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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政府推进技术进步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诸多经济政策中，税收激励政策是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政策工具。本文试图从西方经济理论学说的角度，探求税收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
[关键词] 创新 税收激励 理论溯源
一、引言
一国税收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历来是各国经济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对于税收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虽然国内诸多学者均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是，由于受较多非政策因素的影响，税收政策究竟能否激励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很难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实证检验。本文力图另辟蹊径，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学说的角度，为税收政策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寻求理论上的支持。
二、理论溯源
1.内生增长理论
国外文献多在经济增长的框架内分析创新活动的水平和意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虽然说明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来自技术进步，并将技术进步假设为外生给定，并未解释技术进步源自哪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需要超越新古典增长理论，并建立解释技术进步的模型，由Romer(1986)、Lucas(1988)开创了使增长率内生化的理论，即内生增长理论。按照内生增长模型：△Y/Y＝△K/K＝sA－δ（Y为产出，K为资本存量，A为常量，衡量一单位资本所生产的产出量），只要sA>δ，即使没有外生技术进步的假设，经济收入也一直增长。由该模型可以得出，那些能永久提高投资率的政府政策（如税收政策）会使经济增长不断地提高。由于内生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假定，将技术创新活动视为内生，所以一国政府能够利用税收政策影响本国的R&D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企业家行为，以刺激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理论分析、实证经验研究均支持创新活动对于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意义，其重要性已被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决策部门所广泛认知。
2.创新理论
(1)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理论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J.A.Schumpeter）首创，他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建立了自己的“创新理论”。Schumpeter指出，创新可以理解为“是把一种以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进一步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者”，即有远见卓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险的企业家，企业家的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的灵魂。另外，Schumpeter强调通过“创新——模仿——适应”这种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Schumpeter (1942)指出，企业家活动能够产生新的观念，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强调了企业家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家行为来激励创新活动，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
(2)纳尔森和阿罗的创新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纳尔森和阿罗（Nelson，1959；Arrow，1962）最早将市场失灵理论运用于技术创新研究。他们认为，在技术创新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所谓市场失灵，就是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经济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的一系列情况。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存在政府干预经济，以支持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他们认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源于技术创新的三个重要特征：创新收益的外部性、创新过程的不可分割性和不确定性。创新的外部效应一般是正的外部效应。创新收益的外部性体现在溢出效应上：创新技术的溢出效应、创新市场的溢出效应、创新收益的溢出效应，由此影响到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另外，技术创新的信息不对称性、技术创新的规模与风险也限制和影响了技术创新的发展。创新活动的特点为政府介入企业技术创新，制定激励创新的税收政策，以减少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差距，矫正市场失灵提供了制度基础。
纳尔森认为，一般理论意义上，在包括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在内的技术创新体系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是技术的主要供给者和创新人才的主要培养者；中介机构是科技成果传播和扩散的桥梁；政府则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中介机构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加快科技知识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
3.外部化理论
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亚瑟·C·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在研究市场机制是否一定能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时，建立了外部化理论。庇古认为，社会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当国民收入实现平均分配时，社会经济福利处于最大化状态，改进社会福利的最根本途径是增加国民收入，而增加国民收入的关键在于资源最优配置。庇古以完全竞争为前提，提出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但是，庇古通过分析认为，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仍然会出现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背离，由此建立了其外部化理论。庇古认为，这一背离表明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并不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自由竞争的机制下，并不一定就能引导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在市场机制失效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帮助经济达到最优配置。对于边际私人纯产值低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情况，政府可以采取公共的补贴或税收上的优惠以提高边际私人纯产值；对于边际私人纯产值高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情况，政府也可以对私人企业征税，从而实现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处处相等。庇古的外部化理论为政府利用公共政策（如税收政策）进行干预，促进资源最优配置，增加国民收入，促进社会福利，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结论
由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说大多认为税收政策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至于政策激励的效果如何，笔者认为，由于存在诸多难以剔除的非政策因素影响，很难进行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
[1]葛 扬 李晓蓉:西方经济学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6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
[关键词] 创新 税收激励 理论溯源
一、引言
一国税收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历来是各国经济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对于税收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虽然国内诸多学者均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是，由于受较多非政策因素的影响，税收政策究竟能否激励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很难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实证检验。本文力图另辟蹊径，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学说的角度，为税收政策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寻求理论上的支持。
二、理论溯源
1.内生增长理论
国外文献多在经济增长的框架内分析创新活动的水平和意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虽然说明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来自技术进步，并将技术进步假设为外生给定，并未解释技术进步源自哪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需要超越新古典增长理论，并建立解释技术进步的模型，由Romer(1986)、Lucas(1988)开创了使增长率内生化的理论，即内生增长理论。按照内生增长模型：△Y/Y＝△K/K＝sA－δ（Y为产出，K为资本存量，A为常量，衡量一单位资本所生产的产出量），只要sA>δ，即使没有外生技术进步的假设，经济收入也一直增长。由该模型可以得出，那些能永久提高投资率的政府政策（如税收政策）会使经济增长不断地提高。由于内生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假定，将技术创新活动视为内生，所以一国政府能够利用税收政策影响本国的R&D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企业家行为，以刺激创新活动，推动经济增长。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理论分析、实证经验研究均支持创新活动对于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意义，其重要性已被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决策部门所广泛认知。
2.创新理论
(1)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理论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J.A.Schumpeter）首创，他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建立了自己的“创新理论”。Schumpeter指出，创新可以理解为“是把一种以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进一步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者”，即有远见卓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险的企业家，企业家的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的灵魂。另外，Schumpeter强调通过“创新——模仿——适应”这种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Schumpeter (1942)指出，企业家活动能够产生新的观念，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强调了企业家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家行为来激励创新活动，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
(2)纳尔森和阿罗的创新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纳尔森和阿罗（Nelson，1959；Arrow，1962）最早将市场失灵理论运用于技术创新研究。他们认为，在技术创新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所谓市场失灵，就是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经济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的一系列情况。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存在政府干预经济，以支持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他们认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源于技术创新的三个重要特征：创新收益的外部性、创新过程的不可分割性和不确定性。创新的外部效应一般是正的外部效应。创新收益的外部性体现在溢出效应上：创新技术的溢出效应、创新市场的溢出效应、创新收益的溢出效应，由此影响到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另外，技术创新的信息不对称性、技术创新的规模与风险也限制和影响了技术创新的发展。创新活动的特点为政府介入企业技术创新，制定激励创新的税收政策，以减少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差距，矫正市场失灵提供了制度基础。
纳尔森认为，一般理论意义上，在包括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在内的技术创新体系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是技术的主要供给者和创新人才的主要培养者；中介机构是科技成果传播和扩散的桥梁；政府则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中介机构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加快科技知识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
3.外部化理论
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亚瑟·C·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在研究市场机制是否一定能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时，建立了外部化理论。庇古认为，社会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当国民收入实现平均分配时，社会经济福利处于最大化状态，改进社会福利的最根本途径是增加国民收入，而增加国民收入的关键在于资源最优配置。庇古以完全竞争为前提，提出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但是，庇古通过分析认为，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仍然会出现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背离，由此建立了其外部化理论。庇古认为，这一背离表明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并不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自由竞争的机制下，并不一定就能引导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在市场机制失效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帮助经济达到最优配置。对于边际私人纯产值低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情况，政府可以采取公共的补贴或税收上的优惠以提高边际私人纯产值；对于边际私人纯产值高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情况，政府也可以对私人企业征税，从而实现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处处相等。庇古的外部化理论为政府利用公共政策（如税收政策）进行干预，促进资源最优配置，增加国民收入，促进社会福利，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结论
由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说大多认为税收政策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至于政策激励的效果如何，笔者认为，由于存在诸多难以剔除的非政策因素影响，很难进行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
[1]葛 扬 李晓蓉:西方经济学说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6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