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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翻阅东汉《越绝书》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不禁被其中一段文字吸引:“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三年,幽王徵春申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为假君治吴。十一年,幽王徵假君,与春申君并杀之。二君治吴凡十四年。后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东名大越为山阴也。春申君姓黄,名歇。”阅后觉得这段记载似与自己以前对春申君的了解有出入,于是便查阅《史记? 春申君列传》,司马迁是如此记录的:“歇至楚三月,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後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於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根据《史记》的记载,春申君生活的年代应在顷襄王和考烈王的时代,考烈王病死,春申君同年也便被杀。
战国晚期,楚国的这位春申君(黄歇)与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合称为“战国四君子”,一时名闻遐迩。但在四人之中,春申君的名气相对于其他三人似乎要小些,关键是后人对他的评说不一,尤以批评为多。楚王将他改封于江东郡后,春申君选择原来吴国后期的都城作为都邑,并在吴地做了不少事业,这从《越绝书》有关记载中可大致了解。他在吴地重建城郭、宫室,当时的宫室确实相当豪华壮丽,司马迁曾实地到过吴地春申君的都邑,他曾叹道:“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后人以此来批判黄歇大兴土木,生活骄纵奢侈,唐代有诗人以“堂上三千珠履客”的诗句来讽他;今人把黄歇给秦昭王的“上书”,骂成是“不啻于一份投降书和卖身契”,说他既无孟尝君谲诈善变的本领,又无平原君坚决抗秦的气魄,更无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胆略,只是一位平庸无奇、巧辩不实的徒具虚名之士。如何公正地来看待历史人物,应放置于人物所处的时代来分析,司马迁在《春申君列传》中感慨地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硃英之谓邪?”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不隐恶,也不溢美,高度评价春申君给秦昭王的“上书”及想方设法弄太子完归楚为聪明之举,则是为其“制于李园”而深为婉惜。我们暂且抛开春申君的“非”,来看看他的“是”,我们不能否定他在楚国晚期历史上起过的作用,尤其是封吴十年给吴地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
一、“上书”昭王救楚于危,初显政治外交才干
战国晚期,楚怀王疏远良臣屈原,亲近奸佞靳尚,结果被骗入秦,客死他乡,实为楚人之屈辱。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昭王命白起大举攻楚,白起攻下楚国都城纪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烧楚先王墓夷陵,攻至竟陵(今湖北潜江县西北),顷襄王被迫迁都至陈(今河南淮阳县)。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又攻取楚国巫郡(今四川东部)、黔中郡(今湖南西北部和湖北、四川、贵州的部分)。顷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73年),秦赵关系改善,“韩、魏服。而事秦”。楚国君臣对此种局势十分不安,国内一片惶恐。黄歇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了楚国的政治舞台。黄歇少年时曾游历各地,学识渊博。他很崇拜当时的纵横家苏秦,常以苏秦建立的功业激励自己。他刻苦研读经书史籍,分析当时割据形势,十分清楚秦国对楚国的野心和楚国所面临的压力。待时机成熟,就回到楚国求见顷襄王。顷襄王很欣赏黄歇辩论的口才和自荐的勇气。时值秦昭王正命令大将白起率军与韩、魏军队共同攻打楚国,如果秦、韩、魏联合攻楚,楚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黄歇深知自己的命运和楚国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向秦昭王上书,力陈秦国“善楚”之利。“天下莫彊於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上书”洋洋洒洒,对秦攻楚之利弊得失分析透彻明了,实属上乘,正中秦昭王之称霸之心,终于秦昭王大喊一声“善”,制止了白起出兵,辞退了韩魏联军,并且派使臣笼络楚国,订立条约,结为盟国。秦楚盟约,使楚国得到喘息机会,延缓了楚国败亡进程。这不能不说是黄歇智慧的最佳体现,黄歇的外交能力和政治头脑初次显露无遗。
二、冒死随太子去秦,智遣楚太子归楚
顷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72年),楚国按盟约把太子完送到秦国做人质,并让黄歇作为太傅(官名,太子的师傅)随从至秦侍奉太子。黄歇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本想在君王身边施展才略,却要陪太子做人质。在战国时期,人质的生命毫无保障可言,黄歇清醒认识到入秦的危险,但是靠着他的机智勇敢及政治外交上的才干,一方面结识了秦之重臣,另一方面博取了太子完的欢心,内外关系协调得十分和谐。顷襄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63年),顷襄王病重,黄歇想通过秦相范雎让秦昭王放太子完回国。于是对秦相范雎说:“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原相国孰虑之。” 范雎说与秦王。秦王疑虑,只让黄歇回国探视楚王的病情。在这紧要关头,黄歇分析形势,权衡利弊,當机立断,帮助太子逃回楚国,他对太子说:“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黄歇甘愿冒死的“大忠”及果断遣楚太子归楚的“大智”,实让人叹服,这不也可以同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大智大勇相媲美吗?当秦昭王得知而勃然大怒,要黄歇自杀时,又被秦相范雎劝止了,这也归功于黄歇外交上的胜利。
三、封吴十年治水筑路,促进吴地经济发展
顷襄王卒,太子完即位,是为考烈王。为太子登位作贡献的黄歇理所当然受到重用,考烈王元年(公元前262年),他担任了令尹要职,并封为春申君,受赐淮北地十二县。后以淮北地近齐国,宜作边防县为名,请求改封吴。封吴十年,正是他权势显赫之际,虽然他的生活奢侈淫逸,但也为吴地经济发展做了一定贡献。他充分利用吴地的三江五湖之利,治水筑路。《越绝书》载:“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泻西野。”他还在无锡修建陵道,即陆道,“无锡西龙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吴所造也。”(见《越绝书》)至今无锡钱桥的龙山梢尚留遗迹;他还治理无锡湖(即芙蓉湖),开凿无锡塘。惠山的春申涧,俗称黄公涧,相传是春申君黄歇放马饮水的地方。无锡舜柯山麓的黄城,传为黄歇所筑之城。因该城地近范蠡所筑的斗城,俗称“黄斗城”。江阴有“春申旧封”之称,相传春申君在江阴开凿申浦河、黄田港,江阴的申港、黄田港、黄山之名都因春申君黄歇而得名。相传春申君死后葬于江阴君山西麓,后改称黄山。现有清代乾隆年间墓碑,上镌“楚春申黄歇之墓”。墓地上原有东岳庙,作为祭祀之处。《七国考》引《一统志》载:“南直常州申浦在江注太湖,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当时有如此工程可谓浩大。水利的兴建,一方面带来粮食的增产,黄歇又在吴地建东西“两仓” (见《越绝书》)。另一方面,内河航道的开凿,促进水运的发展,使吴地经济文化得以繁荣发展。春申君封吴十年,确实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给吴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战国晚期,楚国的这位春申君(黄歇)与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合称为“战国四君子”,一时名闻遐迩。但在四人之中,春申君的名气相对于其他三人似乎要小些,关键是后人对他的评说不一,尤以批评为多。楚王将他改封于江东郡后,春申君选择原来吴国后期的都城作为都邑,并在吴地做了不少事业,这从《越绝书》有关记载中可大致了解。他在吴地重建城郭、宫室,当时的宫室确实相当豪华壮丽,司马迁曾实地到过吴地春申君的都邑,他曾叹道:“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后人以此来批判黄歇大兴土木,生活骄纵奢侈,唐代有诗人以“堂上三千珠履客”的诗句来讽他;今人把黄歇给秦昭王的“上书”,骂成是“不啻于一份投降书和卖身契”,说他既无孟尝君谲诈善变的本领,又无平原君坚决抗秦的气魄,更无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胆略,只是一位平庸无奇、巧辩不实的徒具虚名之士。如何公正地来看待历史人物,应放置于人物所处的时代来分析,司马迁在《春申君列传》中感慨地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硃英之谓邪?”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不隐恶,也不溢美,高度评价春申君给秦昭王的“上书”及想方设法弄太子完归楚为聪明之举,则是为其“制于李园”而深为婉惜。我们暂且抛开春申君的“非”,来看看他的“是”,我们不能否定他在楚国晚期历史上起过的作用,尤其是封吴十年给吴地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
一、“上书”昭王救楚于危,初显政治外交才干
战国晚期,楚怀王疏远良臣屈原,亲近奸佞靳尚,结果被骗入秦,客死他乡,实为楚人之屈辱。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昭王命白起大举攻楚,白起攻下楚国都城纪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烧楚先王墓夷陵,攻至竟陵(今湖北潜江县西北),顷襄王被迫迁都至陈(今河南淮阳县)。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又攻取楚国巫郡(今四川东部)、黔中郡(今湖南西北部和湖北、四川、贵州的部分)。顷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73年),秦赵关系改善,“韩、魏服。而事秦”。楚国君臣对此种局势十分不安,国内一片惶恐。黄歇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了楚国的政治舞台。黄歇少年时曾游历各地,学识渊博。他很崇拜当时的纵横家苏秦,常以苏秦建立的功业激励自己。他刻苦研读经书史籍,分析当时割据形势,十分清楚秦国对楚国的野心和楚国所面临的压力。待时机成熟,就回到楚国求见顷襄王。顷襄王很欣赏黄歇辩论的口才和自荐的勇气。时值秦昭王正命令大将白起率军与韩、魏军队共同攻打楚国,如果秦、韩、魏联合攻楚,楚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黄歇深知自己的命运和楚国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向秦昭王上书,力陈秦国“善楚”之利。“天下莫彊於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上书”洋洋洒洒,对秦攻楚之利弊得失分析透彻明了,实属上乘,正中秦昭王之称霸之心,终于秦昭王大喊一声“善”,制止了白起出兵,辞退了韩魏联军,并且派使臣笼络楚国,订立条约,结为盟国。秦楚盟约,使楚国得到喘息机会,延缓了楚国败亡进程。这不能不说是黄歇智慧的最佳体现,黄歇的外交能力和政治头脑初次显露无遗。
二、冒死随太子去秦,智遣楚太子归楚
顷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72年),楚国按盟约把太子完送到秦国做人质,并让黄歇作为太傅(官名,太子的师傅)随从至秦侍奉太子。黄歇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本想在君王身边施展才略,却要陪太子做人质。在战国时期,人质的生命毫无保障可言,黄歇清醒认识到入秦的危险,但是靠着他的机智勇敢及政治外交上的才干,一方面结识了秦之重臣,另一方面博取了太子完的欢心,内外关系协调得十分和谐。顷襄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63年),顷襄王病重,黄歇想通过秦相范雎让秦昭王放太子完回国。于是对秦相范雎说:“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原相国孰虑之。” 范雎说与秦王。秦王疑虑,只让黄歇回国探视楚王的病情。在这紧要关头,黄歇分析形势,权衡利弊,當机立断,帮助太子逃回楚国,他对太子说:“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黄歇甘愿冒死的“大忠”及果断遣楚太子归楚的“大智”,实让人叹服,这不也可以同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大智大勇相媲美吗?当秦昭王得知而勃然大怒,要黄歇自杀时,又被秦相范雎劝止了,这也归功于黄歇外交上的胜利。
三、封吴十年治水筑路,促进吴地经济发展
顷襄王卒,太子完即位,是为考烈王。为太子登位作贡献的黄歇理所当然受到重用,考烈王元年(公元前262年),他担任了令尹要职,并封为春申君,受赐淮北地十二县。后以淮北地近齐国,宜作边防县为名,请求改封吴。封吴十年,正是他权势显赫之际,虽然他的生活奢侈淫逸,但也为吴地经济发展做了一定贡献。他充分利用吴地的三江五湖之利,治水筑路。《越绝书》载:“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泻西野。”他还在无锡修建陵道,即陆道,“无锡西龙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吴所造也。”(见《越绝书》)至今无锡钱桥的龙山梢尚留遗迹;他还治理无锡湖(即芙蓉湖),开凿无锡塘。惠山的春申涧,俗称黄公涧,相传是春申君黄歇放马饮水的地方。无锡舜柯山麓的黄城,传为黄歇所筑之城。因该城地近范蠡所筑的斗城,俗称“黄斗城”。江阴有“春申旧封”之称,相传春申君在江阴开凿申浦河、黄田港,江阴的申港、黄田港、黄山之名都因春申君黄歇而得名。相传春申君死后葬于江阴君山西麓,后改称黄山。现有清代乾隆年间墓碑,上镌“楚春申黄歇之墓”。墓地上原有东岳庙,作为祭祀之处。《七国考》引《一统志》载:“南直常州申浦在江注太湖,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当时有如此工程可谓浩大。水利的兴建,一方面带来粮食的增产,黄歇又在吴地建东西“两仓” (见《越绝书》)。另一方面,内河航道的开凿,促进水运的发展,使吴地经济文化得以繁荣发展。春申君封吴十年,确实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给吴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