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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辽中南城市群面临“东北振兴”经济转轨与产业发展变迁的历史环境，对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协调存在巨幅波动影响，产业结构变动使得城市群内各个城市的经济功能发生改变，并且在不同时间段体現不同的影响结果，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针对这一过程加以佐证。同时认为完善产业链建设，建立新形式的产业分工布局体系，提高城市群经济的协调能力，更有利于辽中南城市群长久稳定的发展。
[关键词]辽中南城市群；经济协调；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1-0051-06
20世纪90年代集约化发展的“城市群经济”发展模式在全国推广。我国关于城市群研究重心多集中在城市群的地域特征、空间结构、要素禀赋以及演变路径。一种是基于宏观视角研究城市群区域发展模式下的运行机理。丁建军（2010）立足于全国多城市群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群内部发展、多城市群合作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其中也点出了伴随这一过程的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升级及结构的转变[1]。对于区域经济协调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问题，李东光、郭凤城（2011）研究认为经济系统的协调性越强越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2]。另一种利用实证研究设定多种不同的指标对城市群的运行状况进行研究。颜银根（2017）证实城市群规划能够推进地区产业发展，带动地区经济增长[3]。戴永安（2010）在研究东北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动态关系时发现，东北经济发展的时间维度上“区域趋向协调而又偏离协调的过程”[4]。
针对辽中南城市群研究，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经济质量评价方法，如城市竞争力的测度（陈岗2013）[5]，程钰（2010）在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与分工中就发现存在有产业同构，分工体系不完善的情况[6]。关伟（2014）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研究辽中南城市群内部的空间作用时，发现存在有一体化不足，中心型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结构矛盾问题依然存在[7]，杨洋（2016）在对环渤海地区的三大城市群进行研究时发现辽中南城市群“单核”发展模式逐步增强，中小城市面临发展不足的态势[8]。王彬燕（2015）在对比哈长城市群与辽中南城市群中，也发现了城市群系统内部核心与外围经济关系矛盾凸显，空间联系不足，缺乏合理梯度[9]。曾鹏（2016）在研究城市群的工业聚集程度时得出辽中南城市群的工业聚集水平在2003年迎来峰值，并且总体上的工业聚集水平是伴随振兴计划的扶持逐步趋强，但是以工业见长的辽中南城市群并未纳入工业发展的第一序列[10]。
辽中南城市群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驱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其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不协调状况日益严重，伴随政策导向下的城市群内产业结构的转变，研究辽中南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对于破解东北经济难题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一、辽中南城市群经济发展协调程度
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衡量和量化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以建立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生态等多个系统的指标体系进行研究，也有引入物理学的“耦合”量化方法，但是归根结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设定是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而不是全域范围内地方经济规模的趋同（陆铭2013）[11]，使区域经济系统中的经济逻辑概念化为数理关系，然而众多的城市群经济内部协调的研究多集中于通过建立一个区域体系内部复杂的经济系统，将区域内部的经济、社会、环境等细分的子系统与区域外界进行人为的分割开来，进行拆分性研究区域体系的内在逻辑。虽然伴随发展形态高度化的城市复杂体系的不断深入，城市群与外界边缘经济体的割裂状态有加深趋势，但是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初衷并非形成地域式的割裂发展，而是要发挥增长极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和示范作用，在实现城市群增长极内部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逐步扩大城市群的经济功能范围，实现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扩散作用。区域经济的内部协调在于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关系而不是针对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质量的评述。区别于其他研究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方法，依靠与城市群内部的城市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的高低，与经济差距大小的厘定，更符合城市群内部经济协调的要义。
本文采取覃成林（2013）[12]的计算方法，建立基于莫兰指数、变异系数以及利用平均赋值法生成的综合指标①，然而仅涉及城市群内部各地市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意在着重表现选取城市群的协调发展的发展结果，落脚点在于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实现区域经济整体发展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首要目标。
协同指标在2001年-2015年表现出了巨幅的波动状况。在2008年以前实现了波动之后达到了城市群体系内部经济协调程度在选取年度中的峰值，然而在2010年-2012年，城市群体系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跌入谷底，并于2014年在有阶段性涨幅的情况下在2015年有形势恶化的趋势，凸显了在辽中南城市群经济中的非平衡性的发展状态。
辽中南地区在2001年-2015年份经历了两轮的东北振兴计划。2003年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吹响了东北振兴的号角。我们也可以看出在2003年正是出于东北地区发展矛盾性凸显，路径依赖下的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开始滞后于全国新增长极。协调性有滑坡的趋势，振兴计划针对辽中南所属地区的经济体系发展的助推作用在2005年开始凸显，辽宁全域在实现经济阶段性好转的态势下各城市之间的协同力度不断加大，并在2008年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
然而在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全球经济下行的经济发展背景，使得原本结构性问题凸显的辽中南城市群地区经济发展饱受冲击，双重压力之下，区域体系内部的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出现分野，使得经济协同性出现巨幅的下降，城市发展体系的联系强度严重不足。国务院于2012年批复通过了“十二五规划”中关于东北新一轮经济振兴计划的相关意见。针对东北地区经济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的发展问题，进一步给出了经济转轨，优化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扶持新兴产业、实现产业集聚的阶段性工作重点。 “十三五规划”中再次强调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主题，推进城市群建设也成为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而结构性缺位、发展动力不足的东北地区，尤其体现在多项经济发展指标下滑的辽宁地区，辽中南城市群作為重点发展的区域性城市群，破解辽中南城市群的发展问题成为解决东北问题的关键，也会为东北经济发展的症结提出一剂良方。
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产业结构表征，而不同的产业结构关系又会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多种不同的复合效用结果，而结果主要体现在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协同水平上。由于不同的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不同，向产业结构高级化递进的发展模式日益成为研究区域经济转变的主流。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模式决定这城市群内部的产业结构水平，城市群内部的产业结构形成高度发展、紧密联结的产业链，同时培育城市群内部核心企业竞争力，形成优势特色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产业价值链对接。
辽中南城市群作为较早实现产业集聚的老工业基地。煤炭产业、钢铁产业、石化产业的集聚发展助推了地方经济在一定历史时期实现巨大的飞跃，而装备制造业作为辽中南城市群优势竞争性的发展部门，在实现城市群经济内部的技术进步，结构转换中对城市群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辽中南城市群内部的沈阳、大连具备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地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工业基础。但是同时也存在有资源环境依赖型经济背景下的资源环境负担过重导致的发展潜质降低的问题，使得东北经济由于路径依赖导致经济结构调整成本非常巨大。在缺乏较强的经济基础去抵御风险时，地区经济发展不仅使经济发展的绝对值下降，更会使相对薄弱的城市群协调发展体系面临冲击。体制性、结构性的路径依赖的机械式的发展模式并不利于地区产品要素市场的构建，不完善的市场体制更使得长期依赖于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得以存续，传统政府失灵找市场，克服市场失灵靠政府，而不进行经济下行、结构调整下体制机制创新路径选择动态设计，使得经济在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中处于被动。
传统的“僵尸”型企业、面临巨大沉淀成本的国有及地方支持性企业进入“责任性”维持的死循环，这些都使得城市群体系内部依赖“单元”发展模式的城市经济质量出现恶化的趋势。功能性多元，依赖“多元”经济结构、产业密集、消费旺盛的大城市（沈阳、大连）得以维持正常的经济发展。继而形成了辽中南城市群体系内部的城市间经济协调程度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面临辽宁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新的历史发展背景，城市群内部出现的功能区“塌陷”态势明显，使得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协调发展波动明显，并向非协调经济状态发展。
中国目前的产业集群在配置方式上功能单一、缺少高级要素嵌入，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仅仅以规模和成本为竞争优势。这种低成本竞争的模式，会在很大程度上诱发这些产业集群的整体性衰退。（刘志彪2008）[13]然而这种现象也很好地解释了辽中南城市群内相比较于全国价值链甚至在对接更广泛、更高级化的价值链中所面临的问题。
根据Friedman（2005）的世界城市假说，即在全球信息网络化时代来临之时。城市的产业布局出现了“不连续”而又“紧密相连”的“节点经济”的现象[14]。而连接能力强的节点其中包含有更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能在全球甚至区域价值链中承担更为重要的经济任务，辽中南城市群有两个国家级城市（沈阳、大连），在城市群内部，总体的产业结构及分工模式决定了区域内核心城市的功能（行政枢纽、金融服务、外资企业所在地），而核心驱动城市功能的扩大和经济要素的发展也给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带来正向的扩散作用，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向城市群其他城市汲取实现自身高效增长的低成本发展要素，实现城市群产业链核心环节升级换代和价值增值。这种“中心-外围”双向影响的共生机制才应该是城市群经济的发展模式。
然而城市群外围地市一级的区域单元面临的单一的发展模式，和低效的产业支撑。对于区域经济体系中体现不同经济功能的城市，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方式的转变，往往体现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功能多元，经济系统完善，产业链相对稳定，产业结构更为合理、高效的经济区域面临体制转换，传统业态衰落的外部环境往往表现出适应性的改变；而经济结构单一，市场发展不完善，在区域经济体系承担独立的经济功能任务的区域往往会产生经济质量滑坡，这种经济体系内部的差异化的发展形式综合表现为整体区域经济的协调性下降。
三、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检验
为研究城市群范围内的经济协调发展应对产业结构变动而带来的冲击，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二者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这里选取辽中南城市群的协调度（xtd）和辽中南城市群的产业结构指标（lni2、lni3），i2、i3分别为第二及第三产业增加值对真实GDP之比。指标选取年限为2001年到2015年，指标数值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实证检验仅仅是简单针对产业大类对于城市群协调程度的影响，这里不加以区分不同产业在城市群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与份额，而仅代表对于产业结构变化和分工模式转变给区域经济联系带来的改变。这里我们对于第一产业仅作为城市群价值链中间产品环节不加讨论，而重点放在对于城市群的第二产业（工业、装备制造业）、第三产业（服务业）。根据产业份额在城市群内部的变动与城市群内部空间经济联系存在有互动发展的趋势，建立向量自回归经济模型，考察辽中南城市群中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情况。
对选取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平稳性检验得到的数值可知协同度在一阶差分情况下在5%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是显著的。而两个产业指标均在10%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1）
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由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拟合结果可以看出，滞后两期的经济协调水平对当期的协调程度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都有小幅的推动作用。而两期水平中不同的产业指标却有着不同的作用水平，体现在两期水平的第二、第三产业对当期经济协调的影响，其中在滞后二期对于协调程度有较大程度的负影响。对于当期的经济协调水平，其滞后一期的第二、第三产业均有促进地区经济联系程度加强与好转的趋势，但是对于当期的第二产业无论是两期滞后的地区经济协调还是第三产业均未发现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同时对该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所有单位根均位于单位园内，表明符合模型所表达的具备有长期稳定关系。 根据脉冲响应分析图像可以得出，经济结构巨幅调整形式下城市群的经济协调程度，表现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内冲击产生的效果存在有巨大的差别，在前5期的第二产业产值有一个稳定的冲击水平，在5-9期对城市群的协同水平有一个反向的影响，而第三产业在前两期为助推城市群协调发展，2-5期有明显的阻遏城市群协调水平的情况，然后在5-7时期之间有存在推进协调发展的进程，总体来说城市群内部产业发展水平对于城市群的协调水平产生极不稳定的影响，最终影响水平还是趋于收敛。
由格兰杰因果分析的结果可以支持本文对于产业结构变动对于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的论点，从中也可以看出建立在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协调发展指标对产业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见优化城市群内的产业发展状况是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关键。
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不同时间区间上的不同产业的发展水平的确是影响辽中南城市群协调水平呈现较大波动的原因，其城市群内部不同经济区域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依赖于对于全域范围内的产业发展模式的构建与优化。
根据对其影响程度我们可以看出，对辽中南城市群结构产生巨大影响的仍然是第二产业也是辽中南城市群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协调水平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城市群的工业化水平，而第三产业协调城市群内经济的水平还是相对滞后，这也体现了辽中南城市群长久以来形成的工业发展基础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辽中南地区的经济转轨、国有企业改革等举措在摆脱路径依赖的影响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其成本有碍于实现辽中南城市群内协调稳定发展，并且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第二产业由于经济体量相对较大，改革中所产生的阶段性负效应显著，在没有完全建立“新产业、新动能”的情况下对原有产业链、产业发展模式的改变使得辽中南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并且也影响了城市群经济发展总量上的提升。
四、促进辽中南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建议
研究发现作为辽中南城市群中心城市“沈阳”“大连”发展势头不减，然而城市群其他城市明显存在经济发展乏力的状态。基于以上的研究，为促进辽中南城市群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助推城市经济的转型，提升城市功能的层次
传统经济背景下的城市群的功能结构所释放的经济潜能有限，而新产业、新业态的崛起，是能够提升城市群城市功能整体层次，顺利实现城市群经济转轨的重要关键，依托于工业、制造业基础的生产型服务业。关于辽中南城市群的产业发展政策应更多着力于非中心城市，解决城市群不同功能城市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整合城市群经济资源，构建更好的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使辽中南城市群成为生产要素的载体，产业升级的平台。
（二）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力，提高地方行政机构办事效率
单一城市转型厘定具体城市群的发展方向和功能选择以及具体城市的功能区建设需要政府的参与，尤其在新兴产业建立的初期，在传统的经济结构下，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需要政府给予良好的制度支持及发展土壤。但是坚持的原则还是以市场为导向，无论是依托于装备制造业的生产型服务业，还是伴随于城市化进程的公益性服务业，避免有限资源的严重浪费。在实现转移支付体系下对城市群经济实现有效支撑，以实现辽中南城市群的顺利转型升级。坚持实现“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与企业负担之间的平衡，也是实现政府行政能力的体现。
（三）推进城市群创新要素的聚集，实现产业链内部的价值增值
构建城市群系统内功能完善、多元、协调的产业链，借以发挥城市群原有的资源型企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优势，提升技术密集产业的科技含量。培育诸如沈阳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沈北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群、大连金洲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具有区位发展优势的特色产业集群。进一步吸引外资企业的进入，支持自贸区建设。进行省域范围的行政区划混改，缩减城市群内产业集聚阻力，使城市群产业链选择及战略规划更为灵活高效。
（四）实现城市群发展与国家战略的积极对接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是当前我国的三大战略。并且十三五规划中关于城市群提出了大量关于功能区建设以及经济发展契机，这对于作为经济转型阶段的城市群经济是挑战更是机遇，如今正是供给侧改革多向发力，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对辽中南城市群特殊背景下创新模式的探索，也可以为经济新常态提供制度与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样本。
注释：
①莫兰指数以衡量区际经济联系强度，增长率的变异系数衡量区域经济的增长状态，人均收入的变异系数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指标基于地市人均GDP、地市GDP增长率和空间权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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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Friedmann J.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J].Development & Change，1986（1）69–83.
[关键词]辽中南城市群；经济协调；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1-0051-06
20世纪90年代集约化发展的“城市群经济”发展模式在全国推广。我国关于城市群研究重心多集中在城市群的地域特征、空间结构、要素禀赋以及演变路径。一种是基于宏观视角研究城市群区域发展模式下的运行机理。丁建军（2010）立足于全国多城市群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群内部发展、多城市群合作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其中也点出了伴随这一过程的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升级及结构的转变[1]。对于区域经济协调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问题，李东光、郭凤城（2011）研究认为经济系统的协调性越强越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2]。另一种利用实证研究设定多种不同的指标对城市群的运行状况进行研究。颜银根（2017）证实城市群规划能够推进地区产业发展，带动地区经济增长[3]。戴永安（2010）在研究东北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动态关系时发现，东北经济发展的时间维度上“区域趋向协调而又偏离协调的过程”[4]。
针对辽中南城市群研究，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经济质量评价方法，如城市竞争力的测度（陈岗2013）[5]，程钰（2010）在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与分工中就发现存在有产业同构，分工体系不完善的情况[6]。关伟（2014）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研究辽中南城市群内部的空间作用时，发现存在有一体化不足，中心型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结构矛盾问题依然存在[7]，杨洋（2016）在对环渤海地区的三大城市群进行研究时发现辽中南城市群“单核”发展模式逐步增强，中小城市面临发展不足的态势[8]。王彬燕（2015）在对比哈长城市群与辽中南城市群中，也发现了城市群系统内部核心与外围经济关系矛盾凸显，空间联系不足，缺乏合理梯度[9]。曾鹏（2016）在研究城市群的工业聚集程度时得出辽中南城市群的工业聚集水平在2003年迎来峰值，并且总体上的工业聚集水平是伴随振兴计划的扶持逐步趋强，但是以工业见长的辽中南城市群并未纳入工业发展的第一序列[10]。
辽中南城市群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驱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其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不协调状况日益严重，伴随政策导向下的城市群内产业结构的转变，研究辽中南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对于破解东北经济难题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一、辽中南城市群经济发展协调程度
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衡量和量化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以建立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生态等多个系统的指标体系进行研究，也有引入物理学的“耦合”量化方法，但是归根结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设定是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而不是全域范围内地方经济规模的趋同（陆铭2013）[11]，使区域经济系统中的经济逻辑概念化为数理关系，然而众多的城市群经济内部协调的研究多集中于通过建立一个区域体系内部复杂的经济系统，将区域内部的经济、社会、环境等细分的子系统与区域外界进行人为的分割开来，进行拆分性研究区域体系的内在逻辑。虽然伴随发展形态高度化的城市复杂体系的不断深入，城市群与外界边缘经济体的割裂状态有加深趋势，但是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初衷并非形成地域式的割裂发展，而是要发挥增长极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和示范作用，在实现城市群增长极内部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逐步扩大城市群的经济功能范围，实现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扩散作用。区域经济的内部协调在于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关系而不是针对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质量的评述。区别于其他研究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方法，依靠与城市群内部的城市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的高低，与经济差距大小的厘定，更符合城市群内部经济协调的要义。
本文采取覃成林（2013）[12]的计算方法，建立基于莫兰指数、变异系数以及利用平均赋值法生成的综合指标①，然而仅涉及城市群内部各地市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意在着重表现选取城市群的协调发展的发展结果，落脚点在于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实现区域经济整体发展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首要目标。
协同指标在2001年-2015年表现出了巨幅的波动状况。在2008年以前实现了波动之后达到了城市群体系内部经济协调程度在选取年度中的峰值，然而在2010年-2012年，城市群体系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跌入谷底，并于2014年在有阶段性涨幅的情况下在2015年有形势恶化的趋势，凸显了在辽中南城市群经济中的非平衡性的发展状态。
辽中南地区在2001年-2015年份经历了两轮的东北振兴计划。2003年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吹响了东北振兴的号角。我们也可以看出在2003年正是出于东北地区发展矛盾性凸显，路径依赖下的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开始滞后于全国新增长极。协调性有滑坡的趋势，振兴计划针对辽中南所属地区的经济体系发展的助推作用在2005年开始凸显，辽宁全域在实现经济阶段性好转的态势下各城市之间的协同力度不断加大，并在2008年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
然而在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全球经济下行的经济发展背景，使得原本结构性问题凸显的辽中南城市群地区经济发展饱受冲击，双重压力之下，区域体系内部的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出现分野，使得经济协同性出现巨幅的下降，城市发展体系的联系强度严重不足。国务院于2012年批复通过了“十二五规划”中关于东北新一轮经济振兴计划的相关意见。针对东北地区经济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的发展问题，进一步给出了经济转轨，优化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扶持新兴产业、实现产业集聚的阶段性工作重点。 “十三五规划”中再次强调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主题，推进城市群建设也成为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而结构性缺位、发展动力不足的东北地区，尤其体现在多项经济发展指标下滑的辽宁地区，辽中南城市群作為重点发展的区域性城市群，破解辽中南城市群的发展问题成为解决东北问题的关键，也会为东北经济发展的症结提出一剂良方。
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产业结构表征，而不同的产业结构关系又会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多种不同的复合效用结果，而结果主要体现在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协同水平上。由于不同的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不同，向产业结构高级化递进的发展模式日益成为研究区域经济转变的主流。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模式决定这城市群内部的产业结构水平，城市群内部的产业结构形成高度发展、紧密联结的产业链，同时培育城市群内部核心企业竞争力，形成优势特色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产业价值链对接。
辽中南城市群作为较早实现产业集聚的老工业基地。煤炭产业、钢铁产业、石化产业的集聚发展助推了地方经济在一定历史时期实现巨大的飞跃，而装备制造业作为辽中南城市群优势竞争性的发展部门，在实现城市群经济内部的技术进步，结构转换中对城市群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辽中南城市群内部的沈阳、大连具备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地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工业基础。但是同时也存在有资源环境依赖型经济背景下的资源环境负担过重导致的发展潜质降低的问题，使得东北经济由于路径依赖导致经济结构调整成本非常巨大。在缺乏较强的经济基础去抵御风险时，地区经济发展不仅使经济发展的绝对值下降，更会使相对薄弱的城市群协调发展体系面临冲击。体制性、结构性的路径依赖的机械式的发展模式并不利于地区产品要素市场的构建，不完善的市场体制更使得长期依赖于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得以存续，传统政府失灵找市场，克服市场失灵靠政府，而不进行经济下行、结构调整下体制机制创新路径选择动态设计，使得经济在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中处于被动。
传统的“僵尸”型企业、面临巨大沉淀成本的国有及地方支持性企业进入“责任性”维持的死循环，这些都使得城市群体系内部依赖“单元”发展模式的城市经济质量出现恶化的趋势。功能性多元，依赖“多元”经济结构、产业密集、消费旺盛的大城市（沈阳、大连）得以维持正常的经济发展。继而形成了辽中南城市群体系内部的城市间经济协调程度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面临辽宁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新的历史发展背景，城市群内部出现的功能区“塌陷”态势明显，使得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协调发展波动明显，并向非协调经济状态发展。
中国目前的产业集群在配置方式上功能单一、缺少高级要素嵌入，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仅仅以规模和成本为竞争优势。这种低成本竞争的模式，会在很大程度上诱发这些产业集群的整体性衰退。（刘志彪2008）[13]然而这种现象也很好地解释了辽中南城市群内相比较于全国价值链甚至在对接更广泛、更高级化的价值链中所面临的问题。
根据Friedman（2005）的世界城市假说，即在全球信息网络化时代来临之时。城市的产业布局出现了“不连续”而又“紧密相连”的“节点经济”的现象[14]。而连接能力强的节点其中包含有更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能在全球甚至区域价值链中承担更为重要的经济任务，辽中南城市群有两个国家级城市（沈阳、大连），在城市群内部，总体的产业结构及分工模式决定了区域内核心城市的功能（行政枢纽、金融服务、外资企业所在地），而核心驱动城市功能的扩大和经济要素的发展也给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带来正向的扩散作用，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向城市群其他城市汲取实现自身高效增长的低成本发展要素，实现城市群产业链核心环节升级换代和价值增值。这种“中心-外围”双向影响的共生机制才应该是城市群经济的发展模式。
然而城市群外围地市一级的区域单元面临的单一的发展模式，和低效的产业支撑。对于区域经济体系中体现不同经济功能的城市，应对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方式的转变，往往体现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功能多元，经济系统完善，产业链相对稳定，产业结构更为合理、高效的经济区域面临体制转换，传统业态衰落的外部环境往往表现出适应性的改变；而经济结构单一，市场发展不完善，在区域经济体系承担独立的经济功能任务的区域往往会产生经济质量滑坡，这种经济体系内部的差异化的发展形式综合表现为整体区域经济的协调性下降。
三、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检验
为研究城市群范围内的经济协调发展应对产业结构变动而带来的冲击，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二者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这里选取辽中南城市群的协调度（xtd）和辽中南城市群的产业结构指标（lni2、lni3），i2、i3分别为第二及第三产业增加值对真实GDP之比。指标选取年限为2001年到2015年，指标数值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实证检验仅仅是简单针对产业大类对于城市群协调程度的影响，这里不加以区分不同产业在城市群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与份额，而仅代表对于产业结构变化和分工模式转变给区域经济联系带来的改变。这里我们对于第一产业仅作为城市群价值链中间产品环节不加讨论，而重点放在对于城市群的第二产业（工业、装备制造业）、第三产业（服务业）。根据产业份额在城市群内部的变动与城市群内部空间经济联系存在有互动发展的趋势，建立向量自回归经济模型，考察辽中南城市群中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情况。
对选取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平稳性检验得到的数值可知协同度在一阶差分情况下在5%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是显著的。而两个产业指标均在10%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1）
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由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拟合结果可以看出，滞后两期的经济协调水平对当期的协调程度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都有小幅的推动作用。而两期水平中不同的产业指标却有着不同的作用水平，体现在两期水平的第二、第三产业对当期经济协调的影响，其中在滞后二期对于协调程度有较大程度的负影响。对于当期的经济协调水平，其滞后一期的第二、第三产业均有促进地区经济联系程度加强与好转的趋势，但是对于当期的第二产业无论是两期滞后的地区经济协调还是第三产业均未发现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同时对该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所有单位根均位于单位园内，表明符合模型所表达的具备有长期稳定关系。 根据脉冲响应分析图像可以得出，经济结构巨幅调整形式下城市群的经济协调程度，表现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内冲击产生的效果存在有巨大的差别，在前5期的第二产业产值有一个稳定的冲击水平，在5-9期对城市群的协同水平有一个反向的影响，而第三产业在前两期为助推城市群协调发展，2-5期有明显的阻遏城市群协调水平的情况，然后在5-7时期之间有存在推进协调发展的进程，总体来说城市群内部产业发展水平对于城市群的协调水平产生极不稳定的影响，最终影响水平还是趋于收敛。
由格兰杰因果分析的结果可以支持本文对于产业结构变动对于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的论点，从中也可以看出建立在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协调发展指标对产业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见优化城市群内的产业发展状况是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关键。
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不同时间区间上的不同产业的发展水平的确是影响辽中南城市群协调水平呈现较大波动的原因，其城市群内部不同经济区域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依赖于对于全域范围内的产业发展模式的构建与优化。
根据对其影响程度我们可以看出，对辽中南城市群结构产生巨大影响的仍然是第二产业也是辽中南城市群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协调水平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城市群的工业化水平，而第三产业协调城市群内经济的水平还是相对滞后，这也体现了辽中南城市群长久以来形成的工业发展基础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辽中南地区的经济转轨、国有企业改革等举措在摆脱路径依赖的影响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其成本有碍于实现辽中南城市群内协调稳定发展，并且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第二产业由于经济体量相对较大，改革中所产生的阶段性负效应显著，在没有完全建立“新产业、新动能”的情况下对原有产业链、产业发展模式的改变使得辽中南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并且也影响了城市群经济发展总量上的提升。
四、促进辽中南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建议
研究发现作为辽中南城市群中心城市“沈阳”“大连”发展势头不减，然而城市群其他城市明显存在经济发展乏力的状态。基于以上的研究，为促进辽中南城市群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助推城市经济的转型，提升城市功能的层次
传统经济背景下的城市群的功能结构所释放的经济潜能有限，而新产业、新业态的崛起，是能够提升城市群城市功能整体层次，顺利实现城市群经济转轨的重要关键，依托于工业、制造业基础的生产型服务业。关于辽中南城市群的产业发展政策应更多着力于非中心城市，解决城市群不同功能城市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整合城市群经济资源，构建更好的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使辽中南城市群成为生产要素的载体，产业升级的平台。
（二）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力，提高地方行政机构办事效率
单一城市转型厘定具体城市群的发展方向和功能选择以及具体城市的功能区建设需要政府的参与，尤其在新兴产业建立的初期，在传统的经济结构下，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需要政府给予良好的制度支持及发展土壤。但是坚持的原则还是以市场为导向，无论是依托于装备制造业的生产型服务业，还是伴随于城市化进程的公益性服务业，避免有限资源的严重浪费。在实现转移支付体系下对城市群经济实现有效支撑，以实现辽中南城市群的顺利转型升级。坚持实现“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与企业负担之间的平衡，也是实现政府行政能力的体现。
（三）推进城市群创新要素的聚集，实现产业链内部的价值增值
构建城市群系统内功能完善、多元、协调的产业链，借以发挥城市群原有的资源型企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优势，提升技术密集产业的科技含量。培育诸如沈阳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沈北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群、大连金洲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具有区位发展优势的特色产业集群。进一步吸引外资企业的进入，支持自贸区建设。进行省域范围的行政区划混改，缩减城市群内产业集聚阻力，使城市群产业链选择及战略规划更为灵活高效。
（四）实现城市群发展与国家战略的积极对接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是当前我国的三大战略。并且十三五规划中关于城市群提出了大量关于功能区建设以及经济发展契机，这对于作为经济转型阶段的城市群经济是挑战更是机遇，如今正是供给侧改革多向发力，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对辽中南城市群特殊背景下创新模式的探索，也可以为经济新常态提供制度与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样本。
注释：
①莫兰指数以衡量区际经济联系强度，增长率的变异系数衡量区域经济的增长状态，人均收入的变异系数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指标基于地市人均GDP、地市GDP增长率和空间权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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