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历过最坏年代的作家，余华出生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民作为阶层里最苦难的人群，那是一个不愿被记忆的时代。在他成人之后，虽然历史的阴霾在逐渐散去，但仍挥不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提出，西方思潮不断进入中国，经历过“文革”中思想专断的知识分子们，更加清晰的知道文化独断的可怕。他们学习、借鉴西方文化思潮，从建国初一味地赞颂社会主义到文革时期的模式化文学，而最初余华的作品也如常，直接叙述的暴力文学，血淋林的揭开了社会民众的伤疤，在《兄弟》一文里，宋凡平去接妻子，被认为反动派，让六个戴红袖章的男子像野兽一样追着打，他根本没有想逃跑，只是上前解释，文章写到：“乱棍瞬间砸到了他的头上，宋凡平头破血流的倒在了墙角，六根木棍疯狂地抽打着他，直到木棍纷纷打断，然后就是12只脚，他们的脚又是踩、又是踢、又是蹬，连续了十多分钟……”[1]P23也许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可是这在他奋力反抗时，红袖章将折断后锋利地木棍像刺刀一样刺入了他的腹部，鲜血呼呼地涌出来，可是再次将他打倒，这一次宋凡平开始求饶，他真切的感觉到活着的遥远，最后，他的身体像漏了似的，到处喷溅鲜血……回到文中来看，福贵在三年当兵奴役生活里，被折磨殴打不止不说，家中母亲得病没钱治病而死，女儿因生活贫瘠高烧而成了哑巴，一个个鲜活的事例，以常人不能想象的程度而真实的发生在了福贵身上……
　　赤裸裸的直面死亡、直击心灵，用余华自己的话来说，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2]P45。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正是经历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锻造，时代的变迁，改革开放的实施，一系列社会的变化他既是经历者，同样也是见证者，他更清楚什么可以拯救这个时代下的人们，咆哮暴力是不能感化人们，有可能还会激化矛盾，把命运的思考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用思想的解放作为净化灵魂的洗涤。是的，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去解读生命的本质，那就是活着。让人们看清本质，活下去是那个年代最伟大的事情，不去执念于更多的欲望和追求，其实活着就好。
　　福贵个人性格的悲剧便是他代表的一大批社会底层人民的悲剧命运。福贵的开场是在一阵吆喝声中被打开，原来是在开导犁田的老牛，继而又唱着“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轻松并毫无违和感。
　　从最初的家境殷实，“从这里到那边工厂的烟囱，都是我家的”，到亲自挑着沉甸甸的钱去一家一家的还债，“一天下来，我的绸衣磨破了，肩上的皮肉渗出了血”。至此，福贵从一个阔弟子沦落到破败不堪的样子，可是，家人对于福贵的爱与包容，这让他坚韧的活下去并且令常人不敢想象的去维持生计；极富责任心的福贵，一肩扛下了家里的担子，曾经的阔弟子在公鸡鸣声之前就已经在地里，夜晚在看不见后才看到他返家的身影，一切都要从头再来；当再次与长工长根相遇的时候，得知年纪大的长根找不到维持生计的工作，心思细腻的福贵主动提出自己需要一个帮手，即使现如今他们处于相同的处境；面对亲人一个个离自己而去，顽强勇敢的福贵没有被命运打趴下，“走吧，你们一个个都走了，狠心呐”，从发疯咆哮到冷静再到平静，一系列的变化无不验证了一个普通农民拥有着强大的内心，对于不可抗力里的生老病死在一段时间后他总能从容接受，而对于特殊的，在被国民党士兵强制去拉大炮后，每天生活在战火硝烟和生命的脆弱之中，这时的福贵反而想尽一切办法去生存。
　　苦难意识可能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每个作者都有，但是对于苦难保持这么冷静和从容的可能就属余华了。他希望让人们正视死亡与压迫，并清楚知道什么是可逆和什么是不可逆的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不同时代的社会总是可以影响着人们去经历不同的苦难。而人民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只能依存于社会，顺应社会潮流而发展，同时，社会的发展往往影响着命运所运行的轨迹。而在《活着》里面，可以看到那如同毒品一般吸引人的赌场，血腥残酷的战场，荒谬绝伦的大跃进，饿死的人尸体遍布大街的饥荒年代，歪曲人性的文革时代等等，这些宏大的社会生活背景无一不让人们感到震惊。而这些宏大的社会背景也正是福贵所生存的社会背景，社会的复杂残酷让福贵他们不知反驳，不知拒绝，只知道麻木的听从于“上级”的意见，哪怕被人做了手脚一夜之间输得倾家荡产，哪怕糊里糊涂被抓壮丁，拖上战场；“上面”一声令下砸锅炼钢，人人都会照办[3]P22；解散食堂全村买锅，人人还是都会照办；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饿死人，只知道要活着；他们不知道城里的造反派为什么要铺天盖地地贴大字报，那是离他们很远的事，他们只知道“天天都在死人”的城里去不得。作为渺小的个体存在，他们没有抗争，也无法挣扎，他们只是被动而无奈地活着，默默地承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切阵痛。他们不是生活的主人，而只是被生活卷着走的人，是被命运俘虏的人，他们没有任何能力承担命运的变幻无常，更没有跨越阶级的勇气和想法，有的只是性格使然，悲剧丛生。这种信仰的激励下，福贵坚强地面对着一切苦难，坚韧而乐观地活着。“晚年的福贵独自一人，仍然没有表现出对生命的丝毫悲观，终日在农田里辛勤劳作，不以时事变幻而起伏跌宕，踏踏实实的做个本分农民，牵着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老黄牛，光着膀子唱着古老的歌谣，将田地犁得哗哗作响，好像水面上的波浪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生机。在经历完所有的苦难之后，福贵好像是在叙述着别人的故事”[4]P57。内心平静而踏实，不因社会的变迁而喜怒、不因人物变幻而患得患失，他仍然心存感激，对生命和生活充满着珍惜和向往，认真地生活，虔诚地面对，让活着的价值在自己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叔本华说：“不管大自然做了什么，不管命运做了什么，不管人们拥有什么，构成人生本质的痛苦总是拜托不了的”。福贵的生活充斥着家庭成员的死亡和无尽苦难的演变，但是他的信仰是只要人过得开心、高兴，就不怕穷；只要有人在，那么鸡就会变成鹅，鹅就会变成羊，羊就会变成牛，生活就会越来越好。正是在
　　活着就要感受幸福。悲剧命运的安排或许每个人都会有所经历，在当时的社会现状下，特别是大炼钢时期和三年自然灾害，一系列社会变动，从富裕变穷困就是使人潦倒一生的原因所在，为达到生活的目的，他不惜放下尊严去和最不屑的龙二租地；每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福贵总以人们想象不到的忍耐力去面对。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了解生命并且热爱生命。
　　到了现代社会，或许历史社会的变迁和物质生活的发展，让本该活着的状态而转瞬消逝，对于生命成本和意义的落差，这让人们不禁又思考福贵这一生活着的意义。生命这一词汇從创造开始就蕴含了诸多复杂的命题，有了生命开始才有无数相关的词汇来形容生命。但对于生命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生命“本身。无论是旧社会底层的民众还是战争时期的学生群体亦或如今的每一个个体，只有经历了痛苦之后，才能体会生存的真谛，只有认清了生命，才能认清痛苦的本质。在余华看来，一个人的精神才是最值得推崇的，才是一个人的真实存在。悲剧命运的降临往往是在于你活着的状态，这将决定活着的意义，而生命最大的意义便是活着，便是生存。“这也就解释了活着和活着的不同，放眼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感受生命的存在”[5]P98。把握当下，着眼自身，用自己的状态去创造出属于生命最大价值和意义，这便是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余华.《兄弟》[M].上下部：南海出版社，1984.
　　[2]刘巍.图像时代的文学取向[D].当代作家评论，2011.
　　[3]宋善菊.论虹影小说中的灰色人性[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12.
　　[4]廖倩.于苦难中求生存——论余华《活着》的生存策略[D].广西：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5]王余.新写实小说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心理[D].四川：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作者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