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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耀（1936-2000）是中国当代诗坛上卓尔不群的诗人。他用沉重的生命体验铸起诗歌的高峰，评论家对其代表作《慈航》做过这样的评价：“《慈航》是20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神曲》。”
但丁（1265-1321）是具有世界声誉的诗人，恩格斯认为他是欧洲“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的一位诗人”。布克哈特评论但丁诗歌时说：“他以一种既蔑视又思慕的、足以打动同乡人心弦的语言对他的故乡讲话，然而他的思想远及于意大利和整个世界。”两位诗人虽远隔七百年的时空，但他们在诗歌的星空中遥相呼应并熠熠生辉。笔者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角度，依据和而不同的比较原则，通过对两位诗人生平境遇、创作心理、诗歌主题等方面的比照分析，探讨两位诗人诗歌审美向度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流放——生命境遇的相似
1936年，昌耀出生于湖南桃源的一个王姓家族，那个“大家族其宅院是约占去了全村建筑面积一半的一个豪门城堡。但是，这又是一个只为女眷留守着的城堡，那里的男主人亦即昌耀的父辈们曾先后离家出走，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去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个豪门大族的男人们因着相同的血缘而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征：为新鲜事物所召唤的、闯世界的强烈生命冲动；有所作为的男人的抱负；诗书濡染的知识分子趋向；还有一点，这就是无法摆脱的怪异命运”。少年离家“出走”的确改变了昌耀一生的命运。青年时代的诗人满怀爱国热情于1950年报考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1955年，诗人响应“开发大西北”号召来到青海，1957年他因《林中试笛》两首小诗罹祸，21岁的诗人便以“囚徒”的身份开始了在西北高原被流放的生涯。昌耀曾以“放逐的诗人”自况，如他在《良宵》一诗中的描绘：“放逐的诗人啊/这良宵是属于你的吗？/这新嫁娘的柔情蜜意的夜是属于你的吗？/这在山岳、涛声和午夜钟楼流动的夜。”1997年昌耀出访俄罗斯，来到了青年时期就向往的精神故乡。诗人写下：“我一生，倾心于一个为志士仁人认同的大同胜境，富裕、平等、体现社会民族公正、富有人情味。这是我看重的‘意义’，亦是我文学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的浪漫气质、审美人生的根本。”长诗《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是诗人对大同理想的最好的注脚。
而中世纪的诗人但丁站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的意大利，“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时代的变革。他预见性地看到资本时代的即将到来，将对传统的欧洲封建旧秩序进行摧枯拉朽的变革。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随着经济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意大利各个城市统一起来，希冀国家独立和自由，反对封建贵族和教皇的统治，要求国家统一。但丁的故乡佛罗伦萨是意大利北部最大的手工业城市，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但丁对祖国意大利的前途忧心如焚，他怀揣诗人的热情试图改变现状，但不幸卷入党派纷争。最终，但丁被当时执政党判处终生流放。流放中的诗人并未湮没于个人的政治失意，而是钟情于诗歌，以此寻求人类精神解放之路。其间，诗人将对祖国的忧思以及对人类命运的认识全部凝结于《神曲》这部史诗巨作中。
蚌病成珠——创作心理的相似性
昌耀流放的22年中父亲去世，母亲自杀，而自己被当做“右派”去劳动，这一系列人生打击在心理学上被称为“缺失性”体验。缺失性体验主要指主体对各种缺失（精神或物质的）的体验。诗人个体的缺失性体验往往会变为更为普遍的缺失的体验，诗人会将生命的体验“移情”于诗歌。这时，诗歌成为诗人全部情感的需要，他曾说过：“我将诗歌视为情感的寄托。视作情感交流的载体，视作审美的需要。我记录了自以为美的一番情感。”1987年昌耀在《艰难之思》中谈到自己在祁连山垦荒“趴在落满草屑的地铺抄录的几首外国诗歌……成为那期间我的思想感情的见证。其中一首是歌德作品《普罗米修士》：‘宙斯，你用云雾/蒙盖你的天空吧，/你像割蓟草的儿童一般，/在树和山顶上施展伎俩吧！’彼时彼境我之读书与其说是出于纯粹的审美，倒不如说是有意于理性感知更为准确……我直觉自身与人类命运之相同。我似乎更实在地理解了人类成为命运主宰的那种渴望……我所理解的诗是着眼于人类生存处境的深沉思考，是向善的呼唤或其潜在意蕴，是对和谐的永恒追求和重铸，是作为人的使命感，是永远蕴含有悲剧色彩的美。”普罗米修斯向上的生命崇高感引起诗人强烈的情感共鸣。今天，我们看到昌耀诗歌中的崇高感，一方面来源于他身处青海、高原带来的形式上的崇高体验，另一方面则是生命在困顿、磨难中，所爆发出来的生命火花与生命激情赋予诗歌的崇高性。
詩歌评论者燎原认为：“艺术家的创造性人格分为三种类型：母性式的，王子式的，父性的——亦即亚当型巨匠……父性则代表着原始生命力与大地和二为一的主体力量，呈现着人类生命的上升趋向。父性人格的建立，就是生命从大地沉溺性的束缚力中挣脱，把一切向下的力，向周围旁逸的力，转变集合为自己的上升能力……亚当型巨匠无疑具有天纵之才赋，但他们凭借的却不只是这种天资。上帝为他们安排了另外的道路：流放的命运（如但丁），不懈的努力，伟大的耐力。这因而构成了一种巨匠式的艺术能力，使他们通过对于各种信息元素的深刻发掘和把握，对于材料元素涡流彼此间冲突的强有力控制，在史诗性的宏大背景中，鼎立起纪念碑式的生命范本。”
昌耀和但丁的一生，从青年时期的理想诗人，到罹难、流放的流放生涯，他们一生悲怆、荒凉、焦灼的灵魂情状，都足以使其对生命产生强烈的悲剧意识。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都指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他们的诗歌创作心理也呈现出一致性：一是诗歌是情感的积淀，是情感到达一定程度后的自然流露，是诗人个体强烈情感的厚积薄发；二是诗人和诗歌，都与生命体验密不可分，诗歌是诗人描摹生命情状，刻录生命历程，更是生命沉重的影像。
苦海慈航——审美向度的一致性
“本雅明说，‘文人的流浪……为他提供了自我意识，这成为他生命的最高意义。然而即便是那种独立出来的沉思默想也带着迷茫的痛苦。’”流放的命运，孤独、崇高、超越等特殊的心理体验，促使两位诗人从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探讨，超越到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在诗歌中表达了共同的主题：人与命运、人与意义、人与无限这些千百年来人类终极意义的探讨。 昌耀在青藏高原流放22年，他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大漠、高原对应起来，把个人境遇与对生命的体会、探究契合起来。在《大山的囚徒》《山旅》《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流放四部曲中昌耀塑造了一个受难者的形象，通过对家园意识、生命意识的寻找，“他”从“戴荆冠的囚徒”成为“北国天骄的赘婿”，最终获得精神上的救赎。恰如评论家所说：“唯独那种在无期的昏暗中凭着良知与慧心寻救‘光明’的救赎，并奋然飞升起坚强灵魂的，最为罕见。在一定程度上，昌耀在‘人’的意义上的胜利已远甚于在诗歌意义上的胜利。”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贫穷与苦难对诗人仍然具有炼狱和修炼的意义。面对时代的变革，诗人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中左右突围，坚守生命的本质意义。
但丁流放近20年，把对国家命运和人类整体前进倾注于《神曲》。但丁曾谈到创作《神曲》的意图：“全书……的目的就是要使得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都摆脱悲惨的境遇，把他们引到幸福的境地。”但丁通过诗的形式，以寓言、象征的艺术手法，展现人类向至高精神的追求的历程。《神曲》在现实层面上，探讨的是如何解决国家四分五裂的现状，这也是但丁写《神曲》的直接动机，对此，作家认为，只能走精神复兴的道路才能解决现实问题。诗人通过梦游地狱、炼狱、天堂三界的故事，在精神层面上象征性地展现“人类精神”经过迷茫和错误，在“理性”与“信仰”的指引下，走向至真至美境界的过程。今天，这部作品的主题远远超越了文学狭隘的范畴，同时也超越了个人困惑，指向了更高远——人类在物质与精神困境中怎样寻找救赎之路。但丁认为，人类的救赎之路首先是要在理性的引导下才能认识和改正错误（即人智），在爱的指引下，依靠信仰（宗教）才能到达至善至美的境地，获得精神解放与理想家园的回归。但丁认为人类的摆脱现实迷茫需要知识与智慧，但进入理想的境界还需要“爱”的引导，这种“爱”超越了个人的俗世之爱，强调的是广博的人类之爱。
正如昌耀在《慈航》中的书写：“爱与死，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殖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其诗歌审美向度与《神曲》是一致的、相通的，都是对生命本质的肯定。他们歌唱生命的本质力量：情、爱、善、美、良知等。在诗歌传统中，这也是一以贯之的一种精神力量。
和而不同——审美向度的差异性
乐黛云指出比较文学的原则是：“和而不同，在不同的文化的文学里，从诸多差别中，寻求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和；另一方面又要从已有的和谐中，分解出差别和不同。”依据和而不同的原则，纵观但丁与昌耀两者诗歌，相同点是：诗人精神救赎都是自下而上的上升式的程式，诗人自我精神的提升之路具有相似性；诗歌的审美向度都是个体历经重重生命苦难，经过宗教式的救赎，最终登上至真至美的澄明境界。两者诗歌审美向度不同的关键点是两位诗人宗教观存在着差异性。
但丁作为基督徒，他对于基督教以及上帝的认识不同于中世纪封建教会的反动僧侣们。但丁认为，上帝象征最高精神，同时认为只有通过人类的具体精神才能走向宗教的最高精神“。但丁在《神曲》中，通过《地狱篇》《炼狱篇》的反证和《天堂篇》的正面描写，暗示出他心目中理想的‘最高精神’是充满公正、克己、虔诚、光明、德行、善和爱的精神……”在《神曲》中，但丁的引导者是维吉尔与贝阿特丽采。贝阿特丽采带领着诗人游历天堂，她是诗人初恋的对象，她和诗人原是世俗之爱。但在《神曲》中她出现在天堂，代表着信仰与爱。贝阿特丽采是信仰的象征，她象征着诗人爱真理、爱人的博爱情怀。而代表人类智慧的维吉尔带领诗人游历地狱与炼狱，表明人类要在理性的带领下才能前行。但丁看到，在个人精神走向“最高精神”的历程中，理性和信仰的引导是十分重要的。在但丁的思想深处，上帝代表着最高精神，是至高无上的爱的本原，是正义与德行的最高体现。但丁运用寓言和象征的手法，在《神曲》中展示从具体的人类精神向上帝宗教精神的追求、演进和复归的过程。但丁作为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诗人，其诗作《神曲》打上了深刻的宗教烙印。
昌耀流放四部曲是诗人心灵救赎的史诗，尤其由十二个章节构成的《慈航》，更是构筑成了一部个人及时代的精神史诗。“慈航”，原是佛家语，指佛心慈悲，救度众生，出生死海，喻之为舟航。昌耀的“慈航”，引其文字启发，将之延伸为一次爱，或寻觅博爱归宿的航程，其宗教意味，则成为诗篇浑厚博大的背景。作为一首抒情史诗，诗人试图以一种“超越”，寻觅归宿的意义。诗人隐喻自己被抛入的荒原，只有向着人间，向着人类善良与爱的世界的寻觅，才能获得回归。“他”走到苦难的绝境时，遇到了“他”的拯救者，“他”的善与爱的引路人——土伯特老人和他的女兒。正如《神曲》中的但丁，昌耀凭借“爱”的引导，依靠自己的意志与强大的精神力量，穿越了个体的地狱、炼狱，并终于遇见了土伯特老人和他的女儿，进入生之涯岸。如果说，但丁的引领者，是早逝的恋人贝阿特丽采，那么，昌耀彼岸的引领者，就是在流放地的土伯特女儿。诗人高原民族的生命哲学：宗教——轮回，让诗人对生命的认识有了宗教式的超越。《慈航》运用宗教用语：慈航、彼岸、净土、沐礼、极乐界等，将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转化成宗教式的精神救赎之路。
青藏高原独特风物、西部独特辽阔而粗犷的意境，给予昌耀诗歌宗教精神。诗人自称是“诗人。男子汉。平头百姓。托钵苦行僧”，那苦行僧就是在高地流放诗人的精神写照。但诗人昌耀不是虔诚的宗教徒，虽然诗歌有浓厚的宗教式救赎的意味，但他只把诗歌作为心灵的宗教。1986年他在《诗的礼赞》中写道：“诗，可为殉道者的宗教。”昌耀在困苦中救赎自己的方式是钟情于诗歌，用诗歌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求最终的精神救赎之路。相比较但丁坚信在上帝之爱的照耀下人类才能走出迷茫与黑暗。在坚持人类理性的基础上，但丁强调宗教信仰的皈依。这一点也是昌耀与但丁在诗歌审美向度产生差异性的根本原因。
昌耀与但丁，两人虽命运多舛，都经历了流放，但并未纠结于此，他们把流放的命运当作是殉道者的苦行，直指接近生命本质的通道。他们的诗歌最终都归于对人类的终极意义、精神家园等命题的追寻，并为之上下求索。昌耀与但丁，他们的生命听从人类精神的召唤，从个体艰难的生命体验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意义上的思考。他们是生命之思的践行者。我们一直向往的遥远的净土，渴求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诗人以诗为舟，引领我们去寻找精神的家园。
但丁（1265-1321）是具有世界声誉的诗人，恩格斯认为他是欧洲“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的一位诗人”。布克哈特评论但丁诗歌时说：“他以一种既蔑视又思慕的、足以打动同乡人心弦的语言对他的故乡讲话，然而他的思想远及于意大利和整个世界。”两位诗人虽远隔七百年的时空，但他们在诗歌的星空中遥相呼应并熠熠生辉。笔者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角度，依据和而不同的比较原则，通过对两位诗人生平境遇、创作心理、诗歌主题等方面的比照分析，探讨两位诗人诗歌审美向度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流放——生命境遇的相似
1936年，昌耀出生于湖南桃源的一个王姓家族，那个“大家族其宅院是约占去了全村建筑面积一半的一个豪门城堡。但是，这又是一个只为女眷留守着的城堡，那里的男主人亦即昌耀的父辈们曾先后离家出走，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去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个豪门大族的男人们因着相同的血缘而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征：为新鲜事物所召唤的、闯世界的强烈生命冲动；有所作为的男人的抱负；诗书濡染的知识分子趋向；还有一点，这就是无法摆脱的怪异命运”。少年离家“出走”的确改变了昌耀一生的命运。青年时代的诗人满怀爱国热情于1950年报考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1955年，诗人响应“开发大西北”号召来到青海，1957年他因《林中试笛》两首小诗罹祸，21岁的诗人便以“囚徒”的身份开始了在西北高原被流放的生涯。昌耀曾以“放逐的诗人”自况，如他在《良宵》一诗中的描绘：“放逐的诗人啊/这良宵是属于你的吗？/这新嫁娘的柔情蜜意的夜是属于你的吗？/这在山岳、涛声和午夜钟楼流动的夜。”1997年昌耀出访俄罗斯，来到了青年时期就向往的精神故乡。诗人写下：“我一生，倾心于一个为志士仁人认同的大同胜境，富裕、平等、体现社会民族公正、富有人情味。这是我看重的‘意义’，亦是我文学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的浪漫气质、审美人生的根本。”长诗《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是诗人对大同理想的最好的注脚。
而中世纪的诗人但丁站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的意大利，“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时代的变革。他预见性地看到资本时代的即将到来，将对传统的欧洲封建旧秩序进行摧枯拉朽的变革。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随着经济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意大利各个城市统一起来，希冀国家独立和自由，反对封建贵族和教皇的统治，要求国家统一。但丁的故乡佛罗伦萨是意大利北部最大的手工业城市，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但丁对祖国意大利的前途忧心如焚，他怀揣诗人的热情试图改变现状，但不幸卷入党派纷争。最终，但丁被当时执政党判处终生流放。流放中的诗人并未湮没于个人的政治失意，而是钟情于诗歌，以此寻求人类精神解放之路。其间，诗人将对祖国的忧思以及对人类命运的认识全部凝结于《神曲》这部史诗巨作中。
蚌病成珠——创作心理的相似性
昌耀流放的22年中父亲去世，母亲自杀，而自己被当做“右派”去劳动，这一系列人生打击在心理学上被称为“缺失性”体验。缺失性体验主要指主体对各种缺失（精神或物质的）的体验。诗人个体的缺失性体验往往会变为更为普遍的缺失的体验，诗人会将生命的体验“移情”于诗歌。这时，诗歌成为诗人全部情感的需要，他曾说过：“我将诗歌视为情感的寄托。视作情感交流的载体，视作审美的需要。我记录了自以为美的一番情感。”1987年昌耀在《艰难之思》中谈到自己在祁连山垦荒“趴在落满草屑的地铺抄录的几首外国诗歌……成为那期间我的思想感情的见证。其中一首是歌德作品《普罗米修士》：‘宙斯，你用云雾/蒙盖你的天空吧，/你像割蓟草的儿童一般，/在树和山顶上施展伎俩吧！’彼时彼境我之读书与其说是出于纯粹的审美，倒不如说是有意于理性感知更为准确……我直觉自身与人类命运之相同。我似乎更实在地理解了人类成为命运主宰的那种渴望……我所理解的诗是着眼于人类生存处境的深沉思考，是向善的呼唤或其潜在意蕴，是对和谐的永恒追求和重铸，是作为人的使命感，是永远蕴含有悲剧色彩的美。”普罗米修斯向上的生命崇高感引起诗人强烈的情感共鸣。今天，我们看到昌耀诗歌中的崇高感，一方面来源于他身处青海、高原带来的形式上的崇高体验，另一方面则是生命在困顿、磨难中，所爆发出来的生命火花与生命激情赋予诗歌的崇高性。
詩歌评论者燎原认为：“艺术家的创造性人格分为三种类型：母性式的，王子式的，父性的——亦即亚当型巨匠……父性则代表着原始生命力与大地和二为一的主体力量，呈现着人类生命的上升趋向。父性人格的建立，就是生命从大地沉溺性的束缚力中挣脱，把一切向下的力，向周围旁逸的力，转变集合为自己的上升能力……亚当型巨匠无疑具有天纵之才赋，但他们凭借的却不只是这种天资。上帝为他们安排了另外的道路：流放的命运（如但丁），不懈的努力，伟大的耐力。这因而构成了一种巨匠式的艺术能力，使他们通过对于各种信息元素的深刻发掘和把握，对于材料元素涡流彼此间冲突的强有力控制，在史诗性的宏大背景中，鼎立起纪念碑式的生命范本。”
昌耀和但丁的一生，从青年时期的理想诗人，到罹难、流放的流放生涯，他们一生悲怆、荒凉、焦灼的灵魂情状，都足以使其对生命产生强烈的悲剧意识。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都指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他们的诗歌创作心理也呈现出一致性：一是诗歌是情感的积淀，是情感到达一定程度后的自然流露，是诗人个体强烈情感的厚积薄发；二是诗人和诗歌，都与生命体验密不可分，诗歌是诗人描摹生命情状，刻录生命历程，更是生命沉重的影像。
苦海慈航——审美向度的一致性
“本雅明说，‘文人的流浪……为他提供了自我意识，这成为他生命的最高意义。然而即便是那种独立出来的沉思默想也带着迷茫的痛苦。’”流放的命运，孤独、崇高、超越等特殊的心理体验，促使两位诗人从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探讨，超越到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在诗歌中表达了共同的主题：人与命运、人与意义、人与无限这些千百年来人类终极意义的探讨。 昌耀在青藏高原流放22年，他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大漠、高原对应起来，把个人境遇与对生命的体会、探究契合起来。在《大山的囚徒》《山旅》《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流放四部曲中昌耀塑造了一个受难者的形象，通过对家园意识、生命意识的寻找，“他”从“戴荆冠的囚徒”成为“北国天骄的赘婿”，最终获得精神上的救赎。恰如评论家所说：“唯独那种在无期的昏暗中凭着良知与慧心寻救‘光明’的救赎，并奋然飞升起坚强灵魂的，最为罕见。在一定程度上，昌耀在‘人’的意义上的胜利已远甚于在诗歌意义上的胜利。”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贫穷与苦难对诗人仍然具有炼狱和修炼的意义。面对时代的变革，诗人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中左右突围，坚守生命的本质意义。
但丁流放近20年，把对国家命运和人类整体前进倾注于《神曲》。但丁曾谈到创作《神曲》的意图：“全书……的目的就是要使得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都摆脱悲惨的境遇，把他们引到幸福的境地。”但丁通过诗的形式，以寓言、象征的艺术手法，展现人类向至高精神的追求的历程。《神曲》在现实层面上，探讨的是如何解决国家四分五裂的现状，这也是但丁写《神曲》的直接动机，对此，作家认为，只能走精神复兴的道路才能解决现实问题。诗人通过梦游地狱、炼狱、天堂三界的故事，在精神层面上象征性地展现“人类精神”经过迷茫和错误，在“理性”与“信仰”的指引下，走向至真至美境界的过程。今天，这部作品的主题远远超越了文学狭隘的范畴，同时也超越了个人困惑，指向了更高远——人类在物质与精神困境中怎样寻找救赎之路。但丁认为，人类的救赎之路首先是要在理性的引导下才能认识和改正错误（即人智），在爱的指引下，依靠信仰（宗教）才能到达至善至美的境地，获得精神解放与理想家园的回归。但丁认为人类的摆脱现实迷茫需要知识与智慧，但进入理想的境界还需要“爱”的引导，这种“爱”超越了个人的俗世之爱，强调的是广博的人类之爱。
正如昌耀在《慈航》中的书写：“爱与死，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殖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其诗歌审美向度与《神曲》是一致的、相通的，都是对生命本质的肯定。他们歌唱生命的本质力量：情、爱、善、美、良知等。在诗歌传统中，这也是一以贯之的一种精神力量。
和而不同——审美向度的差异性
乐黛云指出比较文学的原则是：“和而不同，在不同的文化的文学里，从诸多差别中，寻求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和；另一方面又要从已有的和谐中，分解出差别和不同。”依据和而不同的原则，纵观但丁与昌耀两者诗歌，相同点是：诗人精神救赎都是自下而上的上升式的程式，诗人自我精神的提升之路具有相似性；诗歌的审美向度都是个体历经重重生命苦难，经过宗教式的救赎，最终登上至真至美的澄明境界。两者诗歌审美向度不同的关键点是两位诗人宗教观存在着差异性。
但丁作为基督徒，他对于基督教以及上帝的认识不同于中世纪封建教会的反动僧侣们。但丁认为，上帝象征最高精神，同时认为只有通过人类的具体精神才能走向宗教的最高精神“。但丁在《神曲》中，通过《地狱篇》《炼狱篇》的反证和《天堂篇》的正面描写，暗示出他心目中理想的‘最高精神’是充满公正、克己、虔诚、光明、德行、善和爱的精神……”在《神曲》中，但丁的引导者是维吉尔与贝阿特丽采。贝阿特丽采带领着诗人游历天堂，她是诗人初恋的对象，她和诗人原是世俗之爱。但在《神曲》中她出现在天堂，代表着信仰与爱。贝阿特丽采是信仰的象征，她象征着诗人爱真理、爱人的博爱情怀。而代表人类智慧的维吉尔带领诗人游历地狱与炼狱，表明人类要在理性的带领下才能前行。但丁看到，在个人精神走向“最高精神”的历程中，理性和信仰的引导是十分重要的。在但丁的思想深处，上帝代表着最高精神，是至高无上的爱的本原，是正义与德行的最高体现。但丁运用寓言和象征的手法，在《神曲》中展示从具体的人类精神向上帝宗教精神的追求、演进和复归的过程。但丁作为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诗人，其诗作《神曲》打上了深刻的宗教烙印。
昌耀流放四部曲是诗人心灵救赎的史诗，尤其由十二个章节构成的《慈航》，更是构筑成了一部个人及时代的精神史诗。“慈航”，原是佛家语，指佛心慈悲，救度众生，出生死海，喻之为舟航。昌耀的“慈航”，引其文字启发，将之延伸为一次爱，或寻觅博爱归宿的航程，其宗教意味，则成为诗篇浑厚博大的背景。作为一首抒情史诗，诗人试图以一种“超越”，寻觅归宿的意义。诗人隐喻自己被抛入的荒原，只有向着人间，向着人类善良与爱的世界的寻觅，才能获得回归。“他”走到苦难的绝境时，遇到了“他”的拯救者，“他”的善与爱的引路人——土伯特老人和他的女兒。正如《神曲》中的但丁，昌耀凭借“爱”的引导，依靠自己的意志与强大的精神力量，穿越了个体的地狱、炼狱，并终于遇见了土伯特老人和他的女儿，进入生之涯岸。如果说，但丁的引领者，是早逝的恋人贝阿特丽采，那么，昌耀彼岸的引领者，就是在流放地的土伯特女儿。诗人高原民族的生命哲学：宗教——轮回，让诗人对生命的认识有了宗教式的超越。《慈航》运用宗教用语：慈航、彼岸、净土、沐礼、极乐界等，将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转化成宗教式的精神救赎之路。
青藏高原独特风物、西部独特辽阔而粗犷的意境，给予昌耀诗歌宗教精神。诗人自称是“诗人。男子汉。平头百姓。托钵苦行僧”，那苦行僧就是在高地流放诗人的精神写照。但诗人昌耀不是虔诚的宗教徒，虽然诗歌有浓厚的宗教式救赎的意味，但他只把诗歌作为心灵的宗教。1986年他在《诗的礼赞》中写道：“诗，可为殉道者的宗教。”昌耀在困苦中救赎自己的方式是钟情于诗歌，用诗歌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求最终的精神救赎之路。相比较但丁坚信在上帝之爱的照耀下人类才能走出迷茫与黑暗。在坚持人类理性的基础上，但丁强调宗教信仰的皈依。这一点也是昌耀与但丁在诗歌审美向度产生差异性的根本原因。
昌耀与但丁，两人虽命运多舛，都经历了流放，但并未纠结于此，他们把流放的命运当作是殉道者的苦行，直指接近生命本质的通道。他们的诗歌最终都归于对人类的终极意义、精神家园等命题的追寻，并为之上下求索。昌耀与但丁，他们的生命听从人类精神的召唤，从个体艰难的生命体验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的意义上的思考。他们是生命之思的践行者。我们一直向往的遥远的净土，渴求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诗人以诗为舟，引领我们去寻找精神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