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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时间〕 2020-12-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流动人口调查的比较研究”（编号： 19BRK039）。
〔作者简介〕 刘文博（1993—），男，河北唐山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 身份认同是考察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关键。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概念的界定与测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和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四个维度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今后的研究应更多关注“边缘认同”和“双重认同”的流动者，加强对“城-城流动人口”和户籍迁移人口的研究，更多关注主观变量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加强对身份认同后果的考察。此外，研究还应加强理论归纳，提升理论水平。
〔关键词〕 流动人口; 农民工;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3-0299-08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人口的迁移与流动现象也日益频繁。流动人口从家乡来到城市，不仅需要适应当地生活、融入当地社会，也需要对自己的社会身份进行重新定位：一方面，他们为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却因户籍制度限制等原因无法获得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另一方面，长久在外的漂泊经历又使其与家乡疏离。“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故乡”使徘徊其间的流动者面临着“我是谁”的身份认同困境。
身份认同是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1]，也是实现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更强调外来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与归属，使得身份认同成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引起了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然而，尽管已有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却也存在测量指标不统一、重前因而轻后果、重经验而轻理论等问题，制约了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入与发展。
基于此，有必要对有关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与归纳，一方面可以深入了解我国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为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实现新型城镇化目标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可厘清研究脉络、发现研究不足，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 文献来源与研究概况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是我国户籍制度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国内文献进行梳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关注的流动人口是指“现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一致的‘人户分离’人口”，其中既包括农民工，也包括具有城市户籍的流动者，既包括成年流动人口，也包括流动儿童。在中国知网上，以“流动人口”和“身份认同”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除了“流动人口”，本文在检索过程中还以“农民工”和“流动儿童”为对象。考虑到有文献使用“社会认同”概念讨论身份认同问题，也将其作为检索关键词。最终的检索范围为：所有篇名包含“流动人口”（或“农民工”，或“流动儿童”）和“身份认同”（或“社会认同”）的文献。时间为2021年2月26日。，共得到488条结果，历年的文献发表趋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见，国内第一篇有关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文献发表于2001年，此后几年的发文速度基本不变。从2007年起，该领域的发文数量开始迅速增长，并在2014年达到顶峰，一年内发表数量为52篇。之后，每年的发文量又有所下降，整体呈现出先阶梯式增长，后逐步下降的文献发表趋势。
本文将以上述文献为基础，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概念的界定与测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和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四个维度对相关文献行梳理和归纳（文献梳理框架如图2所示），以期较为全面地展现国内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全貌。最后，本文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总结，在指出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概念的界定与测量
（一）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概念内涵
身份认同最初是一个哲学概念，起源于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是个体对于自身生存状况及生命意义的深层次追问[2]。随着学科的发展，身份认同概念逐渐超越了哲学范畴，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
不同学科对身份认同有着不同的理解：哲学将其视为一种价值和意义的承诺，心理学则称身份认同的本质是心灵意义上的归属，社会学强调个体对其社会身份或角色的合法性确认，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3]，有时也称“社会认同”。Tajfel建立了经典的社会身份认同理论，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自己具备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及这种成员资格所附带的价值和情感意义”[4]255。
在流动人口研究中，学者们通常将身份认同视为社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1]，认为外来流动人口只有在心理上完成了身份认同的转变，才算真正融入当地社会[5-6]。有学者将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定义为“流动者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城里人、农村人、外来人、农民工），表现为与本地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等自我身份问题的思考”[5]。也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是一种主观的心理认同意愿，其最基本的是对本地市民身份的認同和对本地生活空间的归属”[7]。这些定义虽然在表述上不尽相同，但都强调流动者对自身所属群体身份的认可。
（二）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测量
学界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测量经历了从单一指标测量向多维指标测量的转变。早期研究主要针对农民工群体，通过询问“您认为自己是否还是农民？”来测量其身份认同情况，主要关注农民工在进城后产生的身份困境。随着流动规模的扩大和嵌入程度的加深，更多学者通过询问“您认为自己是否已是城市人？”进行测量，这种测量方式已更多包含对外来人口是否融入本地的考察。也有研究同时用“是否是老家人”和“是否是本地人”两个问题进行测量，可以得到“仍是老家人”、“已是本地人”、“既是老家人又是本地人”（也称双重认同）和“两者都不是”（也称边缘认同）四种认同类型[8]，更能体现出身份认同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此外，还有研究通过“是否愿意认同本地身份”来测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9]。 无论关注认同结果还是认同意愿，上述研究都只考察了身份认同的一个维度。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意识到，身份认同应当是多层次、多维度的[10]，使用单一指标进行测量可能出现与事实不符的偏误[1]。对此，有学者将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结合起来考察身份认同状况[7，10]，也有人通过建构身份认同量表进行测量[5，11]。还有学者从“融入于地”、“居留意愿”、“入籍意愿”和“本地人身份认同”四个方面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进行了综合考察[1]。
总结来看，在对概念内涵理解相近的基础上，研究者们不断拓宽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概念外延，关注点愈发全面。但问题在于，当下仍有大量研究直接使用单一指标进行测量，并采用“本地人”与“老家人”的简单二分。且使用多维指标测量的研究对身份认同概念包含的层次也未能达成共识，这些都导致研究的可比性降低，阻碍了不同研究间的对话。
三、 国外移民身份认同研究简述
在对国内研究进行梳理之前，本文先简要回顾了国外的移民身份认同研究，以同国内研究进行对比。在西方学界，跨国移民的身份认同也是一个热点议题，通常出现在移民融合问题的讨论中。在作为移民大国的美国，围绕“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移民如何实现与当地的融合”问题，引发了一系列学术争论，并形成了“社会同化论”、“多文化元论”和“区隔同化论”三大理论流派。
社会同化论的前身是“盎格鲁一致论”和“熔炉论”。针对美国早期的移民潮，“盎格鲁一致论”认为外来移民会完全抛弃原有的身份和文化，转而支持“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熔炉论”则认为外来移民会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相互融合，成为新的美国人[12]85。后来，Park和Burgess[12]62给出了社会同化的定义，指出同化是一个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个人和群体通过获得他人的记忆、情感和态度，与之融合在共同的文化生活中。Gordon[12]70-71进一步阐述了移民融合过程的七个核心变量，其中，身份认同的同化是一个放弃原有的群体意识，发展出完全基于东道主社会群体意识的过程。总之，在社会同化论的观点中，外来移民将认同在迁入地的新身份。
与同化论相对，持多元文化论的学者认为，不同种族或社会群体之间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13]。Kallen是多元文化论的代表，他批判了同化论的观点，指出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自愿选择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但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先，让一个人忘记自己是谁是不可能的[14]。因此，在多元文化论的观点中，外来移民可以且应当保持对原有身份的认同。
在同化论和多元论的对立之外，Portes和Zhou[15]提出了区隔同化论的观点。他们在探究移民二代的社会融入状况时发现了三种不同模式：第一种是向上融入主流的白人中产阶级群体。第二种则是陷入社会底层。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种模式，在经濟上融入当地主流群体，但在文化和族群身份上仍然保持原有的认同。
西方的移民认同研究对我国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认同方向上，是应以本地身份为目标，引导外来人口向本地身份转变，还是保持其对原有身份的认同？身份认同是否存在固定的模式？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不过，也应注意我国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与国外的移民认同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首先，国内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往返于流入与流出地间的流动人口，而国外研究则关注的是永久性迁移人口。其次，国内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源于我国的户籍制度，而国外的移民认同问题则涉及国别差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等因素。因此，在借鉴国外研究时应注意研究情境的不同。
四、 国内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
对认同状况的考察是身份认同研究的基础。在国内，学界对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状况的关注始于农民工群体，又从农民工逐步扩展至全体流动人口。在研究不断细化的过程中，也有学者聚焦于少数民族流动者和流动儿童。因此，想要了解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必须对不同属性的研究对象分别加以考察。
（一） 农民工群体：认同程度低、模糊性强
农民工群体也称“农村流动人口”“乡城迁移人口”“城市新移民”等，是我国流动人口队伍的核心组成部分。最早关注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学者是王春光，注意到以往研究多从城市发展角度看待农民工身份问题，他试图从农民工角度去考察其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体制设定的农民身份认可度较低，身份认同处于一种“模糊化”状态[16]。此后，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
早期的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讨论层面，学者们使用“双重边缘人”[17]、“认同内卷化”[18]等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之后，研究者们开始转向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一系列不同时点上的研究，如蔡禾和曹志刚[19]对珠三角地区的考察、郭星华和李飞[11]对北京市的调查、徐延辉和邱啸[20]及钱龙等[21]对全国数据的分析均发现，农民工群体对城市身份的认同度极低。许传新[22]、彭远春[23]等人的研究则指出，多数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呈一种模糊状态。
（二） 全体流动人口：认同意愿强于认同结果
随着流动规模的扩大，学界对身份认同问题的关注也从农民工扩展至全体流动人口指既包含农民工也包含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在内的全体流动人口。，这些研究出现在2010年之后，多针对全国性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将城市户籍流动者与农民工一同纳入分析之后，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认同本地身份的比例超过了50%[6-7]，但也有研究认为这一比例不足30%[8，24]。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测量方法和所用数据的不同。不过，在多维指标的测量下，许多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意愿高于其实际的认同结果[5，10]，表明流动人口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愿望受到了压抑。
（三） 流动儿童：认同危机不可忽视 家庭化流动趋势的增强带来了规模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不同于成年流动人口，这些流动儿童正处于身份认同的关键期，频繁流动的经历会带来认同的不断解构、建构、重构，导致认同危机加剧[25]。因此，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通常针对农村流动儿童（也称“随迁子女”或“打工子弟”），通过对其所在学校的调查来考察其身份认同状况。总体来看，有关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状况的研究发现较为一致：流动儿童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程度较低，且模糊性特征明显，普遍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25-26]。
（四）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双重身份下的认同困境
在流动队伍扩大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也加入其中。与一般流动人口相比，少數民族流动人口有着流动性和民族性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他们面临与其他流动人口相同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承受因族群身份、文化特质所引致的特殊压力[27]。研究普遍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情况比一般流动人口更为复杂，其认同的模糊性、多元性和矛盾性十分明显[28]。不过，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待深入考察。
总结来看，已有研究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状况的考察在研究对象上逐渐多样化，在研究发现上却相对一致：不同属性的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程度普遍偏低。对此，许多学者从社会融合的视角出发，将未能认同本地身份的情况视为一种问题，乃至危机。反观国外研究，从同化论到多元文化论，再到区隔同化论，研究者们已不再假定外来移民必将认同当地社会的主流身份，而是注意到多元化的身份认同模式，这无疑值得国内学者借鉴和反思。
五、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在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中，哪些因素会影响流动者的认同状况是一个热点议题。对于这一问题，已有研究经历了从宏观制度层面向微观个体层面的转变，本文将其归纳为制度排斥、流入地生活体验和个体特征差异三个方面。
（一） 制度排斥：认同困境的根源
通常认为，户籍制度是造成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困境的根源，早期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户籍制度排斥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作为一项“社会屏蔽”制度，户籍制度将一部分人排斥在分享城市资源的行列之外[7]，使外来的流动人口无法获得与本地人同等的待遇，并面临工作机会受限、社会保障缺失、子女就学难等问题，这不仅强化了城乡差别、拉长了流动者的心理距离，更使这些奋斗在流入地的外乡人对自己的社会身份产生怀疑。一系列不同时点的实证研究均发现，户口类型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拥有非农业户口的流动者认同本地身份的比例显著高于农业户口的流动者[7-8，29]。这表明即使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依然不能忽视制度排斥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二） 流入地生活体验：加剧缓解认同危机
除了制度排斥，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体验也会影响其身份认同状况。如果流入地社会具有较为包容的态度，那么流动人口就可以获得良好的城市体验，对本地身份的认同会更强烈;反之，当地排斥的态度会使流动者难以消解固有的乡土记忆，降低对城市的认同[1]。有研究发现流入地社会的排斥是阻碍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原因[6，8]，而与当地人频繁接触[10]、积极参加当地组织[22]则会提高其认同水平，缓解认同危机。
（三） 个体特征差异：流动人群内部的认同分化
随着流动人口异质性的增强，不同流动个体间产生了认同分化。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对于身份认同影响因素的探究不能仅停留在宏观层面，而应充分考虑流动个体的特征差异。从个体特征出发的研究涉及内容较广，涵盖了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条件、经济状况、家庭特征、流动时长和流动范围等诸多方面，其中，学界重点关注的是人口学特征与经济状况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在人口学特征上，性别因素并未引起过多关注，多数研究认为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间不存在显著的身份认同差异。相比之下，年龄因素引起了更多学者的注意。有研究发现，年龄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呈“倒U形”，中年流动者认同自己为城市本地人的比例最高[30-31]。也有学者从代际差异角度分析，指出由于生长环境、生活经历等方面的不同，不同代际的流动者间存在显著的认同差异，青年一代的流动者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意愿更强[7，29]。
在经济状况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了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及住房条件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大量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尤其是与本地人相比的相对收入，对其身份认同有正向影响，收入越高、与本地人差距越小的流动者越可能认同本地身份[6，10，22]。与之相对，消费水平也会影响流动者的身份认同，许多外来人口通过消费来淡化自己与当地人的社会差异，从而在消费领域实现一种“自我转型”，成为其建构新身份时的一种常用策略[32]。此外，住房条件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意味着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自己的居住空间，会有更大的机会实现身份转变[20]。大量研究发现，在流入地拥有住房的流动人口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显著高于没有本地住房者[8，20]。
总之，从集中于制度解释到重视个体特征的作用，已有研究对身份认同影响因素的挖掘不断细化。但其问题在于，多数研究仅笼统地进行所谓的“影响因素”分析，却未能聚焦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导致研究发现的解释力不强;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客观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却鲜有学者关注主观因素的作用。从现实层面来看，上述研究发现的多项影响因素在客观上都有所改善，但流动人口对本地身份的认同程度却依然偏低。此时可转变研究思路，关注主观变量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六、 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影响
不同于认同状况和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关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影响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不仅研究数量稀少，研究主题也不够丰富。应当注意的是，如果不同的身份认同结果不会对流动人口产生显著作用，便没有必要讨论身份认同问题。因此，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不能忽视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本文从主、客观两个维度对少量涉及身份认同影响的文献进行了归纳。 （一） 主观维度：身份认同影响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状况
在已有研究的发现中，身份认同给流动人口带来的主观影响主要体现在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状况上。有学者指出，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认同自己是农民身份或双重身份的流动者幸福感显著低于认同市民身份者，这是由于认同城市身份的流动人口对城市更有亲切感和归属感，容易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感，也能较好地适应并融入城市生活[33-34]。
有关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指出，作为社会融合的指标之一，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35]，特别是对流动儿童来说，身份认同不清会使其体验到更多的矛盾和困惑，更易迷失自己，从而出现心理问题。因此，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越明确，其心理健康状况也越好[36-37]。
（二） 客观维度：身份认同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和就业状况
在身份认同带来的客观影响上，已有研究主要讨论了消费行为和就业状况两个方面。消费既是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又会受到身份认同状况的影响。有关身份认同影响消费行为的研究发现相对一致：流动人口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认同感越强，其消费水平也越高[24，38]。原因在于，个体总是选择与自身身份相符的消费方式[38]，如果流动人口认同本地人的身份，他们更有可能模仿当地人的消费行为，甚至采取一种炫耀性消费，但如果他们没有将自己当作本地人，则更可能保持与流出地一致的消费特点[24]。
在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中，学者们普遍发现，认同“城市人”身份对流动人口就业有积极作用：一方面，认同城市身份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對自身就业地位的认知，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城市劳动组织，并扩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资本，获得更多就业机会[39-40]，另一方面，认同城市身份也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降低就业的流动性，进而影响整个城市的劳动力供给[40]。
总体来看，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影响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在研究数量、研究深度和议题广度方面都存在不足，不仅未能引起足够的学术争论，也未能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研究议题。总之，已有研究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后果的讨论十分有限，未来需发掘更多领域。
七、 总结与展望
（一） 研究总结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流动人口特征的变化和学界关注的加深，有关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20年间，该领域在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上不断扩展，在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概念测量、认同状况、影响因素和认同后果四个方面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和不足，本文将其总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在身份认同的测量上，既有研究实现了从单一指标到多维指标的转变，从仅关注认同结果，到综合考察认同的意愿、行动和结果，覆盖内容日趋全面，但问题在于未能形成统一的测量指标体系。
第二，在认同状况方面，不同时点上针对不同属性流动者的研究大都发现，外来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程度普遍偏低。已有研究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流动人口的身份融入，而相对忽视了多元的身份认同结果。
第三，在影响因素上，既有研究经历了从宏观制度因素向微观个体因素的转变。户籍制度排斥、流入地生活体验、个体特征差异成为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核心维度，但主观因素的作用却被忽略。
第四，在认同后果方面，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影响体现在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状况上，客观维度则表现为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和就业状况，但已有研究对身份认同后果的挖掘还十分有限。
（二） 研究不足与展望
展望未来，身份认同问题仍是流动人口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本文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如下。
1. 关注“边缘认同”与“双重认同”的流动者
在对身份认同进行测量时，许多学者仅将其分为“老家人”和“本地人”两类，建构了一种二元对立的认同模式。尽管也有研究者注意到“既是老家人又是本地人”的“双重认同”和“既不是老家人也不是本地人”的“边缘认同”，但其多将这些视为流动者向流入地身份转换过程中的过渡环节，未能深入讨论。上述做法的问题在于将认同问题简单化，忽略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事实上，流动人口进入流动地后的身份认同转变并非是一个从“老家人”到“本地人”的线性变化过程，一些流动者可能始终都无法形成对某种身份的明确认同，“矛盾认同”与“边缘认同”反而更能体现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特点。此外，认同哪种身份本身并无优劣之分，研究不应预设“流动人口应当认同流入地身份”，而应客观地审视多元化的身份认同结果。
2. 关注“城-城”流动人口和户籍迁移人口
从研究对象上看，既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少有研究针对城市户籍流动者（即“城-城”流动人口）进行讨论。与农民工相比，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不仅拥有更好的条件和更多选择机会，流动目的也更加多样化。对于这一群体而言，他们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意愿如何？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其认同水平？这些还有待之后研究的考察。此外，对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也应注意到户籍迁移人口。如果户籍制度是导致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困境的根本原因，那么在其取得本地户籍之后，是否就会完成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这一角度看，对迁移人口的考察可以加深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问题的认识。
3. 关注主观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在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方面，既有研究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主观因素的作用。应当注意到，身份认同虽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本质上仍是一个主观层面的概念。在客观因素已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水平依然偏低，这提醒我们，应当转变思路，尝试从主观视角出发，探索主观幸福感、公平感、主观社会地位等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4. 加强对认同后果的考察
如前文所述，既有研究对于身份认同产生的影响关注不足。须知，如果不能弄清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那么对认同现状和影响因素的讨论也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明确了身份认同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对流动人口进行干预和引导。由此，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5. 加强理论归纳
最后，已有的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与理论的结合严重不足，多数研究仍停留在经验层面，不仅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亦未能实现从经验结果向理论的“跳跃”，从而未能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事实上，流动人口作为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产物，可以为检验和修正已有理论、建立具有本土色彩的身份认同理论提供良好的契机。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加强理论自觉，提升整体的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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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Prospect
LIU Wen-b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examin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t’s also the key to realize the “urbanization of peopl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domestic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the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ntity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future， resear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dge identity and dual identity， strengthen the analysis of the urban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igration population，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subjective variables on the identity of migrants，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equences of identity. In addition， researches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oretical induction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theoretical level.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peasant-workers; identity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流动人口调查的比较研究”（编号： 19BRK039）。
〔作者简介〕 刘文博（1993—），男，河北唐山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 身份认同是考察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关键。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概念的界定与测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和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四个维度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今后的研究应更多关注“边缘认同”和“双重认同”的流动者，加强对“城-城流动人口”和户籍迁移人口的研究，更多关注主观变量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加强对身份认同后果的考察。此外，研究还应加强理论归纳，提升理论水平。
〔关键词〕 流动人口; 农民工;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1）03-0299-08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人口的迁移与流动现象也日益频繁。流动人口从家乡来到城市，不仅需要适应当地生活、融入当地社会，也需要对自己的社会身份进行重新定位：一方面，他们为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却因户籍制度限制等原因无法获得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另一方面，长久在外的漂泊经历又使其与家乡疏离。“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故乡”使徘徊其间的流动者面临着“我是谁”的身份认同困境。
身份认同是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1]，也是实现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更强调外来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与归属，使得身份认同成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引起了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然而，尽管已有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却也存在测量指标不统一、重前因而轻后果、重经验而轻理论等问题，制约了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入与发展。
基于此，有必要对有关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与归纳，一方面可以深入了解我国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为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实现新型城镇化目标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可厘清研究脉络、发现研究不足，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 文献来源与研究概况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是我国户籍制度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国内文献进行梳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关注的流动人口是指“现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一致的‘人户分离’人口”，其中既包括农民工，也包括具有城市户籍的流动者，既包括成年流动人口，也包括流动儿童。在中国知网上，以“流动人口”和“身份认同”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除了“流动人口”，本文在检索过程中还以“农民工”和“流动儿童”为对象。考虑到有文献使用“社会认同”概念讨论身份认同问题，也将其作为检索关键词。最终的检索范围为：所有篇名包含“流动人口”（或“农民工”，或“流动儿童”）和“身份认同”（或“社会认同”）的文献。时间为2021年2月26日。，共得到488条结果，历年的文献发表趋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见，国内第一篇有关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文献发表于2001年，此后几年的发文速度基本不变。从2007年起，该领域的发文数量开始迅速增长，并在2014年达到顶峰，一年内发表数量为52篇。之后，每年的发文量又有所下降，整体呈现出先阶梯式增长，后逐步下降的文献发表趋势。
本文将以上述文献为基础，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概念的界定与测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和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四个维度对相关文献行梳理和归纳（文献梳理框架如图2所示），以期较为全面地展现国内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全貌。最后，本文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总结，在指出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概念的界定与测量
（一）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概念内涵
身份认同最初是一个哲学概念，起源于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是个体对于自身生存状况及生命意义的深层次追问[2]。随着学科的发展，身份认同概念逐渐超越了哲学范畴，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
不同学科对身份认同有着不同的理解：哲学将其视为一种价值和意义的承诺，心理学则称身份认同的本质是心灵意义上的归属，社会学强调个体对其社会身份或角色的合法性确认，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3]，有时也称“社会认同”。Tajfel建立了经典的社会身份认同理论，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自己具备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及这种成员资格所附带的价值和情感意义”[4]255。
在流动人口研究中，学者们通常将身份认同视为社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1]，认为外来流动人口只有在心理上完成了身份认同的转变，才算真正融入当地社会[5-6]。有学者将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定义为“流动者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城里人、农村人、外来人、农民工），表现为与本地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等自我身份问题的思考”[5]。也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是一种主观的心理认同意愿，其最基本的是对本地市民身份的認同和对本地生活空间的归属”[7]。这些定义虽然在表述上不尽相同，但都强调流动者对自身所属群体身份的认可。
（二）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测量
学界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测量经历了从单一指标测量向多维指标测量的转变。早期研究主要针对农民工群体，通过询问“您认为自己是否还是农民？”来测量其身份认同情况，主要关注农民工在进城后产生的身份困境。随着流动规模的扩大和嵌入程度的加深，更多学者通过询问“您认为自己是否已是城市人？”进行测量，这种测量方式已更多包含对外来人口是否融入本地的考察。也有研究同时用“是否是老家人”和“是否是本地人”两个问题进行测量，可以得到“仍是老家人”、“已是本地人”、“既是老家人又是本地人”（也称双重认同）和“两者都不是”（也称边缘认同）四种认同类型[8]，更能体现出身份认同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此外，还有研究通过“是否愿意认同本地身份”来测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9]。 无论关注认同结果还是认同意愿，上述研究都只考察了身份认同的一个维度。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意识到，身份认同应当是多层次、多维度的[10]，使用单一指标进行测量可能出现与事实不符的偏误[1]。对此，有学者将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结合起来考察身份认同状况[7，10]，也有人通过建构身份认同量表进行测量[5，11]。还有学者从“融入于地”、“居留意愿”、“入籍意愿”和“本地人身份认同”四个方面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进行了综合考察[1]。
总结来看，在对概念内涵理解相近的基础上，研究者们不断拓宽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概念外延，关注点愈发全面。但问题在于，当下仍有大量研究直接使用单一指标进行测量，并采用“本地人”与“老家人”的简单二分。且使用多维指标测量的研究对身份认同概念包含的层次也未能达成共识，这些都导致研究的可比性降低，阻碍了不同研究间的对话。
三、 国外移民身份认同研究简述
在对国内研究进行梳理之前，本文先简要回顾了国外的移民身份认同研究，以同国内研究进行对比。在西方学界，跨国移民的身份认同也是一个热点议题，通常出现在移民融合问题的讨论中。在作为移民大国的美国，围绕“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移民如何实现与当地的融合”问题，引发了一系列学术争论，并形成了“社会同化论”、“多文化元论”和“区隔同化论”三大理论流派。
社会同化论的前身是“盎格鲁一致论”和“熔炉论”。针对美国早期的移民潮，“盎格鲁一致论”认为外来移民会完全抛弃原有的身份和文化，转而支持“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熔炉论”则认为外来移民会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相互融合，成为新的美国人[12]85。后来，Park和Burgess[12]62给出了社会同化的定义，指出同化是一个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个人和群体通过获得他人的记忆、情感和态度，与之融合在共同的文化生活中。Gordon[12]70-71进一步阐述了移民融合过程的七个核心变量，其中，身份认同的同化是一个放弃原有的群体意识，发展出完全基于东道主社会群体意识的过程。总之，在社会同化论的观点中，外来移民将认同在迁入地的新身份。
与同化论相对，持多元文化论的学者认为，不同种族或社会群体之间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13]。Kallen是多元文化论的代表，他批判了同化论的观点，指出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自愿选择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但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先，让一个人忘记自己是谁是不可能的[14]。因此，在多元文化论的观点中，外来移民可以且应当保持对原有身份的认同。
在同化论和多元论的对立之外，Portes和Zhou[15]提出了区隔同化论的观点。他们在探究移民二代的社会融入状况时发现了三种不同模式：第一种是向上融入主流的白人中产阶级群体。第二种则是陷入社会底层。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种模式，在经濟上融入当地主流群体，但在文化和族群身份上仍然保持原有的认同。
西方的移民认同研究对我国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认同方向上，是应以本地身份为目标，引导外来人口向本地身份转变，还是保持其对原有身份的认同？身份认同是否存在固定的模式？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不过，也应注意我国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与国外的移民认同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首先，国内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往返于流入与流出地间的流动人口，而国外研究则关注的是永久性迁移人口。其次，国内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源于我国的户籍制度，而国外的移民认同问题则涉及国别差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等因素。因此，在借鉴国外研究时应注意研究情境的不同。
四、 国内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
对认同状况的考察是身份认同研究的基础。在国内，学界对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状况的关注始于农民工群体，又从农民工逐步扩展至全体流动人口。在研究不断细化的过程中，也有学者聚焦于少数民族流动者和流动儿童。因此，想要了解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必须对不同属性的研究对象分别加以考察。
（一） 农民工群体：认同程度低、模糊性强
农民工群体也称“农村流动人口”“乡城迁移人口”“城市新移民”等，是我国流动人口队伍的核心组成部分。最早关注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学者是王春光，注意到以往研究多从城市发展角度看待农民工身份问题，他试图从农民工角度去考察其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体制设定的农民身份认可度较低，身份认同处于一种“模糊化”状态[16]。此后，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
早期的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讨论层面，学者们使用“双重边缘人”[17]、“认同内卷化”[18]等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之后，研究者们开始转向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一系列不同时点上的研究，如蔡禾和曹志刚[19]对珠三角地区的考察、郭星华和李飞[11]对北京市的调查、徐延辉和邱啸[20]及钱龙等[21]对全国数据的分析均发现，农民工群体对城市身份的认同度极低。许传新[22]、彭远春[23]等人的研究则指出，多数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呈一种模糊状态。
（二） 全体流动人口：认同意愿强于认同结果
随着流动规模的扩大，学界对身份认同问题的关注也从农民工扩展至全体流动人口指既包含农民工也包含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在内的全体流动人口。，这些研究出现在2010年之后，多针对全国性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将城市户籍流动者与农民工一同纳入分析之后，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认同本地身份的比例超过了50%[6-7]，但也有研究认为这一比例不足30%[8，24]。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测量方法和所用数据的不同。不过，在多维指标的测量下，许多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意愿高于其实际的认同结果[5，10]，表明流动人口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愿望受到了压抑。
（三） 流动儿童：认同危机不可忽视 家庭化流动趋势的增强带来了规模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不同于成年流动人口，这些流动儿童正处于身份认同的关键期，频繁流动的经历会带来认同的不断解构、建构、重构，导致认同危机加剧[25]。因此，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通常针对农村流动儿童（也称“随迁子女”或“打工子弟”），通过对其所在学校的调查来考察其身份认同状况。总体来看，有关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状况的研究发现较为一致：流动儿童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程度较低，且模糊性特征明显，普遍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25-26]。
（四）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双重身份下的认同困境
在流动队伍扩大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也加入其中。与一般流动人口相比，少數民族流动人口有着流动性和民族性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他们面临与其他流动人口相同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承受因族群身份、文化特质所引致的特殊压力[27]。研究普遍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情况比一般流动人口更为复杂，其认同的模糊性、多元性和矛盾性十分明显[28]。不过，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待深入考察。
总结来看，已有研究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状况的考察在研究对象上逐渐多样化，在研究发现上却相对一致：不同属性的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程度普遍偏低。对此，许多学者从社会融合的视角出发，将未能认同本地身份的情况视为一种问题，乃至危机。反观国外研究，从同化论到多元文化论，再到区隔同化论，研究者们已不再假定外来移民必将认同当地社会的主流身份，而是注意到多元化的身份认同模式，这无疑值得国内学者借鉴和反思。
五、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在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中，哪些因素会影响流动者的认同状况是一个热点议题。对于这一问题，已有研究经历了从宏观制度层面向微观个体层面的转变，本文将其归纳为制度排斥、流入地生活体验和个体特征差异三个方面。
（一） 制度排斥：认同困境的根源
通常认为，户籍制度是造成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困境的根源，早期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户籍制度排斥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作为一项“社会屏蔽”制度，户籍制度将一部分人排斥在分享城市资源的行列之外[7]，使外来的流动人口无法获得与本地人同等的待遇，并面临工作机会受限、社会保障缺失、子女就学难等问题，这不仅强化了城乡差别、拉长了流动者的心理距离，更使这些奋斗在流入地的外乡人对自己的社会身份产生怀疑。一系列不同时点的实证研究均发现，户口类型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拥有非农业户口的流动者认同本地身份的比例显著高于农业户口的流动者[7-8，29]。这表明即使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依然不能忽视制度排斥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二） 流入地生活体验：加剧缓解认同危机
除了制度排斥，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体验也会影响其身份认同状况。如果流入地社会具有较为包容的态度，那么流动人口就可以获得良好的城市体验，对本地身份的认同会更强烈;反之，当地排斥的态度会使流动者难以消解固有的乡土记忆，降低对城市的认同[1]。有研究发现流入地社会的排斥是阻碍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原因[6，8]，而与当地人频繁接触[10]、积极参加当地组织[22]则会提高其认同水平，缓解认同危机。
（三） 个体特征差异：流动人群内部的认同分化
随着流动人口异质性的增强，不同流动个体间产生了认同分化。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对于身份认同影响因素的探究不能仅停留在宏观层面，而应充分考虑流动个体的特征差异。从个体特征出发的研究涉及内容较广，涵盖了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条件、经济状况、家庭特征、流动时长和流动范围等诸多方面，其中，学界重点关注的是人口学特征与经济状况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在人口学特征上，性别因素并未引起过多关注，多数研究认为不同性别的流动人口间不存在显著的身份认同差异。相比之下，年龄因素引起了更多学者的注意。有研究发现，年龄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呈“倒U形”，中年流动者认同自己为城市本地人的比例最高[30-31]。也有学者从代际差异角度分析，指出由于生长环境、生活经历等方面的不同，不同代际的流动者间存在显著的认同差异，青年一代的流动者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意愿更强[7，29]。
在经济状况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了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及住房条件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大量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尤其是与本地人相比的相对收入，对其身份认同有正向影响，收入越高、与本地人差距越小的流动者越可能认同本地身份[6，10，22]。与之相对，消费水平也会影响流动者的身份认同，许多外来人口通过消费来淡化自己与当地人的社会差异，从而在消费领域实现一种“自我转型”，成为其建构新身份时的一种常用策略[32]。此外，住房条件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意味着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自己的居住空间，会有更大的机会实现身份转变[20]。大量研究发现，在流入地拥有住房的流动人口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显著高于没有本地住房者[8，20]。
总之，从集中于制度解释到重视个体特征的作用，已有研究对身份认同影响因素的挖掘不断细化。但其问题在于，多数研究仅笼统地进行所谓的“影响因素”分析，却未能聚焦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导致研究发现的解释力不强;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客观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却鲜有学者关注主观因素的作用。从现实层面来看，上述研究发现的多项影响因素在客观上都有所改善，但流动人口对本地身份的认同程度却依然偏低。此时可转变研究思路，关注主观变量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六、 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影响
不同于认同状况和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关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影响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不仅研究数量稀少，研究主题也不够丰富。应当注意的是，如果不同的身份认同结果不会对流动人口产生显著作用，便没有必要讨论身份认同问题。因此，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不能忽视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本文从主、客观两个维度对少量涉及身份认同影响的文献进行了归纳。 （一） 主观维度：身份认同影响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状况
在已有研究的发现中，身份认同给流动人口带来的主观影响主要体现在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状况上。有学者指出，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认同自己是农民身份或双重身份的流动者幸福感显著低于认同市民身份者，这是由于认同城市身份的流动人口对城市更有亲切感和归属感，容易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感，也能较好地适应并融入城市生活[33-34]。
有关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指出，作为社会融合的指标之一，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35]，特别是对流动儿童来说，身份认同不清会使其体验到更多的矛盾和困惑，更易迷失自己，从而出现心理问题。因此，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越明确，其心理健康状况也越好[36-37]。
（二） 客观维度：身份认同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和就业状况
在身份认同带来的客观影响上，已有研究主要讨论了消费行为和就业状况两个方面。消费既是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又会受到身份认同状况的影响。有关身份认同影响消费行为的研究发现相对一致：流动人口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认同感越强，其消费水平也越高[24，38]。原因在于，个体总是选择与自身身份相符的消费方式[38]，如果流动人口认同本地人的身份，他们更有可能模仿当地人的消费行为，甚至采取一种炫耀性消费，但如果他们没有将自己当作本地人，则更可能保持与流出地一致的消费特点[24]。
在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中，学者们普遍发现，认同“城市人”身份对流动人口就业有积极作用：一方面，认同城市身份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對自身就业地位的认知，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城市劳动组织，并扩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资本，获得更多就业机会[39-40]，另一方面，认同城市身份也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降低就业的流动性，进而影响整个城市的劳动力供给[40]。
总体来看，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影响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在研究数量、研究深度和议题广度方面都存在不足，不仅未能引起足够的学术争论，也未能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研究议题。总之，已有研究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后果的讨论十分有限，未来需发掘更多领域。
七、 总结与展望
（一） 研究总结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流动人口特征的变化和学界关注的加深，有关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20年间，该领域在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上不断扩展，在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概念测量、认同状况、影响因素和认同后果四个方面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和不足，本文将其总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在身份认同的测量上，既有研究实现了从单一指标到多维指标的转变，从仅关注认同结果，到综合考察认同的意愿、行动和结果，覆盖内容日趋全面，但问题在于未能形成统一的测量指标体系。
第二，在认同状况方面，不同时点上针对不同属性流动者的研究大都发现，外来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程度普遍偏低。已有研究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流动人口的身份融入，而相对忽视了多元的身份认同结果。
第三，在影响因素上，既有研究经历了从宏观制度因素向微观个体因素的转变。户籍制度排斥、流入地生活体验、个体特征差异成为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核心维度，但主观因素的作用却被忽略。
第四，在认同后果方面，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影响体现在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状况上，客观维度则表现为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和就业状况，但已有研究对身份认同后果的挖掘还十分有限。
（二） 研究不足与展望
展望未来，身份认同问题仍是流动人口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本文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如下。
1. 关注“边缘认同”与“双重认同”的流动者
在对身份认同进行测量时，许多学者仅将其分为“老家人”和“本地人”两类，建构了一种二元对立的认同模式。尽管也有研究者注意到“既是老家人又是本地人”的“双重认同”和“既不是老家人也不是本地人”的“边缘认同”，但其多将这些视为流动者向流入地身份转换过程中的过渡环节，未能深入讨论。上述做法的问题在于将认同问题简单化，忽略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事实上，流动人口进入流动地后的身份认同转变并非是一个从“老家人”到“本地人”的线性变化过程，一些流动者可能始终都无法形成对某种身份的明确认同，“矛盾认同”与“边缘认同”反而更能体现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特点。此外，认同哪种身份本身并无优劣之分，研究不应预设“流动人口应当认同流入地身份”，而应客观地审视多元化的身份认同结果。
2. 关注“城-城”流动人口和户籍迁移人口
从研究对象上看，既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少有研究针对城市户籍流动者（即“城-城”流动人口）进行讨论。与农民工相比，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不仅拥有更好的条件和更多选择机会，流动目的也更加多样化。对于这一群体而言，他们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意愿如何？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其认同水平？这些还有待之后研究的考察。此外，对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也应注意到户籍迁移人口。如果户籍制度是导致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困境的根本原因，那么在其取得本地户籍之后，是否就会完成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这一角度看，对迁移人口的考察可以加深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问题的认识。
3. 关注主观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在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方面，既有研究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主观因素的作用。应当注意到，身份认同虽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本质上仍是一个主观层面的概念。在客观因素已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水平依然偏低，这提醒我们，应当转变思路，尝试从主观视角出发，探索主观幸福感、公平感、主观社会地位等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4. 加强对认同后果的考察
如前文所述，既有研究对于身份认同产生的影响关注不足。须知，如果不能弄清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那么对认同现状和影响因素的讨论也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明确了身份认同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对流动人口进行干预和引导。由此，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5. 加强理论归纳
最后，已有的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与理论的结合严重不足，多数研究仍停留在经验层面，不仅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亦未能实现从经验结果向理论的“跳跃”，从而未能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事实上，流动人口作为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产物，可以为检验和修正已有理论、建立具有本土色彩的身份认同理论提供良好的契机。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加强理论自觉，提升整体的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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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Prospect
LIU Wen-b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examin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t’s also the key to realize the “urbanization of peopl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domestic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the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ntity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future， research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dge identity and dual identity， strengthen the analysis of the urban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igration population，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subjective variables on the identity of migrants，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consequences of identity. In addition， researches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oretical induction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theoretical level.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peasant-workers;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