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新春伊始，上级机关给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科队所配发了崭新的吉普车。随着这批汽车的投入工作，也结束了基层单位无车的历史。
　　当时，全市公安机关正组织开展“第三大战役”。“第三大战役”本无名目，只是部署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摸底。“大扫除”的名称，出自所长们之口。动员会后，几位所长议论：“第一大战役叫‘打现行’，第二大战役叫‘打团伙’，第三大战役出师无名呀！”“出师有名呀！叫‘大扫除’。凡是有前科、有底案、有嫌疑、有检举、有劣迹、屡拘屡犯的，只要有证据，全打。进行一次社会‘大扫除’。”
　　从初春到盛夏，所长的办公桌上摞起了厚厚的案卷。時至夏末秋初，分局长分别到各派出所现场办公批案子。精明强干的派出所所长们凭借超凡的记忆力一刻不停地上前汇报。有一位所长抱着一沓案卷放在分局长眼前，像背三字经那样熟练，一口气汇报了20名嫌疑人情况，从姓名、年龄到犯罪事实，说得清清楚楚。分局长偶尔提问，他也对答如流。证据记录在案，绝对经得起推敲。分局长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满意的笑。约过了数十日，全区23个派出所累计应抓嫌疑人200多人。老拘留所面积太小，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最后选中少有人迹已废弃的朝阳工读学校作为临时拘留所。
　　仲秋之夜，10点半，市局下令：打击刑事抓捕行动开始。各所民警们迅速跳上吉普车，奔赴大街小巷，冲入各个贼穴。抓捕很顺利，安立路上，吉普车很快排起了行进的长龙，径直开到临时拘留所门前。大门内外整齐站着两排“夹道欢迎”的武警战士。个个全副武装，精神饱满地注视着路面上的车队。当下车点名时，有些嫌疑人有气无力地答“到”，却迟迟不见人影，最后靠民警提肩拉腿才下了车。吉普车一趟接着一趟，到“末班车”收尾时，已是次日拂晓。收拾停当，民警们才回了各自单位。
　　那时的预审员省心，只忙了记录员。不用讲政策，一个个嫌疑人争先恐后地请求交代问题。一个嫌疑人被带进预审室，一进门便一件接一件地交代了罪行。下一个嫌疑人一进门仍是打躬作揖，一件件地交代了问题。一连审了三人，三人如出一辙，均交代了相同的罪行。下午第四个嫌疑人被带进预审室，仍是分毫不差。完全证实了八里庄派出所提供的材料：这个犯罪团伙号称八里庄菜刀队，在三个月的时间，五人携菜刀撬锁盗窃作案18起，窃得手表多块，现金数万元。“队长”叫张海迪，“副队长”叫郑伟东。张海迪和三名成员已到案受审，五缺一，只有郑伟东未被擒获。有线索证实，郑伟东三天前去了顺义塔营村的姥姥家。
　　这时已是晚上7点多了，预审员老陈、小夏和小华子三人立即跳上吉普车，直扑塔营。从立水桥到塔营村约有40公里，开了没多远，大雨倾盆而下。民警放缓车速，开了两个小时才来到塔营村。据村民反映，郑伟东去了塔座村其二姨家。老陈他们来到塔座村，结果还是扑了个空，折返回塔营蹲守。次日晚8时，自认为安全的郑伟东回家取衣服准备外逃。刚进门，就被老陈他们擒住了。
　　这一年，有了吉普车的助力，“大扫除”行动开展得格外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