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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在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使疫情防控所涉及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出现紧急状态下的爆发式增长。但随着后疫情时期的到来，这些“疫情产业”开始面临市场需求的快速调整，急需通过前瞻性和针对性政策推动其健康平稳发展。本文基于需求的应急性、需求的直接性和内涵的丰富性三方面基本特征，对“疫情产业”的概念及其范畴进行了界定，并以口罩这一典型产品为例，探讨了“疫情产业”增长的空间不均衡性等实际特点以及后疫情时期的分化態势。为了避免“疫情产业”应急性增长的后遗症，中国应按照“淘汰退出一批、高标准建设一批、整治改造提标升级一批、多种形式整合一批”的总体思路，尽快引导和促进“疫情产业”转型升级。基于此，笔者提出，应推进常规防疫产品和企业的分类调控、构建新型防疫产业生态、加大对高端战略性防疫产品的支持力度和加强“疫情产业”的国际合作。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了“疫情产业”的规范定义，指明了后疫情时期“疫情产业”的分化趋势与政策框架，对公共卫生危机影响下的“疫情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具有一般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疫情产业;中国后疫情时期;防疫产业生态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7-0036-08
一、引 言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世界各国蔓延，对全球经济体系和各个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外部冲击，导致全球经济出现罕见衰退，绝大部分产业呈现萎缩。但疫情防控本身却对特定产业和产品产生巨大需求，例如，口罩、防护服、环境消杀用品、公共场所疫情管理所需器械、疫苗等产品和相应的服务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使得既有的相关产业和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意外的发展机会。许多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或及时转产，一些不生产相关产品的企业也迅速转产一些技术含量低、进入门槛低的产品。笔者将这种疫情带动下的经济发展现象称为“疫情经济”，把相关产业称为“疫情产业”。应该说，“疫情经济”或“疫情产业”在特定时期，不仅满足了疫情防控本身的需求，也在客观上为稳定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和遏止贫困阶层生活状况恶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些企业也确实取得了较好的财务业绩。然而，随着全球疫情态势逐步稳定，尤其是疫情防控机制以及抗病毒疫苗和治疗手段的不断成熟，全球经济和人们的生产生活逐步恢复常态，在公共卫生危机状态下形成的“疫情产业”，如何及时转型升级、转向健康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轨道，是一个重要和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进行前瞻性、战略性的谋划和政策安排，以防止发生资源浪费、企业陷入困境等系列问题。
虽然有个别学者对疫情之后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和政策设计开展了一些前瞻性分析，如贾晖等[1]分析了疫情给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发展机遇，指明数字经济将成为后疫情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张亮和焦英奇[2]针对疫情影响下的体育产业发展，论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体育消费、电子竞技运动产业化、体育健身和体育旅游休闲产业的报复性反弹等可能性;而陈继勇[3]在梳理了国际防疫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经济碎片化、区域化趋势增强以及大国关系变化等总体判断。除此之外，黄少安和李少星[4-5]还分别从全国和山东层面，针对“疫情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撰写内部研究报告，就后疫情时期相关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但总体而言，“疫情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作为特定背景下出现的、影响广泛的产业发展现象，深入研究后疫情时期“疫情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不仅对总结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的产业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亦对区域经济管理和产业政策设计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主要特点，以全社会在疫情防控各环节出现的紧急性产品需求特征为基础，明确“疫情产业”的基本范畴，并在此基础上以其典型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为例，分析“疫情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并结合后疫情时期对相关产品的需求分化态势，提出推动“疫情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思路，从而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借鉴。本文对现有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出现的典型事实以及国家进行针对性宏观调控的现实需要出发，对“疫情产业”的概念及其范畴进行了规范性界定。第二，根据疫情防控态势转变的整体形势，提出了分类调控的总体思路，并从常规防疫产品、防疫产业整体生态、高端战略性防疫产品的差异化调整对策以及国际合作等角度，明确了后疫情时期“疫情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基本框架，以期为类似情境下的产业治理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二、“疫情产业”的发展特征
（一）“疫情产业”的基本范畴
“疫情产业”目前还并无规范的定义，对其主要构成也尚未形成清晰边界。笔者认为，“疫情产业”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第一，相关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应急性。“疫情产业”是在突发疫情这一特定情境下、围绕疫情防控各环节需要而出现紧急性产品需求的特殊产业类型。因此，尽管部分行业在疫情逐步稳定后将呈现报复式反弹，但已经脱离了“疫情产业”所依赖的特定情境，也并非紧急状态下的关键紧急需求，因而不能将其纳入“疫情产业”的范畴。第二，需求的直接性。随着全球和中国产业分工的日益细化，任何一个产业与其他产业都具有普遍的、错综复杂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关系，那么对“疫情产业”的界定必须以疫情防控对相关产品的紧急性直接需求及其必要关联为界定基础，那些由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变化所导致的间接性产业不宜纳入分析范畴，否则将缺少针对性。第三，内涵的丰富性。作为一个“产业”，其必须具有相对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内容，不能仅局限于疫情防控所需的最终产品，而应延展到必要生产材料和后续服务环节，以适应“疫情产业”调控的宏观政策需要。基于此，笔者将“疫情产业”定义为：为有效控制或降低突发传染性疾病对居民生命健康的损害，围绕疫情防控在预防、管理及治疗等各个环节的需要，开展直接用于相应场景或与其紧密关联的相关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企业的集合。 从实际情况来看，为有效应对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疫情产业”针对疫情的个体预防、日常防护、场所管理、感染者识别和病患治疗等一系列防控流程，形成了对口罩、消毒水、防护服、体温监测、检验试剂、抗病毒疫苗、免疫和治疗药品等一系列产品和服务需求，并出现了紧急性的、爆发式的产出增长。其不仅品类多样，更涉及多种原材料和中间制成品，构成了一个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大产业关联影响的特殊产业类型。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环节，本文对“疫情产业”所涉及的典型终端产品、服务及其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进行举例说明，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此次“疫情产业”的典型终端产品涉及到国民经济中的多个大类，如纺织服装、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制造、橡胶和塑料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制造业，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卫生等服务业，成为一个关联广泛的产品和服务簇群。
（二）“疫情产业”的发展描述
尽管经历了“非典”疫情的考验，近年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实现了较快发展，但应对突发重大疫情的能力尚有欠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一矛盾随即充分暴露出来：第一，全社会对个体卫生防护和健康管理等所需物资的战略储备不足，口罩、防护服、额温枪等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缺口。第二，应对快速、高通量、高灵敏度的检验检测技术和设备水平较低，使大量新冠肺炎病毒携带者未被及时有效识别，未能有效阻断疫情的蔓延和扩散。第三，针对新冠肺炎的抗病毒药物和免疫预防疫苗研发能力不够，导致疫情持续了较长时间，也造成疫情防控的经济社会成本与损害效应大大增加。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和巨大市场需求，相关领域的企业迅速通过扩大产能或及时转产，加大对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供给，由此拉动了“疫情产业”的爆发式增长。
尽管中国针对疫情防控中的部分关键物资已经形成专门的监测调度体系，但是还缺少产业层面的精确统计。本文以居民体验最直接和公开报道最多的口罩生产为例，对此次“疫情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说明。由于不同研究单位的统计口径和预测方法存在差别，使国内对口罩产能、口罩生产产值的历史数据和预估数据存在较大差距，因而本文基于企查查数据平台，于2021年3月28日，以“口罩”为关键词对工商注册单
位的经营范围进行检索，统计出2000年以来全国从事口罩生产经营的新注册单位数量变化，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全国新从事口罩生产经营的工商注册单位呈逐年增长态势，
但2000—2019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5.96%，总体较为平稳。即便在发生“非典”疫情的2003年，其增长速度也仅为27.99%，这应与其传播蔓延的速度和范围有关。然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使其增长速度骤增到678.33%，新注册单位达到17.96万家。当然，企查查數据平台的检索结果涵盖了从生产加工到流通销售等诸多环节，并且也不能排除一家企业注册多个公司等常见情况，但这种急剧的增长速度无疑充分反映了“疫情产业”的应急性发展特点。
同时，从口罩生产经营的地区格局变化来看，“疫情产业”的发展也存在较大的空间不均衡性。本文选取了全国31个省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除外）数据，通过企查查数据平台，整理获得了2020年各省份从事口罩生产经营的新注册单位情况，并将其与2019年的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第一，2020年从事口罩生产经营的新注册单位数量以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居多，四省合计数量占全国比重达到56.41%。一方面，这四个省份具有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使其能够在疫情出现后迅速组织市场力量及时作出反应;另一方面，这四个省份均处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密集的人口流动和经贸往来影响下，承受了更大的疫情防控压力，因而也具有更强的物资生产动力。相反地，多数西部省份以及河北、湖南、山西、吉林、黑龙江等部分省份的新增注册单位数量仍相对较低，对上述两个方面的认识也形成新的证据支持。第二，从与2019年的数量对比变化来看，有15个省份的增长倍数达到7倍以上，有7个省份的增长倍数在5至7倍之间，而北京、四川、河北、湖南、山西、吉林、内蒙古、甘肃、西藏等9个省份的增长倍数在5倍以下，其中北京和甘肃不足两倍。可见，在疫情蔓延对全国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口罩等关键物资并未呈现普遍的本地化生产经营态势，而是在全国一盘棋的防控政策支持下，仍表现出较强的跨地区市场配置特征。
另外，2021年初一些地区和部门公布了部分官方数据，从中我们亦也可以看出“疫情产业”的增长特点。如2021年1月29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披露，2020年山东全年防疫物资出口达到525.9亿元，比2019年增长了243.9%，其中，口罩、医用手套和防护服的出口规模增长幅度分别达到了11倍、1.8倍和17倍[6]，远超全省同期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应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冲击下，“疫情产业”不仅快速满足了疫情防控需要，也为经济增长和就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后疫情时期“疫情产业”发展趋势展望
（一）后疫情时期的基本特点
所谓“后疫情时期”，就是在全国疫情得到总体控制的背景下，大规模覆盖式和全民式的防控方式退出，疫情防控方式转向面对特定人群和地域的精准防控与以疫苗预防为主的时期。回顾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过程，自中国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以来，疫情从少数城市迅速蔓延到全国。但是，由于中国特色的组织动员体制在应对重大外部冲击、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方面的优势，中国通过政府统一领导和周密部署、社会各界积极配合、全民深度参与的方式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并且持续加强科技攻关和防控体系建设，使中国疫情防控的成效为全世界所认可。从目前所面临的总体形势来看，中国疫情防控的整体局面已经趋于稳定，基本没有疫情再次大规模、大范围蔓延的可能性，尤其是受益于新冠疫苗的成功研制以及接种率的不断提高，国内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常态。当前，在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对疫情防控不断重视的形势下，全球性的疫情传播也开始走向稳定。随着国际疫情合作的不断深化和各国管控手段的日益成熟，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全球性疫情终会过去。当然，在短期内严防疫情反弹、长期内不断完善疫情防控体系、构建健康生产生活方式的政策方向不会改变。上述一系列现象显示，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后疫情时期，对疫情防控产品和服务的应急性需求转入“新常态”，进而将推动“疫情产业”的市场形势发生深刻变化。 （二）当前“疫情产业”已出现的市场变化
正是由于“疫情产业”超常规增长的应急性特点，使其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正常秩序状态时，也必然出现超常规的市场整合进程。本文再次以企查查数据平台为基础，查找了全国2020年注册且在检索时点依然处于在业/存续状态的口罩生产经营单位。在2020年的新注册单位中，已经有9 264家单位显示为非在业/存续状态，占比达到5.16%。当然，相对中国的中小企业存活率而言，这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但在2021年第一季度即表现出这一特点，并且随着疫情防控态势更加明朗，其行业内部整合无疑将进一步加快，相关单位的全年存活率将会呈现更迅速的下降态势。
同时，“疫情产业”的整合同样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如表3所示，从2020年从事口罩生产的新注册单位中非在业/存续状态占比来看，安徽、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广东6省的非在业/存续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安徽达到了10.63%;最低的省份为青海，其比重仅为1.44%，显示出“疫情产业”整合进程呈较大差距。本文还尝试分析了2020年新注册单位增速与非在业/存续率的相关关系，但发现其相关趋势尽管存在但并不明显。由此可知，一方面，部分地区的“疫情产业”整合将会十分剧烈，因而应提前进行预判和政策引导;另一方面，“疫情产业”在疫情期间的超常规增长，并不会完全回归到疫情之前的状态，而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粘滞效应，并成为影响各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历史偶然事件。
（三）“疫情产业”的分化态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疫情产业”将很快分化：为数不少的低技术含量、大众化、覆盖式使用的产品，如口罩、消毒液、酒精和测温器等及其原材料的国内需求将急剧减少，国际需求降低的速度可能略慢，但是总体呈较快递减趋势;高技术含量的生物疫苗、检验检测、成套智能化防控设备将呈长期而稳定、甚至高增长的需求态势;与普惠式公共卫生体系（包括应急体系）建设相关的企业、产品和新型医疗服务将会在相当一段时期有较大需求;疫情防控产品的国际需求，将出现地理区域性和产品结构性差异。具体而言：
首先，随着后疫情时期的来临，部分常规疫情防控产品的总需求量已经基本稳定甚至出现萎缩。客观地说，2003年“非典”疫情所折射出的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短板重视不够是此次疫情后果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全球和中国经济发展压力不断加大，各级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也存在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投资回报更高领域的现实问题，导致中国公共卫生体系长期存在较大缺口。人们对日常疫情防控物资的需求强度毕竟是有限的，此次“疫情产业”产能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补足了常规疫情防控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即使人们在新的健康卫生习惯需求下，现有生产能力也已经能够基本满足非紧急情况下的疫情防控需要。一些企业和产品，如原来专门或临时转产从事口罩生产的企业，包括其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经销商，已经面临市场需求萎缩的局面，开始出现疫情后遗症，后续的市场整合进程将进一步加速。
其次，对事关长远的疫情防控产品研发投入将进一步加大。除了疫情防控初期常规疫情防控产品暴露出巨大缺口外，生物疫苗、检验检测、成套智能化疫情防控装备等战略性疫情防控产品也凸显明显的供给压力。即便目前，疫苗接种、快速检测、新型测温系统等的供应还远不能满足常态化疫情防控的需要。尤其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把突破自主可控的“卡脖子”技术研发作为中国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向，而在疫情防控领域中的部分尖端技术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这就要求中国不断加大对事关长远的公共卫生装备和技术的研发力度，尽快提高国产化水平。
再次，普惠式新型医疗服务将成为新的发展业态。中国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保健体制不健全等是影响社会民生保障水平的“老大难”问题，此次疫情暴發使这些问题更加凸显。因此，普惠式新型医疗服务仍应成为后疫情时期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明确支持互联网诊疗、开通医保网上支付、开展互联网医疗改革试点等工作。即便疫情进入稳定阶段，新型医疗产业模式和服务业态也应进一步加强。而与新型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如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采集处理的软硬件系统、基于移动互联的医疗设备终端等，仍将在后续“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实施中占有重要地位。
最后，对涉及疫情国际合作的防控产品及相关服务需求仍将增长。2020年3月，在就新冠肺炎疫情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慰问电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崭新倡议，进一步表达了中国携手国际社会联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主张。作为具有大国担当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百年征程中，以中国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协助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抗击疫情、完善国际公共卫生体系，成为当前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后疫情时期的“疫情产业”尽管面临着快速的市场整合，但涉及国际经贸合作的产品出口、产能合作、技术和服务合作等领域仍应继续加强。具体来说，面向发达国家，中国可以把防护用品和成套装备等作为出口的重点，而面向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应侧重于全方位的产品和服务贸易以及制造产能的国际转移与合作等领域。
四、结论及转型升级对策
本文的研究认为，“疫情产业”是为有效控制或降低突发传播性疾病对居民生命健康的损害，围绕疫情防控在预防、管理及治疗等各个环节的需要，开展直接用于相应场景或与其紧密关联的相关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企业的集合。它具有需求的应急性、需求的直接性、内涵的丰富性、空间的不均衡性等特点。后疫情时期，是在全国疫情得到总体控制的背景下，大规模覆盖式和全民式的防控方式退出、疫情防控方式转向面对特定人群和地域的精准防控与以疫苗预防为主的时期。进入后疫情时期，市场对“疫情产业”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总量和结构迅速发生变化，“疫情产业”亦会迅速分化。 面对“疫情产业”在步入后疫情时期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应制定前瞻性和针对性政策，有意识地、及时地按照“淘汰退出一批、高标准建设一批、整治改造提标升级一批、多种形式整合一批”的总体思路，对疫情产业既有企业和产品进行分类改造和转型升级，及时减少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避免“疫情产业”的疫情后遗症。同时，着眼改变“疫情产业”的应急性发展模式，应致力于发展防控领域更广、更有效率的医疗健康产业体系，构建新型防疫产业生态，在全球疫情防控合作中形成更加充分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四个方面的转型升级对策。
（一）推进常规防疫产品和企业的分类管理
2020年年中以来，常规性疫情防控产品的生产企业已经经历了一轮市场整合，但更多是市场自发完成的，缺乏整体规划和政府引导，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也可能导致新的供需不平衡。同时，由于疫情蔓延期间相关防疫产品的市场需求猛增，而常规防疫产品存在技术壁垒和投资门槛不高的总体特点，加上政府的默许或临时性鼓励政策，部分不具备生产条件和产品质量管理不严格的企业也开始从事防疫产品生产。这种现象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紧急状态下的刚性需求缺口，但也为市场法治化环境埋下了隐患。其中一部分出口到国外的产品甚至成为部分国家污名化“中国制造”的工具，给中国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带来了负面影响。
为此，从构建常规疫情防控产品供需总量平衡机制的角度考虑，应对常规防疫产品进行科学预测，并通过政府调节的方式，使其稳定在合理规模、保持一定的供给弹性，以应对疫情变化的不确定性，也避免造成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从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考虑，更应根据不同类型疫情防控产品的市场需求和技术水平，推进“疫情产业”的企业分类精准管理。具体而言，对部分掌握前沿技术、具有丰厚市场积累的常规疫情产品供给企业，要按照国际一流企业标准进行扶持，使其成为疫情长期防控的骨干;对具备条件、生产规模较大的企业，要引导加快技术改造，努力培育名优名品，使其成为常规疫情产品市场的有效补充;对不具备改造条件的企业，应通过企业并购、产业链整合等途径及时减产或退出;而对生产工艺落后和产品质量不达标的企业，应依法淘汰，从而维护国内市场监管的严肃性，提升“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与国际竞争力。
（二）构建新型防疫产业生态
疫情防控对“疫情产业”相关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应急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发展过程突击性较强、明显缺乏整体规划的突出缺陷。然而，依托于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在特殊背景下凭借举国组织动员而实现超常规增长的“疫情产业”，在客观上也带动了部分领域技术水平的升级和综合竞争能力的加速赶超。从长远来看，中国不能仅仅针对市场迅速调整而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简单地做产能调整的加减法。应着眼于日益复杂化、不可预期的未来防疫需求，构建面向更广防控领域和更高防控效率需要的新型防疫产业生态，从而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提供坚强保障，同时也持续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的地位。
根据“疫情产业”的结构性特点，中国新型防疫产业生态应形成以新型医疗服务为牵引、疫情防控装备和医疗耗材为中坚、医药化工原材料为基础的总体发展格局，助力中国大健康产业体系建设。第一，应集中打造若干综合性或细分领域的疫情防控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医护专业技术人员、医药场地和消杀保洁队伍等相关资源，开展疫情大数据监测、病例诊断、社区防控、专业性传染病运营管理等集成式服务，进而改变目前防控力量不够专业、工作体系不够常态化、疫情处置不够精准的问题。第二，完善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产业链条。以市场为导向、以制造为支撑、以研发为引领，借助OEM生产和超级工厂模式，以检验检测试剂、防控器械、防控装备、疫情防控产品流通等领域为突破重点，打造研发、中试、生产、销售完整的产业链条，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防疫产业链。第三，引导部分精细化工生产企业向医药中间体、化工新材料等方向转型，在保持供应链稳定上有力支撑防疫产品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也为高水准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供原材料产业基础。
（三）加大对高端战略性疫情防控产品的支持力度
中国“疫情产业”能够在短期内形成巨大产能，一方面，反映了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从侧面折射出目前的“疫情产业”更多的是依托既有产业基础的工程性集成，在突破性技术方面还存在较大欠缺。因而加快高端战略性疫情防控产品研发和供给，不仅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疫情防控的重大急需，也是中国落实创新驱动战略、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有力依托。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即便在后疫情时期，中国仍应从战略高度引导支持高技术、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产业发展。
当然，高端战略性疫情防控产品的研发，也必须与中国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具有相对优势的生产服务领域相结合，以更好发挥其支撑作用、更快形成市场占有条件。第一，与一般性生物医药研发相结合，围绕疫情在预防、检测诊断、治疗、康复等环节的医药需求，加大新冠疫苗等疫情防控所需战略性生物技术研发的长期支持。同时，结合中国目前处于疫情产品研制前沿的地位和超大市场优势，抓住机遇、积极培养人才和团队，加快国家自主创新进程。第二，注重高端疫情防控装备的系统集成和关键零部件研发。按照智能化、成套化发展思路，进一步聚焦优势主导产品，完善终端产品—关键部件—新材料零配件的生产制造链条、物理传感器—智能控制—软件设计等信息技术产品的研发应用链条，打造融合共生、关联配套的防疫产业集群。第三，以疫情防控的系统集成服务为突破点，建设疫情防控技术咨询—整体解决方案设计—系统总承包的全流程服务链条，以拉动生产制造环节的整体提升，并助力于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国际认可与快速传播。
（四）加强“疫情产业”的国际合作
中国疫情防控成效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更取得了宝贵的工作经验，在部分领域也实现了技术赶超。在当前“疫情产业”面临深入调整的历史时期，加快国际合作是提升国际地位、化解过剩产能、促进新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第一，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都需要高度重视研判国际疫情、疫情产品的国际供求变化、国际“疫情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准确充分地获得信息。这样做既有利于中国“疫情产业”的转型和结构调整，避免中国疫情产品供给出现总量和结构性问题，又有助于“疫情产业”的国际合理分工，同时，有利于中国学习和提高“疫情产业”的技术水平并加强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通过优化防控体系进而提高防控效率。第二，以强化质量监管为基础，加大疫情防控产品的出口贸易。针对全球疫情防控物资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变化，结合国内常规疫情防控产品生产企业的分类管理政策，一方面，加快与国际市场监管标准的进一步衔接，鼓励企业生产更好适用性、更强防控能力和更高附加值的疫情防控产品，加大防护耗材、管控装备和器械药品的对外出口规模，在改善企业财务水平的同时，促进企业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另一方面，通过疫情防控产品出口，不断提升“中国制造”的产品形象和消费者认可程度，从而进一步掌握国际市场资源，为其他领域产品的对外出口积累经验和条件。第三，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国家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深化“疫情产业”产能的国际合作。根据这些国家进行疫情防控产品本土化生产的需要，加快成套装备技术研发，开展装备集成服务和个性化定制。以成套装备及其全流程技术服务的生产和出口为依托，及时化解国内部分产品的产能过剩风险、优化生产体系的国际布局，同时拉动其他高端装备、信息技术应用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第四，结合部分国家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以及建立常态化疫情管理模式的需要，持续加大疫情防控系统技术的服务贸易。依托中国在疫情布控、人员监测、场所管理等方面积累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培育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应急安保、疫情防控整体方案设计等领域的专业化服务龙头企业，开展广泛深入的服务贸易，在协助其他国家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的同时，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全面轉型升级。 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外对“疫情产业”的专门性、学术性探讨还比较少，本文更多地是基于问题导向思维，对“疫情产业”的概念定义、基本范畴、增长及分化特征、促进转型升级的思路框架等进行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希望对后续更加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宏观调控政策设计提供参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缺少对“疫情产业”的专门性、公开性统计，文中所使用的数据还比较单一，有待在后续工作中进行更全面、更系统地分析。
参考文献：
[1] 贾晖，郭亚楠，初浩，等. 后疫情时代下数字经济带动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 2020，（11）：138-144.
[2] 张亮，焦英奇. 后疫情时代体育产业发展的空间转向与价值重构——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体育产业发展的分析[J]. 体育与科学， 2020，（3）：25-30.
[3] 陳继勇. 疫后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J]. 人民论坛， 2020，（22）：22-24.
[4] 黄少安，李少星. 后疫情时期中国疫情产业转型升级建议[R]. 内部研究报告，2021.
[5] 黄少安，李少星. 后疫情时期山东疫情产业转型升级建议[R]. 内部研究报告，2021.
[6]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0年山东省外贸外资发展有关情况[EB/OL].http：//www.shandong.gov.cn/vipchat1//home/site/82/2226/article.html，2021-01-29.
（责任编辑：徐雅雯）
收稿日期：2021-05-15
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源空间错配视角下的绿色城镇化发展机制与政策调控研究”（ZR2020MD010）
作者简介：
黄少安（1962-），男，湖南洞口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产权理论、制度经济与区域发展等方面的研究。E-mail：shaoanhuang @sdu.edu.cn
李少星（通讯作者）（1983-），男，河北宁晋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等方面的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
汪意成（1984-），男，湖南衡阳人，助理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等方面的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疫情产业;中国后疫情时期;防疫产业生态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7-0036-08
一、引 言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世界各国蔓延，对全球经济体系和各个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外部冲击，导致全球经济出现罕见衰退，绝大部分产业呈现萎缩。但疫情防控本身却对特定产业和产品产生巨大需求，例如，口罩、防护服、环境消杀用品、公共场所疫情管理所需器械、疫苗等产品和相应的服务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使得既有的相关产业和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意外的发展机会。许多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或及时转产，一些不生产相关产品的企业也迅速转产一些技术含量低、进入门槛低的产品。笔者将这种疫情带动下的经济发展现象称为“疫情经济”，把相关产业称为“疫情产业”。应该说，“疫情经济”或“疫情产业”在特定时期，不仅满足了疫情防控本身的需求，也在客观上为稳定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和遏止贫困阶层生活状况恶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些企业也确实取得了较好的财务业绩。然而，随着全球疫情态势逐步稳定，尤其是疫情防控机制以及抗病毒疫苗和治疗手段的不断成熟，全球经济和人们的生产生活逐步恢复常态，在公共卫生危机状态下形成的“疫情产业”，如何及时转型升级、转向健康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轨道，是一个重要和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进行前瞻性、战略性的谋划和政策安排，以防止发生资源浪费、企业陷入困境等系列问题。
虽然有个别学者对疫情之后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和政策设计开展了一些前瞻性分析，如贾晖等[1]分析了疫情给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发展机遇，指明数字经济将成为后疫情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张亮和焦英奇[2]针对疫情影响下的体育产业发展，论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体育消费、电子竞技运动产业化、体育健身和体育旅游休闲产业的报复性反弹等可能性;而陈继勇[3]在梳理了国际防疫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经济碎片化、区域化趋势增强以及大国关系变化等总体判断。除此之外，黄少安和李少星[4-5]还分别从全国和山东层面，针对“疫情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撰写内部研究报告，就后疫情时期相关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但总体而言，“疫情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作为特定背景下出现的、影响广泛的产业发展现象，深入研究后疫情时期“疫情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不仅对总结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的产业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亦对区域经济管理和产业政策设计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主要特点，以全社会在疫情防控各环节出现的紧急性产品需求特征为基础，明确“疫情产业”的基本范畴，并在此基础上以其典型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为例，分析“疫情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并结合后疫情时期对相关产品的需求分化态势，提出推动“疫情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思路，从而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借鉴。本文对现有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出现的典型事实以及国家进行针对性宏观调控的现实需要出发，对“疫情产业”的概念及其范畴进行了规范性界定。第二，根据疫情防控态势转变的整体形势，提出了分类调控的总体思路，并从常规防疫产品、防疫产业整体生态、高端战略性防疫产品的差异化调整对策以及国际合作等角度，明确了后疫情时期“疫情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基本框架，以期为类似情境下的产业治理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二、“疫情产业”的发展特征
（一）“疫情产业”的基本范畴
“疫情产业”目前还并无规范的定义，对其主要构成也尚未形成清晰边界。笔者认为，“疫情产业”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第一，相关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应急性。“疫情产业”是在突发疫情这一特定情境下、围绕疫情防控各环节需要而出现紧急性产品需求的特殊产业类型。因此，尽管部分行业在疫情逐步稳定后将呈现报复式反弹，但已经脱离了“疫情产业”所依赖的特定情境，也并非紧急状态下的关键紧急需求，因而不能将其纳入“疫情产业”的范畴。第二，需求的直接性。随着全球和中国产业分工的日益细化，任何一个产业与其他产业都具有普遍的、错综复杂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关系，那么对“疫情产业”的界定必须以疫情防控对相关产品的紧急性直接需求及其必要关联为界定基础，那些由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变化所导致的间接性产业不宜纳入分析范畴，否则将缺少针对性。第三，内涵的丰富性。作为一个“产业”，其必须具有相对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内容，不能仅局限于疫情防控所需的最终产品，而应延展到必要生产材料和后续服务环节，以适应“疫情产业”调控的宏观政策需要。基于此，笔者将“疫情产业”定义为：为有效控制或降低突发传染性疾病对居民生命健康的损害，围绕疫情防控在预防、管理及治疗等各个环节的需要，开展直接用于相应场景或与其紧密关联的相关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企业的集合。 从实际情况来看，为有效应对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疫情产业”针对疫情的个体预防、日常防护、场所管理、感染者识别和病患治疗等一系列防控流程，形成了对口罩、消毒水、防护服、体温监测、检验试剂、抗病毒疫苗、免疫和治疗药品等一系列产品和服务需求，并出现了紧急性的、爆发式的产出增长。其不仅品类多样，更涉及多种原材料和中间制成品，构成了一个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大产业关联影响的特殊产业类型。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环节，本文对“疫情产业”所涉及的典型终端产品、服务及其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进行举例说明，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此次“疫情产业”的典型终端产品涉及到国民经济中的多个大类，如纺织服装、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制造、橡胶和塑料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制造业，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卫生等服务业，成为一个关联广泛的产品和服务簇群。
（二）“疫情产业”的发展描述
尽管经历了“非典”疫情的考验，近年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实现了较快发展，但应对突发重大疫情的能力尚有欠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一矛盾随即充分暴露出来：第一，全社会对个体卫生防护和健康管理等所需物资的战略储备不足，口罩、防护服、额温枪等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缺口。第二，应对快速、高通量、高灵敏度的检验检测技术和设备水平较低，使大量新冠肺炎病毒携带者未被及时有效识别，未能有效阻断疫情的蔓延和扩散。第三，针对新冠肺炎的抗病毒药物和免疫预防疫苗研发能力不够，导致疫情持续了较长时间，也造成疫情防控的经济社会成本与损害效应大大增加。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和巨大市场需求，相关领域的企业迅速通过扩大产能或及时转产，加大对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供给，由此拉动了“疫情产业”的爆发式增长。
尽管中国针对疫情防控中的部分关键物资已经形成专门的监测调度体系，但是还缺少产业层面的精确统计。本文以居民体验最直接和公开报道最多的口罩生产为例，对此次“疫情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说明。由于不同研究单位的统计口径和预测方法存在差别，使国内对口罩产能、口罩生产产值的历史数据和预估数据存在较大差距，因而本文基于企查查数据平台，于2021年3月28日，以“口罩”为关键词对工商注册单
位的经营范围进行检索，统计出2000年以来全国从事口罩生产经营的新注册单位数量变化，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全国新从事口罩生产经营的工商注册单位呈逐年增长态势，
但2000—2019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5.96%，总体较为平稳。即便在发生“非典”疫情的2003年，其增长速度也仅为27.99%，这应与其传播蔓延的速度和范围有关。然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使其增长速度骤增到678.33%，新注册单位达到17.96万家。当然，企查查數据平台的检索结果涵盖了从生产加工到流通销售等诸多环节，并且也不能排除一家企业注册多个公司等常见情况，但这种急剧的增长速度无疑充分反映了“疫情产业”的应急性发展特点。
同时，从口罩生产经营的地区格局变化来看，“疫情产业”的发展也存在较大的空间不均衡性。本文选取了全国31个省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除外）数据，通过企查查数据平台，整理获得了2020年各省份从事口罩生产经营的新注册单位情况，并将其与2019年的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第一，2020年从事口罩生产经营的新注册单位数量以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居多，四省合计数量占全国比重达到56.41%。一方面，这四个省份具有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使其能够在疫情出现后迅速组织市场力量及时作出反应;另一方面，这四个省份均处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密集的人口流动和经贸往来影响下，承受了更大的疫情防控压力，因而也具有更强的物资生产动力。相反地，多数西部省份以及河北、湖南、山西、吉林、黑龙江等部分省份的新增注册单位数量仍相对较低，对上述两个方面的认识也形成新的证据支持。第二，从与2019年的数量对比变化来看，有15个省份的增长倍数达到7倍以上，有7个省份的增长倍数在5至7倍之间，而北京、四川、河北、湖南、山西、吉林、内蒙古、甘肃、西藏等9个省份的增长倍数在5倍以下，其中北京和甘肃不足两倍。可见，在疫情蔓延对全国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口罩等关键物资并未呈现普遍的本地化生产经营态势，而是在全国一盘棋的防控政策支持下，仍表现出较强的跨地区市场配置特征。
另外，2021年初一些地区和部门公布了部分官方数据，从中我们亦也可以看出“疫情产业”的增长特点。如2021年1月29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披露，2020年山东全年防疫物资出口达到525.9亿元，比2019年增长了243.9%，其中，口罩、医用手套和防护服的出口规模增长幅度分别达到了11倍、1.8倍和17倍[6]，远超全省同期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应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冲击下，“疫情产业”不仅快速满足了疫情防控需要，也为经济增长和就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后疫情时期“疫情产业”发展趋势展望
（一）后疫情时期的基本特点
所谓“后疫情时期”，就是在全国疫情得到总体控制的背景下，大规模覆盖式和全民式的防控方式退出，疫情防控方式转向面对特定人群和地域的精准防控与以疫苗预防为主的时期。回顾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过程，自中国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以来，疫情从少数城市迅速蔓延到全国。但是，由于中国特色的组织动员体制在应对重大外部冲击、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方面的优势，中国通过政府统一领导和周密部署、社会各界积极配合、全民深度参与的方式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并且持续加强科技攻关和防控体系建设，使中国疫情防控的成效为全世界所认可。从目前所面临的总体形势来看，中国疫情防控的整体局面已经趋于稳定，基本没有疫情再次大规模、大范围蔓延的可能性，尤其是受益于新冠疫苗的成功研制以及接种率的不断提高，国内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常态。当前，在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对疫情防控不断重视的形势下，全球性的疫情传播也开始走向稳定。随着国际疫情合作的不断深化和各国管控手段的日益成熟，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全球性疫情终会过去。当然，在短期内严防疫情反弹、长期内不断完善疫情防控体系、构建健康生产生活方式的政策方向不会改变。上述一系列现象显示，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后疫情时期，对疫情防控产品和服务的应急性需求转入“新常态”，进而将推动“疫情产业”的市场形势发生深刻变化。 （二）当前“疫情产业”已出现的市场变化
正是由于“疫情产业”超常规增长的应急性特点，使其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正常秩序状态时，也必然出现超常规的市场整合进程。本文再次以企查查数据平台为基础，查找了全国2020年注册且在检索时点依然处于在业/存续状态的口罩生产经营单位。在2020年的新注册单位中，已经有9 264家单位显示为非在业/存续状态，占比达到5.16%。当然，相对中国的中小企业存活率而言，这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但在2021年第一季度即表现出这一特点，并且随着疫情防控态势更加明朗，其行业内部整合无疑将进一步加快，相关单位的全年存活率将会呈现更迅速的下降态势。
同时，“疫情产业”的整合同样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如表3所示，从2020年从事口罩生产的新注册单位中非在业/存续状态占比来看，安徽、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广东6省的非在业/存续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安徽达到了10.63%;最低的省份为青海，其比重仅为1.44%，显示出“疫情产业”整合进程呈较大差距。本文还尝试分析了2020年新注册单位增速与非在业/存续率的相关关系，但发现其相关趋势尽管存在但并不明显。由此可知，一方面，部分地区的“疫情产业”整合将会十分剧烈，因而应提前进行预判和政策引导;另一方面，“疫情产业”在疫情期间的超常规增长，并不会完全回归到疫情之前的状态，而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粘滞效应，并成为影响各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历史偶然事件。
（三）“疫情产业”的分化态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疫情产业”将很快分化：为数不少的低技术含量、大众化、覆盖式使用的产品，如口罩、消毒液、酒精和测温器等及其原材料的国内需求将急剧减少，国际需求降低的速度可能略慢，但是总体呈较快递减趋势;高技术含量的生物疫苗、检验检测、成套智能化防控设备将呈长期而稳定、甚至高增长的需求态势;与普惠式公共卫生体系（包括应急体系）建设相关的企业、产品和新型医疗服务将会在相当一段时期有较大需求;疫情防控产品的国际需求，将出现地理区域性和产品结构性差异。具体而言：
首先，随着后疫情时期的来临，部分常规疫情防控产品的总需求量已经基本稳定甚至出现萎缩。客观地说，2003年“非典”疫情所折射出的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短板重视不够是此次疫情后果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全球和中国经济发展压力不断加大，各级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也存在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投资回报更高领域的现实问题，导致中国公共卫生体系长期存在较大缺口。人们对日常疫情防控物资的需求强度毕竟是有限的，此次“疫情产业”产能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补足了常规疫情防控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即使人们在新的健康卫生习惯需求下，现有生产能力也已经能够基本满足非紧急情况下的疫情防控需要。一些企业和产品，如原来专门或临时转产从事口罩生产的企业，包括其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经销商，已经面临市场需求萎缩的局面，开始出现疫情后遗症，后续的市场整合进程将进一步加速。
其次，对事关长远的疫情防控产品研发投入将进一步加大。除了疫情防控初期常规疫情防控产品暴露出巨大缺口外，生物疫苗、检验检测、成套智能化疫情防控装备等战略性疫情防控产品也凸显明显的供给压力。即便目前，疫苗接种、快速检测、新型测温系统等的供应还远不能满足常态化疫情防控的需要。尤其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把突破自主可控的“卡脖子”技术研发作为中国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向，而在疫情防控领域中的部分尖端技术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这就要求中国不断加大对事关长远的公共卫生装备和技术的研发力度，尽快提高国产化水平。
再次，普惠式新型医疗服务将成为新的发展业态。中国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保健体制不健全等是影响社会民生保障水平的“老大难”问题，此次疫情暴發使这些问题更加凸显。因此，普惠式新型医疗服务仍应成为后疫情时期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明确支持互联网诊疗、开通医保网上支付、开展互联网医疗改革试点等工作。即便疫情进入稳定阶段，新型医疗产业模式和服务业态也应进一步加强。而与新型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如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采集处理的软硬件系统、基于移动互联的医疗设备终端等，仍将在后续“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实施中占有重要地位。
最后，对涉及疫情国际合作的防控产品及相关服务需求仍将增长。2020年3月，在就新冠肺炎疫情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慰问电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崭新倡议，进一步表达了中国携手国际社会联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主张。作为具有大国担当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百年征程中，以中国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协助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抗击疫情、完善国际公共卫生体系，成为当前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后疫情时期的“疫情产业”尽管面临着快速的市场整合，但涉及国际经贸合作的产品出口、产能合作、技术和服务合作等领域仍应继续加强。具体来说，面向发达国家，中国可以把防护用品和成套装备等作为出口的重点，而面向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应侧重于全方位的产品和服务贸易以及制造产能的国际转移与合作等领域。
四、结论及转型升级对策
本文的研究认为，“疫情产业”是为有效控制或降低突发传播性疾病对居民生命健康的损害，围绕疫情防控在预防、管理及治疗等各个环节的需要，开展直接用于相应场景或与其紧密关联的相关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企业的集合。它具有需求的应急性、需求的直接性、内涵的丰富性、空间的不均衡性等特点。后疫情时期，是在全国疫情得到总体控制的背景下，大规模覆盖式和全民式的防控方式退出、疫情防控方式转向面对特定人群和地域的精准防控与以疫苗预防为主的时期。进入后疫情时期，市场对“疫情产业”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总量和结构迅速发生变化，“疫情产业”亦会迅速分化。 面对“疫情产业”在步入后疫情时期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应制定前瞻性和针对性政策，有意识地、及时地按照“淘汰退出一批、高标准建设一批、整治改造提标升级一批、多种形式整合一批”的总体思路，对疫情产业既有企业和产品进行分类改造和转型升级，及时减少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避免“疫情产业”的疫情后遗症。同时，着眼改变“疫情产业”的应急性发展模式，应致力于发展防控领域更广、更有效率的医疗健康产业体系，构建新型防疫产业生态，在全球疫情防控合作中形成更加充分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四个方面的转型升级对策。
（一）推进常规防疫产品和企业的分类管理
2020年年中以来，常规性疫情防控产品的生产企业已经经历了一轮市场整合，但更多是市场自发完成的，缺乏整体规划和政府引导，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也可能导致新的供需不平衡。同时，由于疫情蔓延期间相关防疫产品的市场需求猛增，而常规防疫产品存在技术壁垒和投资门槛不高的总体特点，加上政府的默许或临时性鼓励政策，部分不具备生产条件和产品质量管理不严格的企业也开始从事防疫产品生产。这种现象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紧急状态下的刚性需求缺口，但也为市场法治化环境埋下了隐患。其中一部分出口到国外的产品甚至成为部分国家污名化“中国制造”的工具，给中国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带来了负面影响。
为此，从构建常规疫情防控产品供需总量平衡机制的角度考虑，应对常规防疫产品进行科学预测，并通过政府调节的方式，使其稳定在合理规模、保持一定的供给弹性，以应对疫情变化的不确定性，也避免造成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从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考虑，更应根据不同类型疫情防控产品的市场需求和技术水平，推进“疫情产业”的企业分类精准管理。具体而言，对部分掌握前沿技术、具有丰厚市场积累的常规疫情产品供给企业，要按照国际一流企业标准进行扶持，使其成为疫情长期防控的骨干;对具备条件、生产规模较大的企业，要引导加快技术改造，努力培育名优名品，使其成为常规疫情产品市场的有效补充;对不具备改造条件的企业，应通过企业并购、产业链整合等途径及时减产或退出;而对生产工艺落后和产品质量不达标的企业，应依法淘汰，从而维护国内市场监管的严肃性，提升“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与国际竞争力。
（二）构建新型防疫产业生态
疫情防控对“疫情产业”相关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应急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发展过程突击性较强、明显缺乏整体规划的突出缺陷。然而，依托于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在特殊背景下凭借举国组织动员而实现超常规增长的“疫情产业”，在客观上也带动了部分领域技术水平的升级和综合竞争能力的加速赶超。从长远来看，中国不能仅仅针对市场迅速调整而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简单地做产能调整的加减法。应着眼于日益复杂化、不可预期的未来防疫需求，构建面向更广防控领域和更高防控效率需要的新型防疫产业生态，从而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提供坚强保障，同时也持续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的地位。
根据“疫情产业”的结构性特点，中国新型防疫产业生态应形成以新型医疗服务为牵引、疫情防控装备和医疗耗材为中坚、医药化工原材料为基础的总体发展格局，助力中国大健康产业体系建设。第一，应集中打造若干综合性或细分领域的疫情防控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医护专业技术人员、医药场地和消杀保洁队伍等相关资源，开展疫情大数据监测、病例诊断、社区防控、专业性传染病运营管理等集成式服务，进而改变目前防控力量不够专业、工作体系不够常态化、疫情处置不够精准的问题。第二，完善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产业链条。以市场为导向、以制造为支撑、以研发为引领，借助OEM生产和超级工厂模式，以检验检测试剂、防控器械、防控装备、疫情防控产品流通等领域为突破重点，打造研发、中试、生产、销售完整的产业链条，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防疫产业链。第三，引导部分精细化工生产企业向医药中间体、化工新材料等方向转型，在保持供应链稳定上有力支撑防疫产品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也为高水准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供原材料产业基础。
（三）加大对高端战略性疫情防控产品的支持力度
中国“疫情产业”能够在短期内形成巨大产能，一方面，反映了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从侧面折射出目前的“疫情产业”更多的是依托既有产业基础的工程性集成，在突破性技术方面还存在较大欠缺。因而加快高端战略性疫情防控产品研发和供给，不仅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疫情防控的重大急需，也是中国落实创新驱动战略、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有力依托。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即便在后疫情时期，中国仍应从战略高度引导支持高技术、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产业发展。
当然，高端战略性疫情防控产品的研发，也必须与中国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具有相对优势的生产服务领域相结合，以更好发挥其支撑作用、更快形成市场占有条件。第一，与一般性生物医药研发相结合，围绕疫情在预防、检测诊断、治疗、康复等环节的医药需求，加大新冠疫苗等疫情防控所需战略性生物技术研发的长期支持。同时，结合中国目前处于疫情产品研制前沿的地位和超大市场优势，抓住机遇、积极培养人才和团队，加快国家自主创新进程。第二，注重高端疫情防控装备的系统集成和关键零部件研发。按照智能化、成套化发展思路，进一步聚焦优势主导产品，完善终端产品—关键部件—新材料零配件的生产制造链条、物理传感器—智能控制—软件设计等信息技术产品的研发应用链条，打造融合共生、关联配套的防疫产业集群。第三，以疫情防控的系统集成服务为突破点，建设疫情防控技术咨询—整体解决方案设计—系统总承包的全流程服务链条，以拉动生产制造环节的整体提升，并助力于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国际认可与快速传播。
（四）加强“疫情产业”的国际合作
中国疫情防控成效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更取得了宝贵的工作经验，在部分领域也实现了技术赶超。在当前“疫情产业”面临深入调整的历史时期，加快国际合作是提升国际地位、化解过剩产能、促进新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第一，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都需要高度重视研判国际疫情、疫情产品的国际供求变化、国际“疫情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准确充分地获得信息。这样做既有利于中国“疫情产业”的转型和结构调整，避免中国疫情产品供给出现总量和结构性问题，又有助于“疫情产业”的国际合理分工，同时，有利于中国学习和提高“疫情产业”的技术水平并加强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通过优化防控体系进而提高防控效率。第二，以强化质量监管为基础，加大疫情防控产品的出口贸易。针对全球疫情防控物资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变化，结合国内常规疫情防控产品生产企业的分类管理政策，一方面，加快与国际市场监管标准的进一步衔接，鼓励企业生产更好适用性、更强防控能力和更高附加值的疫情防控产品，加大防护耗材、管控装备和器械药品的对外出口规模，在改善企业财务水平的同时，促进企业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另一方面，通过疫情防控产品出口，不断提升“中国制造”的产品形象和消费者认可程度，从而进一步掌握国际市场资源，为其他领域产品的对外出口积累经验和条件。第三，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国家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深化“疫情产业”产能的国际合作。根据这些国家进行疫情防控产品本土化生产的需要，加快成套装备技术研发，开展装备集成服务和个性化定制。以成套装备及其全流程技术服务的生产和出口为依托，及时化解国内部分产品的产能过剩风险、优化生产体系的国际布局，同时拉动其他高端装备、信息技术应用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第四，结合部分国家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以及建立常态化疫情管理模式的需要，持续加大疫情防控系统技术的服务贸易。依托中国在疫情布控、人员监测、场所管理等方面积累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培育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应急安保、疫情防控整体方案设计等领域的专业化服务龙头企业，开展广泛深入的服务贸易，在协助其他国家健全公共卫生体系的同时，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全面轉型升级。 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外对“疫情产业”的专门性、学术性探讨还比较少，本文更多地是基于问题导向思维，对“疫情产业”的概念定义、基本范畴、增长及分化特征、促进转型升级的思路框架等进行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希望对后续更加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宏观调控政策设计提供参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缺少对“疫情产业”的专门性、公开性统计，文中所使用的数据还比较单一，有待在后续工作中进行更全面、更系统地分析。
参考文献：
[1] 贾晖，郭亚楠，初浩，等. 后疫情时代下数字经济带动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 2020，（11）：138-144.
[2] 张亮，焦英奇. 后疫情时代体育产业发展的空间转向与价值重构——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体育产业发展的分析[J]. 体育与科学， 2020，（3）：25-30.
[3] 陳继勇. 疫后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J]. 人民论坛， 2020，（22）：22-24.
[4] 黄少安，李少星. 后疫情时期中国疫情产业转型升级建议[R]. 内部研究报告，2021.
[5] 黄少安，李少星. 后疫情时期山东疫情产业转型升级建议[R]. 内部研究报告，2021.
[6]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0年山东省外贸外资发展有关情况[EB/OL].http：//www.shandong.gov.cn/vipchat1//home/site/82/2226/article.html，2021-01-29.
（责任编辑：徐雅雯）
收稿日期：2021-05-15
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源空间错配视角下的绿色城镇化发展机制与政策调控研究”（ZR2020MD010）
作者简介：
黄少安（1962-），男，湖南洞口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产权理论、制度经济与区域发展等方面的研究。E-mail：shaoanhuang @sdu.edu.cn
李少星（通讯作者）（1983-），男，河北宁晋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等方面的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
汪意成（1984-），男，湖南衡阳人，助理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等方面的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