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防工业部门陆续会集了一批国内及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技术专家。从1952年起，政务院、中央军委先后从军队和地方抽调了几百名地、师级干部及上千名县、团级干部到国防工业企业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充实和加强了企业的领导。到1955年底，二机部系统有高级工程技术专家荣科、昝凌、张有龄、罗沛霖、周伦岐、周纪善、胡达佛、李文尧等近70人，父亲王铨也在其中。1954年春，父亲王铨奉调二机部二局，在北京北新桥工作时和五局的吴运铎叔叔在一起，两人一见如故。父亲为能和共和国兵工英雄一道工作深感荣幸，吴运铎叔叔为能和著名炮兵技术专家相识而深感高兴。从此，两人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你来我往，直至1975年父亲去世，相交整整21年。
　　他没用公用的信纸和信封
　　1963年后，他们办公室相邻，时常就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相互切磋。回京后同在解放军某研究院一个学习班两年。记得第一次接触运铎叔叔的书是在20世纪60年代。一天，父亲拿回一本运铎叔叔的《把一切献给党》让我读，还讲起关于运铎叔叔的逸事。记得他说：吴运铎叔叔朴素惯了，总是穿着一身“很土”的毛蓝布衣衫。一次他去医院看病，大夫拿着他的病历，笑着说：“估计你这位农民兄弟自己肯定不知道，你不仅和科学家吴运铎名字一样，连近视眼的度数和受的伤残情况都一样”。
　　“文革”中，两人同住牛棚两年，后来父亲常和我谈起他和运铎叔叔住牛棚的日子。1969年，父亲和运铎叔叔出了牛棚，下放到河北蔚县炮兵五七干校。年底，我去探望父母。临行前，父亲打电话叫我去运铎叔叔家一趟，说他正请假在京看病，许多人托他往干校带食品。他一个残疾人，带东西不方便，叫我顺便带来。我立刻就去了北京甘家口宿舍，运铎叔叔见到我，连声道谢，接着就是：“你的父亲是个好同志，没有什么问题，不要听信别人胡说八道。不要到社会上乱跑，我们就是对你们这些孩子不放心啊。”
　　“文革”中，吴运铎叔叔家里七口人，去了五个地方。他只身一人在干校。闲暇的时候，父亲便邀他来家吃饭，因为母亲是湖南湘潭人，烧得一手“谭家菜”，但最拿手的是腌得一手好泡菜，辣椒、红萝卜、包菜、豇豆、鬼子姜泡在一起，五颜六色，煞是好看。运铎叔叔祖籍虽在湖北武汉，却十分爱吃泡菜。多少年来，运铎叔叔吃饭就是在楼下买点包子、花生豆、熟菜。家乡来人也是如此，生活非常俭朴。“文革”时期，外面卖的泡菜几乎绝迹，所以他总是笑眯眯地在母亲泡菜腌好时出现在我家。后来回到北京，运铎叔叔一如既往地来我家吃泡菜。
　　1974年10月，我回家探亲，正赶上运铎叔叔和几位伯伯来家看望父亲。我介绍了工厂的情况，说起老师傅们对运铎叔叔的思念之情。当说起厂里有人还建议给他编语录时，他连连说：“那可不敢，只有毛主席语录。”母亲做了一桌子菜，因为父亲血压高，就叫我陪着运铎叔叔他们喝酒。当运铎叔叔看到桌上有泡菜，顿时来了精神，马上站起身把泡菜端到自己面前说：“这是我的啊，我看谁敢跟我抢！”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运铎叔叔从不以功臣自居，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对党内不正之风疾恶如仇，坚持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一直到去世，住在北京西城某家属大院的四楼上。平时外出，就是怀揣一张月票，和大家一起挤车，不用配给的公车。他写给别人的信件，没有一张公用的信纸、信封。许多信封是自己糊的，甚至是用过后翻过来糊的。
　　大夫说他连住院也没闲着
　　运铎叔叔是一个极为低调的人。听同事说，一次在成都锦江饭店开航空部质量会议，在电梯间看见服务员训斥一个残疾人。后来才知道是运铎叔叔因视力关系，误入外宾楼层。同事说，运铎叔叔只是让他训斥，什么也不说。后来还是有人看不过去了，才解了围。
　　运铎叔叔对待别人，总是有忙必帮，不计得失，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也是如此。他尤其关心青年人的教育，曾经说：不愿看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毁掉下一代人。经他的援助之手得以获得前途的青年不计其数。当时一位青年受父亲被“打倒”的影响，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却上不了大学。1970年，那位青年被航空部某基地录用。工作的地方，正是运铎叔叔担任第一任厂长的某厂。但这位青年在工厂同样受到限制，不能从事接触导弹产品的工作。此事被运铎叔叔知道了，他生气地说：我们都为国家干了一辈子军工了，整我们就没道理，孩子们又有什么错！随即给厂里写信说明情况，帮助青年落实政策。
　　父亲1975年5月含冤去世，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追悼会一再延后。当我到运铎叔叔家报丧的时候，谈到此事，他安慰我说：“用不着和他们生气，别以为总是他们的天下。你的父亲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他为社会主义做出了许多贡献，人民自有公论。”追悼会的那天，一向节俭的运铎叔叔特意新买了一双白底布鞋前来送葬。
　　父亲追悼会后不久，运铎叔叔因视力差，在马路边被自行车撞倒，导致大腿骨折。救护车把他送进了阜外医院，当时手术室正在抢救其他病人，运铎叔叔竟然忍着疼痛等了四十分钟。之后他转往解放军三0一医院。我听到消息后赶往医院看他。他说：“撞他的是轴承厂的一个小青年，急着上班。派出所要拘留他。我就够倒霉的了，别再连累他。我现在请派出所放他。他还是个年轻人，别误了前程。他厂领导来时，我再三要他们不要处分他，不要让孩子背上包袱。”我再次看他时，大夫告诉我，运铎叔叔住院也没闲着，搞了一个骨折康复设备的技术革新，把原来关节处的方向固定的康复机械改为万向节，大大减轻了病人的痛苦。我见到他时，运铎叔叔幽默地说：看，与人方便于己方便这句老话说得对吧？这些万向节都是轴承厂帮助加工的。
　　桌上堆积着一大摞写好的回信
　　1981年，运铎叔叔再次骨折。他回家养伤后，我们去看望他。一进门，没有想到他正用半个臀部坐在椅子上，给一位四川女拖拉机手写回信。原来是她知道运铎叔叔在书画界小有名气，来信表示想学习画画，请运铎叔叔介绍一位画家。运铎叔叔在病中满足了她的要求。桌子上还堆积着一大摞写好的回信。按他的话说，名义上是离休了，实际上是做不完的报告，还不完的稿债。他还曾多次深情地讲起老上级罗炳辉将军从奴隶到将军的故事。他说每当回忆起牺牲的老上级和同事们，就没有忍受不了的冤屈，就充满力量。
　　1990年11月初，我去工人疗养院看望运铎叔叔。他住在普通病房，房里没有暖气，很冷。运铎叔叔正在输液吸氧，呼吸十分困难。他告诉我：这回是和一些前来的共青团员在院子里合影时着凉了。我还问他吃饭没有，他说吃了两个包子，还说想吃口泡菜。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
　　1991年5月2日，运铎叔叔去世。5月3日下午，我赶去吊唁。一进门，兵器部老部长张珍正在运铎叔叔遗像前默哀、鞠躬。运铎叔叔虽然走了，但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他那为国为民的高贵品质，永远留在我的心头。
　　邢大军据《人民政协报》王星照/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