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多位陕西省水利厅的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陕北的可供水资源总量已经没有什么余量，如果没有大的水利工程上马，比如说北面的几个引黄工程，乃至于远期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发改委新批路条的和各地规划要建的这些能源化工项目就没有保障。
但是，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这种“倒逼”的做法并不理性，如果南水北调西线上马，生态影响暂且不论，经济成本之巨将远超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那个水他们根本就用不起。”他也并不认可国家发改委在产业宏观调控上存在责任的说法。
这名官员向本刊记者介绍，煤化工的审批权限并没有下放，在今年以前，批的项目也并不多，今年“开闸”放行了十多个项目之后，已经引来舆论一片哗然，但这些项目比起各地未批先建的项目总量而言，依然是少数。
之所以“倒逼”，缘于地方发展的意愿太迫切。在生态补偿问题没有解决、水权概念也没有在市场化的语境中讨论清楚的大环境下，地方自然会“自己为自己负责”，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地去解决困难。
没有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中国的水利工程史上，陕西省不止一次承担着付出者和牺牲者的角色。
上世纪50年代，当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上马以后，陕西八百里秦川就成了这一“无准备之仗”的牺牲品。渭河淤积，大水大灾小水小灾，生态恶化，土地盐碱化……渭河平原千里沃野逐渐贫瘠。
陕西省水利厅总工办主任程子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三门峡存废之争上，陕西省的一位领导甚至提出过：由陕西省出钱，来养着三门峡水电站的人，放空运行一年试试看，河道淤积问题能不能缓解。
但是，这个类似于“叫板”的提议并没有得到水利部的回应。
1987年，因为黄河水量明显不足，国家出台了“87分水方案”，给黄河流域各个省划定用水限额，对黄河水量进行指标管理。程子勇说，因为当时包括陕西在内的上游省份相对贫穷，用水很少，所以分给他们的水量也很少。分水的比重是偏向于下游省市的。
从1987年到现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人口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方案显然已经过时，也有失公平。“现在下游有南水北调东线中线，相当于给下游补的水量已经很大了。在这种情况下，黄河的水量应该重新分配才合理。”程子勇说。
黄河水利委员会一位工程师告诉本刊记者，一直沿用至今的“87分水方案”没有再重新调整，一方面是因为黄河水的总量在减少；另一方面，各地的用水需求还在增加，这是一个很难协调的大动作，矛盾也似乎还没有激烈到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
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看，陕西也是“吃亏”的一方。从行政区划上看，陕西并不是不产水，汉江的陕西出境水量是280亿立方米/年，嘉陵江源头也在陕西省境内，而这些水，陕西都没有用，只有为下游保护的义务。
简单地说，“老实”的陕西长期以来处于这样的境地---奉献宝贵的煤炭资源，奉献宝贵的水资源，自己却发展滞后。
在这样的情况下，水利部、黄河委同意了陕西省的引汉济渭工程，一期、二期一共引水15亿立方米/年，用以保障关中城市群的发展。但是前提条件是：调水不能影响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尴尬的引汉济渭
引汉济渭工程规划在汉江干流修建黄金峡水利枢纽，及汉江支流子午河兴建三河口水库，作为水源，由黄金峡泵站自黄金峡水利枢纽提水，通过黄三隧洞输水至三河口水利枢纽，然后通过秦岭隧洞直接自流输水自黑河金盆水库下游黄池沟。由“二库一站二洞”五部分组成。计划施工总工期为11年，水库淹没土地3.66万亩，移民人口5640人，总投资153.3亿元。
“虽然陕西人吃亏很多，但是引汉济渭工程从一开始就很尴尬。”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任局长翁立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尽管修编后的长江流域规划已经将引汉济渭一期的10亿立方米和二期的5亿立方米都列入了进去，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南水北调中线已经很困窘，丹江口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水来保障南水北调中线的二期了。所以，今后陕西就不是跟湖北争水的问题，而是要跟北京天津PK的问题……”
据翁立达介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汉江的丹江口取水，一期调水95亿立方，二期计划调水40亿立方。在设计的时候，是按照1956年到1979年的水文资料来计算的，当时的汉江来水量是380亿方水。而现在，汉江上游来水明显减少，只有320亿方左右，甚至有些年份300亿立方米都不到。光是一期工程就已经调走河道里差不多1/3的水，影响已经非常巨大，再难以承载南水北调中线二期工程。如果上游的引汉济渭再调走15亿立方的水量，对汉江流域而言，负担已经过于沉重。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虽然水利部同意了引汉济渭工程列入规划，但却有所保留。提出的要求近乎“苛刻”：汉江枯水期不能调水。可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每年的丰枯时间基本一致，洪水基本都是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也就是说，南方没水的时候北方也没水，需要调水的时候不能调水。
除此之外，引汉济渭工程可能带来的巨大的环境影响也引发了争议。尤其是穿越秦岭的隧道，对秦岭及其水资源的影响不可忽略。
然而，发展对水的需求是如此的迫切，在一系列论证尚未完成，环评审批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秦岭隧洞就已经于2009年8月开始施工。按照计划，2020年就要通水，2030年工程全部完成。
在前期已投入20多亿元之后，2013年1月，环保部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叫停了工程，并以“未批先建”为由，罚款20万元。项目方停下来按照程序继续推进各项审批议程，但迄今没有实质性进展。
南水北调西线：被倒逼的“大饼”、
按照陕西省副省长祝列克的说法，即便是付出极大代价的引汉济渭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也不足以解开陕西省发展的水瓶颈。
所有长远发展的诉求，最终都指向图纸上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国家发改委一位价格专家给《瞭望东方周刊》算了一笔账：2003年，最早计算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成本价格是1吨水3.87元，当时的计划投资总额是870个亿。而这个计划投资和实际建设需求相比，低得太多了。
“等到2004年前后我们再讨论的时候，就变成了1200亿，2007年变成了2500亿，2010年时候，我们估算过，就接近3500个亿了。”
最初设计的征地补偿方案，河南省境内，占农民的地是按照农作物一年纯收入的6倍来补偿。一亩地当时一年纯收益就给算100块钱，也就是一亩地才600块钱。现在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征得下来。
所以，最后核完，现在的总投资大概是原来870亿元的五六倍。
他告诉本刊记者：“一吨水从丹江口到北京后，剩下不到半吨了，加上征地费，水资源费，最后实际一吨水的成本价至少在30元左右。而这还是丹江口有水可调的前提下。至于西线，我们就没舍得算，因为工程造价的成本会比中线高太多，比如说，光是要把通天河和黄河上游打通，就不是个简单的事。至少是数倍于中线的价格。”
环境影响和代价尚且不论，最后这个成本价由谁来出，调来的水分配给谁用，均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榆林市一家年耗水2500万吨的煤化工企业，即便是用中线30元一方的水，一年的水价成本也在7.5亿元左右。
翁立达告诉本刊记者，跨流域调水整体说来会造成很大的生态影响，但是如果非要调水的话，从下游调水比从中游调好，从中游调水比从上游调好。钱正英、郭树言等人，比较支持小江调水方案。具体的做法是从长江中游的三峡水库调水，经秦岭，进渭河。“一方面，可以解决三门峡的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部分替代西线调水。”
用小江调水替代西线方案，尚未得到黄河中上游各地方的认可。陕西省的几位官员就告诉本刊记者，小江调的水对陕西而言并不好用；从取水的便利程度而言，还是希望西线工程能够上马。
但是，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这种“倒逼”的做法并不理性，如果南水北调西线上马，生态影响暂且不论，经济成本之巨将远超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那个水他们根本就用不起。”他也并不认可国家发改委在产业宏观调控上存在责任的说法。
这名官员向本刊记者介绍，煤化工的审批权限并没有下放，在今年以前，批的项目也并不多，今年“开闸”放行了十多个项目之后，已经引来舆论一片哗然，但这些项目比起各地未批先建的项目总量而言，依然是少数。
之所以“倒逼”，缘于地方发展的意愿太迫切。在生态补偿问题没有解决、水权概念也没有在市场化的语境中讨论清楚的大环境下，地方自然会“自己为自己负责”，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地去解决困难。
没有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中国的水利工程史上，陕西省不止一次承担着付出者和牺牲者的角色。
上世纪50年代，当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上马以后，陕西八百里秦川就成了这一“无准备之仗”的牺牲品。渭河淤积，大水大灾小水小灾，生态恶化，土地盐碱化……渭河平原千里沃野逐渐贫瘠。
陕西省水利厅总工办主任程子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三门峡存废之争上，陕西省的一位领导甚至提出过：由陕西省出钱，来养着三门峡水电站的人，放空运行一年试试看，河道淤积问题能不能缓解。
但是，这个类似于“叫板”的提议并没有得到水利部的回应。
1987年，因为黄河水量明显不足，国家出台了“87分水方案”，给黄河流域各个省划定用水限额，对黄河水量进行指标管理。程子勇说，因为当时包括陕西在内的上游省份相对贫穷，用水很少，所以分给他们的水量也很少。分水的比重是偏向于下游省市的。
从1987年到现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人口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方案显然已经过时，也有失公平。“现在下游有南水北调东线中线，相当于给下游补的水量已经很大了。在这种情况下，黄河的水量应该重新分配才合理。”程子勇说。
黄河水利委员会一位工程师告诉本刊记者，一直沿用至今的“87分水方案”没有再重新调整，一方面是因为黄河水的总量在减少；另一方面，各地的用水需求还在增加，这是一个很难协调的大动作，矛盾也似乎还没有激烈到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
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看，陕西也是“吃亏”的一方。从行政区划上看，陕西并不是不产水，汉江的陕西出境水量是280亿立方米/年，嘉陵江源头也在陕西省境内，而这些水，陕西都没有用，只有为下游保护的义务。
简单地说，“老实”的陕西长期以来处于这样的境地---奉献宝贵的煤炭资源，奉献宝贵的水资源，自己却发展滞后。
在这样的情况下，水利部、黄河委同意了陕西省的引汉济渭工程，一期、二期一共引水15亿立方米/年，用以保障关中城市群的发展。但是前提条件是：调水不能影响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尴尬的引汉济渭
引汉济渭工程规划在汉江干流修建黄金峡水利枢纽，及汉江支流子午河兴建三河口水库，作为水源，由黄金峡泵站自黄金峡水利枢纽提水，通过黄三隧洞输水至三河口水利枢纽，然后通过秦岭隧洞直接自流输水自黑河金盆水库下游黄池沟。由“二库一站二洞”五部分组成。计划施工总工期为11年，水库淹没土地3.66万亩，移民人口5640人，总投资153.3亿元。
“虽然陕西人吃亏很多，但是引汉济渭工程从一开始就很尴尬。”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任局长翁立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尽管修编后的长江流域规划已经将引汉济渭一期的10亿立方米和二期的5亿立方米都列入了进去，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南水北调中线已经很困窘，丹江口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水来保障南水北调中线的二期了。所以，今后陕西就不是跟湖北争水的问题，而是要跟北京天津PK的问题……”
据翁立达介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汉江的丹江口取水，一期调水95亿立方，二期计划调水40亿立方。在设计的时候，是按照1956年到1979年的水文资料来计算的，当时的汉江来水量是380亿方水。而现在，汉江上游来水明显减少，只有320亿方左右，甚至有些年份300亿立方米都不到。光是一期工程就已经调走河道里差不多1/3的水，影响已经非常巨大，再难以承载南水北调中线二期工程。如果上游的引汉济渭再调走15亿立方的水量，对汉江流域而言，负担已经过于沉重。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虽然水利部同意了引汉济渭工程列入规划，但却有所保留。提出的要求近乎“苛刻”：汉江枯水期不能调水。可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每年的丰枯时间基本一致，洪水基本都是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也就是说，南方没水的时候北方也没水，需要调水的时候不能调水。
除此之外，引汉济渭工程可能带来的巨大的环境影响也引发了争议。尤其是穿越秦岭的隧道，对秦岭及其水资源的影响不可忽略。
然而，发展对水的需求是如此的迫切，在一系列论证尚未完成，环评审批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秦岭隧洞就已经于2009年8月开始施工。按照计划，2020年就要通水，2030年工程全部完成。
在前期已投入20多亿元之后，2013年1月，环保部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叫停了工程，并以“未批先建”为由，罚款20万元。项目方停下来按照程序继续推进各项审批议程，但迄今没有实质性进展。
南水北调西线：被倒逼的“大饼”、
按照陕西省副省长祝列克的说法，即便是付出极大代价的引汉济渭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也不足以解开陕西省发展的水瓶颈。
所有长远发展的诉求，最终都指向图纸上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国家发改委一位价格专家给《瞭望东方周刊》算了一笔账：2003年，最早计算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成本价格是1吨水3.87元，当时的计划投资总额是870个亿。而这个计划投资和实际建设需求相比，低得太多了。
“等到2004年前后我们再讨论的时候，就变成了1200亿，2007年变成了2500亿，2010年时候，我们估算过，就接近3500个亿了。”
最初设计的征地补偿方案，河南省境内，占农民的地是按照农作物一年纯收入的6倍来补偿。一亩地当时一年纯收益就给算100块钱，也就是一亩地才600块钱。现在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征得下来。
所以，最后核完，现在的总投资大概是原来870亿元的五六倍。
他告诉本刊记者：“一吨水从丹江口到北京后，剩下不到半吨了，加上征地费，水资源费，最后实际一吨水的成本价至少在30元左右。而这还是丹江口有水可调的前提下。至于西线，我们就没舍得算，因为工程造价的成本会比中线高太多，比如说，光是要把通天河和黄河上游打通，就不是个简单的事。至少是数倍于中线的价格。”
环境影响和代价尚且不论，最后这个成本价由谁来出，调来的水分配给谁用，均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榆林市一家年耗水2500万吨的煤化工企业，即便是用中线30元一方的水，一年的水价成本也在7.5亿元左右。
翁立达告诉本刊记者，跨流域调水整体说来会造成很大的生态影响，但是如果非要调水的话，从下游调水比从中游调好，从中游调水比从上游调好。钱正英、郭树言等人，比较支持小江调水方案。具体的做法是从长江中游的三峡水库调水，经秦岭，进渭河。“一方面，可以解决三门峡的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部分替代西线调水。”
用小江调水替代西线方案，尚未得到黄河中上游各地方的认可。陕西省的几位官员就告诉本刊记者，小江调的水对陕西而言并不好用；从取水的便利程度而言，还是希望西线工程能够上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