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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社会对人的培养极为看重，怎么培养人也是当代亟须解决的问题。“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提供了“怎么培养人”的解决办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怎么推陈出新？“以文化人”中的“文”应怎么选择？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来受到文人、士大夫等阶层的重视。本文对书法美学及其美育内涵做论述，以期为当代“以文化人”提供思考。
一、“以文化人”的时代背景
中国历来就注重对人的培养，尤其是当今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教育要优先发展”，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重视。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就要求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不能以知识量等为依据，而是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性。他在谈到历史文化问题时，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2]历史文化是中华儿女的一个根，也是我们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传承的一个源头。在历史文化传承方面，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有扬弃地继承。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把传统文化中优良的、有价值的部分保留，让这些优良的文化融入我们的血液中去，成为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在当代只有充分利用好我们优良的传统文化，在传统中推陈出新并结合时代的需要，进而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当今社会高校是培养各种人才的地方，因而高校是国家希望的摇篮，在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3]
如何培养人？是当今最亟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可以说是解答了“如何培养人”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优良传统文化浩如烟海，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怎样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二、书法美育对近现代“以文化人”的启示
怎样“以文育人”是当代从教者首要解决的问题。“以文育人”中的“文”怎么去选择？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来受到文人、士大夫等阶层的重视。熊秉明于1984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座谈会上说道：“我想书法代表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可以说是核心的核心。”[4]之后，熊秉明又在1999年的《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说：“多年以前，我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当时觉得似乎有点说过头，但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包括实践，我越来越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我认为，书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停留在艺术的阶段，恐怕还是不够的，那是一种‘道’，是中国人人生的体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露。”[5]沈尹默在《书法论丛》中说：“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出惊人奇迹，无色而具画图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6]
近现代书法美育的提倡者可以说是蔡元培。蔡元培虽不以书法著称于世，但主张美育，认为美育是近代教育的骨干。1912年，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首次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教育主张。“五育并举”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蔡元培沿袭康德的二元论哲学，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7]，并认为“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8]。关于美感教育，蔡元培在《美育》中提出：“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述，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以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其后若汉魏之文苑、晋之清谈、南北朝以后之书画与雕刻、唐之诗、五代以后之词、元以后之小说与剧本，以及历代著名之建筑与各种美术工艺品，殆无不于非正式教育中行美育之作用。”[9]蔡元培以实际行动努力推广美育，他于1928年在“国立”艺术院开学典礼上说：“自然美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爱美欲望，所以必定要于自然美外有人造美。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10]
1931年10月蔡元培在《中国之书画》一文中指出：“中国书画，均以气韵为主。故虽不讳摹仿，而天才优异者，自能表现个性，不为前人所掩。且苟非学问胸襟，超出凡近，而僅仅精于技术者，虽有佳作，在美术工艺上当认其价值，而在中国现代书画上，则不免以其气韵之不高而薄视之。此亦中国书画上共通性之一，而在近代始特别发展者也。”[11]蔡元培认为书画作品如果只是精于技术，其作者如果不是以学问胸襟著称，那么他的作品也会因为气韵不高，而受人贬斥。
蔡元培主张将书法教育纳入美育，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学校书法学科的开设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发起、组织了北大书法研究会，邀请沈尹默为所长，聘请徐悲鸿等为书法研究会的导师。北大书法研究会成立之后，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杭州艺专、上海艺专等纷纷设立类似的书法团体，为普及书法教育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民国中期，各地艺术专科学校在国画、油画、雕塑等科目中纷纷开设了书法、篆刻选修课，有些艺专还专门成立研究班或研究会。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在蔡元培的推动下已呈现出良好的态势，直至今天，其先进的书法美育思想仍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书法美育究竟从哪几个方面对当下教育产生影响？首先书法艺术十分讲究对立统一原则，十分注重“中和美”。一字之中既强调点画形式的变化，但又具有相应的书写规范。比如（传）智永“永字八法”中，既规定了各种笔画的写法，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同一个笔画又要强调变化。比如直曲对比、长短对比、粗细对比、方圆对比等，这些对比都有一个“度”的要求，即书法中的“中和之美”—“违而不犯，和而不同”[12]。在中国传统儒家审美思想中，也只有“中庸之美”才是善的。当今大学生主张“个性”发挥，强调自我。在充分发展自我、张扬“个性”的同时，还应该注重“统一”，掌握一个“度”的要求。在书法教学中，教师可以将书法艺术的“中和美”及书法审美中的“对立统一”原则与当代大学生行为规范结合起来，发挥出书法美育的功能，将艺术审美原则与大学生行为规范结合起来，便可以对大学生行为规范进行引导，进而实现书法美育的目标。
书法中对“人品”格外注重，历来书家首重“人品”。在书法教学中，书法从教者可以利用书法修身养德的功能以及书法中讲求“人品与书品”来实施德育，进而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的。书法一直以来被士大夫阶层视为“修身养性”的最好方式。练习书法时心无旁骛，做到“精一”，进而进入“无我”境界，只有只样才能做到“静以修身”。明代王阳明对书法的临创观可以用“精明在心，书法即好”来概括，他主张摹古帖以字形练习为主，而不是古人临摹时所追求的形神兼备。“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止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13]古代书家中一直注重“人品与书品”的关系。柳公权提出“心正则笔正”。颜真卿行为端直刚烈，被视为封建士大夫的楷模，因而其书法格调极高，见其书“如见端人义士”，成为历代书家尊崇的最高典范之一。反之，如秦桧、蔡京等“奸诈佞邪”之流，便被人们唾弃，被排除在“宋四家”之外。在书法教学中，书法从教者可以结合人的品格进行讲解，让学生在学习书法时，提高个人素养，进而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书法风格多样，不同的书法风格有不同的精神内涵。正是因为不同书法风格具有不同的精神内涵，也就赋予了各种书法美育精神。从大的方面来划分，书法风格中有壮美与秀美之分，有“北碑南帖”之说。碑派书法因其结构雄阔、点画苍劲、线条粗犷率意，进而体现壮美。帖派书法因笔画婉转柔润、线条匀静、结构端庄平正，体现出更多的是优美、秀美。北方石刻书法古拙自然，而南方如“二王”体系的帖学书法则清秀妩媚。清代阮元提出“北碑南帖”之说，实际上是不同地域人们的审美习俗的差异，进而产生不同的风格趋向。传统书法中，碑石文字内容与士大夫信函、手札内容都有很大差别。即使同为碑刻，庙堂之上所立碑石书写风格多端正严谨，而穷乡僻壤的碑石墓志的书写风格则略显粗朴率意。这又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审美习俗。不同时代对于称呼用语、礼仪、禁忌等都有文野之分。书法从教者可以通过介绍古代书法作品的时代背景及所处的文化环境，进而将历代礼仪以及士大夫的思想追求、文化格调等剖析出来，进而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美育的实践离不开美学原理。书法从教者只有用科学的方法并结合美学原理，才能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书育人”。书法的创作与审美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关于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等审美认知方式。历代经典书法作品往往都融入社会美的标准。书法作品所承载的内容或雅或俗，记载的人物、事件或褒或贬，从这些方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人们对社会审美的价值标准。书法作品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人们对真、善、美的评判标准。对于自然美，历代书论、书作中也多有借鉴和融合。如孙过庭《书谱》中云：“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14]在书法美育过程中，从教者可根据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方面，并结合美学原理深度解析书法美的成因，进而做到“以书育人”。
三、传统书法的美学内涵
中国古代书论丰富，其中蕴含了各种美学意象，通过各种意象的描述，进一步表达书法美的内涵，展现其美育精神。梁武帝萧衍在《草书状》中认为草书是应古代战事的需求而形成，并巧用比喻具体描绘了草书的各种形状：
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渌水之徘徊。缓则鸦行，急则鹊厉，抽如雉啄，点如兔掷。乍驻乍引，任意所为。或粗或细，随态运奇，云集水散，风回电驰。及其成也，粗而有筋，似蒲萄之蔓延，女萝之繁萦，泽蛟之相绞，山熊之对争。若举翅而不飞，欲走而还停，状云山之有玄玉，河汉之有列星。厥体难穷，其类多容，婀娜如削弱柳，耸拔如袅长松，婆娑而飞舞凤，宛转而起蟠龙。纵横如结，联绵如绳，流离似绣，磊落如陵。晔晔，弈弈翩翩，或卧而似倒，或立而似颠，斜而復正，断而还连，若白水之游群鱼，丛林之挂腾猿；状众兽之逸原陆，飞鸟之戏晴天；象乌云之罩恒岳，紫雾之出衡山。巉岩若岭，脉脉如泉。[15]
其中把草书比作“惊蛇失道”“渌水徘徊”，进一步又根据书写快慢比作“鸦行”“鹊厉”；根据草书章法缠绕特点把草书比作“蒲萄之蔓延，女萝之繁萦”；最后对草书从自然美方面做了总的概括：“若白水之游群鱼，丛林之挂腾猿；状众兽之逸原陆，飞鸟之戏晴天；象乌云之罩恒岳，紫雾之出衡山。巉岩若岭，脉脉如泉。”
虞世南是“唐代楷书四大家”之一，其书风雅致。他的《笔髓论》中认为，欣赏一美妙的书法作品，就好比听动人的音乐，用音乐的美来比拟书法的美，在美学上这种手法为通感。《笔髓论》中记：“且如铸铜为镜，明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妙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瑟纶音，妙响随意而生。”[16]袁昂《古今书评》中把薄绍之书比作舞蹈，使书法又多了一种运动美。《古今书评》云：“薄绍之书字势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乃至挥毫振纸，有疾闪飞动之势。”[17]唐代孙过庭《书谱》是被历代书家公认为文书双绝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是把书法比作自然物象。艺术美来源于自然生活又高于自然生活，通过对自然美的阐释，进而使书写更有美的内涵。 唐代诗人多以书入诗，其中唐代李白的《草书歌行》最为著名：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18]
李白以诗的美来描写书的美，从而使书的美不仅是一种艺术美，更具有一种真的美、善的美。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描述：“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19]韩愈在序中可以说是把草书之美融自然之美之中而了无痕迹，用人的情思化作草书美的符号，更把草书提升到至高的、美的境界。
宋代姜夔《续书谱·风神》曰：“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笔纸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则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癯，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20]其中把作书者的“人品高”放在第一位，足以见得人品在书法批评当中的地位。有风神的作品还应当具备“师法古”“笔纸佳”“险劲”“高明”“润泽”“向背得宜”“时出新意”，这八种要求，“短、长、肥、瘦、劲者、媚者”等皆自成家数而独具风神。从中不难看出对书法美的评判和其他艺术门类有诸多不同，传统书法美学内涵也是极为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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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文化人”的时代背景
中国历来就注重对人的培养，尤其是当今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教育要优先发展”，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重视。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就要求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不能以知识量等为依据，而是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性。他在谈到历史文化问题时，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2]历史文化是中华儿女的一个根，也是我们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传承的一个源头。在历史文化传承方面，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有扬弃地继承。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把传统文化中优良的、有价值的部分保留，让这些优良的文化融入我们的血液中去，成为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在当代只有充分利用好我们优良的传统文化，在传统中推陈出新并结合时代的需要，进而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当今社会高校是培养各种人才的地方，因而高校是国家希望的摇篮，在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3]
如何培养人？是当今最亟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可以说是解答了“如何培养人”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优良传统文化浩如烟海，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怎样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二、书法美育对近现代“以文化人”的启示
怎样“以文育人”是当代从教者首要解决的问题。“以文育人”中的“文”怎么去选择？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来受到文人、士大夫等阶层的重视。熊秉明于1984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座谈会上说道：“我想书法代表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可以说是核心的核心。”[4]之后，熊秉明又在1999年的《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说：“多年以前，我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当时觉得似乎有点说过头，但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包括实践，我越来越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我认为，书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停留在艺术的阶段，恐怕还是不够的，那是一种‘道’，是中国人人生的体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露。”[5]沈尹默在《书法论丛》中说：“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出惊人奇迹，无色而具画图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6]
近现代书法美育的提倡者可以说是蔡元培。蔡元培虽不以书法著称于世，但主张美育，认为美育是近代教育的骨干。1912年，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首次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教育主张。“五育并举”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蔡元培沿袭康德的二元论哲学，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7]，并认为“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8]。关于美感教育，蔡元培在《美育》中提出：“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书以记述，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以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其后若汉魏之文苑、晋之清谈、南北朝以后之书画与雕刻、唐之诗、五代以后之词、元以后之小说与剧本，以及历代著名之建筑与各种美术工艺品，殆无不于非正式教育中行美育之作用。”[9]蔡元培以实际行动努力推广美育，他于1928年在“国立”艺术院开学典礼上说：“自然美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爱美欲望，所以必定要于自然美外有人造美。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10]
1931年10月蔡元培在《中国之书画》一文中指出：“中国书画，均以气韵为主。故虽不讳摹仿，而天才优异者，自能表现个性，不为前人所掩。且苟非学问胸襟，超出凡近，而僅仅精于技术者，虽有佳作，在美术工艺上当认其价值，而在中国现代书画上，则不免以其气韵之不高而薄视之。此亦中国书画上共通性之一，而在近代始特别发展者也。”[11]蔡元培认为书画作品如果只是精于技术，其作者如果不是以学问胸襟著称，那么他的作品也会因为气韵不高，而受人贬斥。
蔡元培主张将书法教育纳入美育，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学校书法学科的开设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发起、组织了北大书法研究会，邀请沈尹默为所长，聘请徐悲鸿等为书法研究会的导师。北大书法研究会成立之后，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杭州艺专、上海艺专等纷纷设立类似的书法团体，为普及书法教育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民国中期，各地艺术专科学校在国画、油画、雕塑等科目中纷纷开设了书法、篆刻选修课，有些艺专还专门成立研究班或研究会。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在蔡元培的推动下已呈现出良好的态势，直至今天，其先进的书法美育思想仍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书法美育究竟从哪几个方面对当下教育产生影响？首先书法艺术十分讲究对立统一原则，十分注重“中和美”。一字之中既强调点画形式的变化，但又具有相应的书写规范。比如（传）智永“永字八法”中，既规定了各种笔画的写法，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同一个笔画又要强调变化。比如直曲对比、长短对比、粗细对比、方圆对比等，这些对比都有一个“度”的要求，即书法中的“中和之美”—“违而不犯，和而不同”[12]。在中国传统儒家审美思想中，也只有“中庸之美”才是善的。当今大学生主张“个性”发挥，强调自我。在充分发展自我、张扬“个性”的同时，还应该注重“统一”，掌握一个“度”的要求。在书法教学中，教师可以将书法艺术的“中和美”及书法审美中的“对立统一”原则与当代大学生行为规范结合起来，发挥出书法美育的功能，将艺术审美原则与大学生行为规范结合起来，便可以对大学生行为规范进行引导，进而实现书法美育的目标。
书法中对“人品”格外注重，历来书家首重“人品”。在书法教学中，书法从教者可以利用书法修身养德的功能以及书法中讲求“人品与书品”来实施德育，进而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的。书法一直以来被士大夫阶层视为“修身养性”的最好方式。练习书法时心无旁骛，做到“精一”，进而进入“无我”境界，只有只样才能做到“静以修身”。明代王阳明对书法的临创观可以用“精明在心，书法即好”来概括，他主张摹古帖以字形练习为主，而不是古人临摹时所追求的形神兼备。“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止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13]古代书家中一直注重“人品与书品”的关系。柳公权提出“心正则笔正”。颜真卿行为端直刚烈，被视为封建士大夫的楷模，因而其书法格调极高，见其书“如见端人义士”，成为历代书家尊崇的最高典范之一。反之，如秦桧、蔡京等“奸诈佞邪”之流，便被人们唾弃，被排除在“宋四家”之外。在书法教学中，书法从教者可以结合人的品格进行讲解，让学生在学习书法时，提高个人素养，进而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书法风格多样，不同的书法风格有不同的精神内涵。正是因为不同书法风格具有不同的精神内涵，也就赋予了各种书法美育精神。从大的方面来划分，书法风格中有壮美与秀美之分，有“北碑南帖”之说。碑派书法因其结构雄阔、点画苍劲、线条粗犷率意，进而体现壮美。帖派书法因笔画婉转柔润、线条匀静、结构端庄平正，体现出更多的是优美、秀美。北方石刻书法古拙自然，而南方如“二王”体系的帖学书法则清秀妩媚。清代阮元提出“北碑南帖”之说，实际上是不同地域人们的审美习俗的差异，进而产生不同的风格趋向。传统书法中，碑石文字内容与士大夫信函、手札内容都有很大差别。即使同为碑刻，庙堂之上所立碑石书写风格多端正严谨，而穷乡僻壤的碑石墓志的书写风格则略显粗朴率意。这又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审美习俗。不同时代对于称呼用语、礼仪、禁忌等都有文野之分。书法从教者可以通过介绍古代书法作品的时代背景及所处的文化环境，进而将历代礼仪以及士大夫的思想追求、文化格调等剖析出来，进而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美育的实践离不开美学原理。书法从教者只有用科学的方法并结合美学原理，才能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书育人”。书法的创作与审美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关于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等审美认知方式。历代经典书法作品往往都融入社会美的标准。书法作品所承载的内容或雅或俗，记载的人物、事件或褒或贬，从这些方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人们对社会审美的价值标准。书法作品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人们对真、善、美的评判标准。对于自然美，历代书论、书作中也多有借鉴和融合。如孙过庭《书谱》中云：“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14]在书法美育过程中，从教者可根据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方面，并结合美学原理深度解析书法美的成因，进而做到“以书育人”。
三、传统书法的美学内涵
中国古代书论丰富，其中蕴含了各种美学意象，通过各种意象的描述，进一步表达书法美的内涵，展现其美育精神。梁武帝萧衍在《草书状》中认为草书是应古代战事的需求而形成，并巧用比喻具体描绘了草书的各种形状：
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渌水之徘徊。缓则鸦行，急则鹊厉，抽如雉啄，点如兔掷。乍驻乍引，任意所为。或粗或细，随态运奇，云集水散，风回电驰。及其成也，粗而有筋，似蒲萄之蔓延，女萝之繁萦，泽蛟之相绞，山熊之对争。若举翅而不飞，欲走而还停，状云山之有玄玉，河汉之有列星。厥体难穷，其类多容，婀娜如削弱柳，耸拔如袅长松，婆娑而飞舞凤，宛转而起蟠龙。纵横如结，联绵如绳，流离似绣，磊落如陵。晔晔，弈弈翩翩，或卧而似倒，或立而似颠，斜而復正，断而还连，若白水之游群鱼，丛林之挂腾猿；状众兽之逸原陆，飞鸟之戏晴天；象乌云之罩恒岳，紫雾之出衡山。巉岩若岭，脉脉如泉。[15]
其中把草书比作“惊蛇失道”“渌水徘徊”，进一步又根据书写快慢比作“鸦行”“鹊厉”；根据草书章法缠绕特点把草书比作“蒲萄之蔓延，女萝之繁萦”；最后对草书从自然美方面做了总的概括：“若白水之游群鱼，丛林之挂腾猿；状众兽之逸原陆，飞鸟之戏晴天；象乌云之罩恒岳，紫雾之出衡山。巉岩若岭，脉脉如泉。”
虞世南是“唐代楷书四大家”之一，其书风雅致。他的《笔髓论》中认为，欣赏一美妙的书法作品，就好比听动人的音乐，用音乐的美来比拟书法的美，在美学上这种手法为通感。《笔髓论》中记：“且如铸铜为镜，明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妙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瑟纶音，妙响随意而生。”[16]袁昂《古今书评》中把薄绍之书比作舞蹈，使书法又多了一种运动美。《古今书评》云：“薄绍之书字势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乃至挥毫振纸，有疾闪飞动之势。”[17]唐代孙过庭《书谱》是被历代书家公认为文书双绝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是把书法比作自然物象。艺术美来源于自然生活又高于自然生活，通过对自然美的阐释，进而使书写更有美的内涵。 唐代诗人多以书入诗，其中唐代李白的《草书歌行》最为著名：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18]
李白以诗的美来描写书的美，从而使书的美不仅是一种艺术美，更具有一种真的美、善的美。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描述：“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19]韩愈在序中可以说是把草书之美融自然之美之中而了无痕迹，用人的情思化作草书美的符号，更把草书提升到至高的、美的境界。
宋代姜夔《续书谱·风神》曰：“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笔纸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则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癯，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20]其中把作书者的“人品高”放在第一位，足以见得人品在书法批评当中的地位。有风神的作品还应当具备“师法古”“笔纸佳”“险劲”“高明”“润泽”“向背得宜”“时出新意”，这八种要求，“短、长、肥、瘦、劲者、媚者”等皆自成家数而独具风神。从中不难看出对书法美的评判和其他艺术门类有诸多不同，传统书法美学内涵也是极为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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