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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便很重视文人的人品与文品问题，并且很多人都有“人品决定文品”的观念。但是纵观中国文坛，从古至今人品文品不一致的现象有很多，而潘岳作为太康时期的重要文人，历代对其人品、文品的品评、褒贬从未停止，华美文才与低劣人品在他身上的交错历来是研究者们对他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他的躁竞趋利，成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之论的典型例证。本文将对潘岳人品与文品进行探讨。
关键词：潘岳 人品 文品
房玄龄的《晋书·潘岳传》中称“（潘）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1]，自此以后，潘岳的人品便一直以谄事权贵、躁竞趋利而受到后世的批判。对潘岳人品与文品批评影响最大的是金人元好问，元好问是一位以“诚”论诗的很传统的文人，他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潘岳作品的品评和褒贬。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毫不留情地表达了自己对潘岳的失望与不满：“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潘岳的品评，在此后的古代文学批评中，将人与文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成为一种极为重要也极为普遍的批评方式。
元好问以后的学者们将批评扩大到潘岳的其他作品中，使得潘岳的所有作品都受到了大家的怀疑，似乎他作品中所有的情感都是矫饰而出，只因为他人品上的污点。如强调作诗以“胸襟”为基础的叶燮就曾提出：“六朝诗家……最下者潘安、沈约，几无一首一语可取，诗如其人之品也。”[2]叶燮门人沈德潜追步师说，亦声称：“安仁诗品，又在士衡之下……人品如此，诗安得佳。”又如清代沈德潜在其《古诗源》卷七中论及潘岳，依然遵循元好问的理论规范：“安仁党于贾后，谋杀太子遹与有力焉。人品如此，诗安得佳？”历代的这些评论，无不以元好问的评论为标准，总的看来都是从传统的“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的文学批评观念出发的。
在对潘岳的考察汇总中，我们可以发现，对潘岳其人其文的评论是有阶段性的，每个阶段的评论都不一样：在六朝至唐期间，大家对他的作品评论还是很赞赏的，总体上誉多于毁，魏晋六朝讲究才学表现，“才冠名世”与“太康之英”并列文坛的潘岳能够进入到文学评论家的视野中也是理所当然的；由宋朝至明清阶段，对潘岳的评价开始出现大量的批评之音。其中虽然也有部分的赞赏之音（主要是对于其深情及悼亡作品的肯定），主要的批评还在于对其人品与作品的双重责难，对于其作品更是出现了“悲而不壮”的评论；进入20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潘岳人品与文品的评论热情迅速降了温，似乎是因为在过去大家已经做了太多的品评，对于潘岳更多的便是草草带过，对于作品的关注便随之少而更少。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历代以来，不论是文学家还是评论家，对于潘岳的品评几乎是一边倒的，在不断的批评中大家最后都不再去关注潘岳的文章诗赋，即使有部分关注，也只是为了给自己的批评之语寻找更多的佐证。这样对待潘岳公平吗？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因人废文”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人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人的人品不仅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周围环境、生活际遇等因素的影响。潘岳的人格特征也是非常复杂难说的：一方面，对于家庭、亲情，他有着无比的温柔情怀，作品中流露出无限的温存；另一方面，当他人生的后期终于走入政治权利的中心时，当他开始接触到切实权利的时候，隐藏于人性深处的贪欲及“乾没不已”的个性便显露了出来，一切的诱惑都使他无法再保持自己完整而独立的人格。其实，对于寄生于权力体系中的士大夫文人来说，权利的漩涡向来都是影响他们人格独立与自由的最大因素。现在想来，如果潘岳最终也没能进入权力的中心，最终也没能尝到权力的甜头，或许他还是能够保得晚节无亏，那么可能现在大家对他的评价就不是如此了。在对潘岳一生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潘岳其实并不是像文人学者口中所诟病的无行文人，他内心中依然藏有对社稷民生的热切关注，而且敢于发出自己的呼声，如《马汧督诔》中潘岳为非亲非故的汧县之都马敦喊冤鸣不平，倘若他真的是一个“淡漠”“消沉”的人，又怎会为一个非亲非故的战亡之士鸣冤呢？
潘岳人品上的缺点使他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批评者在论及文人品行无常时习惯性地以潘岳为典型代表，并从人文不一的角度对其作品加以贬斥。但正是这种人文不一，真实地反映了卷入权力斗争漩涡中心的士族文人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他有着文人都有的辅佐君王的理想，也有关注民生社稷的“正道直言”的公心，他难免会有攀附权贵的俗行和沦为当权者帮凶的污点，这样的他在宦海沉浮的苦痛中也萌生过隐逸山林的高情，却又不甘于“人未尽才”的激流勇退，这些构成了潘岳人品的全体，而他也以诗赋为载体，向我们展现了他那复杂人性中简单纯净的一面。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等.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叶燮.原诗[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2.
（作者简介：张春艳，女，河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潘岳 人品 文品
房玄龄的《晋书·潘岳传》中称“（潘）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1]，自此以后，潘岳的人品便一直以谄事权贵、躁竞趋利而受到后世的批判。对潘岳人品与文品批评影响最大的是金人元好问，元好问是一位以“诚”论诗的很传统的文人，他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潘岳作品的品评和褒贬。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毫不留情地表达了自己对潘岳的失望与不满：“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潘岳的品评，在此后的古代文学批评中，将人与文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成为一种极为重要也极为普遍的批评方式。
元好问以后的学者们将批评扩大到潘岳的其他作品中，使得潘岳的所有作品都受到了大家的怀疑，似乎他作品中所有的情感都是矫饰而出，只因为他人品上的污点。如强调作诗以“胸襟”为基础的叶燮就曾提出：“六朝诗家……最下者潘安、沈约，几无一首一语可取，诗如其人之品也。”[2]叶燮门人沈德潜追步师说，亦声称：“安仁诗品，又在士衡之下……人品如此，诗安得佳。”又如清代沈德潜在其《古诗源》卷七中论及潘岳，依然遵循元好问的理论规范：“安仁党于贾后，谋杀太子遹与有力焉。人品如此，诗安得佳？”历代的这些评论，无不以元好问的评论为标准，总的看来都是从传统的“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的文学批评观念出发的。
在对潘岳的考察汇总中，我们可以发现，对潘岳其人其文的评论是有阶段性的，每个阶段的评论都不一样：在六朝至唐期间，大家对他的作品评论还是很赞赏的，总体上誉多于毁，魏晋六朝讲究才学表现，“才冠名世”与“太康之英”并列文坛的潘岳能够进入到文学评论家的视野中也是理所当然的；由宋朝至明清阶段，对潘岳的评价开始出现大量的批评之音。其中虽然也有部分的赞赏之音（主要是对于其深情及悼亡作品的肯定），主要的批评还在于对其人品与作品的双重责难，对于其作品更是出现了“悲而不壮”的评论；进入20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潘岳人品与文品的评论热情迅速降了温，似乎是因为在过去大家已经做了太多的品评，对于潘岳更多的便是草草带过，对于作品的关注便随之少而更少。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历代以来，不论是文学家还是评论家，对于潘岳的品评几乎是一边倒的，在不断的批评中大家最后都不再去关注潘岳的文章诗赋，即使有部分关注，也只是为了给自己的批评之语寻找更多的佐证。这样对待潘岳公平吗？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因人废文”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人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人的人品不仅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周围环境、生活际遇等因素的影响。潘岳的人格特征也是非常复杂难说的：一方面，对于家庭、亲情，他有着无比的温柔情怀，作品中流露出无限的温存；另一方面，当他人生的后期终于走入政治权利的中心时，当他开始接触到切实权利的时候，隐藏于人性深处的贪欲及“乾没不已”的个性便显露了出来，一切的诱惑都使他无法再保持自己完整而独立的人格。其实，对于寄生于权力体系中的士大夫文人来说，权利的漩涡向来都是影响他们人格独立与自由的最大因素。现在想来，如果潘岳最终也没能进入权力的中心，最终也没能尝到权力的甜头，或许他还是能够保得晚节无亏，那么可能现在大家对他的评价就不是如此了。在对潘岳一生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潘岳其实并不是像文人学者口中所诟病的无行文人，他内心中依然藏有对社稷民生的热切关注，而且敢于发出自己的呼声，如《马汧督诔》中潘岳为非亲非故的汧县之都马敦喊冤鸣不平，倘若他真的是一个“淡漠”“消沉”的人，又怎会为一个非亲非故的战亡之士鸣冤呢？
潘岳人品上的缺点使他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批评者在论及文人品行无常时习惯性地以潘岳为典型代表，并从人文不一的角度对其作品加以贬斥。但正是这种人文不一，真实地反映了卷入权力斗争漩涡中心的士族文人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他有着文人都有的辅佐君王的理想，也有关注民生社稷的“正道直言”的公心，他难免会有攀附权贵的俗行和沦为当权者帮凶的污点，这样的他在宦海沉浮的苦痛中也萌生过隐逸山林的高情，却又不甘于“人未尽才”的激流勇退，这些构成了潘岳人品的全体，而他也以诗赋为载体，向我们展现了他那复杂人性中简单纯净的一面。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等.晋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叶燮.原诗[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2.
（作者简介：张春艳，女，河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