了一个疑惑：侯赢为什么偏偏选择自杀？
首先，对应历史背景与人物性格特证。在战国年代诸侯争霸，七十高龄的侯赢自知年事已高，不能奔赴沙场效命，又恐留下来魏王知情后，可能会有麻烦。当然，他完全可以逃到别国以延残生。但是作为一个衷心耿耿，一心报答信陵君礼遇之恩的人，公子送他的礼物都不肯受又怎么能去寄人篱下去讨生活呢？与其风烛残年、孤苦伶仃死去，侯赢选择轰轰烈烈去死。看似极端的“北乡自刎”描写即符合人物性格又进一步突出了他对公子的赤胆忠心。
其次，推动情节发展。信陵君是一位仁爱之君，当侯赢说必要时击杀晋鄙时公子落泪，表明其不忍心下手，而这又会影响到整个救赵行动的实施。因此，他特意选择信陵君“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到”，“以送公子”。也意为坚定公子杀晋鄙的决心，有“您一定要从大局出发，千万不能辜负了我对您的一番苦心啊！”的言外之意。侯赢的死坚定了信陵君杀晋鄙的决心，从而促成了救赵这一举动的顺利完成，在情节发展上起到推动作用。
此外，符合春秋战国的社会风尚和道理观念。在当时，守信用，践诺言是人们行动的规范。像侯赢这样的人，不失信不背约，以死报知遇是他们坚守不渝的信条。所以，尽管信陵君非常地不舍，但是他并没有劝阻侯赢。因为如果劝阻，会被认为是不知“士”的表现，是对人格的不尊重。相反，他也要认为侯嬴的以死相报将会激励和坚定自己在夺军救赵的斗争中必须成功的决心。这种自杀的激励机制背后有一种仪式性的东西存在。
2.2“恂主报恩者”程婴
程婴，其保护赵氏孤儿的故事千百年来为世人称颂，侠义、公忠是他的典型。杵臼和程婴为保留赵氏血统已经牺牲的已经够多够多。在忍辱负重经历磨难后，程婴保护赵孤活下来，按理说应重得尊荣，然而他使命完成之后，却同样也选择自杀。因为程婴一直记得自己要报答赵宣孟与公孙杵臼。“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说得感人而真切。面对赵武真诚的劝说，程婴坚决地拒绝“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生动的语言描写表现了不同人物的思想，程婴的自杀给人无比的震撼，这种强大的震撼是具有文学性的。
溯源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相关的记载可以在《左传》中了解。而其在最开始的故事中并没有程婴、公孙杵臼等人，韩厥也仅是一位晋国的大臣，并非屠岸贾的门将。汉代司马迁“以史别俗，以俗补史”，在纪传体史书《史记·赵世家列传》中将赵氏孤儿的故事进行了深一层次的记述，在故事的发展中增加了搜孤救孤、公孙杵臼就义、韩厥放孤等惊险曲折的情节，致使后来的作品都以此为基本的创作素材，对重大的情节转折深加工，着重突出中国式悲剧特色。《史记》中加入程婴、公孙杵臼等人是其刻画人物矛盾冲突，突出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段，鲜明地体现了史传的文学性。
3 结语
生与死的话题一直以来是文学的重要话题，通过对《史记》自杀人物的形象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史记》中的自杀叙事就是作者观念的在文学上一种表达。司马迁将死亡的方式与状态看作是获取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一个手段，他笔下的自杀者的形象数不胜数：有项羽、夫差式的”英雄末路“、有李广、蒙括式的”功臣冤屈“、有屈原、石奢式的”以身殉道“等等。本文所选取的侯赢、程婴式的“重诺报恩”只是其中之一。在这样的环境下再来看“重诺报恩”自杀者体现的思想与文化内涵具有深刻含义，文学的价值也值得发掘。要理解历史中的那些死者，必须探究他们的生活情境，探究他们生活的历史。人出于死亡本能对自杀的关注，对自杀动机的探寻会让人在阅读作品时对自杀人物的心理、性格有更深的了解，对人物生活的社会环境等有一定的了解，其中作品的人物、情节的了解过程也就是文学实现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陈鹏程.试论《史记》的自杀叙事[J].新余学院学报，2011，（5）：1-5.
[2]卢刚.《史记》中自杀人物群像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
[3]祁光烨.论“救孤”过程中的程婴形象[J].青年文学家，2015，（12）：26-28.
[4]张玉金主编.《古代汉语（下）》，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p151-153《赵氏孤儿》（赵世家）
关键词：《史记》；自杀叙事；文学性；重诺报恩
1 概念阐述
1.1自杀叙事
自杀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与今天认为的反常的病理现象不同，古人更多地将自杀视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和文化行为，在文学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所谓自杀叙事，即言自杀构成故事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具有揭示人物性格特征、内心世界、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功能，这样的情节结构就叫自杀叙事。”
1.2重诺报恩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莫过于“诚信”二字，在古代尤其受到重视。我们经常讲“以德报怨”和“以德报德”，对于恩情，人们更是希望自己或对方都以恩情来回报。从低层次来讲，这是人性本能的要求；从高层次来讲，这是道德和品德的内化，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史记》中不乏这样的典型案例，或为信守诺言、或为报答恩情、或为了追求一种仁义，“重诺报恩”的他们选择了自杀。
2 叙事的文学性分析
2.1“终寿报恩者”侯赢
胸怀韬略，料事如神，办事周密，是天才谋士侯赢的特征。对于战国四公子之首——信陵君，侯赢是很重要的存在。窃符救赵，侯赢立下汗马功劳。按理说，以他的功绩和受器重足以享受荣华富贵，终养恬以颐年。但是在信陵君持符救赵之时，侯赢却立下誓言“北乡自刎以送公子”，并真的实践。
司马迁善于通过一个个事件表现出人物的形象特征。在侯赢的自杀描写中，一个“果”字，体现了侯赢自杀的毅然决然，刚断果敢。笔墨不多却简洁明了、前后呼应。作者用自杀叙事的文学性给我们解答了一个疑惑：侯赢为什么偏偏选择自杀？
首先，对应历史背景与人物性格特证。在战国年代诸侯争霸，七十高龄的侯赢自知年事已高，不能奔赴沙场效命，又恐留下来魏王知情后，可能会有麻烦。当然，他完全可以逃到别国以延残生。但是作为一个衷心耿耿，一心报答信陵君礼遇之恩的人，公子送他的礼物都不肯受又怎么能去寄人篱下去讨生活呢？与其风烛残年、孤苦伶仃死去，侯赢选择轰轰烈烈去死。看似极端的“北乡自刎”描写即符合人物性格又进一步突出了他对公子的赤胆忠心。
其次，推动情节发展。信陵君是一位仁爱之君，当侯赢说必要时击杀晋鄙时公子落泪，表明其不忍心下手，而这又会影响到整个救赵行动的实施。因此，他特意选择信陵君“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到”，“以送公子”。也意为坚定公子杀晋鄙的决心，有“您一定要从大局出发，千万不能辜负了我对您的一番苦心啊！”的言外之意。侯赢的死坚定了信陵君杀晋鄙的决心，从而促成了救赵这一举动的顺利完成，在情节发展上起到推动作用。
此外，符合春秋战国的社会风尚和道理观念。在当时，守信用，践诺言是人们行动的规范。像侯赢这样的人，不失信不背约，以死报知遇是他们坚守不渝的信条。所以，尽管信陵君非常地不舍，但是他并没有劝阻侯赢。因为如果劝阻，会被认为是不知“士”的表现，是对人格的不尊重。相反，他也要认为侯嬴的以死相报将会激励和坚定自己在夺军救赵的斗争中必须成功的决心。这种自杀的激励机制背后有一种仪式性的东西存在。
2.2“恂主报恩者”程婴
程婴，其保护赵氏孤儿的故事千百年来为世人称颂，侠义、公忠是他的典型。杵臼和程婴为保留赵氏血统已经牺牲的已经够多够多。在忍辱负重经历磨难后，程婴保护赵孤活下来，按理说应重得尊荣，然而他使命完成之后，却同样也选择自杀。因为程婴一直记得自己要报答赵宣孟与公孙杵臼。“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说得感人而真切。面对赵武真诚的劝说，程婴坚决地拒绝“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生动的语言描写表现了不同人物的思想，程婴的自杀给人无比的震撼，这种强大的震撼是具有文学性的。
溯源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相关的记载可以在《左传》中了解。而其在最开始的故事中并没有程婴、公孙杵臼等人，韩厥也仅是一位晋国的大臣，并非屠岸贾的门将。汉代司马迁“以史别俗，以俗补史”，在纪传体史书《史记·赵世家列传》中将赵氏孤儿的故事进行了深一层次的记述，在故事的发展中增加了搜孤救孤、公孙杵臼就义、韩厥放孤等惊险曲折的情节，致使后来的作品都以此为基本的创作素材，对重大的情节转折深加工，着重突出中国式悲剧特色。《史记》中加入程婴、公孙杵臼等人是其刻画人物矛盾冲突，突出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段，鲜明地体现了史传的文学性。
3 结语
生与死的话题一直以来是文学的重要话题，通过对《史记》自杀人物的形象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史记》中的自杀叙事就是作者观念的在文学上一种表达。司马迁将死亡的方式与状态看作是获取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一个手段，他笔下的自杀者的形象数不胜数：有项羽、夫差式的”英雄末路“、有李广、蒙括式的”功臣冤屈“、有屈原、石奢式的”以身殉道“等等。本文所选取的侯赢、程婴式的“重诺报恩”只是其中之一。在这样的环境下再来看“重诺报恩”自杀者体现的思想与文化内涵具有深刻含义，文学的价值也值得发掘。要理解历史中的那些死者，必须探究他们的生活情境，探究他们生活的历史。人出于死亡本能对自杀的关注，对自杀动机的探寻会让人在阅读作品时对自杀人物的心理、性格有更深的了解，对人物生活的社会环境等有一定的了解，其中作品的人物、情节的了解过程也就是文学实现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陈鹏程.试论《史记》的自杀叙事[J].新余学院学报，2011，（5）：1-5.
[2]卢刚.《史记》中自杀人物群像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
[3]祁光烨.论“救孤”过程中的程婴形象[J].青年文学家，2015，（12）：26-28.
[4]张玉金主编.《古代汉语（下）》，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p151-153《赵氏孤儿》（赵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