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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很多时候，我们总在埋怨没有时间读书，或者埋怨这个快速的社会，没有太多的书可读；很多时候，我们也在埋怨在学校里学不到自己想学的知识或者学到的知识与社会脱节……可是我们忽略了，俯拾之间皆学问。被我们忽略掉的读书，正是做学问的基础。本期，我们刊发朱永新老师的两篇文章，其一是朱老师在苏州大学读书时洋溢着幸福的日子；其二是朱老师写给当时正在读大学的儿子的一封信。我们期望，这两篇文章能够让你在枯燥而繁重的复习中，重拾阅读的乐趣。
作者简介：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苏州大学教务处处长、苏州市副市长。
1978年初，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来到了美丽的东吴园。当时，她的名字叫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7月，我成为这个学校的一名年轻的教师，她的名字已经改为苏州大学。2000年，作为苏州市副市长，我有幸参加了苏州大学的百年庆典。30年来，我参与了这所百年名校的建设与发展，见证了这所地方高校的崛起与辉煌。而这一段学习生活的经历，也成为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现在重新用文字回忆那段纯粹的日子，仍能品得出幸福的味道。
1978年初，我背着一个自制的小木箱，从苏北的一个小镇，来到苏州，来到了这个当时叫做江苏师范学院的学校。从此，我的生活，我的命运，就与这个城市，这个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读的是政史系，100多人的班级。不久，政史系又分为政治教育与历史教育两个系，但是，班上的同学已经感情深笃，不再分离。同学中许多都是老三届的，不仅社会经验丰富，而且知识基础扎实，外语能力卓越，我经常暗自感佩。而我们的老师，大部分也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循循善诱。两代被耽误的师生，一起用心地在教室耕耘，演绎出许多感人的故事。
听同学们谈笑风生，说古论今，我内心深处经常有强烈的自卑感。于是，开始拼命恶补。先是效仿某个伟人，每天清晨在学校的操场长跑10圈左右，回到宿舍冲个冷水澡。神清气爽，然后去教室自习。后来竟然参加了学校的长跑队，尽管成绩平平，但是，耐心与坚韧，从此伴随着我的人生。
中学基本上没有学过外语的我，有一段时间疯狂地学习英语。把薄冰的英语语法书、张道真的教材翻了又翻，读了又读。嫌枯燥，于是找原版书翻译来学习。记得当时我翻译了一本《东方故事集》，还兴致勃勃地投稿到出版社。尽管没有出版，但是，从此不惧怕学习外语，后来到日本学日语，也是如法炮制。
我的同桌刘晓东是一个高干子弟，他喜欢读书，经常逃课泡图书馆。他告诉我，读书比听课效率高，而且收获大。我不敢逃课，但是经常读他借来的书，从福泽渝吉的《文明论》，到《第三帝国的兴亡》；从《林肯传》到《光荣与梦想》。后来自己去图书馆借书，几乎两三天换一批书，与图书馆的老师们混得很熟，经常多借几本回去。那是我一生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光，我给在大学读书的儿子写过一封信《大学是读书的天堂》，就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不敢说，自己那个时候真正读懂了多少，但是，我的阅读习惯和兴趣从此养成。今天，我成为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全民阅读的推动者，应该说，与当时的阅读经历，是分不开的。
书读多了，就有写作的冲动。记得当时许多同学对作业怨声载道，我却并不介意。我把每次的作业作为挑战，力图写成有一定水准的文章。记得有一次拿着一篇关于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与群众共同创造历史的文章，请教吴建国教授。他是我们非常崇敬的老师，前苏联留学回国的哲学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过论文，讲课逻辑严谨，见解深刻。到了他家里，他对文章的结构、内容、文字全面点评，还鼓励了我一番。拿回文章一看，竟然没有片言只语的批注，全是插针见血、深刻的评语。我对老师的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怎样去做学问。
那个时候，有一段为文学疯狂的日子。卢新华的伤痕小说，点燃了许多大学生的文学梦想。不仅中文系的同学热情高涨，我们文科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如痴如醉。范小青与我们同在钟楼前的老文科楼学习，那个时候还不认识她，只听说中文系有个才女写小说了。文科楼下经常有他们的作品展示，我们班级的荀德麟也经常与中文系的学生唱和。我也开始大量读文学作品，读中外诗词，也悄悄写了不少诗歌。当然，大部分是不能够登大雅之堂的。但是，从此，喜欢读诗，喜欢诗意与激情的生活。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人生一点点充盈。慢慢地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农村孩子，开始向往新的生活，思考未来的天空。
这个时候，学校急需补充教育心理学教师，决定在大三学生中选拔5人送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修班打造。一下子几百名同学报名。我有机会过关斩将，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我也开始从江苏师范学院的学生，成为一名学员的“准教师”。
1982年7月，当我学成归来的时候，江苏师范学院已经改名为苏州大学。1987年，我成为苏州大学，也是当时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1993年，我成为苏州大学，也是全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教务处长之一。我在担任教务处长期间，推出了学分制、激励性主辅修、必读书目制等一系列教学改革，参与了学校的重组与发展等重大事件，也见证了学校的崛起与辉煌。
尽管我后来成为苏州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和民进中央副主席，但从1978年开始，我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苏州，离开过苏州大学。文科楼里，还有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是我曾经的教室。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在这里与学生见面，交流、讨论，甚至到我曾经的教室小坐片刻，追忆似水年华。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的朋友何建明先生去年写了一本关于苏州的书——《我的天堂》。如果说，苏州是我们苏州人的天堂，那么，苏州大学就是我们苏大校友的天堂。
我经常想，我一生最充实的时光就是在天堂读书的日子。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是这个天堂给我的。我要用我的一生，来回报她。
作者简介：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苏州大学教务处处长、苏州市副市长。
1978年初，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来到了美丽的东吴园。当时，她的名字叫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7月，我成为这个学校的一名年轻的教师，她的名字已经改为苏州大学。2000年，作为苏州市副市长，我有幸参加了苏州大学的百年庆典。30年来，我参与了这所百年名校的建设与发展，见证了这所地方高校的崛起与辉煌。而这一段学习生活的经历，也成为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现在重新用文字回忆那段纯粹的日子，仍能品得出幸福的味道。
1978年初，我背着一个自制的小木箱，从苏北的一个小镇，来到苏州，来到了这个当时叫做江苏师范学院的学校。从此，我的生活，我的命运，就与这个城市，这个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读的是政史系，100多人的班级。不久，政史系又分为政治教育与历史教育两个系，但是，班上的同学已经感情深笃，不再分离。同学中许多都是老三届的，不仅社会经验丰富，而且知识基础扎实，外语能力卓越，我经常暗自感佩。而我们的老师，大部分也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循循善诱。两代被耽误的师生，一起用心地在教室耕耘，演绎出许多感人的故事。
听同学们谈笑风生，说古论今，我内心深处经常有强烈的自卑感。于是，开始拼命恶补。先是效仿某个伟人，每天清晨在学校的操场长跑10圈左右，回到宿舍冲个冷水澡。神清气爽，然后去教室自习。后来竟然参加了学校的长跑队，尽管成绩平平，但是，耐心与坚韧，从此伴随着我的人生。
中学基本上没有学过外语的我，有一段时间疯狂地学习英语。把薄冰的英语语法书、张道真的教材翻了又翻，读了又读。嫌枯燥，于是找原版书翻译来学习。记得当时我翻译了一本《东方故事集》，还兴致勃勃地投稿到出版社。尽管没有出版，但是，从此不惧怕学习外语，后来到日本学日语，也是如法炮制。
我的同桌刘晓东是一个高干子弟，他喜欢读书，经常逃课泡图书馆。他告诉我，读书比听课效率高，而且收获大。我不敢逃课，但是经常读他借来的书，从福泽渝吉的《文明论》，到《第三帝国的兴亡》；从《林肯传》到《光荣与梦想》。后来自己去图书馆借书，几乎两三天换一批书，与图书馆的老师们混得很熟，经常多借几本回去。那是我一生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光，我给在大学读书的儿子写过一封信《大学是读书的天堂》，就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不敢说，自己那个时候真正读懂了多少，但是，我的阅读习惯和兴趣从此养成。今天，我成为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全民阅读的推动者，应该说，与当时的阅读经历，是分不开的。
书读多了，就有写作的冲动。记得当时许多同学对作业怨声载道，我却并不介意。我把每次的作业作为挑战，力图写成有一定水准的文章。记得有一次拿着一篇关于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与群众共同创造历史的文章，请教吴建国教授。他是我们非常崇敬的老师，前苏联留学回国的哲学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过论文，讲课逻辑严谨，见解深刻。到了他家里，他对文章的结构、内容、文字全面点评，还鼓励了我一番。拿回文章一看，竟然没有片言只语的批注，全是插针见血、深刻的评语。我对老师的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怎样去做学问。
那个时候，有一段为文学疯狂的日子。卢新华的伤痕小说，点燃了许多大学生的文学梦想。不仅中文系的同学热情高涨，我们文科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如痴如醉。范小青与我们同在钟楼前的老文科楼学习，那个时候还不认识她，只听说中文系有个才女写小说了。文科楼下经常有他们的作品展示，我们班级的荀德麟也经常与中文系的学生唱和。我也开始大量读文学作品，读中外诗词，也悄悄写了不少诗歌。当然，大部分是不能够登大雅之堂的。但是，从此，喜欢读诗，喜欢诗意与激情的生活。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人生一点点充盈。慢慢地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农村孩子，开始向往新的生活，思考未来的天空。
这个时候，学校急需补充教育心理学教师，决定在大三学生中选拔5人送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修班打造。一下子几百名同学报名。我有机会过关斩将，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我也开始从江苏师范学院的学生，成为一名学员的“准教师”。
1982年7月，当我学成归来的时候，江苏师范学院已经改名为苏州大学。1987年，我成为苏州大学，也是当时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1993年，我成为苏州大学，也是全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教务处长之一。我在担任教务处长期间，推出了学分制、激励性主辅修、必读书目制等一系列教学改革，参与了学校的重组与发展等重大事件，也见证了学校的崛起与辉煌。
尽管我后来成为苏州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和民进中央副主席，但从1978年开始，我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苏州，离开过苏州大学。文科楼里，还有我的办公室，旁边就是我曾经的教室。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在这里与学生见面，交流、讨论，甚至到我曾经的教室小坐片刻，追忆似水年华。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的朋友何建明先生去年写了一本关于苏州的书——《我的天堂》。如果说，苏州是我们苏州人的天堂，那么，苏州大学就是我们苏大校友的天堂。
我经常想，我一生最充实的时光就是在天堂读书的日子。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是这个天堂给我的。我要用我的一生，来回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