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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传佛教在承德地区传播伊始，就对承德社会政治起到革命性的影响。寺庙作为佛教文化最主要的承载形式，它渗透和融合到承德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构成了当地文化的有机成分。文章主要通过清朝时期在承德地区所建立的寺庙群，对当今承德地区的藏传佛教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并分析藏传佛教文化对该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所作出的贡献。
关键词：承德；藏传佛教；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7-04-14
一、引言
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开始到道光八年（1828年），清朝政府在承德市市区及滦河镇一带敕令建筑佛教寺庙，其中，溥仁寺、溥善寺、安远庙、广缘寺、普佑寺、普宁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9座寺庙设8个管理机构（普佑寺附属于普宁寺），由朝廷派驻喇嘛，京师理藩院管理并逐月按人数由理藩院发放饷银，清正史文献将这9座寺庙称“外庙”，后俗称“外八庙”或热河喇嘛庙。
清代以来，承德市作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聚居于承德的满、蒙古、回、汉等多民族长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互惠互利、共同和谐发展的历史局面是中国其他地域无法比拟的。鉴于良好的历史环境的熏陶影响，现如今承德市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仍然吸引着全世界游客的目光。
二、承德地区的藏传佛教发展现状
清朝初年，中国藏传佛教在我国蒙、藏地区（包括青海、新疆）势力强大，教徒信仰虔诚，佛经教义是蒙、藏人民的精神支柱。清政权为加强对北疆的统治，巩固国家统一，对边疆蒙藏民族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以习俗为治”的方针。乾隆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所以，承德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寺庙群，1994年12月，“外八庙”同避暑山庄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寺庙承载的藏传佛教已不单单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目前，国家对宗教信仰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对于现行的国家宗教政策中，大多数信徒都是自愿去寺院念经、叩头、供养等，没有人强迫。
通過调查承德地区的“外八庙”之一普宁寺发现，僧人选择宗教职业的原因中，首先是自己的宗教信仰，其次是生活经历，最后与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关系。在宗教氛围较为浓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选择出家为僧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除了上述三个原因外，还有由于其他原因而出家的。例如，一些少年僧人的认识非常模糊，说不出自己出家为僧的理由。尽管出家为僧的原因很多，但更多的还是由于信仰的力量。这表明，大部分僧众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具有理性的倾向，而不是盲目的信仰。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承德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仰从个体上有理性化的倾向。当我们跟年轻的信徒交流时发现，年轻人受到家庭和社会文化的熏陶，对宗教信仰活动有莫名的依赖感。但是，很多年轻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投入不像老一辈那样盲目，而是一种理性化倾向的选择和皈依。
从僧众宗教信仰的动机上来看，以世俗功利为目的的世俗信仰与以来世为目标的价值信仰并存。根据调查，藏传佛教信众在信仰动机上出现了不同年龄段的差异，青年人和老年人的信仰动机截然不同。中青年信众信仰藏传佛教，更多的是希求生意的兴隆和官场的升迁等，而老年人信仰藏传佛教则意在避免疾病的缠绕和来世的果报。这是因为年轻人肩负着现实生活的重担，承载着家族兴旺的重托，只是在力所不能及或者遭遇挫折的时候，才希望得到神佛的保佑。而对于老年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健康状况下降，他们在关注身体健康、安度晚年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来世问题，为了来世能投生天人善趣，常常祈求三宝，积德修善。这样，出现了老年人和青年人在信仰上的两极分化。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接受过现代教育，对物质的追求远远大于精神的追求，关注的是现实生活的幸福，而老年人则更多地专注于来世的果报，他们的信仰比年轻人更浓厚一些。
三、承德地区藏传佛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承德独特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城市风貌，不但是民族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结晶，亦是名城本身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外八庙”所承载的藏传佛教历史文化和信仰，是清代以来承德地区的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新疆达什达瓦部迁居热河后，清朝为了安抚这部分蒙古人，修建安远庙作为他们的容身之所和参拜之地。在此，这部分民众远离战争和杀戮，安详地繁衍生息，久而久之，成为承德地区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朝政府为了纪念土尔扈特、左右哈萨克、布鲁特等族归顺清朝而又修建普乐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建普陀宗乘之庙，作为庆祝乾隆皇帝六十寿辰时蒙古和土尔扈特王公进贡朝贺之所，俗称“小布达拉宫”，西藏达赖喇嘛到热河觐见时多居此处。这些庙宇群的修建和发展无不反映了其对整个清代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
藏传佛教传入热河的影响综上可见，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边疆各族的统治，除了使用行政武力手段外，主要利用宗教拉拢。而“外八庙”的兴建为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到山庄朝拜提供了方便。同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八庙”的兴建对加强各少数民族的联系，收买、拉拢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稳定边陲地方政局，防止沙俄侵扰等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实现了清朝统治者“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雄图大略，起到了“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效果。
藏传佛教作为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精神理念的载体，容易凝聚成当代历史文化建设的财富，激发人的内在动力，产生文化效应，促进各种文化形态的融合渗透和辐射。所以，当今的承德地区的藏传佛教历史文化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观念到思想、从行为到仪式都邁向世俗化。但是，藏传佛教信仰和文化已经深入现代化的观念中。虽然，藏传佛教外部环境、宗教观念逐渐转变，信仰方式及目的多样化，但是，藏传佛教的支持者很多，这些支持者不是盲目参拜和皈依，而是用现代化的方式和思维，把精神世界寄托于信仰。 四、承德地区藏传佛教对民族团结的影响
清代東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四川、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都在这里留下过历史足迹。所以，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说，“外八庙”堪称一座内容丰富的民族博物苑，同时也是一部内容翔实的清代民族史。
“外八庙”修建的目的、过程、经营及建筑的雄伟壮观，融合汉、藏、蒙民族历史文化与建筑艺术于一体，是为清代精品之作。溥仁寺和溥善寺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是蒙古诸部王公为庆祝康熙皇帝六十寿辰请旨建造的。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是为纪念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族首领噶尔丹煽动的武装叛乱而建造，建筑与西藏桑耶寺相仿。普宁寺分前后两部分，前部为一般汉族寺庙形式，后部是以大乘阁为中心的一组建筑群。大乘阁内供奉千手千眼观音立像，高20多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雕像。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普宁寺旁增建普佑寺。普陀宗乘之庙仿藏式建筑修造，依山就势，自由布置了众多的红白台和塔门，最后为高25米的大红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建殊像寺，寺的布局仿照五台山殊像寺。同年又仿浙江海宁安国寺的形制建罗汉堂。最后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须弥福寿之庙，是为西藏班禅喇嘛到热河祝贺乾隆七十寿辰，特建此庙作为班禅行宫。廟中有大红台建于中部山上，北部建有一座汉族建筑式样的八角琉璃万寿塔，记载清朝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和《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等都存于庙内。
五、结语
“外八庙”中多数寺庙是出于政治原因，仿照西藏、新疆兄弟民族著名寺院形制建造的。寺庙修建的初衷和过程汇集了多民族共同的智慧和人力财力，对整个清朝统治过程中安抚北方少数民族和祖国大一统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也正因为这些庙宇群的建设和经营，承德从清朝以来一直是北方地区民族交融、和睦发展的典型代表。寺庙的建设和风格也海纳百川，呈现出多民族友好团结共处的特点。例如，普宁寺仿西藏扎囊桑鸢寺，安远庙仿新疆伊犁固尔扎庙，普陀宗乘之庙仿拉萨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等。这些寺庙的建筑形制不仅应用了琉璃瓦顶、方亭、牌楼、彩画等汉族建筑传统手法，同时也应用了红白高台、群楼、梯形窗、喇嘛塔、镏金铜瓦等藏族、蒙古族的建筑手法，建筑形式别具一格。而且多座寺庙匾额都是满、汉、蒙、藏等文字，庙内的石碑也由是多种文字组成。
这些都是在整个清代甚至当今社会所保留的寺庙群中罕见的一种迹象，也正因如此，承德地区的庙宇群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带来了巨大影响和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建红.外八庙探徽[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
[2]邱广艳.承德藏传佛教旅游资源及其开发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0.
[3]匡翠春.浅析避暑山庄外八庙的政治历史价值[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9.
[4]李景瑞.承德民族历史与建设文化大市学术论坛文选[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
[5]于小成.藏传佛教与民族团结——从承德外八庙的建筑看它的历史作用[J].承德职业学院学报，2006（4）.
[6]陈金云.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与外八庙[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
[7]安忠和，陈淑桦.普宁寺之谜[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0.
[8]周金生，张爱萍.承德文史文库[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9]毛丽萍，林翠华.风雨百年外八庙[J].当代人，2010（12）.
[10]齐敬之.外八庙碑文注释[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
[11]白 涅.承德外八庙的宗教艺术[J].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12]李海涛.“外八庙”的藏传佛教文化[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7（3）.
[13]孙东波.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政治作用[J].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3）.
关键词：承德；藏传佛教；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7-04-14
一、引言
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开始到道光八年（1828年），清朝政府在承德市市区及滦河镇一带敕令建筑佛教寺庙，其中，溥仁寺、溥善寺、安远庙、广缘寺、普佑寺、普宁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9座寺庙设8个管理机构（普佑寺附属于普宁寺），由朝廷派驻喇嘛，京师理藩院管理并逐月按人数由理藩院发放饷银，清正史文献将这9座寺庙称“外庙”，后俗称“外八庙”或热河喇嘛庙。
清代以来，承德市作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聚居于承德的满、蒙古、回、汉等多民族长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互惠互利、共同和谐发展的历史局面是中国其他地域无法比拟的。鉴于良好的历史环境的熏陶影响，现如今承德市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仍然吸引着全世界游客的目光。
二、承德地区的藏传佛教发展现状
清朝初年，中国藏传佛教在我国蒙、藏地区（包括青海、新疆）势力强大，教徒信仰虔诚，佛经教义是蒙、藏人民的精神支柱。清政权为加强对北疆的统治，巩固国家统一，对边疆蒙藏民族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以习俗为治”的方针。乾隆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所以，承德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寺庙群，1994年12月，“外八庙”同避暑山庄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寺庙承载的藏传佛教已不单单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目前，国家对宗教信仰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对于现行的国家宗教政策中，大多数信徒都是自愿去寺院念经、叩头、供养等，没有人强迫。
通過调查承德地区的“外八庙”之一普宁寺发现，僧人选择宗教职业的原因中，首先是自己的宗教信仰，其次是生活经历，最后与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关系。在宗教氛围较为浓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选择出家为僧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除了上述三个原因外，还有由于其他原因而出家的。例如，一些少年僧人的认识非常模糊，说不出自己出家为僧的理由。尽管出家为僧的原因很多，但更多的还是由于信仰的力量。这表明，大部分僧众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具有理性的倾向，而不是盲目的信仰。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承德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仰从个体上有理性化的倾向。当我们跟年轻的信徒交流时发现，年轻人受到家庭和社会文化的熏陶，对宗教信仰活动有莫名的依赖感。但是，很多年轻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投入不像老一辈那样盲目，而是一种理性化倾向的选择和皈依。
从僧众宗教信仰的动机上来看，以世俗功利为目的的世俗信仰与以来世为目标的价值信仰并存。根据调查，藏传佛教信众在信仰动机上出现了不同年龄段的差异，青年人和老年人的信仰动机截然不同。中青年信众信仰藏传佛教，更多的是希求生意的兴隆和官场的升迁等，而老年人信仰藏传佛教则意在避免疾病的缠绕和来世的果报。这是因为年轻人肩负着现实生活的重担，承载着家族兴旺的重托，只是在力所不能及或者遭遇挫折的时候，才希望得到神佛的保佑。而对于老年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健康状况下降，他们在关注身体健康、安度晚年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来世问题，为了来世能投生天人善趣，常常祈求三宝，积德修善。这样，出现了老年人和青年人在信仰上的两极分化。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接受过现代教育，对物质的追求远远大于精神的追求，关注的是现实生活的幸福，而老年人则更多地专注于来世的果报，他们的信仰比年轻人更浓厚一些。
三、承德地区藏传佛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承德独特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城市风貌，不但是民族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结晶，亦是名城本身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外八庙”所承载的藏传佛教历史文化和信仰，是清代以来承德地区的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新疆达什达瓦部迁居热河后，清朝为了安抚这部分蒙古人，修建安远庙作为他们的容身之所和参拜之地。在此，这部分民众远离战争和杀戮，安详地繁衍生息，久而久之，成为承德地区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朝政府为了纪念土尔扈特、左右哈萨克、布鲁特等族归顺清朝而又修建普乐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建普陀宗乘之庙，作为庆祝乾隆皇帝六十寿辰时蒙古和土尔扈特王公进贡朝贺之所，俗称“小布达拉宫”，西藏达赖喇嘛到热河觐见时多居此处。这些庙宇群的修建和发展无不反映了其对整个清代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
藏传佛教传入热河的影响综上可见，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边疆各族的统治，除了使用行政武力手段外，主要利用宗教拉拢。而“外八庙”的兴建为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到山庄朝拜提供了方便。同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八庙”的兴建对加强各少数民族的联系，收买、拉拢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稳定边陲地方政局，防止沙俄侵扰等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实现了清朝统治者“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雄图大略，起到了“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效果。
藏传佛教作为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精神理念的载体，容易凝聚成当代历史文化建设的财富，激发人的内在动力，产生文化效应，促进各种文化形态的融合渗透和辐射。所以，当今的承德地区的藏传佛教历史文化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观念到思想、从行为到仪式都邁向世俗化。但是，藏传佛教信仰和文化已经深入现代化的观念中。虽然，藏传佛教外部环境、宗教观念逐渐转变，信仰方式及目的多样化，但是，藏传佛教的支持者很多，这些支持者不是盲目参拜和皈依，而是用现代化的方式和思维，把精神世界寄托于信仰。 四、承德地区藏传佛教对民族团结的影响
清代東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四川、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都在这里留下过历史足迹。所以，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说，“外八庙”堪称一座内容丰富的民族博物苑，同时也是一部内容翔实的清代民族史。
“外八庙”修建的目的、过程、经营及建筑的雄伟壮观，融合汉、藏、蒙民族历史文化与建筑艺术于一体，是为清代精品之作。溥仁寺和溥善寺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是蒙古诸部王公为庆祝康熙皇帝六十寿辰请旨建造的。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是为纪念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族首领噶尔丹煽动的武装叛乱而建造，建筑与西藏桑耶寺相仿。普宁寺分前后两部分，前部为一般汉族寺庙形式，后部是以大乘阁为中心的一组建筑群。大乘阁内供奉千手千眼观音立像，高20多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雕像。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普宁寺旁增建普佑寺。普陀宗乘之庙仿藏式建筑修造，依山就势，自由布置了众多的红白台和塔门，最后为高25米的大红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建殊像寺，寺的布局仿照五台山殊像寺。同年又仿浙江海宁安国寺的形制建罗汉堂。最后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须弥福寿之庙，是为西藏班禅喇嘛到热河祝贺乾隆七十寿辰，特建此庙作为班禅行宫。廟中有大红台建于中部山上，北部建有一座汉族建筑式样的八角琉璃万寿塔，记载清朝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和《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等都存于庙内。
五、结语
“外八庙”中多数寺庙是出于政治原因，仿照西藏、新疆兄弟民族著名寺院形制建造的。寺庙修建的初衷和过程汇集了多民族共同的智慧和人力财力，对整个清朝统治过程中安抚北方少数民族和祖国大一统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也正因为这些庙宇群的建设和经营，承德从清朝以来一直是北方地区民族交融、和睦发展的典型代表。寺庙的建设和风格也海纳百川，呈现出多民族友好团结共处的特点。例如，普宁寺仿西藏扎囊桑鸢寺，安远庙仿新疆伊犁固尔扎庙，普陀宗乘之庙仿拉萨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等。这些寺庙的建筑形制不仅应用了琉璃瓦顶、方亭、牌楼、彩画等汉族建筑传统手法，同时也应用了红白高台、群楼、梯形窗、喇嘛塔、镏金铜瓦等藏族、蒙古族的建筑手法，建筑形式别具一格。而且多座寺庙匾额都是满、汉、蒙、藏等文字，庙内的石碑也由是多种文字组成。
这些都是在整个清代甚至当今社会所保留的寺庙群中罕见的一种迹象，也正因如此，承德地区的庙宇群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带来了巨大影响和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建红.外八庙探徽[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
[2]邱广艳.承德藏传佛教旅游资源及其开发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0.
[3]匡翠春.浅析避暑山庄外八庙的政治历史价值[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9.
[4]李景瑞.承德民族历史与建设文化大市学术论坛文选[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
[5]于小成.藏传佛教与民族团结——从承德外八庙的建筑看它的历史作用[J].承德职业学院学报，2006（4）.
[6]陈金云.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与外八庙[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
[7]安忠和，陈淑桦.普宁寺之谜[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0.
[8]周金生，张爱萍.承德文史文库[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9]毛丽萍，林翠华.风雨百年外八庙[J].当代人，2010（12）.
[10]齐敬之.外八庙碑文注释[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
[11]白 涅.承德外八庙的宗教艺术[J].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12]李海涛.“外八庙”的藏传佛教文化[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7（3）.
[13]孙东波.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政治作用[J].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