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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而且是成千上万地大规模派出，这是恢复高考制度后，邓小平为发展科技与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1977年秋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听取了高校教师的建议，排除阻力，果断拍板，恢复高考制度，在当年底举行了有570多万人参加的高考，录取了29万大学生，使中国的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邓小平认为，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大规模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首先是向美国派遣，并像高考那样实行公开招考。
科技和教育是现代化的两大抓手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工作，自告奋勇要求抓科技和教育。他认为抓好了这两项大事业，才能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千年根基。
恢复高考赢得了亿万人民拥护，“知识就是力量”的呼声一时间响彻中华大地。接下来，邓小平指示筹办在1978年春天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
对于将来如何办好教育，邓小平特别倚重这年65岁、“文革”前担任清华大学校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经历了“文革”十年磨难，蒋南翔于1977年1月恢复工作，到天津任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半年后回北京，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
1978年初筹备全国科学大会期间，蒋南翔担任大会秘书长，做了大量组织工作，直接领导了《全国科学技术规划(草案)》的起草。
3月18日开幕的全国科学大会很成功，邓小平到会作重要讲话，这次大会被称为“科学的春天”。
抓好了科学大会，邓小平又转过手来抓教育。相对于教育部部长刘西尧，邓小平对蒋南翔更为信赖。科学大会一结束，邓小平马上交给蒋南翔一个任务，要他调查研究高等学院如何深入进行“拨乱反正”。蒋南翔率领科委的几名助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调研，历时两个多月，写成了《北京大学调查报告》和《清华大学调查报告》，直接上报邓小平。
《清华大学调查报告》是1978年5月30日上报邓小平的。报告首先肯定清华大学现在的情况，认为“四人帮”及“黑干将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帮派体系已基本摧毁”。报告然后提出，要继续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大路线上来，继续清除“文革”思想体系。第二、学校的政治工作队伍要重新建立。第三、教师队伍要整顿和提高。其中特别要加强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业务上要发挥他们的专长，创造条件给他们以进修、提高的机会，对一些优秀人才采取出国进修等措施进行重点培养”。(《蒋南翔传》第286页)不知这段话是否触发了邓小平的思考?
对办好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重点大学，邓小平有紧迫感，在1977年下决心恢复高考的7月至9月间，他多次讲到：“要抓一批重点大学。”“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给他们最好的学生。”
看了蒋南翔送来的报告，邓小平在关切清华的同时，逐渐形成决心——立即大规模派遣出国留学生，这是恢复高考之后的一大跟进措施。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召见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长刘西尧、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和蒋南翔，他有一番话要说。
从清华大学建设谈起
谈话从下午3：30开始，持续到5：30，总共谈了两小时。
邓小平开门见山，对面前的4人说：“清华的调查报告看过了，你们也商量过了吧?”
刘达说：“我们的意见一致。”
刘达是1977年5月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迎来“文革”后入校的第一批77级大学生后，清华园中百废待兴，一片欢腾景象。但是也面临师资不足、教学设施、设备不足和老化等大问题。
邓小平一开头就说：“清华建筑系很有名，建筑怎么搞得省?搞得快?很值得研究。要大办建材工厂，不是一座两座，要作为重要工业部门来抓。”
邓小平进一步地说：“清华梁思成提倡的民族式大屋顶，太费钱，但给梁思成扣‘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不对的，应改正过来。对人的评价，要说得恰当，实事求是，不要说过分了。”
邓小平说，最近，我找谷牧、余秋里、康世恩谈话，谈到搞建筑，要算大账。建筑不走现代化道路，就要造成数百亿元浪费，而且还耽误时间。真正搞四个现代化，工业、科学、教育都要大发展，建筑的数量很大。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对我有利的形势，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的技术太落后了，科学、教育需要引进什么，要开一个大单子。我讲得已经够多了，情况也很清楚了，现在需要行动，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教育要抓重点。普及要搞，但限于国家财力，钱要首先花在重点上。先办好重点学校，才能早出人才。学校引进先进设备，也要抓重点。重点学校的规模应该逐步扩大。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有三五百万大学生也不算多。将来清华大学应发展到两万学生，研究生至少二三千。不搞好大学，无法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邓小平说：“国外发展得很快，我们还很落后，怎样才能搞得快一些?国家科委、科学院、教育部，需要什么东西，开单子，要花一些钱。”
谈到国外设备的时候，邓小平表示了对德国产品的好感。
这时，刘达向邓小平提出，清华大学的基建现在跟不上需要，在急切需办的单子上还排不上队。
邓小平回答说，要专门搞一个为科学、教育服务的基建工程队。但是有队伍没有材料还不行，建筑慢是很大的浪费。现在国外有很多人等着回来工作，早回来就可以早发挥作用，就是没有房子回不来。建筑行业必须现代化。
邓小平谈到了自己对清华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的看法，他说：“教育就是要抓重点。”“先办好重点学校，才能早出人才。”而学校的设备建设(包括引进一些先进设备)，也要抓重点。
初始的话题集中在清华大学。邓小平谈到，现在突出的有学生问题、教师问题、房子问题等等，由于“文革”，尽管已经恢复高考，招收了第一批学生，但是现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已从“文革”前的1.2万人，下降到了7千人。教职员工却从过去的6千人上升到了9千人。邓小平明确地说：“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学校就要办成学校，学校要按学校的要求办。”对不适合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人员，要和北京市委商量，进行安排，可以考虑先列入“编外”。邓小平说，北京大学也有同样的问题，教育部要注意。
成千成万派遣留学生一锤定音
话题从清华大学引入，说到这里话头一转，邓小平讲到了留学，这才是他今番讲话最重要的部分。这位当年的留法学生对留学生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有切身体会。他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留学生的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能那么死。现在规定每晚一定要回大使馆，怕同社会接触，这样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
邓小平说：“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邓小平强调：“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10个8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我们要从外语基 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请方毅同志主持，搞个规划。进些什么学校?学什么?教育部要研究。”
方毅在这时插话说：“数学竞赛也是选拔人才的好办法。”
邓小平表示同意说，数学竞赛中考得好的可以选一些出去。物理、化学也可以搞竞赛，把考得好的派出去学习。数学是学好自然科学的基础。挑选竞赛中优秀的15、16岁青少年出国学5年，20岁回来就可起作用。出国前要以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先学好外语。
话题又拉回派遣留学生上来。邓小平说：“现在我们(迈)的格格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提高自己大学的水平，一方面派人H-：去学习，这样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邓小平再次强调：“今年至少先派3000人出去，算一下要多少钱?当然出国要贵一点。假定每人按5000美金计算，3000人才1500万(美元)。派3000人出去，准备坏300人，5年后也可以收回2700人。”这段话，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决心。
邓小平还说：“留学生管理也要改变一下，不要看得死死的。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的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两年一次。使馆有时开开会，也要注意不多占时间。教育部要有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可到留学生多的国家去看看，经常了解留学生的状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谈大规模增派留学生的事，语气坚定，一气呵成。和将近一年前他拍板决定当年即恢复高考一样，也是一锤定音。
把增派留学生的事谈完了，邓小平继续和方毅等4人商量加强清华大学建设的问题。
教育部工作的步伐加快了
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77级大学生迈进了校园。派遣出国留学生，本该由教育部顺理成章地迅速提出，才能赶上新学年开学。但是教育部的步伐又一次明显拖沓，按兵不动，还是邓小平把问题挑明了，摆到桌面上来。这使刘西尧部长又一次感到极大震撼。去年夏天，在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问题上，教育部原本是拖延了一番的，受到邓小平严厉批评。
这回，刘西尧不再拖延，决心迅速贯彻指示，把留学生迅速派出去。
刘西尧，原名刘锡尧，祖籍湖南长沙，1916年生于成都，在北京和南京就读小学和中学，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36年夏，刘西尧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任武大青年救国团总干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西尧于10月加人中共，随即担任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投入了武装斗争。抗日战争中，刘西尧属于新四军序列，坚持在鄂东和鄂皖地区战斗。解放战争中，他担任鲁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刘西尧任湖北省委秘书长、副书记。1963年调任二机部第一副部长，被授予少将军衔，参与组织领导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试验，是首次原子弹试验的副总指挥(总指挥是张爱萍)。“文革”开始后，刘西尧于1966年8月任周恩来总理联络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组长，1975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他于“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月任教育部部长。
对于教育问题，刘西尧心中有一个“症结”，就是1971年4月，他是当时“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筹备组副组长，这个会议延续百余日，结果通过了一个有名的决议，称建国以来的17年教育是被“修正主义黑线”统治的。
邓小平在“文革”后复出，恢复高考，从根本上颠覆了“17年黑线论”，对刘西尧触动很大，他要扭过这个弯子，思想亦不平静。因为刘西尧知道，为“文革”前的17年定性，是毛泽东定的案，“文革”后不恢复高考，则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结果。
93岁的刘西尧近日在武汉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时明确地说：“‘文革’”后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是了不起的人。没有邓小平，要在1977年当年恢复高考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要在第二年实现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没有邓小平也不行。”
待到邓小平发出“6·23”指示，刘西尧决心，这回再也不能落后了，他向教育部党组迅速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要求加快工作予以落实。
就这样，教育部于19天后的1978年7月11日向负责教育的副总理方毅和邓小平副主席，报送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报告开门见山地说：“遵照邓副主席的指示，今年至少选派留学生3千名，考虑到明年派出的任务今年就需要有所准备，因此，今年拟选拔留学生5千至6千人，派出3千人，办2千至3千人的留学预备班，为明年派出l万人做一些准备。”
当时没有自费留学的概念，所有留学生都是公派生。教育部报告提出，选派留学生，大学生占60-70％，进修生15-20％，研究生也是15-20％。以后逐步提高进修生和研究生比例。留学大学生从今年(1978年)参加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在校一年级学生(即77级学生)中选拔，也可选拔一些参加数理化竞赛的优胜者。进修生(即后来所称“访问学者”)从在职干部、教师和科研人员中选拔。留学研究生从今年录取的第一届“文革”后研究生中选拔。
依照惯例，报告仍然提出，选拔留学生“政治上按出国人员条件”。但是仅此一句。在业务上，报告提出，大学生根据高考成绩，提出总分和单科成绩及外语水平要求。进修生、研究生要有“真才实学”，有理论基础、掌握一两门外语，能独立从事科研。在年龄上，大学生年龄“一般在18岁以内，最大不超过20岁。进修生年龄可以大一些，不要限制得太死；研究生一般在30岁左右，最大不超过35岁。”在学科分布上，报告提出，在今年拟派出的3千人中，85％学习自然科学(理、工、农、医)。
报告就“关于留学生管理机构”提出，“文革”前，教育部设“留学生管理司”，“文革”中已不复存在。现在，“拟在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基础上，筹建“留学生管理司”。这就标志着今后留学生工作将走上正轨。
报告由李琦审阅后，雍文涛签发。
7月15日，方毅对这份报告批示：“拟同意，请总理、各副总理审批。”
从1978年起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至此大局已定。
(2009年3月16日于北京)
(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沈飞德
1977年秋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听取了高校教师的建议，排除阻力，果断拍板，恢复高考制度，在当年底举行了有570多万人参加的高考，录取了29万大学生，使中国的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邓小平认为，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大规模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首先是向美国派遣，并像高考那样实行公开招考。
科技和教育是现代化的两大抓手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工作，自告奋勇要求抓科技和教育。他认为抓好了这两项大事业，才能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千年根基。
恢复高考赢得了亿万人民拥护，“知识就是力量”的呼声一时间响彻中华大地。接下来，邓小平指示筹办在1978年春天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
对于将来如何办好教育，邓小平特别倚重这年65岁、“文革”前担任清华大学校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经历了“文革”十年磨难，蒋南翔于1977年1月恢复工作，到天津任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半年后回北京，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
1978年初筹备全国科学大会期间，蒋南翔担任大会秘书长，做了大量组织工作，直接领导了《全国科学技术规划(草案)》的起草。
3月18日开幕的全国科学大会很成功，邓小平到会作重要讲话，这次大会被称为“科学的春天”。
抓好了科学大会，邓小平又转过手来抓教育。相对于教育部部长刘西尧，邓小平对蒋南翔更为信赖。科学大会一结束，邓小平马上交给蒋南翔一个任务，要他调查研究高等学院如何深入进行“拨乱反正”。蒋南翔率领科委的几名助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调研，历时两个多月，写成了《北京大学调查报告》和《清华大学调查报告》，直接上报邓小平。
《清华大学调查报告》是1978年5月30日上报邓小平的。报告首先肯定清华大学现在的情况，认为“四人帮”及“黑干将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帮派体系已基本摧毁”。报告然后提出，要继续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大路线上来，继续清除“文革”思想体系。第二、学校的政治工作队伍要重新建立。第三、教师队伍要整顿和提高。其中特别要加强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业务上要发挥他们的专长，创造条件给他们以进修、提高的机会，对一些优秀人才采取出国进修等措施进行重点培养”。(《蒋南翔传》第286页)不知这段话是否触发了邓小平的思考?
对办好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重点大学，邓小平有紧迫感，在1977年下决心恢复高考的7月至9月间，他多次讲到：“要抓一批重点大学。”“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给他们最好的学生。”
看了蒋南翔送来的报告，邓小平在关切清华的同时，逐渐形成决心——立即大规模派遣出国留学生，这是恢复高考之后的一大跟进措施。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召见副总理方毅、教育部长刘西尧、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和蒋南翔，他有一番话要说。
从清华大学建设谈起
谈话从下午3：30开始，持续到5：30，总共谈了两小时。
邓小平开门见山，对面前的4人说：“清华的调查报告看过了，你们也商量过了吧?”
刘达说：“我们的意见一致。”
刘达是1977年5月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迎来“文革”后入校的第一批77级大学生后，清华园中百废待兴，一片欢腾景象。但是也面临师资不足、教学设施、设备不足和老化等大问题。
邓小平一开头就说：“清华建筑系很有名，建筑怎么搞得省?搞得快?很值得研究。要大办建材工厂，不是一座两座，要作为重要工业部门来抓。”
邓小平进一步地说：“清华梁思成提倡的民族式大屋顶，太费钱，但给梁思成扣‘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不对的，应改正过来。对人的评价，要说得恰当，实事求是，不要说过分了。”
邓小平说，最近，我找谷牧、余秋里、康世恩谈话，谈到搞建筑，要算大账。建筑不走现代化道路，就要造成数百亿元浪费，而且还耽误时间。真正搞四个现代化，工业、科学、教育都要大发展，建筑的数量很大。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对我有利的形势，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的技术太落后了，科学、教育需要引进什么，要开一个大单子。我讲得已经够多了，情况也很清楚了，现在需要行动，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教育要抓重点。普及要搞，但限于国家财力，钱要首先花在重点上。先办好重点学校，才能早出人才。学校引进先进设备，也要抓重点。重点学校的规模应该逐步扩大。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有三五百万大学生也不算多。将来清华大学应发展到两万学生，研究生至少二三千。不搞好大学，无法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邓小平说：“国外发展得很快，我们还很落后，怎样才能搞得快一些?国家科委、科学院、教育部，需要什么东西，开单子，要花一些钱。”
谈到国外设备的时候，邓小平表示了对德国产品的好感。
这时，刘达向邓小平提出，清华大学的基建现在跟不上需要，在急切需办的单子上还排不上队。
邓小平回答说，要专门搞一个为科学、教育服务的基建工程队。但是有队伍没有材料还不行，建筑慢是很大的浪费。现在国外有很多人等着回来工作，早回来就可以早发挥作用，就是没有房子回不来。建筑行业必须现代化。
邓小平谈到了自己对清华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的看法，他说：“教育就是要抓重点。”“先办好重点学校，才能早出人才。”而学校的设备建设(包括引进一些先进设备)，也要抓重点。
初始的话题集中在清华大学。邓小平谈到，现在突出的有学生问题、教师问题、房子问题等等，由于“文革”，尽管已经恢复高考，招收了第一批学生，但是现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已从“文革”前的1.2万人，下降到了7千人。教职员工却从过去的6千人上升到了9千人。邓小平明确地说：“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学校就要办成学校，学校要按学校的要求办。”对不适合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人员，要和北京市委商量，进行安排，可以考虑先列入“编外”。邓小平说，北京大学也有同样的问题，教育部要注意。
成千成万派遣留学生一锤定音
话题从清华大学引入，说到这里话头一转，邓小平讲到了留学，这才是他今番讲话最重要的部分。这位当年的留法学生对留学生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有切身体会。他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留学生的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能那么死。现在规定每晚一定要回大使馆，怕同社会接触，这样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
邓小平说：“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邓小平强调：“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10个8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我们要从外语基 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请方毅同志主持，搞个规划。进些什么学校?学什么?教育部要研究。”
方毅在这时插话说：“数学竞赛也是选拔人才的好办法。”
邓小平表示同意说，数学竞赛中考得好的可以选一些出去。物理、化学也可以搞竞赛，把考得好的派出去学习。数学是学好自然科学的基础。挑选竞赛中优秀的15、16岁青少年出国学5年，20岁回来就可起作用。出国前要以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先学好外语。
话题又拉回派遣留学生上来。邓小平说：“现在我们(迈)的格格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提高自己大学的水平，一方面派人H-：去学习，这样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邓小平再次强调：“今年至少先派3000人出去，算一下要多少钱?当然出国要贵一点。假定每人按5000美金计算，3000人才1500万(美元)。派3000人出去，准备坏300人，5年后也可以收回2700人。”这段话，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决心。
邓小平还说：“留学生管理也要改变一下，不要看得死死的。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的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两年一次。使馆有时开开会，也要注意不多占时间。教育部要有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可到留学生多的国家去看看，经常了解留学生的状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谈大规模增派留学生的事，语气坚定，一气呵成。和将近一年前他拍板决定当年即恢复高考一样，也是一锤定音。
把增派留学生的事谈完了，邓小平继续和方毅等4人商量加强清华大学建设的问题。
教育部工作的步伐加快了
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77级大学生迈进了校园。派遣出国留学生，本该由教育部顺理成章地迅速提出，才能赶上新学年开学。但是教育部的步伐又一次明显拖沓，按兵不动，还是邓小平把问题挑明了，摆到桌面上来。这使刘西尧部长又一次感到极大震撼。去年夏天，在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问题上，教育部原本是拖延了一番的，受到邓小平严厉批评。
这回，刘西尧不再拖延，决心迅速贯彻指示，把留学生迅速派出去。
刘西尧，原名刘锡尧，祖籍湖南长沙，1916年生于成都，在北京和南京就读小学和中学，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36年夏，刘西尧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任武大青年救国团总干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西尧于10月加人中共，随即担任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投入了武装斗争。抗日战争中，刘西尧属于新四军序列，坚持在鄂东和鄂皖地区战斗。解放战争中，他担任鲁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刘西尧任湖北省委秘书长、副书记。1963年调任二机部第一副部长，被授予少将军衔，参与组织领导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和试验，是首次原子弹试验的副总指挥(总指挥是张爱萍)。“文革”开始后，刘西尧于1966年8月任周恩来总理联络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组长，1975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他于“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月任教育部部长。
对于教育问题，刘西尧心中有一个“症结”，就是1971年4月，他是当时“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筹备组副组长，这个会议延续百余日，结果通过了一个有名的决议，称建国以来的17年教育是被“修正主义黑线”统治的。
邓小平在“文革”后复出，恢复高考，从根本上颠覆了“17年黑线论”，对刘西尧触动很大，他要扭过这个弯子，思想亦不平静。因为刘西尧知道，为“文革”前的17年定性，是毛泽东定的案，“文革”后不恢复高考，则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结果。
93岁的刘西尧近日在武汉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时明确地说：“‘文革’”后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是了不起的人。没有邓小平，要在1977年当年恢复高考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要在第二年实现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没有邓小平也不行。”
待到邓小平发出“6·23”指示，刘西尧决心，这回再也不能落后了，他向教育部党组迅速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要求加快工作予以落实。
就这样，教育部于19天后的1978年7月11日向负责教育的副总理方毅和邓小平副主席，报送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报告开门见山地说：“遵照邓副主席的指示，今年至少选派留学生3千名，考虑到明年派出的任务今年就需要有所准备，因此，今年拟选拔留学生5千至6千人，派出3千人，办2千至3千人的留学预备班，为明年派出l万人做一些准备。”
当时没有自费留学的概念，所有留学生都是公派生。教育部报告提出，选派留学生，大学生占60-70％，进修生15-20％，研究生也是15-20％。以后逐步提高进修生和研究生比例。留学大学生从今年(1978年)参加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在校一年级学生(即77级学生)中选拔，也可选拔一些参加数理化竞赛的优胜者。进修生(即后来所称“访问学者”)从在职干部、教师和科研人员中选拔。留学研究生从今年录取的第一届“文革”后研究生中选拔。
依照惯例，报告仍然提出，选拔留学生“政治上按出国人员条件”。但是仅此一句。在业务上，报告提出，大学生根据高考成绩，提出总分和单科成绩及外语水平要求。进修生、研究生要有“真才实学”，有理论基础、掌握一两门外语，能独立从事科研。在年龄上，大学生年龄“一般在18岁以内，最大不超过20岁。进修生年龄可以大一些，不要限制得太死；研究生一般在30岁左右，最大不超过35岁。”在学科分布上，报告提出，在今年拟派出的3千人中，85％学习自然科学(理、工、农、医)。
报告就“关于留学生管理机构”提出，“文革”前，教育部设“留学生管理司”，“文革”中已不复存在。现在，“拟在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基础上，筹建“留学生管理司”。这就标志着今后留学生工作将走上正轨。
报告由李琦审阅后，雍文涛签发。
7月15日，方毅对这份报告批示：“拟同意，请总理、各副总理审批。”
从1978年起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至此大局已定。
(2009年3月16日于北京)
(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