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北方的雾霾天气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环境事关民生，成为公共话题是顺理成章的。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被问到这个问题，她说她也有口罩，但是没敢戴。温家宝在他的最后一个《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谈到了环保，表示要“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
　　媒体少不了参与对雾霾的讨论。主流的分析依旧遵循我们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的表达模式，即援引西方的历史经验，为中国的问题解决指出方向。半个多世纪前致数百人死亡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使5000多人丧命的伦敦烟雾事件被提起，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治理环境方面的举措也被当作范例介绍，比如美国在1970年成立了环保局、英国在1968年通过了《清洁大气法》等一系列措施。
　　这种表达方式暗含的逻辑是：污染是与特定的发展阶段相关联的，它可以通过一定的治理措施在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得到解决；中国落后西方发达国家数十年，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西方过去的问题，只要中国循着西方走过的道路前进，他们的今天就会是我们的明天。环保部门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正是这种思维的体现，他说，中国解决大气污染的问题需要30年到50年。
　　这一貌似有道理的表述即便不是对历史的存心歪曲，也是在视野上存在严重偏颇的结果。发达国家如今得以从严重的污染问题中解脱出来，当然不能否认积极治理的作用，但决不能因此掩盖导致环境改善的另一个根本性原因，那就是污染产业的对外转移。
　　从1960年代开始到上个世纪末，日本对外转移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美国转移出去的高污染产业占40%左右。与产业转移相伴的，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以美国为例，20世纪初其工业占GDP的比重为53%，到了世纪末则下降为22.5%，第三产业在美国占了绝对性的主导地位，比重达到76.5%。欧洲国家也呈现类同的趋势。
　　污染是工业化的伴生物，当工业生产大量离开，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自然就容易了。但这是以承接污染转移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为代价的。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一直是吸引外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中国引进的投资中至少有20%属于高污染行业。在当前的国际产业和贸易格局下，中国不仅在为满足中国人的需求而生产，也在为西方人而生产，消耗的是中国的资源，又把污染留在了国内。
　　这种状况类似于充当世界工厂时期的英国和美国。英美后来之所以能够实现污染转移，在“产业空心化”的条件下生存，依靠的是其金融霸权，即让其他国家为其打工。如果中国想摹仿英美对污染的应对之路，那也只能全面地摹仿，即不仅治理污染，同时也要把负担和风险转嫁给他人。但这可能吗？且不说中国在实力上是否能达到，这样的发展方式也不是中国的追求，对外掠夺并不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雾霾天能见度低，它可以妨碍我们的视线，但不能让它限制了我们的思想。借鉴外国经验的前提是对其有全面的理解，不能“画虎不成反类犬”；借鉴不是照搬照抄，而应该发现新的可能性。
　　发达国家“成功治理”污染的经验至少可以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首先，中国必须突破目前的国际产业和贸易格局，摆脱美元霸权，打破“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事实上的“中美国”（Chimerica）格局。中国以惨痛的代价换来了大量的美国对中国的负债证明，即外汇储备，而这笔债是否最终能够得到兑现，还是不确定的。在地大物博方面，中国远比不上美国，这片土地承载10几亿中国人的存续就已经压力足够大了，有何理由再以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基础为代价来保障外人的奢侈开销？中国的生产应主要为满足中国人的需求服务，而无理由成为霸权主义的猎物。
　　其次，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简单的标签，要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何谓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的特征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有别于资本主义的资本无休止积累的逻辑。因为生产的目的是明确的，生产的规模就是有边界的，从而对资源的耗费和污染的排放也是可预期的。相反，在资本无休止积累的法则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的累积，生产规模会压迫资源承受的极限，所造成的污染也必定会超出可控的范围。
　　改革是持续探索的实践，也是试错和总结提高的循环，这才是深化改革应有的内涵。如果仅就雾霾谈雾霾，便是真的被雾霾遮蔽双眼了，谈何展望“美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