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10月，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国庆节，其他的再无什么。国庆节当然要被我们铭记，但是10月17日这一天也应当被我们记住。就在59年前的10月17日，一位为了祖国文化事业而奔波的学者因飞机失事，为国捐躯，这个人就是郑振铎。很多人一直都记得有郑振铎这个人，但是也一直对郑振铎选择忽视。而忽视比忘记更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忽视，是不管这个人的好与不好，全都视而不见。更可怕的是他們对郑振铎并没有关注，却可以说出郑振铎不好的言论。我们当然可以说郑振铎不好，但是怎么不好总需要认真研究后再说出来。
　　只有一位愿意以一辈子去搜集史料，去研究，去铭记郑振铎的陈福康先生一直笔耕不辍，对郑振铎做了全方位地研究，不管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郑振铎论》中都有详尽的介绍。《郑振铎论》虽然书的名字叫作“郑振铎论”，但没有“凭空而论”，而是“有据有理”。因此，在“论”的背后，我们可以了解到支撑著作的文学史料。《郑振铎论》真正地做到了“言之有物”。既有史料的“物”，又有作者基于史料逻辑推理出的自己的“物”，这两个“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让我们可以全方位地了解郑振铎其人，其事，其作。而扎实的文学史料基础，严谨的逻辑论断也让著作本身大放异彩。
　　人物活动的穿插由史至论的过渡
　　《郑振铎论》直接涉及郑振铎活动描述的是“第一章：思想发展与政治运动”“第四章：文学组织活动及其他”。对这两章，有人认为是《郑振铎传》的浓缩，这样想无可厚非。但是这些人却没有想到另一点，这两部分内容也可以说是“论”郑振铎的基础。因为脱离了郑振铎政治、文学活动轨迹的考证，所有一切的“论”都是空谈。甚至有些活动时间的修正，就直接影响到一个实质性问题的对错。也正是基于这两部分内容，《郑振铎论》有了“由史至论”的过渡，“论”得更加扎实。
　　我们看完《郑振铎论》，就可以迅速捕捉到郑振铎政治活动、思想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和多舛的人生经历。清楚郑振铎的这段经历，就很容易明白郑振铎心里装着国家，热衷于各类政治活动、文学活动，就是因为自己成长中的悲惨遭遇。通过这些史实，我们可以认为郑振铎一生都在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只不过他没有加入共产党罢了。而郑振铎没有加入共产党，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当成了把柄，让其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最悲哀的莫过于郑振铎飞机失事之前还在被批斗，其文学思想被认为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向外侵略”，批判郑振铎的人从郑振铎的文学思想入手，对他做出残酷和有违事实的评价。但如果我们清楚郑振铎的政治、文学活动轨迹，了解在这个活动过程中郑振铎所产生的文学思想，我们就不可能做出误判，即使面对前人的误判，后来研究者也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郑振铎论》是如何向我们介绍郑振铎文学活动的呢？第四章中，陈先生分别从“文学社团的组织与领导”“文学丛书的创办与编辑”、“文学报刊的创办与编辑”“文学新人的发现与培养”四方面对郑振铎的文学活动做了一个总体性的概括。通过这部分对郑振铎文学活动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郑振铎组织参加的文学活动对文学史的进程起到的推动作用。在文学社团的组织上，在文学报刊的创办上，郑振铎都称得上一代宗师。如果说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开拓者，郑振铎至少也是现代文学进程的重要推手。文学史的发展离不开文学社团的引领，离不开报、杂志所给予的平台，文学新人的成长更离不开前辈的引领和培养，而对于这一些，郑振铎则是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在这些方面，即使是鲁迅，也不见得能出其右。
　　在“五四”爆发前后期，郑振铎虽然不是领导者，但绝对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即使回到封闭的家乡，他也没有闲着，而是把“五四运动”的精神在家乡加以宣传，以饱满的热情发挥自己的热量；在大革命的前后，郑振铎没有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却能够利用自己工作的便利，发表讽刺时政的文章，这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关心时事，关注国家命运的良好政治表现。在左翼运动时期和抗战时期，郑振铎虽然不是拿着能够杀人的真枪在战斗，但是，他的确是在利用可以改造人思想的文艺为国家作贡献。在这期间，郑振铎不仅发表政治文章，还不顾个人安危，抢救珍贵的图书文献，这样的功绩让人想起前线作战的士兵。前线士兵是在保护我们的国土，而郑振铎是在保护我们民族赖以长久发展的文化之根，一旦我们对这段时期的史料有一个很好的了解，那么，我们在评价郑振铎的时候就可以更加准确和公允。郑振铎是一个学者，也应当是一个民族文化战士。
　　以上提到的有关郑振铎政治、文学活动的叙述在《郑振铎论》中都很详尽。正是这部分内容，给我们清晰地梳理出了郑振铎的活动发展，也正是基于这部分内容的论述，让我们更真实地了解郑振铎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而这部分内容也就成了《郑振铎论》史料价值的第一重价值所在：郑振铎所有研究的史实基础。
　　文学创作的挖掘错误对待的反思
　　关于郑振铎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翻译，《郑振铎年谱》《郑振铎传》就不如《郑振铎论》翔实。陈先生在书中专辟一章直接论述，在另外两章“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文学遗产的整理研究”中间接论述郑振铎的文学创作。所以，这部分关于郑振铎文学创作的史料价值也是非常显著的。
　　第三章中，陈先生从“诗歌、散文诗创作”、“小说创作”“儿童文学创作”“散文、杂文创作”、“翻译和译述”五个方面出发，较为全面地对郑振铎的文学创作作出了总结。“诗歌、散文诗创作”方面，虽然郑振铎所取得的成就不及郭沫若这样专职的诗人，但是也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尤其是有些诗歌所散发的现实主义，对劳苦大众命运的同情，对光明希望的热烈追求，读起来也是令人心潮澎湃的。另外，陈先生也对郑振铎诗歌的不足之处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关于小说，郑振铎一生共创作了三十几篇，不算丰富，其中的一流小说不算多，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也是不能与鲁迅同日而语的，但从另外一个层面考虑，郑振铎的小说也是自有其价值。郑振铎与鲁迅是同时代的人，他的小说创作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就历史小说而言，郑振铎所创作的两本历史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完全可以媲美鲁迅的《故事新编》。鲁迅的《故事新编》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而郑振铎的两部历史小说集却鲜有人问津，当然，一方面原因来自作品本身，但是对于文学评论家、读者来说，他们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忽略了郑振铎小说价值的探究；“儿童文学”方面，郑振铎完全属于自己创作的童话故事很少，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是他根据外国的作品改编而来，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郑振铎先驱者的身份，儿童文学这一领域就是他所开辟的；在“散文、杂文”创作方面，郑振铎也都有所涉猎，尤其是散文创作，郑振铎一生都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有抒情性的，也有记录自己在外游行时期的日记体散文；最后就是有关郑振铎的翻译和译述，一方面是郑振铎本人苦心孤诣将外国的东西译介到中国本土，另外一方面，就是郑振铎本人在这方面的号召和组织，给翻译工作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尤其是有关泰戈尔的翻译介绍，郑振铎先生当是第一人。 　　郑振铎将自己的一片丹心基本上都写在了自己的作品中，陈福康先生则把踏实治学的精神融进了自己的《郑振铎论》。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郑振铎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陈福康先生都做了比较系统性的归纳与整理，并且根据第一手的资料，做出了自己的论断，情真意切，发人深思。如此一来，《郑振铎论》就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有关郑振铎文学创作方面的直接史料，陈先生基于一手史料所做的客观论断也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参考依据，而这也就是《郑振铎论》的第二重史料价值所在了。
　　思想遗产的整理西谛风骨的继承
　　1958年，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不幸遇难，文艺界纷纷缅怀。郭沫若在诗中写道“同行英杰成鬼雄，一代才华化电花。”郭沫若说得不错，郑振铎先生是化作了电花，魂归寰宇。他的爱国精神，文学思想则凝聚成了结晶，流传了下来。在《郑振铎论》中，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准确的了解。
　　《郑振铎论》中的第二章着重论述了郑振铎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分别从“现实主义文学观”“比较文学思想”“文学遗产思想”“儿童文学思想”这几个方面做了统一的概述。而这几个方面是郑振铎先生最为擅长的领域，也是郑振铎先生为文学的发展所开创的新领域，其价值不言而喻。当然，陳先生并没有为此而失去了客观、冷静的评价立场，陈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用辩证的态度对待郑振铎。对于郑振铎文学思想的长处，陈福康先生依据史料，研究认为郑振铎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具有开拓性和启蒙性，郑振铎先生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并且最早提出了“血和泪的文学”。他的这种在文学上的创新精神不仅在当时，即使对在当下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陈先生也毫不隐晦地指出了郑振铎文学理论方面的不足和弱点。“相较于文学理论的本体论和批评论，郑振铎在文学创作论方面的论述较为薄弱；在文学的情感性方面论述较多，在形象性方面论述较少”等。陈福康先生这种客观、公正的研究立场，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郑振铎。
　　关于郑振铎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陈先生分别“从中国古代文学的整理、中国文学史的撰著、外国文学史的撰著”三个方面做了总结，并且依据郑振铎在文学遗产整理与研究上的努力，认为郑振铎是做新文学工作最大最好的人之一。这是陈福康先生依据大量真实的事例所做的论断。根据陈福康先生对这些事例的整理、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郑振铎先生的伟大当然在于他对文学遗产进行整理的实质性工作，但是，在文学遗产整理研究的过程中，郑振铎先生笃实的治学精神、不顾个人安危拯救古籍的献身精神更是值得我们铭记。陈先生就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要做好学问，首先当然是要掌握资料，而且是第一手资料，主要通过大量的阅读。”《郑振铎论》是陈先生在广泛阅读各类文史材料之后的成果，除了著作中直接归纳的史实、依据史实作出的论断，乃至于陈先生对郑振铎文学创作和思想遗产的解读不也算是珍贵的文学史料和思想财富吗？
　　？（作者简介：王明宪，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