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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公布实施。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发布的第一个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的文件，意义重大。同时，这次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文件是继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投资体制改革文件之后，事隔十几年的又一重要文件，不仅包含了投资活动的内容，还包含了融资方面的一些内容，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投融资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对投融资体制改革工作十分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国家发改委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行了深入研究，推进以企业投资管理改革为主线的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在取消下放核准事项、改革核准制度、规范中介服务、建立协同监管机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各地区积极探索创新，积累了不少经验，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也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这次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意见积累了很多好的东西。
当前，投融资体制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一是投资领域简政放权不协同、不到位，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还有待于进一步确立。二是投资项目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比较突出，融资渠道还需要进一步畅通。其中民间投资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是政府投资管理亟需创新，引导和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四是权力下放与配套制度建立不同步，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仍需加强。五是投资法治建设滞后，投资监管法制化水平亟待提高。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在广泛征求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基础上，起草形成了改革意见，改革意见先后经过国务院常务会、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审议，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修改完善，最后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正式发布。
《意见》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投融资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在新起点上纵深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经济新常态下发挥投资作用的重要遵循。贯彻落实好《意见》，既利当前又利长远，将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意见》认真地贯彻和落实。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进一步制定具体的分工意见，明确有关部门和地方的责任、任务以及成果形式和完成时效。同时督促各地方抓紧落实工作，特别是地方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制定贯彻落实意见，力争尽快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六大亮点 探索管理新模式
记者：此次改革意见具体有哪些亮点？重点解决哪几方面的问题？
张勇：这次改革文件的出台有不少新的亮点，这是适应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特别是投融资领域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改革的指导意见。具体的大概有几个方面：
一是推行首问负责制。在《意见》第14条中明确了对投资项目审批探索建立并逐步推行首问负责制。过去搞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一些民营企业，大家反映比较强烈的是“门难进、脸难看”，还有不知道找谁。投资项目既有大又有小，随着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要把服务跟上。首问负责制关键是加强政府服务，现在地方推行行政服务大厅，不是说受理了就完事了，受理了就要负责任，人家有疑问和问题你要负责解答、提供服务，这样使项目、使企业少跑腿，使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
二是探索不再审批的管理模式。搞投资项目需要一整套程序。审批是过去多年形成的一套管理体系，发挥着它的作用。在新的情况下，有一些纯市场化的项目，尤其是一些小项目，并不涉及到环保等问题的，只要是政策上有条件、诚信上有保障，这种情况下你愿意做，可以直接去做。有些地方正在探索，广东、浙江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效果，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开。
三是创新多评合一的中介服务新模式。现在企业搞投资项目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个问题是，中介服务太多，一个一个跑时间太长，通过这次改革意见，我们想进一步逐步地创造条件，使这种多种评价合一。比如，最近雨情汛情很严重，大堤要保证安全，这本身是投资项目。这个项目中有标准、也规范，如果达不到标准规范建了这个项目很可能就是“豆腐渣”。这些评价对于保证项目的安全性，不至于造成浪费、损失是必要的。但是，必要并不代表你可以慢吞吞的一个一个做，我们要把多评变成综合的，各个部门共同参与，使效率提高。
四是编制三年的投资滚动计划。一个项目建成少则一年，多则十年。项目要有序地推进，特别是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国家预算内资金的项目，要建立一个有序的项目储备库，不断地根据前期工作成熟度进行滚动，不断补充，像蓄水池一样，使项目投资管理更加规范有序。
五是試点金融机构依法持有企业股权。
六是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也会创造条件，通过在线办理很多事情，在政府管理当中我们也要积极地推进，这样使工作效率提高，使很多规章制度更加清晰，使投资项目更加方便。
民间投资合理回落 政府投资补短板
记者：在上半年投资数据中我们看到不仅民间固定投资比去年同期回落7.3%，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比去年同期下降3.6%，请问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没有挤出效应？
张勇：民间投资的回落有它一定的合理性。现在民间投资高的时候64.5%，现在是61%，民间投资的领域主要是制造业和房地产，这两个行业市场化程度最高。一些传统行业在当前存在创新力不足、结构调整难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势必对市场有一个选择。这种情况下，势必就使得投资脚步放慢。5月我们督查民间投资情况，以传统行业为主的民间投资企业家们都有要看一看的姿态，看准了再投。当然还有投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都导致民间投资比较弱。
同时，基础设施投资比较强。这里没有政府挤出。国家预算内，各级政府的投资加起来只占投资规模的5%，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2004年的投资改革文件已经明确政府投资逐渐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这些年政府在制造业、房地产基本没有投资，政府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项目，这些项目收益相对比较低、期限比较长，所以民间投资进入比较困难。民间投资要追求平均利润率，相比做这个不如做别的，民间投资肯定不愿意做回报比较低的，政府投资做的主要是补短板的行当。这些年基础设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高铁近十几年发展非常快，接近2万公里，大家出行非常方便。但是这方面民营资本进入很少，这些是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还包括机场，特别是支线机场。政府投资和民营投资恰恰有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领域下各自发挥着作用，应该是互补。 当前，投资下行压力大，民间投资回落比较快，这时候政府投资要加大一些力度，包括使用专项建设基金，干一些应该干、必须干、早晚都要干的事情。它可以起到促投资、稳增长的作用，这时候做造价相对比较低，政府投资也能比较节省。要把握好这个度，政府投资一定要补短板，不能和民营投资争同一个市场。
政府引导 企业承诺 监管约束
记者：就企业投资问题，《意见》提出坚持核准范围的最小化，原则上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投资行为，特别是在一定领域、区域内先行试点企业投资项目的承诺制，请问承诺制的内容和范围是什么？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不再审批，未来怎么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张勇：政府不再审批，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前，国家发改委2013年、2014年两次修订《企业投资核准目录》，现在正在第三次修订核准目录。发改委一年核准的事项，通过这次修订后可能不到十项了，这些项目是跨境、跨省区市，比如大江大河、核电，还包括一些重要的、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在数量上大幅度减少，去年一共核准了50个项目，今年有可能还要减半再减半，这样更多地把决策权交给市场，下放给地方。
现在浙江、广东在进行试点，试点要求有一定的条件：政府要有政策性的引导，企业要有信用的承诺，监管要有效约束。企业一定要守诚信，不能说跟政府要了一块地，说这块地搞什么项目最后搞了别的项目，这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创造条件，逐步地使企业按照诚信承诺，政府相关的政策指引，事中事后监管，自主选择项目、建设项目。下一步，在总结浙江、广东的试点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推广，这也是我们希望最终实现的目标。
推进PPP模式 利用好社会资本
记者：《意见》中提到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其中明确要通过特许经营和政府购买等多种形式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这样的措施对于推动PPP发展有哪些作用？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推动？
张勇：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这30多年，在投资领域一直伴随着PPP模式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那时整个国家还不富裕。但是我们要改革开放，要更快发展，就需要引进外资，需要更好地改善基础设施和一些基础产业，比如能源的供给。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从PPP找出路，当时叫BOT，那会儿合资的对象最早是港资、外资，他们来做电厂、修道路、建桥梁。政府承诺收费公路允许收多少年的费，然后把项目还给政府。这实际上就是PPP的模式，当时叫BOT或者BT，民营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最近福建有一个上世纪90年代民营企业建的桥，按照约定到期，今年已经交还给政府了。现在PPP里又说有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就是刚才讲的，很多是允许你经营、允许你收费，最后要把它交还给政府，用约定方式结束项目，实际上特许经营搞了很多年了。
现在PPP发展加快，社会资本的充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宽。特别是在社会事业领域，包括养老、医院，这种领域本来是政府需要建的，政府短期内资金有一些问题或者觉得用社会资本来建，它的管理和效益更能体现出来。在这些领域也有一个约定，但不是特许，不是允许你收费，而是你建成、你经营，政府每年按照约定给你预算内的资金补助。我们现在和财政部共同推进PPP模式，这种模式只是我们投资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还不能把PPP模式变成一种新的投资整体方式，只是改革创新过程中，推进的一种方式。
投资联动试点 处理好银企关系
记者：刚才提到关于金融机构持股的问题。现在间接融资比较多，直接投资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亮点，能否介绍一下？
张勇：大家如果注意文件原话“金融机构以适当的方式依法持有企业的股权试点”，短短的一句话有三个约束点：适当、依法、试点。这也是金融监管一直贯彻的谨慎原则。随着形势的发展，金融机构和企业如何更好地对接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在进行投贷联动的试点。这是借鉴了一些国外先进经验，特别是在加强管理，处理好银行和企业关系，在这些方面基础上开展的一个试点工作。《商业银行法》规定是明确的，银行是商业银行，主要从事贷款业务，不从事直接投资业务。当然也赋予了国务院一个批准的权限。允许金融机构从事试点工作，我们希望给一个空间，更好地使金融和实体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推动、良性发展。回过头说，还是要以适当的方式、要依法、要试点，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地总结、完善，然后才能进一步推广。
主客观因素致投资下滑 政府做服务促民间投资
记者：刚才讲到关于民间投资下滑和政府投资挤出效应没有太大关系。请分析一下，为什么民间投资会出现这种下滑？下一步如何对症下药，促进民间投资？
张勇：现在进一步分析民间投资的回落。这次民间投资的督查调研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原因。过去的民间投资，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十几的增长，对应的是我们经济两位数的高位增长，今年1—6月经济增长速度是6.7%，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种情况下民间投资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还高位增长，这是客观因素。二是民间投资更多以传统行业为主。改革开放30多年了，过去匈牙利的科尔内写了一本书《短缺经济学》，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出国学习看到什么都新鲜，现在再出去看什么都不新鲜。30多年的发展，归功于改革开放。过去以传统产业为主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现在我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处在比较大的波动期，特别是在国际经济也不景气的情况下，怎样找到新的投资亮点、新的增长点，这需要一个过程。过去企业家说干什么都挣钱，现在是很难挣钱。这在某一个层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经济到了世界第二的时候很多东西得到了很大满足，还有一些领域有待开发，一些创新领域，包括“互联网+”。对此，民营企业給我们反映一个问题，能不能为他们搞点培训，多给他们输送点人才。希望政府在这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样使他们更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这也是政府下一步需要支持发展的。
确实，还有融资难、融资贵、玻璃门、弹簧门这些政府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这些问题刻不容缓需要解决，另一方面市场问题的解决还需要通过加强培训、引导，发现新亮点。福建做得很好，定期的和民营企业家有介绍情况会，就是把有关的经济领域的最新东西向民营企业介绍，当然决策权在民营企业，政府只能提供好服务，最终靠民营企业决策。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民营企业有更广的投资空间，促进民间投资更健康的发展。
（本文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勇7月2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发布会上答记者问的摘录）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对投融资体制改革工作十分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国家发改委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行了深入研究，推进以企业投资管理改革为主线的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在取消下放核准事项、改革核准制度、规范中介服务、建立协同监管机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各地区积极探索创新，积累了不少经验，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也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这次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意见积累了很多好的东西。
当前，投融资体制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一是投资领域简政放权不协同、不到位，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还有待于进一步确立。二是投资项目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比较突出，融资渠道还需要进一步畅通。其中民间投资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是政府投资管理亟需创新，引导和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四是权力下放与配套制度建立不同步，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仍需加强。五是投资法治建设滞后，投资监管法制化水平亟待提高。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在广泛征求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基础上，起草形成了改革意见，改革意见先后经过国务院常务会、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审议，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修改完善，最后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正式发布。
《意见》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投融资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在新起点上纵深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经济新常态下发挥投资作用的重要遵循。贯彻落实好《意见》，既利当前又利长远，将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意见》认真地贯彻和落实。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进一步制定具体的分工意见，明确有关部门和地方的责任、任务以及成果形式和完成时效。同时督促各地方抓紧落实工作，特别是地方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制定贯彻落实意见，力争尽快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六大亮点 探索管理新模式
记者：此次改革意见具体有哪些亮点？重点解决哪几方面的问题？
张勇：这次改革文件的出台有不少新的亮点，这是适应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特别是投融资领域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改革的指导意见。具体的大概有几个方面：
一是推行首问负责制。在《意见》第14条中明确了对投资项目审批探索建立并逐步推行首问负责制。过去搞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一些民营企业，大家反映比较强烈的是“门难进、脸难看”，还有不知道找谁。投资项目既有大又有小，随着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要把服务跟上。首问负责制关键是加强政府服务，现在地方推行行政服务大厅，不是说受理了就完事了，受理了就要负责任，人家有疑问和问题你要负责解答、提供服务，这样使项目、使企业少跑腿，使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
二是探索不再审批的管理模式。搞投资项目需要一整套程序。审批是过去多年形成的一套管理体系，发挥着它的作用。在新的情况下，有一些纯市场化的项目，尤其是一些小项目，并不涉及到环保等问题的，只要是政策上有条件、诚信上有保障，这种情况下你愿意做，可以直接去做。有些地方正在探索，广东、浙江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效果，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开。
三是创新多评合一的中介服务新模式。现在企业搞投资项目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个问题是，中介服务太多，一个一个跑时间太长，通过这次改革意见，我们想进一步逐步地创造条件，使这种多种评价合一。比如，最近雨情汛情很严重，大堤要保证安全，这本身是投资项目。这个项目中有标准、也规范，如果达不到标准规范建了这个项目很可能就是“豆腐渣”。这些评价对于保证项目的安全性，不至于造成浪费、损失是必要的。但是，必要并不代表你可以慢吞吞的一个一个做，我们要把多评变成综合的，各个部门共同参与，使效率提高。
四是编制三年的投资滚动计划。一个项目建成少则一年，多则十年。项目要有序地推进，特别是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国家预算内资金的项目，要建立一个有序的项目储备库，不断地根据前期工作成熟度进行滚动，不断补充，像蓄水池一样，使项目投资管理更加规范有序。
五是試点金融机构依法持有企业股权。
六是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也会创造条件，通过在线办理很多事情，在政府管理当中我们也要积极地推进，这样使工作效率提高，使很多规章制度更加清晰，使投资项目更加方便。
民间投资合理回落 政府投资补短板
记者：在上半年投资数据中我们看到不仅民间固定投资比去年同期回落7.3%，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比去年同期下降3.6%，请问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没有挤出效应？
张勇：民间投资的回落有它一定的合理性。现在民间投资高的时候64.5%，现在是61%，民间投资的领域主要是制造业和房地产，这两个行业市场化程度最高。一些传统行业在当前存在创新力不足、结构调整难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势必对市场有一个选择。这种情况下，势必就使得投资脚步放慢。5月我们督查民间投资情况，以传统行业为主的民间投资企业家们都有要看一看的姿态，看准了再投。当然还有投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都导致民间投资比较弱。
同时，基础设施投资比较强。这里没有政府挤出。国家预算内，各级政府的投资加起来只占投资规模的5%，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2004年的投资改革文件已经明确政府投资逐渐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这些年政府在制造业、房地产基本没有投资，政府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项目，这些项目收益相对比较低、期限比较长，所以民间投资进入比较困难。民间投资要追求平均利润率，相比做这个不如做别的，民间投资肯定不愿意做回报比较低的，政府投资做的主要是补短板的行当。这些年基础设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高铁近十几年发展非常快，接近2万公里，大家出行非常方便。但是这方面民营资本进入很少，这些是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还包括机场，特别是支线机场。政府投资和民营投资恰恰有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领域下各自发挥着作用，应该是互补。 当前，投资下行压力大，民间投资回落比较快，这时候政府投资要加大一些力度，包括使用专项建设基金，干一些应该干、必须干、早晚都要干的事情。它可以起到促投资、稳增长的作用，这时候做造价相对比较低，政府投资也能比较节省。要把握好这个度，政府投资一定要补短板，不能和民营投资争同一个市场。
政府引导 企业承诺 监管约束
记者：就企业投资问题，《意见》提出坚持核准范围的最小化，原则上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投资行为，特别是在一定领域、区域内先行试点企业投资项目的承诺制，请问承诺制的内容和范围是什么？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不再审批，未来怎么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张勇：政府不再审批，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前，国家发改委2013年、2014年两次修订《企业投资核准目录》，现在正在第三次修订核准目录。发改委一年核准的事项，通过这次修订后可能不到十项了，这些项目是跨境、跨省区市，比如大江大河、核电，还包括一些重要的、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在数量上大幅度减少，去年一共核准了50个项目，今年有可能还要减半再减半，这样更多地把决策权交给市场，下放给地方。
现在浙江、广东在进行试点，试点要求有一定的条件：政府要有政策性的引导，企业要有信用的承诺，监管要有效约束。企业一定要守诚信，不能说跟政府要了一块地，说这块地搞什么项目最后搞了别的项目，这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创造条件，逐步地使企业按照诚信承诺，政府相关的政策指引，事中事后监管，自主选择项目、建设项目。下一步，在总结浙江、广东的试点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推广，这也是我们希望最终实现的目标。
推进PPP模式 利用好社会资本
记者：《意见》中提到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其中明确要通过特许经营和政府购买等多种形式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这样的措施对于推动PPP发展有哪些作用？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推动？
张勇：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这30多年，在投资领域一直伴随着PPP模式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那时整个国家还不富裕。但是我们要改革开放，要更快发展，就需要引进外资，需要更好地改善基础设施和一些基础产业，比如能源的供给。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从PPP找出路，当时叫BOT，那会儿合资的对象最早是港资、外资，他们来做电厂、修道路、建桥梁。政府承诺收费公路允许收多少年的费，然后把项目还给政府。这实际上就是PPP的模式，当时叫BOT或者BT，民营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最近福建有一个上世纪90年代民营企业建的桥，按照约定到期，今年已经交还给政府了。现在PPP里又说有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就是刚才讲的，很多是允许你经营、允许你收费，最后要把它交还给政府，用约定方式结束项目，实际上特许经营搞了很多年了。
现在PPP发展加快，社会资本的充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宽。特别是在社会事业领域，包括养老、医院，这种领域本来是政府需要建的，政府短期内资金有一些问题或者觉得用社会资本来建，它的管理和效益更能体现出来。在这些领域也有一个约定，但不是特许，不是允许你收费，而是你建成、你经营，政府每年按照约定给你预算内的资金补助。我们现在和财政部共同推进PPP模式，这种模式只是我们投资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还不能把PPP模式变成一种新的投资整体方式，只是改革创新过程中，推进的一种方式。
投资联动试点 处理好银企关系
记者：刚才提到关于金融机构持股的问题。现在间接融资比较多，直接投资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亮点，能否介绍一下？
张勇：大家如果注意文件原话“金融机构以适当的方式依法持有企业的股权试点”，短短的一句话有三个约束点：适当、依法、试点。这也是金融监管一直贯彻的谨慎原则。随着形势的发展，金融机构和企业如何更好地对接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金融监管部门已经在进行投贷联动的试点。这是借鉴了一些国外先进经验，特别是在加强管理，处理好银行和企业关系，在这些方面基础上开展的一个试点工作。《商业银行法》规定是明确的，银行是商业银行，主要从事贷款业务，不从事直接投资业务。当然也赋予了国务院一个批准的权限。允许金融机构从事试点工作，我们希望给一个空间，更好地使金融和实体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推动、良性发展。回过头说，还是要以适当的方式、要依法、要试点，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地总结、完善，然后才能进一步推广。
主客观因素致投资下滑 政府做服务促民间投资
记者：刚才讲到关于民间投资下滑和政府投资挤出效应没有太大关系。请分析一下，为什么民间投资会出现这种下滑？下一步如何对症下药，促进民间投资？
张勇：现在进一步分析民间投资的回落。这次民间投资的督查调研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原因。过去的民间投资，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十几的增长，对应的是我们经济两位数的高位增长，今年1—6月经济增长速度是6.7%，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种情况下民间投资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还高位增长，这是客观因素。二是民间投资更多以传统行业为主。改革开放30多年了，过去匈牙利的科尔内写了一本书《短缺经济学》，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出国学习看到什么都新鲜，现在再出去看什么都不新鲜。30多年的发展，归功于改革开放。过去以传统产业为主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现在我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处在比较大的波动期，特别是在国际经济也不景气的情况下，怎样找到新的投资亮点、新的增长点，这需要一个过程。过去企业家说干什么都挣钱，现在是很难挣钱。这在某一个层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经济到了世界第二的时候很多东西得到了很大满足，还有一些领域有待开发，一些创新领域，包括“互联网+”。对此，民营企业給我们反映一个问题，能不能为他们搞点培训，多给他们输送点人才。希望政府在这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样使他们更有开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这也是政府下一步需要支持发展的。
确实，还有融资难、融资贵、玻璃门、弹簧门这些政府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这些问题刻不容缓需要解决，另一方面市场问题的解决还需要通过加强培训、引导，发现新亮点。福建做得很好，定期的和民营企业家有介绍情况会，就是把有关的经济领域的最新东西向民营企业介绍，当然决策权在民营企业，政府只能提供好服务，最终靠民营企业决策。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民营企业有更广的投资空间，促进民间投资更健康的发展。
（本文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勇7月2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发布会上答记者问的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