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五月，武汉大学教授谭戒甫的《墨经易解》出版了。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天津《大公报》刊载了署名“与忘”的书评文章，对《墨经易解》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谭戒甫读到这篇评论文章后，“不禁狂喜过望”，遂发表了《为评墨经易解答与忘先生》，对“与忘”先生的批评，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有些意见谭氏认为切中肯綮，即表示欣然接受，有些意见有不同的看法，就耐心地一一作了解释。末了，谭先生恳切要求“与忘”先生能示以真名实姓与详细通讯地址，以便进一步切磋墨学云。但令谭失望的是，这位“与忘”先生对其嘤嘤之鸣竟无动予哀，始终不愿以真名相告，其公开发表的答辞大意谓国难方殷，余辈乃讨论此等问题实非急需，因取名与忘二字正求与世相忘之意。因此谭氏迄来弄精“与忘”是谁。尽管如此，谭先生对这位神龙不见尾的“与忘”先生一直念念不忘，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在《墨辩发微》的序里还说“我对于与忘两个字是终身不会忘记的。”
　　谭氏从与忘先生的书评和答辞中，看出其对《墨经》有很深的研究，其精辟的见解，直率的批评，真挚的感情，高尚的品德，深深地打动了自己，因此他一心想和与忘先生取得直接联系，共同探研墨学，于是在二十多年后的《墨辩发微》的序言里再次吁请与忘先生以真姓名相告，以便互相切磋，大意谓当时(一九三五年)在日寇侵略的威胁下，隐姓埋名是可以理解的，今时已升平，希望与忘先生能不吝赐教，用真姓名再来评论此书，同时按照与忘先生的意见，先列校读而后释义，将校读移在各条之前。至于对“与忘”先生真名的访求，依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神秘的“与忘”先生究竟是谁？几十年来学术界茫然无知，如上文所言，就是连最迫切要与“与忘”订交的谭戒甫先生，尽管解放前后四处打听，多方访求，但直到临死也没有搞清“与忘”是谁。这简直成了一桩学术史上的悬案。
　　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开这个历史悬案的不是别人，却正是编织谜面的与忘先生本人——至今仍健在的九十二岁高龄的著名学者钱穆先生。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次钱穆先生在剑桥遇一刚从北京留学归来的英籍教授，遂邀请钱氏夫妇赴其家茶叙。这位教授谈及在北京曾读一文，批评某教授论墨学的著作，其文用笔名，遍询他人均不知其文作者之真姓名，钱当即请取此文一阅，一看方知文章就是自己作的，由于时间长，连自己也“与忘”了。谭先生解放后虽在再版序言里再次吁请“与忘”先生以真姓名相告，但其时钱穆已到香港，可能未看到谭序，故亦未能应谭先生之求，通名报姓。致使世人包括嘤嘤求友的谭戒甫，均不知“与忘”先生为何许人也。笔者孤陋寡闻，本亦不知此中曲折，却有机会读到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内中谈到钱穆在剑桥解谜的故事，又联系到《墨辩发微》中谭先生二次访求“与忘”事，恍然大悟，才知道英人所指的某教授即为谭戒甫，而“与忘”先生则为钱穆。笔者恐“与忘”先生真的与世相忘，故此特为拈出之，为谭钱论墨佳话作一注脚耳。
　　从谭钱论墨中，我们亦可得到不少教益，尤其是这种开诚布公实事求是的学风。钱的评论实事求是，直陈已意，不转弯抹角；谭接受批评诚恳痛快，同意的欣然采纳，不同意的耐心解释，不失大家风范。这对当前的学术争鸣，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