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一次微服察访中，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才格外开恩，“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有明确的规定。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老百姓的房子，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权力来规定。
　　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不仅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规定。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
　　张宏杰认为，这些皇权阶层制定的“陋规”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认为，不受权力控制的私营工商业是破坏自然经济、威胁“国本”的大敌，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
　　因为权力笼罩一切，所以通过权力，很容易获得巨额财富。因此在传统社会，人们对纯粹的商业经营、经济投资兴趣不大，而对政治投机、权力经营十分投入。
　　战国时期的商人吕不韦是中国式权力投资学的开创者，他认为耕田之利不过十倍，珠宝之利不过百倍，而政治投资则可盈利无数。后来他果然通过拥立子楚为秦国国君而拜相封侯，一下子家童万人，食洛阳十万户。
　　在古代中国，要想致富并且保持财富，只有通过做官：“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而经商者往往“富不过三代”，因为面临着财产随时有可能被权力剥夺的巨大风险，他们往往将钱财用于消费，而非扩大再生产。权力支配一切，特别是支配经济利益，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基础。
　　虽然中国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視监察机制建设，但监察系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比如，清代几乎所有的贪污大案，都并非监察制度监察到的，而是由非常偶然的因素或政治原因所引发的。最典型的是清代最大的一起贪污案“王亶望案”，涉及甘肃省官员200余人，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113人。但是，七年之内居然无一人举报告发，最终还是贪污者自我暴露。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监察机构只是皇权的附属，并不能监督皇权。”张宏杰认为，皇权不能分割，传统监察制度本就是为强化皇权而设的。政治分工、权力制衡的观念，都是近代以来的产物。古代皇权是不可分割的，也是不能让渡的。所以，传统社会不可能对皇权进行有效监督和制衡。到了一个王朝的中后期，皇帝往往带头腐败，上行下效，下面“陋规”四起，私设赋税，百姓苦不堪言。其结果是，穷了百姓，祸害了地方，也败坏了王朝的统治秩序。
　　《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年：202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