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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频繁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案件数量是之前的三倍，除此之外，美国还使用了232条款，301条款，实体名单等手段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年初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而二战后日本快速发展时期，美日之间也发生过类似程度的贸易摩擦，最终达成和解，通过比较中美贸易摩擦和美日贸易摩擦，我们更加从容的面对此次的中美贸易摩擦。
【关键词】 中美贸易摩擦 美日贸易摩擦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当选后，以美中巨大的贸易逆差和中国人抢了美国人工作为由，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不仅包括以往常用的反倾销、发补贴手段，而且还增加了232调查，301调查，实体名单等一些其他手段，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影响。美国和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也爆发了大规模的贸易摩擦，而贸易摩擦结束时即90年代初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相继破裂，日本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由此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国内很多学者都认为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是日本经济下滑的原因，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呢？因此分析美日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时期的异同点可以为中美贸易谈判以及国内政策提供一些借鉴。
一、中美贸易摩擦和美日贸易摩擦的不同点
（一）发生背景不同
中美贸易摩擦与美日贸易摩擦最大的不同就是背景不同。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组织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再加上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证，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的体系逐渐建立起来。美国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提供了诸多公共产品，并且从这种产品中获益良多。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摩擦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初，这正是美国大力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时间。
而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發生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产物，逆全球化浪潮正在以一种越来越不容忽视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2016年夏季的英国脱欧公投与冬季的美国总统大选，是这一浪潮中的两件标志性的事件。特朗普赢得第45任美国总统竞选后，先后退出了TT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导条约》等十多个国际组织，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世界货物贸易额已经远超过美日贸易摩擦时期的世界货物贸易额，但是世界经济增长率已经明显下降，在美日贸易摩擦期间，一共有1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5%，平均世界增长率为4.105%。而2000年以后，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变慢，从未达到过5%以上，平均增长率仅为2.917。2009年世界经济出现二战后的首次负增长。从逆全球化开始至2018年，世界平均增长率仅为2.47%，远低于美日贸易摩擦期间的世界平均增长率（4.105%）。
美日贸易摩擦期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是不断上升的，偶有下降，幅度也很小，而且很快又呈上升趋势;然而自2000年起，世界货物贸易额波动幅度特别大。1961至1990年世界货物贸易额自1348.86亿美元增长至35410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26倍多。2008-2018年世界货物贸易额自165880亿美元增长至199040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1.199倍，增长速度远低于美日贸易摩擦期间。这两组数据可以更直观的看出当时世界经济贸易发展之快，而美国是该次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提倡者，美日贸易摩擦在最初对日本贸易的限制措施仅是日本自设出口数量上限，而现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和当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仅逆全球化思潮压过全球化，而且作为第二次全球一体化的推动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美国，是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之一。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手段更多，更复杂
美日贸易摩擦期间，美国采取的限制措施主要为贸易制裁威胁、反倾销诉讼、加征关税、301条款，反投资、反并购等（见表1），而中美贸易摩擦采取的限制措施最要为反倾销、反补贴、232调查、301调查、加征惩罚性关税，实体名单等等。
从表1中可看出，相比较于现在的中美贸易摩擦，美日贸易摩擦要温和的多，从日本的应对模式可以看出最开始日本仅仅使用了“自设出口数量上限”。限于当时科技的发展，从美国反倾销调查决定的宣布到实际制裁所需的时间长达几年，有些时候在结果出来之前，日本已经完成产业升级，之前的贸易摩擦自然就不存在了（比如美日的纺织品贸易摩擦因为日本产业转移至其他国家而不存在）。由图1可看出美日之间行业冲突的路线和时间，基本也是日本的产业升级路线，可以说，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加速了日本的产业升级。
中美贸易摩擦时期，美国对中国不仅发起次数更加频繁，而且从宣布调查到最终制裁时间也非常短。2018年和2019年平均每个月美国都会对中国发起一次双反调查，而且从宣布调查到实际制裁一般不超过1年。每起调查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应诉能力弱，所以几乎每次的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都以中国接受“惩罚”结束。另外，美国对中兴集团的罚款是美国迄今为止开出的最大的罚单，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实施25%高关税涉及的金额为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一半。
二、中美贸易摩擦和美日贸易摩擦的相同点。
（一）国内人口结构
美日贸易摩擦结束时期，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占比（69.657%）多于美日贸易摩擦开始（64.115%）时，但是，美日贸易摩擦开始时日本的人口结构是优于贸易摩擦结束时期的人口结构的。30年间，日本的青少年人口占比下降幅度近40%（从30.264%降为18.475%），而老年人的占比上升了111%多（从5.621%上升到11.869%）。老龄化趋势明显，而老年人的消费远远高于产出，实现社会财富的净消耗，过多的老年人会增加国家的各种负担，比如医疗、养老等。
比较2018年中国人口结构和1990年日本人口结构，会发现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稍微劣于当时日本的人口结构，中国的青少年人口占比（17.877%）少于当时的日本的青少年人口占比（18.475%），这说明将来中国的老龄化速度会快于日本。30年后的今天，日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老龄化国家，老龄化会改变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政府政策。日本90年代到现在整个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都在萎缩，通讯、科技、健康、服务等行业在上升，政府所有的开支都不变，只有卫生医疗指出急剧上升（朱民2019）。从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化预测目前我国未来30年的人口变化，我国的老龄化比日本更加快速和严重，不仅因为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劣于1990年的日本，还包括随着医疗水平的上升，我国不断增加的平均寿命。 三、美日贸易摩擦期间日本的经济情况
美日贸易摩擦初期虽然日美之间有顺差，但是差距并不大，直到1976年，日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才迅速拉大，1986年达到顶峰，随后到1990年都持续下降。而从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看，1962年到1990年近30年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仅有2次轻微的下降。即随着美日贸易摩擦的升级，美日之间的贸易额是快速上升的，即更频繁的贸易和更大价值的贸易。
从美日贸易摩擦期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额及贸易顺差看，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像美国政府所说的贸易失衡，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对日本经济实力上升的忧虑。在美日贸易摩擦期间日美之间的对话或磋商机制是建立在充分的舆论准备基础上的。在这一机制下，日本抓住时机有选择的进行了改革，并利用美国的压力缓解了国内既得利益者的改革阻力。对于难于或不属于政府权责范围的改革，或改革时机不成熟的改革，日本运用迂回或敷衍的方式作出了回应。（裴桂芬2019）
所以关于日本1991年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笔者并不认为是因为美日贸易摩擦引起的，而是因为日本自身原因造成的。日本在美日贸易摩擦期间的贷款利率总体来说是呈现出波动式下降（从1960年的8.172%-1991年7.53%）。日本从1980年到1988年利率连续8年下降，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这些年经济的高速发展（GDP平均增长率为4.271%），因此在资本市场即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催生了大量泡沫。日本贷款利率从7.864%下降到最低点5.034%花了7年时间，但是从5.034%升到7.53%仅花了3年时间。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连续3年提高贷款利率，特别是1990年，贷款利率直接从5.287%上升到6.864%，上升幅度高达29.83%，同一时间，日本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从1988年的6.785%下降到1991年的3.417%。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股市于1989年底（38915点）、房价1991年、居民杠杆率（70%）达到历史最高。贷款利率大幅提高，贷款买房的日本居民每月需要还贷数额大幅提升，流入股市的现金减少，甚至很多人需要从股市套现以支付每月房贷，所以日本股市泡沫在1990年率先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后，日本的贷款利率并没有下降，反而在1991年再次上升，此时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收入的增长低于房贷的增长，而日本居民却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现金，使得日本居民无法支付每月房贷，所以日本房地产泡沫于1991年破裂。
四、美日贸易摩擦期间日本经济给我们的启示
结合前面的讨论，笔者认为我们从美日贸易摩擦中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启示一：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我国发生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其理由是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最多的产品是钢铁和铝制品，钢铁对美国的出口仅占我国对美出口额的1%（余淼杰2018）。另外从美日贸易摩擦我们就能看到，很久以前，美国就需要从国外进口钢铁产品以满足国内生产消费的需要，并且这几年美国的就业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所以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更可能是美国对我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借口，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原因可能更多的是因为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性竞争对手”，就像当初美日贸易摩擦期间日本威胁论一样。结合日本当时的政策，我们应该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继续扩大进口，推进国内改革，促进产业升级。
启示二：现在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相比，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局面似乎更糟。世界大背景从经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中国的人口结构比当时日本的人口结构还差一点（青少年占比更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7755美元[1]）低于当时日本的人均GDP（38074.464美元）。因此，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是我国未富先老。
启示三：目前我国的改革也到了攻坚克难的阶段，我们也可以仿效日本，利用美国给我国的压力，推进某些改革，这样既可以转移国内利益既得者的矛盾，也能够加速国内改革和产业升级。
启示四：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股市的冲击都比较大，但笔者认为真正的风险在于国内，相比较于日本的利率变化，自从2015年之后，中国的贷款利率维持在4.35%。中国的贷款利率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中央银行使用了其他手段进行货币调控，存款准备金率这些年一直在下调。2019年一月央行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018年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另外中央银行采用中期借贷便利、短期借贷便利等手段向市场提供资金，这和降低贷款利率的效果区别不大。目前我国的居民杠杆率（50%）虽然远低于当时的日本（70%），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居民贷款/GDP并不能反映我国的实际居民杠杆率，如果将GDP换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话，中国的居民杠杆率会大幅提升，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注意货币政策的使用，特别是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使用。
启示五：日本在1960年拥有9000多万人口，1990年拥有1.2亿多人口，而目前中国拥有13.93亿人口，是1990年日本的11.23倍。巨大的人口意味著巨大的市场潜力。如果美国放弃中国市场，美国的很多商品都将失去巨大的市场，利润迅速下降，所以美国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使中国市场更快的开放。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比美日贸易摩擦要严重的多，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会冲击我国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尽管目前中美之间达成了第一阶段和解，但是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长期的，这点我们不能心存侥幸。然而，只要我们不自乱阵脚，沉着应战，理性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毕竟有限（前提是中美比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甚至是有利于国内改革和产业升级，另外我们也可以借贸易摩擦，和美国进行更大方面和更深层次的沟通，为以后中美之间的良好发展清除障碍。
中国更应该关注的是自身的发展、改革、产业升级、产能过剩、人口结构等问题。中国解决了这些问题，很多中美贸易摩擦将不复存在，比如中国解决了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至少会下降一半，2017年美国对我国发起的7次反倾销调查、6次反补贴调查中有3次反倾销和3次反补贴调查是钢铁产品，两次232调查中有一次是钢铁制品，2018年美国对我国发起的12次的反倾销和10次反补贴调查中有7次反倾销和6次反补贴调查是钢铁产品。美国是一个很“记仇”的国家，1973年的石油禁运事件所涉及的国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部分受到了美国的军事打击，如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因为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美国才会用如此“温和”的方式来对待中国，而不是采用热战的方式来解决和中国的矛盾。所以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自身的发展，只有自身强大，才能获得更多的尊重和话语权。
【注 释】
[1]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价，下同。
【参考文献】
[1] 朱民.世界经济变化和人工智能化发展[J].中国信息界，2019（02）：38-39.
[2] 裴桂芬、李潇潇.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结构改革[J].日本问题研究，2019（01）：1-11
[3] 余淼杰.余淼杰谈中美贸易——全球经贸新格局下的大国博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4] 李丹、董琴.日美贸易摩擦下日本产业升级的现实及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2019（02）：1-12
作者简介：石红莲（1969—），女，汉族，陕西白水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730070，研究方向：世界经济、贸易与环境。
何洁（1987—），女，汉族，湖北荆门，硕士研究生，，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730070，研究方向：世界经济、贸易与环境。
【关键词】 中美贸易摩擦 美日贸易摩擦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当选后，以美中巨大的贸易逆差和中国人抢了美国人工作为由，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不仅包括以往常用的反倾销、发补贴手段，而且还增加了232调查，301调查，实体名单等一些其他手段，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影响。美国和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也爆发了大规模的贸易摩擦，而贸易摩擦结束时即90年代初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相继破裂，日本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由此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国内很多学者都认为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是日本经济下滑的原因，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呢？因此分析美日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时期的异同点可以为中美贸易谈判以及国内政策提供一些借鉴。
一、中美贸易摩擦和美日贸易摩擦的不同点
（一）发生背景不同
中美贸易摩擦与美日贸易摩擦最大的不同就是背景不同。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组织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再加上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证，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的体系逐渐建立起来。美国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提供了诸多公共产品，并且从这种产品中获益良多。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摩擦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初，这正是美国大力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时间。
而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發生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产物，逆全球化浪潮正在以一种越来越不容忽视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2016年夏季的英国脱欧公投与冬季的美国总统大选，是这一浪潮中的两件标志性的事件。特朗普赢得第45任美国总统竞选后，先后退出了TT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导条约》等十多个国际组织，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世界货物贸易额已经远超过美日贸易摩擦时期的世界货物贸易额，但是世界经济增长率已经明显下降，在美日贸易摩擦期间，一共有1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5%，平均世界增长率为4.105%。而2000年以后，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变慢，从未达到过5%以上，平均增长率仅为2.917。2009年世界经济出现二战后的首次负增长。从逆全球化开始至2018年，世界平均增长率仅为2.47%，远低于美日贸易摩擦期间的世界平均增长率（4.105%）。
美日贸易摩擦期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是不断上升的，偶有下降，幅度也很小，而且很快又呈上升趋势;然而自2000年起，世界货物贸易额波动幅度特别大。1961至1990年世界货物贸易额自1348.86亿美元增长至35410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26倍多。2008-2018年世界货物贸易额自165880亿美元增长至199040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1.199倍，增长速度远低于美日贸易摩擦期间。这两组数据可以更直观的看出当时世界经济贸易发展之快，而美国是该次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提倡者，美日贸易摩擦在最初对日本贸易的限制措施仅是日本自设出口数量上限，而现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和当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仅逆全球化思潮压过全球化，而且作为第二次全球一体化的推动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美国，是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之一。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手段更多，更复杂
美日贸易摩擦期间，美国采取的限制措施主要为贸易制裁威胁、反倾销诉讼、加征关税、301条款，反投资、反并购等（见表1），而中美贸易摩擦采取的限制措施最要为反倾销、反补贴、232调查、301调查、加征惩罚性关税，实体名单等等。
从表1中可看出，相比较于现在的中美贸易摩擦，美日贸易摩擦要温和的多，从日本的应对模式可以看出最开始日本仅仅使用了“自设出口数量上限”。限于当时科技的发展，从美国反倾销调查决定的宣布到实际制裁所需的时间长达几年，有些时候在结果出来之前，日本已经完成产业升级，之前的贸易摩擦自然就不存在了（比如美日的纺织品贸易摩擦因为日本产业转移至其他国家而不存在）。由图1可看出美日之间行业冲突的路线和时间，基本也是日本的产业升级路线，可以说，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加速了日本的产业升级。
中美贸易摩擦时期，美国对中国不仅发起次数更加频繁，而且从宣布调查到最终制裁时间也非常短。2018年和2019年平均每个月美国都会对中国发起一次双反调查，而且从宣布调查到实际制裁一般不超过1年。每起调查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应诉能力弱，所以几乎每次的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都以中国接受“惩罚”结束。另外，美国对中兴集团的罚款是美国迄今为止开出的最大的罚单，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实施25%高关税涉及的金额为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一半。
二、中美贸易摩擦和美日贸易摩擦的相同点。
（一）国内人口结构
美日贸易摩擦结束时期，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占比（69.657%）多于美日贸易摩擦开始（64.115%）时，但是，美日贸易摩擦开始时日本的人口结构是优于贸易摩擦结束时期的人口结构的。30年间，日本的青少年人口占比下降幅度近40%（从30.264%降为18.475%），而老年人的占比上升了111%多（从5.621%上升到11.869%）。老龄化趋势明显，而老年人的消费远远高于产出，实现社会财富的净消耗，过多的老年人会增加国家的各种负担，比如医疗、养老等。
比较2018年中国人口结构和1990年日本人口结构，会发现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稍微劣于当时日本的人口结构，中国的青少年人口占比（17.877%）少于当时的日本的青少年人口占比（18.475%），这说明将来中国的老龄化速度会快于日本。30年后的今天，日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老龄化国家，老龄化会改变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政府政策。日本90年代到现在整个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都在萎缩，通讯、科技、健康、服务等行业在上升，政府所有的开支都不变，只有卫生医疗指出急剧上升（朱民2019）。从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化预测目前我国未来30年的人口变化，我国的老龄化比日本更加快速和严重，不仅因为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劣于1990年的日本，还包括随着医疗水平的上升，我国不断增加的平均寿命。 三、美日贸易摩擦期间日本的经济情况
美日贸易摩擦初期虽然日美之间有顺差，但是差距并不大，直到1976年，日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才迅速拉大，1986年达到顶峰，随后到1990年都持续下降。而从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看，1962年到1990年近30年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仅有2次轻微的下降。即随着美日贸易摩擦的升级，美日之间的贸易额是快速上升的，即更频繁的贸易和更大价值的贸易。
从美日贸易摩擦期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额及贸易顺差看，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像美国政府所说的贸易失衡，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对日本经济实力上升的忧虑。在美日贸易摩擦期间日美之间的对话或磋商机制是建立在充分的舆论准备基础上的。在这一机制下，日本抓住时机有选择的进行了改革，并利用美国的压力缓解了国内既得利益者的改革阻力。对于难于或不属于政府权责范围的改革，或改革时机不成熟的改革，日本运用迂回或敷衍的方式作出了回应。（裴桂芬2019）
所以关于日本1991年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笔者并不认为是因为美日贸易摩擦引起的，而是因为日本自身原因造成的。日本在美日贸易摩擦期间的贷款利率总体来说是呈现出波动式下降（从1960年的8.172%-1991年7.53%）。日本从1980年到1988年利率连续8年下降，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这些年经济的高速发展（GDP平均增长率为4.271%），因此在资本市场即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催生了大量泡沫。日本贷款利率从7.864%下降到最低点5.034%花了7年时间，但是从5.034%升到7.53%仅花了3年时间。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连续3年提高贷款利率，特别是1990年，贷款利率直接从5.287%上升到6.864%，上升幅度高达29.83%，同一时间，日本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从1988年的6.785%下降到1991年的3.417%。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股市于1989年底（38915点）、房价1991年、居民杠杆率（70%）达到历史最高。贷款利率大幅提高，贷款买房的日本居民每月需要还贷数额大幅提升，流入股市的现金减少，甚至很多人需要从股市套现以支付每月房贷，所以日本股市泡沫在1990年率先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后，日本的贷款利率并没有下降，反而在1991年再次上升，此时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收入的增长低于房贷的增长，而日本居民却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现金，使得日本居民无法支付每月房贷，所以日本房地产泡沫于1991年破裂。
四、美日贸易摩擦期间日本经济给我们的启示
结合前面的讨论，笔者认为我们从美日贸易摩擦中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启示一：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我国发生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其理由是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最多的产品是钢铁和铝制品，钢铁对美国的出口仅占我国对美出口额的1%（余淼杰2018）。另外从美日贸易摩擦我们就能看到，很久以前，美国就需要从国外进口钢铁产品以满足国内生产消费的需要，并且这几年美国的就业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所以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更可能是美国对我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借口，中美之间贸易摩擦的原因可能更多的是因为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性竞争对手”，就像当初美日贸易摩擦期间日本威胁论一样。结合日本当时的政策，我们应该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继续扩大进口，推进国内改革，促进产业升级。
启示二：现在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相比，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局面似乎更糟。世界大背景从经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中国的人口结构比当时日本的人口结构还差一点（青少年占比更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7755美元[1]）低于当时日本的人均GDP（38074.464美元）。因此，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是我国未富先老。
启示三：目前我国的改革也到了攻坚克难的阶段，我们也可以仿效日本，利用美国给我国的压力，推进某些改革，这样既可以转移国内利益既得者的矛盾，也能够加速国内改革和产业升级。
启示四：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股市的冲击都比较大，但笔者认为真正的风险在于国内，相比较于日本的利率变化，自从2015年之后，中国的贷款利率维持在4.35%。中国的贷款利率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中央银行使用了其他手段进行货币调控，存款准备金率这些年一直在下调。2019年一月央行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018年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另外中央银行采用中期借贷便利、短期借贷便利等手段向市场提供资金，这和降低贷款利率的效果区别不大。目前我国的居民杠杆率（50%）虽然远低于当时的日本（70%），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居民贷款/GDP并不能反映我国的实际居民杠杆率，如果将GDP换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话，中国的居民杠杆率会大幅提升，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注意货币政策的使用，特别是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使用。
启示五：日本在1960年拥有9000多万人口，1990年拥有1.2亿多人口，而目前中国拥有13.93亿人口，是1990年日本的11.23倍。巨大的人口意味著巨大的市场潜力。如果美国放弃中国市场，美国的很多商品都将失去巨大的市场，利润迅速下降，所以美国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使中国市场更快的开放。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比美日贸易摩擦要严重的多，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会冲击我国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尽管目前中美之间达成了第一阶段和解，但是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长期的，这点我们不能心存侥幸。然而，只要我们不自乱阵脚，沉着应战，理性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毕竟有限（前提是中美比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甚至是有利于国内改革和产业升级，另外我们也可以借贸易摩擦，和美国进行更大方面和更深层次的沟通，为以后中美之间的良好发展清除障碍。
中国更应该关注的是自身的发展、改革、产业升级、产能过剩、人口结构等问题。中国解决了这些问题，很多中美贸易摩擦将不复存在，比如中国解决了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至少会下降一半，2017年美国对我国发起的7次反倾销调查、6次反补贴调查中有3次反倾销和3次反补贴调查是钢铁产品，两次232调查中有一次是钢铁制品，2018年美国对我国发起的12次的反倾销和10次反补贴调查中有7次反倾销和6次反补贴调查是钢铁产品。美国是一个很“记仇”的国家，1973年的石油禁运事件所涉及的国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部分受到了美国的军事打击，如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因为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美国才会用如此“温和”的方式来对待中国，而不是采用热战的方式来解决和中国的矛盾。所以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自身的发展，只有自身强大，才能获得更多的尊重和话语权。
【注 释】
[1]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价，下同。
【参考文献】
[1] 朱民.世界经济变化和人工智能化发展[J].中国信息界，2019（02）：38-39.
[2] 裴桂芬、李潇潇.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结构改革[J].日本问题研究，2019（01）：1-11
[3] 余淼杰.余淼杰谈中美贸易——全球经贸新格局下的大国博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4] 李丹、董琴.日美贸易摩擦下日本产业升级的现实及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2019（02）：1-12
作者简介：石红莲（1969—），女，汉族，陕西白水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730070，研究方向：世界经济、贸易与环境。
何洁（1987—），女，汉族，湖北荆门，硕士研究生，，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730070，研究方向：世界经济、贸易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