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点50分，夜幕拉低了城市的声响，一切都安静了。
　　张洁梅又走向了暨南大学运动场外的空地，作为广州市天河区岗顶附近为数不多的广场，这里吸引了早晚逾10支广场舞队伍。虽然还有10分钟才开始，但已经有队员在座椅上等待，张洁梅一到，对方赶紧起身，帮忙从包里拿出矿泉水瓶大小的音响。张洁梅笑着打招呼：“你来啦，几天不见了，都干嘛去了？”
　　“唉，感冒了。”她一边回答，一边拿出自带的扫帚扫起了落叶。
　　7点55分，另一支队伍的骨干欧阳燕、高瑶和张欣也到了，她们从另一个入口走入广场，摆出四倍于矿泉水瓶大小的音响，用拉杆拉着，正对张洁梅的队伍。
　　这期间张洁梅和欧阳燕的目光曾有短暂的交汇，但二人立即将头侧了过去。
　　8点，晚场的5支队伍到齐，陆续放出了风格各异的音乐，张洁梅这边最先放的是英文名曲《Big Big World》，对面则是节奏感极强的《最炫民族风》。5支队伍人数有多有少，跳起各色的舞蹈。
　　寂静被打破了，频段不同的音乐混杂在一起，切进路人与学生的耳膜。
　　嘈杂并不仅仅存在于音乐之中，喧闹之外总有更唏嘘的故事，混杂着亲密、背叛、争执和慰藉。张洁梅一语道破：你会看到我们之间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每一个跳广场舞的地方，都会发生，都会。

“江山”缔造者

　　61岁的张洁梅是第一个来空地跳舞的。2010年的夏天，退休去青岛度假的她第一次接触到排舞，作为2002年开始引入我国的一种国际性的健身舞蹈，那时排舞已有一定普及。张洁梅为之着迷，而且上手很快，她在几天内就学会了十几支排舞。
　　在广州的家中赋闲久了，张洁梅觉得身体变差了。这一年10月，她拿着MP3，戴上耳机，每日散步后在操场上翩翩起舞。排舞舞曲可由32拍、48拍、64拍等不同的循环节奏组成，又融合了恰恰、伦巴、曼波、牛仔和摇滚等舞步。张洁梅有身段，有功底，跳了不到5分钟，便有路人问：“老师，我可以一起跳吗？”张洁梅一口答应。
　　不到3天，身后就跟了一串学徒。操场空地捉襟见肘，张洁梅振臂一呼：走，到小广场去。
　　跳舞的人慢慢多起来，不到一个月就达到二十多人。最先是校区教职工的家属，他们的儿女长期不在家，退休后大把空闲时间，后来有一些钟点工以及附近小区的中年人也加入进来。
　　张洁梅当然地成为牵头人和领舞者，团队人均月收费最初5元，后来提到10元，用于更新设备、搜集资料等开销。看着日渐蓬勃的团队，张洁梅非常开心，广场舞已成为她晚年生活最重要的部分。
　　2011年4月，广场上出现了另外两拨舞者，一拨水平很高，被张洁梅这边戏称“专业队”，还有一拨主要是跳交谊舞。三拨人加起来不到一百人，五百多平米的广场足够她们施展，傍晚的休闲时光原本可以这么快乐、舒畅地进行下去。

队伍不好带了

　　在暨南大学附近医院工作的郭慧杰平时很“宅”，觉得自己年轻，身材也好，不需要锻炼。颈椎的不适逼着她走出家门。进入张洁梅这支舞蹈队后，从小就参与红卫兵汇演的她一展才华，很快成为二号人物。
　　为了陪丈夫，张洁梅每年都要去青岛待上两三个月，她割舍不下辛苦组建的舞蹈队。这时，郭慧杰提出替张洁梅暂管团队，她计划再教一些新舞，条件是“会费”涨到每人每月20元，理由很简单：相邻“专业队”每月收费50元，两边差距太大。
　　提价之后，郭慧杰开始履行职责，但一些队友对于新领舞的举措并不买账，欧阳燕、张欣等4人突然跑到了交谊舞队那边，却又隔三岔五回来跳排舞。有一天，郭慧杰发火了：你们要出去跳就别回来。交钱也不让你们回来！
　　4个人一怒之下另起炉灶，并宣称分文不收，吸引了许多附近的钟点工和保姆，不到半月人数便接近40，超过了张洁梅苦心经营一年的队伍。
　　一些不中听的说法，很快从郭慧杰带的舞队传到欧阳燕的舞队那边，比如“保姆团”、“背叛者”、“见不得光”。
　　欧阳燕的那拨人气不过，她们故意把队伍拉到对方的近前，唱起对台戏，气氛有些剑拔弩张。张洁梅的舞队又经动荡，多位学员先后离开。郭慧杰把“战争”短信告知张洁梅，张心里一紧，立马改签机票，提前一个月从青岛飞回，力图一挽颓势。

我是帮主

　　回来当晚，张洁梅被广场上的情形惊呆了：广场上已经有了5支队伍，自己原本二十余人的团队被蚕食到了七八个人，而对面的团队扩充至五十余人，占据了大半块空地，音乐震天响。郭慧杰舞姿依旧优美，却难掩一份凄然。
　　张洁梅忍无可忍，她要展开反击。第二天，水瓶大小的音响丢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长20cm、宽10cm的桃红色音响，功率是原来的两倍。调音的时候，张洁梅将声音开到最大，她对音量十分满意。对面把这个看作挑衅，有人大吼：你们大声了不起吗，我明天换个更大的！
　　第二天，对面换上了更大的音响，分贝竞赛愈演愈烈，“战乱”也殃及其他舞队，她们也不得不更换更有力道的音响。
　　靠近广场一侧的学生们苦不堪言，他们有时会探出头：“吵死了！小声点！”那费尽力气的嘶吼刚出宿舍，便淹没在巨大的喧嚣中。终于有一天，一个装满水的矿泉水瓶从宿舍楼扔下来，砸中一位舞者，水洒了一身。至此，他们才稍稍收敛，调低了音量。
　　地盘是张洁梅更为在意的事。她把自己看作这块场地的拓荒者，不甘心团队渐渐凋敝。张洁梅觉得，舞蹈队就像一个帮派，她是一帮之主，“她们（队友）是我的人，我要为她们出头。”争夺生存空间的时候，她会感到浑身散发着一股凛然的正气。 　　张洁梅开始站在空地的中线处，对方一过界，她便提醒，“请回去，这边是我们的地盘。谢谢。”
　　“这就是嫉妒嘛。”在欧阳燕她们看来，对方嫉妒她们人多，嫉妒她们不收费，嫉妒她们声音大。在多次发生口角后，她们决定约张洁梅谈谈。
　　谈判就在空地的长椅展开，欧阳燕一方说：“我们挺怀念以前和你一起跳舞，别吵吵闹闹弄成现在这样。”张洁梅表示同意，希望大家好合好散，不过，这位气场镇得住几百人的公共课的老师，也不想在“疆域问题”上退让：“人多人少不是问题，凡事讲个先来后到。双方平分，就这样。”
　　边界定了下来，但彼此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张洁梅一面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自己的队伍，一面和郭慧杰精心编排更好的舞蹈，“保姆团”也请来专业老师，意图在舞技上胜过对方。
　　“保姆团”还利用家属在保卫科的优势，暗地请保安“关照”张洁梅这边，声音一大，保安立马警告。一次，她们的“密谋”被郭慧杰撞见，方才作罢。
　　主要矛盾之外，几个舞队之间还有更多的或大或小的摩擦，“广场政治”在此频频上演，轻松欢快的音乐旋律下掩藏着各自不为外人道的心思。

争斗是因为珍视

　　为了能继续跳下去，各支舞队不至于完全撕破脸皮。在广场上可能会糟心、会吵闹，但她们无法想象没有舞蹈的日子。
　　晚场的5支队伍，平均年龄约50岁，除去“专业队”全员上班，其余队伍多是退休职工。生活在一瞬间改变，留下大片的空白，总不能终日在家聆听挂钟的“滴答滴答”吧，而且广场舞让她们觉得重新焕发了青春，身上充满活力。很自然地，广场舞成为她们生活的重中之重。
　　为了教新的舞蹈，郭慧杰专门去健身房上了两个月的课，学习形体芭蕾和运动体操，并编排了近30支新的舞蹈。“现在跳舞已经不再是最初的目的了，我们要追求美，所以要跳更复杂的舞蹈。同时，我对她们还有责任，所以每天都必须来。”
　　“专业队”的领舞徐倩，几乎把所有余暇时间都给了广场舞。早上8点起床，到运动场做基本功，拉杆、压腿、下腰，一样不落，回家之后开始备课，看网络资料、舞蹈书籍，琢磨编排。下午3点，她在客厅一遍遍重复当晚要教给学员的动作，直到晚饭时间，洗个碗，休息下，就该出门跳舞了。
　　“女人嘛，都是想美的。多跳舞，身心才会快乐，快乐了你才显得美嘛。”张洁梅如此看待大家对广场舞的钟爱，“生活真的很美好，退休以后，只要你能走出家门，并不寂寞或者单调，你可以跟很多年轻人在一起，能够和这个社会接轨。”
　　“专业队”的汪凌直言，每天跳广场舞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看到老师漂亮的舞姿，会愉悦，跳好了一个动作，会满足，跳舞间隙的家长里短则让人放松。广场舞成为平日的精神寄托。
　　在跳舞之余，队友们三五成群，聊聊柴米油盐或关节的老毛病，聊聊对儿媳、女婿的看法，以“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彼此安慰着，有人兴致勃勃介绍微信怎么用，有人谈起比特币的神奇。家在异乡的保姆们对各自雇主吐槽一番，一起怀念起老家的油辣子和口味虾。
　　她们在舞队中寻求身份认同，又通过团队间的“文斗”、“武斗”进行自我保护，她们都觉得，“广场政治”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是在维护自己格外珍惜的领地。
　　2014年6月，广州出台《广州市公园条例》（草案），其中规定：超出限定时间和限定区域、超过相应分贝的广场舞可能被罚最高1000元。而几乎所有的公园广场舞都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的60分贝上限。这些限制将对广州的广场舞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阿姨们蓦地感受到世界“深深的恶意”。她们无心争斗，开始担心广场舞的未来。
　　接受采访时，每个采访对象都不断地问：“你真的觉得我们的声音大吗？真的很大吗？能不能不要限，限了我们去哪里？”
　　张洁梅等人都下了决心，如果真的要限，整个广场的舞者会停止内耗，团结起来，一起为了保下500平米的场地抗争到底。在她看来，所有广场舞的“斗争”都是副产品，而跳舞的本质是为了健康和愉悦，对于广场舞，她们放不下，丢不掉，离不了。
　　时钟指向9点半，各队的人三三两两散去。有队员留下来，要张洁梅纠正动作。对面，欧阳燕和张欣收拾妥当，抬起音响的两端，一边闲聊一边从来时的方向离开，避开了张洁梅。
　　广场又恢复了寂静，阿姨们也没有留下一丝舞动的痕迹。没人知道一小时前这个广场发生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