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大批西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期间多有关于中国祭祀礼仪问题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耶稣会士们主要关注中国的祭天、祭祖、祀孔、祭城隍,以及某些民间生活中的私人祭拜活动。他们对中国祭祀礼仪多以白描式的介绍为主,对制度化的国家祭礼则鲜有关注。其原因主要是,耶稣会士来华以传播教义、发展教徒为目的,国家祭祀礼仪与此相关度较小;耶稣会士们在中国国内政治文化事务中发言权较小,并主动避免参与可能跟天主教教义产生冲突的仪式活动;耶稣会士们只关注中国祭祀礼仪中可能涉及偶像崇拜仪式的内容,对其他无关偶像崇拜的祭祀礼仪则并不关心。欧洲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祭祀礼仪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其内部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和纷争一直持续到礼仪之争,并与其他反对耶稣会的天主教派别对中国祭祀礼仪的质疑相交织。这说明,持续百年的礼仪之争并非单纯由天主教内部的派别之争引起。中国本土奉教士大夫则能在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祭祀礼仪之间找到契合点,并帮助西方耶稣会士向欧洲教廷介绍和解释中国祭祀礼仪的内涵,但对具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信仰则亦主张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