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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决定了正义，还是结果决定正义？杀一个，救五个；还是救五个，杀一个？影片中三个不同立场的良心，都源于各自的道德，也都是各自的公义判断
《战略特勤组》。乍看译名以为又是一部警匪动作题材影片，细看英文原名却是另外一番光景：unthinkable，不可想象。也许只有看过的人，才能体会这个词的残酷含义，一如电影海报上那个背对镜头的溅血身影。
危狱惊情还是道德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中国内地还公映了另一部水准极佳的批片《危情三日》（The Next Three Days），由美国著名导演保罗·哈吉斯执导（此君2004年编剧的《百万宝贝》拿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紧接着第二年的导演处女作《撞车》又以黑马的姿态蝉联了这一荣誉）。
这部影片讲了由拉塞尔·克劳饰演的男主角坚信深陷谋杀罪名的妻子是清白的，在穷尽所有正当方法也无计可施之后，最终选择布局一场越狱大戏，上演了一幕危狱惊情，携妻带子，远走他乡。整部影片风格凌厉节奏紧凑，看下来酣畅淋漓，男主角虽然经历了重重磨难，最终的选择却义无反顾，结果也是有惊无险，浪漫得众望所归，颇具中国武侠小说的潇洒之风。至于其做法在法律上的正当性云云，早已被看客们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相比而言，《战略特勤组》里的那个选择，则让人纠结得多。
前美军特种部队炸弹专家史蒂芬·杨格不满美国对待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于是作为穆斯林的他策划了一场特殊的恐怖袭击。他宣称在美国三个城市中分别放置了三颗小型核弹，即时将自动引爆。FBI反恐部门女探员海伦·布洛迪负责调查此案，她的小队连同极度危险的谈判专家亨利·汉弗莱斯受命审讯史蒂芬。
绰号“H”的亨利手段残忍严酷，加上政府高层的纵容他愈加有恃无恐。于是，这场临危受命的刑讯逼供把很多人逼进了道德困境无法超脱，并在突破底线后走向了不可想象的癫狂。
公正：该如何是好？
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教授在他著名的法学系列公开课《公正：该如何做是好？》（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 中曾经假设过一个关于“失控电车”的案例：一辆失控的电车，即将行到一个岔路口，左边的路有五个人，右边的路有一个人，电车所到之处必无任何存活的可能。如果你是司机的话，应该选择把方向盘转向哪边？
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可以借助“紧急避险”的原理作出相对一致的选择。在课堂现场的学生也不例外，绝大多数人选择牺牲那一个人来拯救另外五个人。因为正确的选择，是取决于你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的，而两种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孰优孰劣显而易见，此谓“后果主义道德推理学说”。
于是桑德尔教授变换了一下条件，提出了第二种情形：假设在失控的电车面前只有一条路，前面有五个人，而在路上方的桥上有一个胖子，若他能堵于车前的话车肯定会停下来。如果你就在胖子身后且必须作出选择的话，你是推胖子下去，还是放任五个人身亡?
此时在场学生的立场如大多数观众一样开始分化动摇，随着情况的改变，他们开始倾向于去评判行为本身的动机，而不单是行为的后果。就此便陷入了一种道德困境：为了救那五个人，我可以去杀死一个人么？杀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被允许么？
接着，教授抛出了更让人纠结的类似案例：假如五个重伤的人被送进医院，需要移植若干器官才能存活；同时，医院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病人，取了他的器官后肯定能救活那五人，但他本人一定会死。如果你是那名医生，该如何选择？
在如此的困境中，什么才是道德的选择？如何才是正确的做法？
公正，到底该如何是好？
不可想象：杀人的道德侧面
《战略特勤组》面临的状况，远比这几个例子要复杂和危险的多。首先，美国当局无法确定这位前特种部队炸弹专家现穆斯林恐怖分子杨格先生所言是否属实，即，三颗核弹是否存在？这让他们的刑讯逼供行为从头到尾充满了矛盾和困惑：是否我们费尽功夫丧尽原则到头来只是因为一个玩笑？其次，假定核弹确实是存在的，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条件下，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可以说无法想象。事实上美国当局根本无法忽略这种可能性，他们无法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作为代价。这也是当局高层纵容曾在战场上身经百炼的“H”不惜任何手段都要逼出炸弹下落的原因，这是一场他们输不起的战争。
H在本片里是个极富争议的角色，与其说他是经验丰富的谈判专家，不如说他是饱经风霜的刑讯师。他懂得最严酷的私刑手段，并且通透人性的弱点，所以除非经受过特别训练或者有着极强的意志力，一般人根本无法在他面前隐藏半点秘密。可惜的是，这两点被万里挑一的杨格先生都占全了。这也是H使出饱受诟病的最终手段的原因。
同时H也深知，自己虽不是刑讯机器，但随着事态深入他迟早将无法收手。他选择了一个有可能会公平决定这一切的人——FBI女探员海伦·布洛迪。
海伦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为人公正无私而且实战经验丰富。这个角色设定在本片中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所以每个人的选择都微妙掺杂着自身的倾向性。
海伦起初对H行刑的阻挠多半源于女性特有的善良公义，她总想一种合乎人性的方法说服杨格先生讲出秘密。但随着事态的不断升级，在他提供了虚假信息导致53人丧命之后，愤怒的海伦几乎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那把刺进杨格胸前的小刀就是私刑之刃。但最终，理性还是颤抖着将它从中抽离出来。
在H利用杨格的妻子让杨格心理防线崩塌之后，杨格说出了三颗核弹的下落。就在美国当局高层、军方、海伦这三方怒斥H是个魔鬼的时候，杨格却抛出了一个比炸弹还要劲爆的结论：还有一颗核弹存在。然后极富戏剧性和荒诞感的一幕出现了，美国当局高层的态度立即转向了一百八十度的反面，跳下道德高地，义正言辞的要求H继续审讯杨格的两个孩子。
如前面所说的一样，H早已经看透了人性的虚伪和自私，所以他不相信在场任何人的叫嚣和选择，除了海伦。他知道自己已经离底线太远，停手还是继续，他把选择权交给了这位正义女神的化身。当所有人都为末日来临而疯狂的时候，如何丈量公义的权力被交到了第三方手上。
“你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是人，要爆就爆吧! 我们不能这么做!” 这便是海伦的最终决断。杨格自杀了，硝烟散尽了，核弹也拆除了。但镜头却移向了那隐藏在角落的第四颗，如鬼魅般的红色数字倒数到了最后的一刻。
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新的困惑却又横亘在了心头：到底由谁可以替我们作出正确的选择？海伦？政府？最高院？正义女神？抑或是，上帝？
这个困惑如影片的结局一样，让我无助而苍凉。
责任编辑：黄倩
《战略特勤组》。乍看译名以为又是一部警匪动作题材影片，细看英文原名却是另外一番光景：unthinkable，不可想象。也许只有看过的人，才能体会这个词的残酷含义，一如电影海报上那个背对镜头的溅血身影。
危狱惊情还是道德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中国内地还公映了另一部水准极佳的批片《危情三日》（The Next Three Days），由美国著名导演保罗·哈吉斯执导（此君2004年编剧的《百万宝贝》拿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紧接着第二年的导演处女作《撞车》又以黑马的姿态蝉联了这一荣誉）。
这部影片讲了由拉塞尔·克劳饰演的男主角坚信深陷谋杀罪名的妻子是清白的，在穷尽所有正当方法也无计可施之后，最终选择布局一场越狱大戏，上演了一幕危狱惊情，携妻带子，远走他乡。整部影片风格凌厉节奏紧凑，看下来酣畅淋漓，男主角虽然经历了重重磨难，最终的选择却义无反顾，结果也是有惊无险，浪漫得众望所归，颇具中国武侠小说的潇洒之风。至于其做法在法律上的正当性云云，早已被看客们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相比而言，《战略特勤组》里的那个选择，则让人纠结得多。
前美军特种部队炸弹专家史蒂芬·杨格不满美国对待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于是作为穆斯林的他策划了一场特殊的恐怖袭击。他宣称在美国三个城市中分别放置了三颗小型核弹，即时将自动引爆。FBI反恐部门女探员海伦·布洛迪负责调查此案，她的小队连同极度危险的谈判专家亨利·汉弗莱斯受命审讯史蒂芬。
绰号“H”的亨利手段残忍严酷，加上政府高层的纵容他愈加有恃无恐。于是，这场临危受命的刑讯逼供把很多人逼进了道德困境无法超脱，并在突破底线后走向了不可想象的癫狂。
公正：该如何是好？
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教授在他著名的法学系列公开课《公正：该如何做是好？》（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 中曾经假设过一个关于“失控电车”的案例：一辆失控的电车，即将行到一个岔路口，左边的路有五个人，右边的路有一个人，电车所到之处必无任何存活的可能。如果你是司机的话，应该选择把方向盘转向哪边？
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可以借助“紧急避险”的原理作出相对一致的选择。在课堂现场的学生也不例外，绝大多数人选择牺牲那一个人来拯救另外五个人。因为正确的选择，是取决于你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的，而两种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孰优孰劣显而易见，此谓“后果主义道德推理学说”。
于是桑德尔教授变换了一下条件，提出了第二种情形：假设在失控的电车面前只有一条路，前面有五个人，而在路上方的桥上有一个胖子，若他能堵于车前的话车肯定会停下来。如果你就在胖子身后且必须作出选择的话，你是推胖子下去，还是放任五个人身亡?
此时在场学生的立场如大多数观众一样开始分化动摇，随着情况的改变，他们开始倾向于去评判行为本身的动机，而不单是行为的后果。就此便陷入了一种道德困境：为了救那五个人，我可以去杀死一个人么？杀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被允许么？
接着，教授抛出了更让人纠结的类似案例：假如五个重伤的人被送进医院，需要移植若干器官才能存活；同时，医院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病人，取了他的器官后肯定能救活那五人，但他本人一定会死。如果你是那名医生，该如何选择？
在如此的困境中，什么才是道德的选择？如何才是正确的做法？
公正，到底该如何是好？
不可想象：杀人的道德侧面
《战略特勤组》面临的状况，远比这几个例子要复杂和危险的多。首先，美国当局无法确定这位前特种部队炸弹专家现穆斯林恐怖分子杨格先生所言是否属实，即，三颗核弹是否存在？这让他们的刑讯逼供行为从头到尾充满了矛盾和困惑：是否我们费尽功夫丧尽原则到头来只是因为一个玩笑？其次，假定核弹确实是存在的，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条件下，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可以说无法想象。事实上美国当局根本无法忽略这种可能性，他们无法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作为代价。这也是当局高层纵容曾在战场上身经百炼的“H”不惜任何手段都要逼出炸弹下落的原因，这是一场他们输不起的战争。
H在本片里是个极富争议的角色，与其说他是经验丰富的谈判专家，不如说他是饱经风霜的刑讯师。他懂得最严酷的私刑手段，并且通透人性的弱点，所以除非经受过特别训练或者有着极强的意志力，一般人根本无法在他面前隐藏半点秘密。可惜的是，这两点被万里挑一的杨格先生都占全了。这也是H使出饱受诟病的最终手段的原因。
同时H也深知，自己虽不是刑讯机器，但随着事态深入他迟早将无法收手。他选择了一个有可能会公平决定这一切的人——FBI女探员海伦·布洛迪。
海伦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为人公正无私而且实战经验丰富。这个角色设定在本片中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所以每个人的选择都微妙掺杂着自身的倾向性。
海伦起初对H行刑的阻挠多半源于女性特有的善良公义，她总想一种合乎人性的方法说服杨格先生讲出秘密。但随着事态的不断升级，在他提供了虚假信息导致53人丧命之后，愤怒的海伦几乎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那把刺进杨格胸前的小刀就是私刑之刃。但最终，理性还是颤抖着将它从中抽离出来。
在H利用杨格的妻子让杨格心理防线崩塌之后，杨格说出了三颗核弹的下落。就在美国当局高层、军方、海伦这三方怒斥H是个魔鬼的时候，杨格却抛出了一个比炸弹还要劲爆的结论：还有一颗核弹存在。然后极富戏剧性和荒诞感的一幕出现了，美国当局高层的态度立即转向了一百八十度的反面，跳下道德高地，义正言辞的要求H继续审讯杨格的两个孩子。
如前面所说的一样，H早已经看透了人性的虚伪和自私，所以他不相信在场任何人的叫嚣和选择，除了海伦。他知道自己已经离底线太远，停手还是继续，他把选择权交给了这位正义女神的化身。当所有人都为末日来临而疯狂的时候，如何丈量公义的权力被交到了第三方手上。
“你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是人，要爆就爆吧! 我们不能这么做!” 这便是海伦的最终决断。杨格自杀了，硝烟散尽了，核弹也拆除了。但镜头却移向了那隐藏在角落的第四颗，如鬼魅般的红色数字倒数到了最后的一刻。
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新的困惑却又横亘在了心头：到底由谁可以替我们作出正确的选择？海伦？政府？最高院？正义女神？抑或是，上帝？
这个困惑如影片的结局一样，让我无助而苍凉。
责任编辑：黄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