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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斯·奥尔森与电影的一见钟情
1981年，艾丽斯·奥尔森出生于芬兰的赫尔辛基，在那里生活并居住。她的父亲是一名电影制片人，母亲是艺术老师，所以艾丽斯从小就受到电影艺术的熏陶。6岁时，艾丽斯发现了自家公寓旁边一家出租录影带的商店，于是每天放学后她都会去租片，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录像店所有的电影都被她看过了。所以，艾丽斯说，她与电影的关系是一见钟情。
13岁时，艾丽斯参加了电影活动小组，碰到了纪录片电影制作人，学会了使用了摄像机，拍摄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关于自家小区的纪录片。在这之后艾丽斯的第二部学生电影《夏天的孩子》，已经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并在当时被芬兰国家广播公司YLE购买播出。
十八九岁高中毕业后，艾丽斯申请了芬兰电影学院的免费教育，学习纪录片导演专业。
在芬兰只有一个电影学校，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需要5-7年的学制，这里面有导演、录音、剪辑等专业。每年不同的专业只有两个人被录取，所以每年一共只有二十个左右的学生。在这里，艾丽斯有充分的时间去制作电影，积累了人脉，并在纪录片的创作之路上一发不可收拾。
《心灵重荷》的拍摄机缘
2010年初，艾丽斯接到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电话，邀请她参加一个工作坊，与其他国家的导演组成一组制作一部电影。当时正在芬兰电影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艾丽斯已经是一位成功的电影制作人。这个项目，和她合作的是一位年轻的卢旺达导演Yves N1yongabo。
卢旺达是个很小的国家，在非洲的中心地带。早在1994年4月15日，在极度疯狂愚蠢的统治者的命令下，大批胡图的极端分子发动了大屠杀。100多天的时间里，平均每天有8万人丧生，总80万人被杀害。20多年过去了，那些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很多逃出了自己的祖国，永不回来。卢旺达导演Yves Niyongab0就曾在儿时经历过这一切，1995年的大屠杀过后，他和他的家人返回了家乡卢旺达。对于他来说，卢旺达大屠杀是个难以磨灭的记忆。艾丽斯同样对非洲有种特别的感情，她曾在非洲的塞内力口尔支教，后来还在佛罗格和马里做过电影。最终，艾丽斯和Yves Niymngabo决定拍摄一部关于卢旺达大屠杀后幸存者的生活电影。
跨文化的纪录片创作
艾丽斯来自北欧芬兰，Yves Niyongabo来自卢旺达，两个人的跨文化交流让影片的故事有了独特的切入点。而这种联合导演制作影片的方式是艾丽斯的第一次尝试，合作起来并不容易。“我们不是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小组，而是被分配到同一组。一部片子有两个导演这本身就很难，很重要的是要互相尊重，互相让步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两个人要有同样的强势。我们本身来自不同的文化，有很多冲突，但这同时让影片有独特的角度。”
和其它片子不一样，这部片子中的人物遭受过历史的创伤，一个外国人将镜头对准他们，也许遇到拒绝、陌生、危险、质疑、排斥的可能性都会加大。“我从来没遭到质疑，我和他们很合得来，他们需要倾听者，也很迫切地想要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即使摄像机对着他们，我坚信只要有爱和理解，保持敞开，他们就会愿意讲述他们的故事。从制作的角度，这更像是一个观察性的拍摄。我们从纪念委员会找到了这个村子，然后得到了许可，采取不打扰的方式拍摄了纪念仪式等一切。很多时候，我也想和他们保持距离，例如关于治疗室给幸存者做辅导的场景，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所以我没拍画面，只是采用录音的方式。其实，即使你语言不通也可以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有四部电影都是在这种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拍摄的。没有语言信息你反而会更加敏感，因为你关注的点已经不在语言上了，你会关注其他的信息，靠一种感觉，有时候甚至不需要语言。”
艾丽斯拍摄片子常常以感觉行事，她认为做纪录片有时就是天生本能的第一反应，需要很快做决策，否则会错过很多东西。《心灵重荷》中的部分主要人物和镜头就是临时性的决定和拍摄。“在我要准备离开卢旺达时，我总觉得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没拍，我需要一个线索。当时一个男人帮我拍摄街上的孩子，我就想到让这个男人也把他的故事讲讲，我把摄像机打开，坐在地上开始听他的故事。飞机两个小时候就起飞了，但我宁愿误了航班。我所有的片子都是这样，像魔术一样突然的感觉。我的纪录短片《梦想之间》也是这样，当时在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上，我用在火车上的7天时间拍摄了睡着了的与疲倦的火车乘客，之前我设定的拍摄规则是这部片子的所有画面均在夜间拍摄。但在最后一站时我觉得还没结尾，我在火车上走来走去寻找要拍的东西，后来我随机敲了一个门让里面人讲讲他的梦，这样我就把之前夜间拍摄的规则抛弃了，白天拍摄了他的脸。拍摄纪录片就是即使你有很多计划但总会被发生的事情推翻，这是非常让人兴奋的。”
不仅仅是对于被拍摄者，这部片子对于拍摄者也是一个极大的心灵承受考验。“那次屠杀是大规模的，每个建筑工地挖地基时都能看到人的骨头，所以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纪念的场所。人们到教堂去纪念，还有人找到骨头后会找洗骨头的人清洗，对于他们来讲，这是尊重死去灵魂的做法。片子拍完后，我根本无法看这些素材，直到5个月之后，我才敢再去碰这些素材。”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每个人都知道卢旺达大屠杀是个沉重痛苦的历史，在艾丽斯的镜头里，没有过多主观介入，他们选择走近倾听，平静记录，并见证此刻的卢旺达幸存者的生活，这其中有极端痛苦也有努力遗忘。
“我去之前没有对这个地方做过调研，我很好奇在这个城市里，作为一个外来人，我还能见到从那段时间所留给人们的痛苦吗？我们见到了忠诚的哀悼者。他们开诚布公地和上帝对话，不仅喊出了他们的悲痛，还有他们作为生者的愉悦和感恩。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双腿，她选择去教堂寻找安慰，而没有将无以复加的悲痛继续传给她的孩子们。”艾丽斯讲到这部片子她所传达的感受。
片子里的一些年轻人是出生在大屠杀之后，他们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成为了孤儿，这是卢旺达普遍的现实。“我很确定那部分已经死去了，一种情感，一种爱，我都没有了”，片中一个年轻人这样说。“他们认为失去了自己最美好的一部分一一感受一切的能力，所以在片子中，他们对死亡感到麻木。他们这代人注定背负着的宽恕和原谅的责任，只能将仅有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信念。”艾丽斯说道。
当1994年卢旺达发生大屠杀时，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后才得到世界上一些地方和人的关注。而在这之后，卢旺达那些幸存者的生活仍然得到的是极少部分人关注。对于这些幸存者而言，这是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一方面一小部分人选择继续在此生存并用余生为死去家人的身体和灵魂守护。另一方面，年轻人必须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他们别无选择，所有的生命都是要接受，并且继续前行。
1981年，艾丽斯·奥尔森出生于芬兰的赫尔辛基，在那里生活并居住。她的父亲是一名电影制片人，母亲是艺术老师，所以艾丽斯从小就受到电影艺术的熏陶。6岁时，艾丽斯发现了自家公寓旁边一家出租录影带的商店，于是每天放学后她都会去租片，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录像店所有的电影都被她看过了。所以，艾丽斯说，她与电影的关系是一见钟情。
13岁时，艾丽斯参加了电影活动小组，碰到了纪录片电影制作人，学会了使用了摄像机，拍摄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关于自家小区的纪录片。在这之后艾丽斯的第二部学生电影《夏天的孩子》，已经是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并在当时被芬兰国家广播公司YLE购买播出。
十八九岁高中毕业后，艾丽斯申请了芬兰电影学院的免费教育，学习纪录片导演专业。
在芬兰只有一个电影学校，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需要5-7年的学制，这里面有导演、录音、剪辑等专业。每年不同的专业只有两个人被录取，所以每年一共只有二十个左右的学生。在这里，艾丽斯有充分的时间去制作电影，积累了人脉，并在纪录片的创作之路上一发不可收拾。
《心灵重荷》的拍摄机缘
2010年初，艾丽斯接到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电话，邀请她参加一个工作坊，与其他国家的导演组成一组制作一部电影。当时正在芬兰电影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艾丽斯已经是一位成功的电影制作人。这个项目，和她合作的是一位年轻的卢旺达导演Yves N1yongabo。
卢旺达是个很小的国家，在非洲的中心地带。早在1994年4月15日，在极度疯狂愚蠢的统治者的命令下，大批胡图的极端分子发动了大屠杀。100多天的时间里，平均每天有8万人丧生，总80万人被杀害。20多年过去了，那些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很多逃出了自己的祖国，永不回来。卢旺达导演Yves Niyongab0就曾在儿时经历过这一切，1995年的大屠杀过后，他和他的家人返回了家乡卢旺达。对于他来说，卢旺达大屠杀是个难以磨灭的记忆。艾丽斯同样对非洲有种特别的感情，她曾在非洲的塞内力口尔支教，后来还在佛罗格和马里做过电影。最终，艾丽斯和Yves Niymngabo决定拍摄一部关于卢旺达大屠杀后幸存者的生活电影。
跨文化的纪录片创作
艾丽斯来自北欧芬兰，Yves Niyongabo来自卢旺达，两个人的跨文化交流让影片的故事有了独特的切入点。而这种联合导演制作影片的方式是艾丽斯的第一次尝试，合作起来并不容易。“我们不是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小组，而是被分配到同一组。一部片子有两个导演这本身就很难，很重要的是要互相尊重，互相让步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两个人要有同样的强势。我们本身来自不同的文化，有很多冲突，但这同时让影片有独特的角度。”
和其它片子不一样，这部片子中的人物遭受过历史的创伤，一个外国人将镜头对准他们，也许遇到拒绝、陌生、危险、质疑、排斥的可能性都会加大。“我从来没遭到质疑，我和他们很合得来，他们需要倾听者，也很迫切地想要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即使摄像机对着他们，我坚信只要有爱和理解，保持敞开，他们就会愿意讲述他们的故事。从制作的角度，这更像是一个观察性的拍摄。我们从纪念委员会找到了这个村子，然后得到了许可，采取不打扰的方式拍摄了纪念仪式等一切。很多时候，我也想和他们保持距离，例如关于治疗室给幸存者做辅导的场景，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所以我没拍画面，只是采用录音的方式。其实，即使你语言不通也可以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有四部电影都是在这种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拍摄的。没有语言信息你反而会更加敏感，因为你关注的点已经不在语言上了，你会关注其他的信息，靠一种感觉，有时候甚至不需要语言。”
艾丽斯拍摄片子常常以感觉行事，她认为做纪录片有时就是天生本能的第一反应，需要很快做决策，否则会错过很多东西。《心灵重荷》中的部分主要人物和镜头就是临时性的决定和拍摄。“在我要准备离开卢旺达时，我总觉得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没拍，我需要一个线索。当时一个男人帮我拍摄街上的孩子，我就想到让这个男人也把他的故事讲讲，我把摄像机打开，坐在地上开始听他的故事。飞机两个小时候就起飞了，但我宁愿误了航班。我所有的片子都是这样，像魔术一样突然的感觉。我的纪录短片《梦想之间》也是这样，当时在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上，我用在火车上的7天时间拍摄了睡着了的与疲倦的火车乘客，之前我设定的拍摄规则是这部片子的所有画面均在夜间拍摄。但在最后一站时我觉得还没结尾，我在火车上走来走去寻找要拍的东西，后来我随机敲了一个门让里面人讲讲他的梦，这样我就把之前夜间拍摄的规则抛弃了，白天拍摄了他的脸。拍摄纪录片就是即使你有很多计划但总会被发生的事情推翻，这是非常让人兴奋的。”
不仅仅是对于被拍摄者，这部片子对于拍摄者也是一个极大的心灵承受考验。“那次屠杀是大规模的，每个建筑工地挖地基时都能看到人的骨头，所以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纪念的场所。人们到教堂去纪念，还有人找到骨头后会找洗骨头的人清洗，对于他们来讲，这是尊重死去灵魂的做法。片子拍完后，我根本无法看这些素材，直到5个月之后，我才敢再去碰这些素材。”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每个人都知道卢旺达大屠杀是个沉重痛苦的历史，在艾丽斯的镜头里，没有过多主观介入，他们选择走近倾听，平静记录，并见证此刻的卢旺达幸存者的生活，这其中有极端痛苦也有努力遗忘。
“我去之前没有对这个地方做过调研，我很好奇在这个城市里，作为一个外来人，我还能见到从那段时间所留给人们的痛苦吗？我们见到了忠诚的哀悼者。他们开诚布公地和上帝对话，不仅喊出了他们的悲痛，还有他们作为生者的愉悦和感恩。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双腿，她选择去教堂寻找安慰，而没有将无以复加的悲痛继续传给她的孩子们。”艾丽斯讲到这部片子她所传达的感受。
片子里的一些年轻人是出生在大屠杀之后，他们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成为了孤儿，这是卢旺达普遍的现实。“我很确定那部分已经死去了，一种情感，一种爱，我都没有了”，片中一个年轻人这样说。“他们认为失去了自己最美好的一部分一一感受一切的能力，所以在片子中，他们对死亡感到麻木。他们这代人注定背负着的宽恕和原谅的责任，只能将仅有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信念。”艾丽斯说道。
当1994年卢旺达发生大屠杀时，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后才得到世界上一些地方和人的关注。而在这之后，卢旺达那些幸存者的生活仍然得到的是极少部分人关注。对于这些幸存者而言，这是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一方面一小部分人选择继续在此生存并用余生为死去家人的身体和灵魂守护。另一方面，年轻人必须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他们别无选择，所有的生命都是要接受，并且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