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朱蕴山先生，字锡藩，１８８７年生，六安县人。父亲朱衍是皖籍著名反清义士。幼年的朱蕴山深受父亲的进步思想影响，立志读书报国，继承父亲遗志。１９０６年，１９岁的朱蕴山考取了由反清革命志士徐锡麟主办的安徽巡警学堂。徐锡麟很器重朱蕴山这位血气方刚、思想激进的学生，次年便介绍他加入光复会。朱蕴山参加光复会后，接触了很多进步人士，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并担任徐锡麟和安庆新军及安庆各学校进步人士的秘密联络员，成为徐锡麟的得力助手。１９０７年７月６日，清庭巡抚恩铭来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徐锡麟趁机枪击恩铭，率领学生举行起义，事败后徐、朱两人被捕坐牢、陪斩；辛亥革命后，徐锡麟和朱蕴山获释，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袁世凯窃国后，朱蕴山又和徐锡麟参加讨袁军，团结了大批反袁志士，准备在安庆举行武装起义。消息被袁世凯的心腹———安徽军阀倪嗣冲探悉，遭到了倪嗣冲的疯狂镇压，朱蕴山再次被捕入狱。袁世凯死后，朱蕴山获释，到上海、武汉等地，联络皖籍革命人士，开展反倪嗣冲的斗争，亲自撰写了《嗣冲祸皖记》，揭露倪嗣冲搜刮安徽人民血汗的反革命罪行。这时，朱蕴山与陈独秀、沈子修、刘希平、李光炯、桂月峰等革命党人广泛接触，大家认为：要推翻黑暗的反动统治，必须提高民众觉悟，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觉悟。于是，１９１９年春，朱蕴山回到六安办起安徽省第三甲种农业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三农”），并以此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
　　
　　（一）
　　
　　为了办好“三农”，朱蕴山在教师的聘选上很费了一番心思。他坚持教师不光能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在教人上能为人之表率。为此，他积极与皖西教育界有识之士进行联络，聘任在安徽公学任教的进步人士沈子修为校长，聘请留学日本的同盟会员桂月峰为学监，钱杏邨为国文教员。桂月峰家住金家寨西乡。当时六安到金家寨尚无公路，朱蕴山为聘请桂月峰，不辞劳苦，冒着严热酷暑，经两天徒步跋涉，来到桂月峰家。桂月峰和朱蕴山一道参加过反袁斗争，失败后回到家乡，创办笃本学堂，进行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对创办“三农”，两人不谋而合。为此，桂月峰欣然应聘，朱蕴山高兴地赠诗一首：
　　五年不见鬓先斑，
　　忧国情怀火一团，
　　闭门但闻勤课读，
　　出门从不理衙官。
　　家贫心苦能常乐，
　　道梗时危岂畏艰，
　　皖山淮水荆棘满，
　　愿君从此种芝兰。
　　在朱蕴山的多方奔走下，一所新型的学校———六安“三农”，在皖西大地诞生了，它为皖西革命斗争培育了很多优秀的党和红军领导人，因而有“皖西革命摇篮”的美称。
　　“三农”学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听校长讲解“质、实、勇、毅”的四字校训。“质”就是人的本质要纯厚；“实”就是要务实、诚实；“勇”是勇往直前；“毅“是刚毅、坚定。要求学生本校训之精神，作一个有知识文化的为社会进步而献身的青年。学校除开设农、林两门专业课外，还开设了国文、数学、英语、修身、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为了开展社会文化活动，进行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除学生会外，还成立了新文化演讲会、爱国剧社等组织，提倡写白话文，做平凡人，教师出门不坐轿，与学生同吃同住。一次，一位家庭富有的刘姓学生家长送学生入学，是坐着两乘轿子来的。朱蕴山便把学生家长和学生及４名轿夫请到教室，以讲修身课为由，讲述了坐轿和抬轿的不平等关系，学生纷纷发言，抨击坐轿是”乐人肩上”，轿夫是“苦人脚下”。结果，那位刘姓家长当即向朱蕴山作揖打躬说：“先生真是人伦之表，犬子由先生教习，实在荣幸。”并表示今后绝不“乐人肩上”了。
　　为了使学生在课堂上学的文化知识得到实践，学校租赁了农林实验场１００多亩，每周有８节劳作课。学生们在实验场上边教边做，看到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得到实践检验，学生们十分高兴。学校墙报上，经常有学生写的劳作心得，桂伯炎（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六安县委宣传部长，六霍暴动领导人之一，１９３１年牺牲）在墙报上的一首诗可见一斑：
　　读书万卷又如何，
　　不识农家谷与禾，
　　幸得三农好教授，
　　一卷天开靠科学。
　　“三农”在六安深受工农商各界拥戴，但也不断受到反动势力的攻击。当时六安县督学、晚清翰林王畹香对“三农”教学活动就十分反感，开始想以行政手段挤走“三农”，不成后又联合地方封建势力，攻击“三农”“既不尊孔，又不谈经，引学子入鼠穴，害青年入歧途……”“三农”师生忍无可忍，派代表团到省府告状，王畹香这个反动学阀终于灰溜溜地滚回他的北乡老窝去了。
　　
　　（二）
　　
　　“三农”的新文化演讲会和爱国剧社，都是组织学生开展社会活动的进步组织。新文化演讲会，除了经常在学校开展演讲、辩论活动外，还到群众中进行演讲。每次演讲都要出海报，公布演讲题目，有时还有学生会与鼓号队配合，到街上宣传演讲内容。一次，在鼓楼演讲，针对当时帝国主义国家污辱中国为“东亚病夫”，演讲题目定为“是病夫还是巨人？”因为前一天即贴出海报，所以听讲的人特别多，主讲的是“三农”学生会宣传干事刘淠西（１９２６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安庆中心县委书记，１９３２年牺牲）。他演讲开头是自己写的四句诗：“世界之中大中华，文明青史传天下，只因封建锁亿众，乃成病夫卧东亚，吾辈同胞携起手，打倒封建和军阀，推翻罪恶旧世界，东方巨人是中华”。接着，他讲了中国历代文明史，揭露封建统治者如何对内压榨百姓，强取豪夺，对外献媚帝国主义，丧权辱国，使广大人民食不裹腹，衣不避体，被外国人笑为“东亚病夫”。号召人民大众团结起来，恢复东方人形象，向封建势力、向反动军阀作斗争，创造民权、民主、民生的文明中华。刘淠西的演讲，被一次次掌声打断。
　　爱国剧社也经常到群众中演出，节目大都是剧社社员自编的。为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针对日本侵占朝鲜的惨景，演编演了《朝鲜亡国惨史》；针对当时民众被苛捐杂税盘剥得喘不过气的情况，编演了《不平鸣》。产生最大轰动效应的一次是演《新家庭》。这出戏是反映一对青年男女为反对包办婚姻，顶住了家权、族权、社会舆论的压力，终于获得自由，建立了新家庭的故事。《新家庭》海报贴出后，因下面注有内容提要，所以观众特别多。当演到女主人公因抗拒包办婚姻被家庭毒打，族长要挖坑活埋她时，女主人公慷慨陈词，历数包办婚姻给无数青年男女带来的不幸，台下发出一片痛惜声。这时城里一个开烟行的老板，勾结商会会长，带一伙暴徒前来捣乱，声称这出戏有伤风化，一面叫骂，一面向台上甩砖头，商会会长要学生们停演。演员刘淠西、桂伯炎、王小琼等质问为什么不让演，学生会会长翟其善（革命烈士，事迹陈列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向台下高喊：“观众朋友们，会长不让我们演戏，你们答应不答应？”观众齐声吼道：“谁不让演就打烂谁的狗头?选”这时已有一部分学生和暴徒扭打起来。烟店老板和商会会长看众怒难犯，乘混乱之机溜了，那些暴徒是树倒猢狲散，也都一个个夹着尾巴跑走了。戏又继续演了下去，并连演了三天。
　　
　　（三）
　　
　　朱蕴山讲修身课，主题多是学生与人民大众的问题。他号召同学们立足校门读好书，走出校门联络民众。在朱蕴山的倡导下，师生们以工余学校（“三农”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办的工人、农民夜校）为阵地，联络了大量的工农民众，在农民中成立了农会，工人中成立了工会，进行新思想、新文化宣传。
　　响应五四爱国运动，是“三农”学生深入社会的一次集体锻炼。由于在北京的陈独秀和朱蕴山、沈子修、刘希平等人的联络，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的第四天，“三农”师生已行动起来，联合六安各界，在老衙门台子集会，朱蕴山、沈子修等发表演说，声讨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并针对当时日货充斥市场的情况，号召抵制日货、仇视日货，师生们纷纷将自己使用的日本货集中焚毁。会上成立了“仇视日货纠察队”，到各商店宣传抵制日货，禁止日货买卖。
　　五四爱国运动加强了朱蕴山、沈子修等与陈独秀的联系，陈独秀给“三农”师生带来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新青年》、《解放》等进步刊物，师生们争相阅读。学生会还组织了“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之命运”的演讲会，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斗争的前途。这些活动，使“三农”师生精神境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１９２１年６月２日，省会安庆各学校师生集会，反对省府削减教育经费，扩充军费，遭到军阀倪道烺、马联甲的疯狂镇压，打伤学生５０多人，姜高琦、周綮基重伤身亡，酿成了震惊全省的“六二”惨案。朱蕴山、沈子修、桂月峰、钱杏邨联合省法政学堂校长光明甫、一师校长李光炯、女师校长余臬溥等组成了“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通电省内外，声讨马联甲、倪道烺镇压学生的罪行。
　　由于安庆各学校师生和各界声援讨伐，迫使省当局增加教育经费７０万元，并允许教育经费独立。省长聂宪藩也被迫同意抚恤死者家属和治疗受伤学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年秋，省二届议会期满解散。倪道烺、马联甲为操纵议员选举，拿出１００万元，派爪牙到全省各县进行贿选活动。朱蕴山、沈子修、桂月峰、钱杏邨联合六安农会、工会成立“六安议员选举视察团”，配合省“澄清选举办事处”到各地调查贿选真相。朱蕴山利用自己主编的《平议报》，积极组织揭发贿选的文章，印发一万份，向全省散发，贿选丑闻很快传遍全省。省长聂宪藩慑于全省各地民众反对的声威，被迫辞职，新任省长李兆珍来皖不到１０天，也吓得深夜逃走。一幕全省贿选闹剧随之告终。
　　
　　（四）
　　
　　１９２２年２月，随新任省长许世英来安徽的骆通，被派往六安任县知事。骆上任后，横征暴敛，压制民主，并和六安倪、马军阀的爪牙勾结，指派心腹干将，控制六安教育界大权，对“三农”新文化宣传教育横加干涉，并趁暑假机会封闭了学生联合会，扬言要拿办蛊惑民众的分子。留校学生桂伯炎立即派人分头通知同学们回校，沈子修、朱蕴山一面向省府控告骆通，一面在《平议报》上发表了《驱骆宣言》。在外地的六安籍知名人士胡苏明、许继慎、宋伟年、杨溥泉、周范文等，也都纷纷返回六安，起草、拍发了向许世英控告骆通的电报，并在六安召开民众“驱骆”大会。省长许世英迫于民众的压力，只得下令罢免了骆通的职务。
　　为了夺得被反动文人控制的教育大权，“三农”师生要求新任县知事范梅厢撤换教育会、劝学所、师范所的头目，范梅厢无奈，只得重新任命了高可鸣、桂月峰、王炳炎等进步人士分任六安教育会、劝学所、师范所的负责人。
　　六安新任县知事范梅厢，虽然被迫撤换了六安教育单位反动头目，但其本身仍是反对新文化、新思想教育的守旧派，对“三农”师生的一些革命活动，百般刁难。未及半年，又被“三农”师生告到省府，省府另派吴昆吾任县知事。吴开始假惺惺地到“三农”向师生们征求改良行政的意见。“三农”师生毫不客气地向他提出了８项改革政治的要求，其中提倡新文化教育，实行民主政治等，吴都表示接受，但对于不准资本家随意开除工人、工作劳动每天不超过８小时、工资增加一成、承认工会和农会是合法组织、不准对农民随意转庄加租等事项，吴表示要同资本家和绅董们商讨后才能答复。时过３个月，根本没有结果。吴昆吾自觉六安是个“是非之地”，便自动辞职离去。省府又委任张韫为县知事，张也是个过客，未及两月，又换了李克贤。这时，原六安学阀、晚清翰林王畹香联络四乡绅董和县财政局、商务局等单位，组成所谓“十三公团”，准备向省控告“三农”师生蛊惑民众，反对政府，要求政府解散“三农”。当“三农”师生得知他们在西禅堂开会时，便将其包围，财政局局长王月波、劝学所原所长李朗斋出面与学生理论，被学生暴打一顿。劣绅高子舞被学生拉着游街示众，王畹香趁乱时逃走，“十三公团”随之瓦解。
　　六安“三农”从１９１９年春开办，到１９３０年停办，虽然时间只有１０年（１９２６年停办一年），但却为皖西培养了大批优秀革命干部，其中很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党、政、军高级干部，为革命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