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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此起彼伏
编辑部在敲定“公关危机”的选题时，作为主笔，我打算把“吕丽萍炮轰同性恋”作为专题的引子，后被主编否决，认为时效性太差，又补充说，放心，明星遇到公关危机的事情太多了，什么时候做都不会捉襟见肘，所以根本不必担心会无米下锅。
所谓一语成谶
说这句话的主编大概也没有料想危机会来得如此迅猛。这注定是一个多事之夏。抛开那些我们不能谈论的，单说明星的公关危机那也是举不胜举。宋丹丹怒斥前夫英达道貌岸然不尽父责，话题女王范冰冰被“堕胎门”缠困，谢霆锋和张柏芝的马拉松离婚案长期盘踞娱乐版面，各种嫩模被爆出不雅照之后扬言自杀，却久久不死，高凌风后院失火，绿帽冠顶……娱乐圈好不热闹，翻开娱乐版，每天都充斥着这类狗血报道，不由让人感叹，明星真非等闲之辈能胜任的，有时候一句不够恰当的言论便引来众多口诛笔伐……想想阮玲玉是怎么死的?她的遗书只有四个字，“人言可畏!”
人言可畏。有了微博的现代人，愈加明白这四字箴言的可怕。因为舆论能造成影响力，影响力虽然是一个很抽象的词语，可是它一旦具体起来，谁也不知道她会造成多么大的摧毁力。就说艳照门吧，几年了?人们提起它就像昨天的事儿，对肇事者陈冠希依然不依不饶。
有学者在微博说道，“民间的合力造成的态势，也许最终归于无声无息，网络、媒体的热点可能会转移，但一切努力不会归零。在转型的关键时代，无权无势的个体的声音也许是微弱的，这些微弱的力量不断积累，终究会改变历史，相信水滴石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瓜熟蒂落……”这句话虽然另有所指，但却变相说出了舆论的巨大力量。如果依然觉得抽象，不妨试想一下那些一路靠骂声走红的网络红人何以出国，何以开办演唱会?
许纪霖在《第三种尊严》里说，上世纪80年代是知识精英最风光的时代，而今回首往事，恍如隔世，昔日的镜头被一群包装精致，却毫无思想智慧的娱乐明星抢去，自然感到分外的寂寞悲凉。
可许纪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如今的明星已经愈加宽泛了。比如说“粉丝”这个词，它原是英语“Fans”的中译，用于娱乐圈里歌迷影迷。现在已经不仅蔓延到学术界，而且已经越发平民化——你只要关注一个人的微博，就自动生成他的“粉丝”。
著名作家北岛在今年的香港书展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低幼化”的表现，在全民娱乐化中，作家与读者形成共谋关系，作家成了“教主”，读者成了“教徒”。没错，在高度娱乐化的今天，谁也不能幸免。
在《娱乐至死》中，作者举了一个经典案例，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就如何严肃对待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给了爱德华-肯尼迪一个建议：减去20磅体重。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当然还有那些外表经过美容仍无法有较大改观的人。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你看，连严肃的政治都可能会被娱乐泛化。
既然舆论的影响如此之大，既然舆论的辐射越来越宽，那么作为一个明星更应该善加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要知道明星和演员的差别正在于，后者是一种职业，而前者是品牌。品牌正是靠着口碑累积起来的。
香港演员黄子华在第二十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一句有口无心的，“钓鱼岛是中国的!”引发了无数的赞扬和追捧。
与之相反的例子是郝蕾大骂“河南人”所引发的一连串公关危机。说这句话时，可能确实遭遇河南人的欺骗，本是无意的一句气话却被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利用，挑起一连串地域骂战。虽然她在电视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自己的委屈，希望得到公众的同情和谅解，但是她的下场——还是遭到了地域性的联合封杀。对待某些公共事件，许多明星的言论和普通人相比，或者并未在观点和思想上更与众不同，但是明星的受众范围不同，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牵动万千普通人，随便说一句话，随便做任何一个决定，都有可能掀起千万层波浪，只因他们在万众的瞩目之下。因此明星光环一定能放大声音。音乐人左小祖咒就曾说过，“不管明星对这些事是真关心还是假关心，但此行为会带动更多人去关心自己以外的世界，这就是好事了”。连岳也曾在微博中表达过相同的立场：“我极不赞成有人在明星就公共事件发言后说：‘又没什么独到的东西。’影响力就是价值，平台就是价值。他们愿意传播常识，就是超级媒体。”这同时是我们的观点：不管以何种方式，明星对公共事件的介入，请多些，更多些；勇敢些，更勇敢些。你们对弱者的关怀、为正义的伸张，会被历史记取。
在这方面，国外的明星做得更好。
鲍勃·迪伦和多位著名歌手合唱了《随风而逝》，这首歌成了黑人民权运动之歌。
1972年的一场爱尔兰独立运动游行中，英国军队开枪杀死了27个平民。U2为此创作了《血腥星期天》，谴责英国土地上的恐怖暴力活动。
2003年“非典”时期，台湾群星联手的《手牵手》令两岸三地的同胞都印象深刻。
明星用这种方式把艺人的领域扩大到社会人的领域，不光用作品，还用自己作为社会人本身的东西来与大众交流，不管质量如何方式如何，至少能够有一种影响效果，明星效应又能使得某些事情得到推动。
有些明星遭遇到的危机虽可免去炒作的嫌疑，却依然不能被大众所原谅。比如章子怡的“诈捐门”，虽然还特邀电影人周黎明来做访问澄清，但她的危机公关并不成功。首先她完全没有道歉姿态，完全不觉得自己错了，她觉得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次至于捐款数额，就连MBA毕业的周黎明参与清算也依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交代，虽然节目提到了很多的数据，但是其实并没有具体把戛纳捐款的问题说明白。不仅如此，章子怡和经纪人纪灵灵口中的数据也大相径庭。到底是经纪人说谎，还是章子怡说谎?司法介入就像是体检，本以为查查更健康，没想到这次一查，反而是漏洞百出自取其辱。原本支持她的洪晃，也因此变了风向标。承认错误并非难事，张柏芝若没有这点坦诚，哪会在“艳照门”之后翻身如此容易?反之如果沿着“故宫门”的路子，即出事——瞒报——隐藏——辟谣——众怒的路子走下去，一定是条死胡同。
至于那些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而不断制造注意力，借此提高人气或为新剧宣传的明星，你们真的应该警醒一下。不管英达如何不尽责，不管张柏芝多么想复婚，那都是你们的家务事，虽然每个人潜意识里都有偷窥别人隐私的欲望，但是靠此等拙劣手段最好不要放入公众的视野之内。吕丽萍的反同言论，已经不能用言论自由来原谅，像此等侵犯人权的言论如果放在美国，恐怕只会比中国闹得更凶猛。陈冠希的“艳照门”一出，似乎一下子开启了“民智”，网络上无数的艳照如雨后春笋，官员、空姐、师生、嫩模、选秀……纷纷被拉下水，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仅仅失去了当明星的机会，可它对于整个社会的污染，恐怕现在仍然没有到头……
而对于那些通过找骂来获取更多知名度和关注度的导演，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们，对于这些人来讲，“危机”就是“转机”——能提升收视率的转机。可是，还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找骂式营销”只是在短时间内饮鸩止渴。别因为一小撮人的短视，而耽搁了一个行业的进程，就像那句老话，一只臭老鼠坏了一锅粥。
所以，明星们，我真诚地呼吁：与其在危机来临时，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不如危机来临之前就悬崖勒马，像保管好自己的隐私一样保管好自己的影响力。
编辑部在敲定“公关危机”的选题时，作为主笔，我打算把“吕丽萍炮轰同性恋”作为专题的引子，后被主编否决，认为时效性太差，又补充说，放心，明星遇到公关危机的事情太多了，什么时候做都不会捉襟见肘，所以根本不必担心会无米下锅。
所谓一语成谶
说这句话的主编大概也没有料想危机会来得如此迅猛。这注定是一个多事之夏。抛开那些我们不能谈论的，单说明星的公关危机那也是举不胜举。宋丹丹怒斥前夫英达道貌岸然不尽父责，话题女王范冰冰被“堕胎门”缠困，谢霆锋和张柏芝的马拉松离婚案长期盘踞娱乐版面，各种嫩模被爆出不雅照之后扬言自杀，却久久不死，高凌风后院失火，绿帽冠顶……娱乐圈好不热闹，翻开娱乐版，每天都充斥着这类狗血报道，不由让人感叹，明星真非等闲之辈能胜任的，有时候一句不够恰当的言论便引来众多口诛笔伐……想想阮玲玉是怎么死的?她的遗书只有四个字，“人言可畏!”
人言可畏。有了微博的现代人，愈加明白这四字箴言的可怕。因为舆论能造成影响力，影响力虽然是一个很抽象的词语，可是它一旦具体起来，谁也不知道她会造成多么大的摧毁力。就说艳照门吧，几年了?人们提起它就像昨天的事儿，对肇事者陈冠希依然不依不饶。
有学者在微博说道，“民间的合力造成的态势，也许最终归于无声无息，网络、媒体的热点可能会转移，但一切努力不会归零。在转型的关键时代，无权无势的个体的声音也许是微弱的，这些微弱的力量不断积累，终究会改变历史，相信水滴石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瓜熟蒂落……”这句话虽然另有所指，但却变相说出了舆论的巨大力量。如果依然觉得抽象，不妨试想一下那些一路靠骂声走红的网络红人何以出国，何以开办演唱会?
许纪霖在《第三种尊严》里说，上世纪80年代是知识精英最风光的时代，而今回首往事，恍如隔世，昔日的镜头被一群包装精致，却毫无思想智慧的娱乐明星抢去，自然感到分外的寂寞悲凉。
可许纪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如今的明星已经愈加宽泛了。比如说“粉丝”这个词，它原是英语“Fans”的中译，用于娱乐圈里歌迷影迷。现在已经不仅蔓延到学术界，而且已经越发平民化——你只要关注一个人的微博，就自动生成他的“粉丝”。
著名作家北岛在今年的香港书展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低幼化”的表现，在全民娱乐化中，作家与读者形成共谋关系，作家成了“教主”，读者成了“教徒”。没错，在高度娱乐化的今天，谁也不能幸免。
在《娱乐至死》中，作者举了一个经典案例，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就如何严肃对待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给了爱德华-肯尼迪一个建议：减去20磅体重。虽然宪法对此只字未提，但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当然还有那些外表经过美容仍无法有较大改观的人。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你看，连严肃的政治都可能会被娱乐泛化。
既然舆论的影响如此之大，既然舆论的辐射越来越宽，那么作为一个明星更应该善加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要知道明星和演员的差别正在于，后者是一种职业，而前者是品牌。品牌正是靠着口碑累积起来的。
香港演员黄子华在第二十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一句有口无心的，“钓鱼岛是中国的!”引发了无数的赞扬和追捧。
与之相反的例子是郝蕾大骂“河南人”所引发的一连串公关危机。说这句话时，可能确实遭遇河南人的欺骗，本是无意的一句气话却被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利用，挑起一连串地域骂战。虽然她在电视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自己的委屈，希望得到公众的同情和谅解，但是她的下场——还是遭到了地域性的联合封杀。对待某些公共事件，许多明星的言论和普通人相比，或者并未在观点和思想上更与众不同，但是明星的受众范围不同，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牵动万千普通人，随便说一句话，随便做任何一个决定，都有可能掀起千万层波浪，只因他们在万众的瞩目之下。因此明星光环一定能放大声音。音乐人左小祖咒就曾说过，“不管明星对这些事是真关心还是假关心，但此行为会带动更多人去关心自己以外的世界，这就是好事了”。连岳也曾在微博中表达过相同的立场：“我极不赞成有人在明星就公共事件发言后说：‘又没什么独到的东西。’影响力就是价值，平台就是价值。他们愿意传播常识，就是超级媒体。”这同时是我们的观点：不管以何种方式，明星对公共事件的介入，请多些，更多些；勇敢些，更勇敢些。你们对弱者的关怀、为正义的伸张，会被历史记取。
在这方面，国外的明星做得更好。
鲍勃·迪伦和多位著名歌手合唱了《随风而逝》，这首歌成了黑人民权运动之歌。
1972年的一场爱尔兰独立运动游行中，英国军队开枪杀死了27个平民。U2为此创作了《血腥星期天》，谴责英国土地上的恐怖暴力活动。
2003年“非典”时期，台湾群星联手的《手牵手》令两岸三地的同胞都印象深刻。
明星用这种方式把艺人的领域扩大到社会人的领域，不光用作品，还用自己作为社会人本身的东西来与大众交流，不管质量如何方式如何，至少能够有一种影响效果，明星效应又能使得某些事情得到推动。
有些明星遭遇到的危机虽可免去炒作的嫌疑，却依然不能被大众所原谅。比如章子怡的“诈捐门”，虽然还特邀电影人周黎明来做访问澄清，但她的危机公关并不成功。首先她完全没有道歉姿态，完全不觉得自己错了，她觉得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次至于捐款数额，就连MBA毕业的周黎明参与清算也依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交代，虽然节目提到了很多的数据，但是其实并没有具体把戛纳捐款的问题说明白。不仅如此，章子怡和经纪人纪灵灵口中的数据也大相径庭。到底是经纪人说谎，还是章子怡说谎?司法介入就像是体检，本以为查查更健康，没想到这次一查，反而是漏洞百出自取其辱。原本支持她的洪晃，也因此变了风向标。承认错误并非难事，张柏芝若没有这点坦诚，哪会在“艳照门”之后翻身如此容易?反之如果沿着“故宫门”的路子，即出事——瞒报——隐藏——辟谣——众怒的路子走下去，一定是条死胡同。
至于那些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而不断制造注意力，借此提高人气或为新剧宣传的明星，你们真的应该警醒一下。不管英达如何不尽责，不管张柏芝多么想复婚，那都是你们的家务事，虽然每个人潜意识里都有偷窥别人隐私的欲望，但是靠此等拙劣手段最好不要放入公众的视野之内。吕丽萍的反同言论，已经不能用言论自由来原谅，像此等侵犯人权的言论如果放在美国，恐怕只会比中国闹得更凶猛。陈冠希的“艳照门”一出，似乎一下子开启了“民智”，网络上无数的艳照如雨后春笋，官员、空姐、师生、嫩模、选秀……纷纷被拉下水，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仅仅失去了当明星的机会，可它对于整个社会的污染，恐怕现在仍然没有到头……
而对于那些通过找骂来获取更多知名度和关注度的导演，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们，对于这些人来讲，“危机”就是“转机”——能提升收视率的转机。可是，还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找骂式营销”只是在短时间内饮鸩止渴。别因为一小撮人的短视，而耽搁了一个行业的进程，就像那句老话，一只臭老鼠坏了一锅粥。
所以，明星们，我真诚地呼吁：与其在危机来临时，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不如危机来临之前就悬崖勒马，像保管好自己的隐私一样保管好自己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