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三个无所事事的青年在雪地里徘徊。手中的锤子和镰刀被裹上毛巾，放在身后。路人的钱财是他们的目标，但好多次举起锤子的手默默放下，任行人从眼前一一走过。
　　“妹子，等一下。借点钱花花呗。”错过几次后终于狠下心来，而话音刚落手中的武器已被夺走，三人被迅速地敲晕，倒在了频频“作案”的路上。
　　画面缓缓移动，他们的身后是白雪皑皑的东北村庄。凋敝的平房，光秃秃的树枝，偶尔驰过的运煤火车，弥漫着孤独和荒废的味道。
　　这部名叫《锤子镰刀都休息》的独立电影，在一个多月前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奖。谈到这部电影，导演耿军笑得很谦和。
　　耿军很排斥“底层”这个词，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19岁的耿军曾怀揣600块钱到北京闯荡，当过宾馆服务员、开过录像厅、卖过早点，19年过去，他还过着“离经叛道”的生活：一有钱就投入拍电影，拍了十多年，几无存款。
　　故乡鹤岗灰突突的城镇与村庄，在生存困境里无处可逃的青年，是他过去所有影片的主角。耿军说自己拍不了华美精致的电影，不为故作深沉，而是他的目光无法从家乡移开，故事里面的每一个青年，都像他自己。

荒废的城市

　　鹤岗地处黑龙江东北角，挨着俄罗斯，是一个边境城市，也是煤矿输出的城市。《锤子镰刀都休息》的拍摄地点距耿军的老家十公里左右。上中学时逢暑期，耿军每天骑着自行车来这儿卖冰棍，每卖出一箱能挣7块钱，天气热的时候能卖两箱。
　　“方圆十公里的地段我走得特别熟，那个时候人丁兴旺车水马龙，平常的居住气氛和人际关系都挺有意思。”熟到什么程度？“按着幼儿园下课的时间点就去，会有很多小孩来买冰棍，哪个幼儿园的阿姨漂亮，我都知道。下雨了就把冰棍箱和自行车一起推到公共厕所里避雨，特别欢快。”
　　
　　几年前，煤场的地下被采空，这里成了塌陷区。地上一开裂，人们就容易一氧化碳中毒。政府因而棚户改造，能搬的人都搬走了，原本热热闹闹的城区变成一片废墟。搬家需要自付一部分钱，付不起的继续住着，平房也就星星点点地落在那儿。
　　2013年回老家，教画画的弟弟对耿军说，去那儿拍点照片吧。耿军说，好。俩人在熟悉的路上走着，“一看到那个地儿已经荒废掉了，文学青年嘛有点伤感，就想以‘荒废’为主题，拍一个片。熟悉的地方成了废墟，年华荒废了，人际关系也是荒唐的。”
　　《锤子镰刀都休息》是耿军拍的第六部独立电影，相对于以往每一部创作都“蓄谋已久”，这一次，更像是回乡偶书。
　　演员都是当地找的普通人。在残联上班的主演张志勇是老搭档，“勇哥小时候在矿区玩铝管，手指被炸掉了两根，一只眼睛视力不太好。他非常熟悉残疾人的肢体语言，知道偏瘫是怎么样的，小儿麻痹是怎么样的，羊癫疯是什么样的，喝完酒后他就人来疯，学他们单位残疾人的样子。”
　　耿军想了想，决定以他作为支点，写一个关于“荒废”的故事。“身体的残废跟环境的荒废一样，都残缺了。”
　　故事情节有些荒诞：两个因穷困潦倒企图抢劫的人遇到另一个做坏事的人，准备团结起来一起劫人钱财，但由于软弱他们没有成功，最终被人用自己的作案工具锤子敲晕、倒在了经常“作案”的路上。金马奖颁奖词评价，“悲凉之中透露出一股特别的幽默感”。
　　耿军说，锤子与镰刀只是他家乡随处可见的劳动工具，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被荒废。当它们被再利用为武器时，却裹上了柔软的毛巾，懦弱无力，一如影片中留守在小城里茫然的青年。
　　锤子、镰刀不常使用以后，小城青年“在平庸里被淹没，在环境里无所适从，茫然，既适宜又不合时宜”;同时他们又软弱无力，“整个人群的懦弱，让他们对环境的荒废束手无策”。
　　伴随着环境荒废的，还有人际关系的疏远。在耿军的眼里，东北人是嬉笑怒骂的，也是热血的。2008年小城赶上经济危机，曾有同学的父亲下了夜班遭人打劫，“大哥站住！我没钱吃饭了，给我一袋面的钱吧，50块。”他淡定地回，“我过几天发工资，给你买一袋面吧。”
　　过了几天，真就买了面在原地等—有时候，打劫者和被劫者成为朋友并不算什么新鲜事。鹤岗的冬天长达半年，看二人转、打麻将、串门成了传统娱乐项目。东北人见面说声脏话，“干啥呢，狗卵子？其实是北京话傻逼的意思，不会觉得是骂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热气腾腾的城市，随着平房格局的瓦解，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楼房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就是门对门打招呼但不熟，楼上楼下也不太认识，除非居委会组织活动。城乡一体化整个连根拔起了以前社会的层次。”

茫然的青年

　　“茫然懦弱的小城青年”，也包括耿军自己。上中专前，对俄贸易兴起，像很多鹤岗青年一样，他选了俄语作为专业，两年后贸易冷却，“班上学得最好的和最不好的都没有用上”。毕业后带着一股子文艺理想和父亲给的600元路费，他和喜欢摇滚的朋友一起上北京，“去搅动北京的文化市场。”他们说。
　　“结果文化没做成，成了来京务工人员。”耿军在北京推销过速冻饺子，当过宾馆服务员，给杂志社、电视台做过广告推销，期间因为写剧本认识了电影学院的老师，顺便蹭了两年多的课。
　　2002年，耿军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山楂》。电影讲述的是一个青年人在家乡混得不好，来到另一个城市讨生活受本地人排挤，受挫后他想反抗，却没有能力反抗的故事。
　　此后，爱上妓女的抢劫犯、为朋友两肋插刀死在医院的无业青年、因家庭贫困被退婚的年轻人……困窘的、压抑的东北小城青年一直在他的影片里出现。 　　“他们没有方向，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可能感受会更深一些。我的所谓的这种创作，其实更多的也是表现我在这个社会里边的感觉。”为了生存从一个工作流动到另一个工作，耿军觉得，主流中产之外的人群是庞大的，也是茫然的、无所适从的。上完中专后没再上学，在他看来，教育制度也是失败的，同龄人大多改行，做着自己特别不喜欢的事，但为了活下去，又不能不干。
　　“像一片肉一样被煎着、烤着，完了之后又这么硬着头皮活着。”对小城青年来说，在大城市实现理想和靠能力吃饭这两件事很难，“他们是腌制在生活里的”。
　　除了自己的经历，身边朋友的故事也曾几次“扎”到他。从平房搬到楼房后，原有的人际关系消失了，二嫂因为没有处理好婆媳关系，在经济压力和孤独难抑的心情下自杀。
　　还有朋友张稀稀，十多年前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的时尚杂志社工作，每天中午大伙儿一块吃饭，一餐饭三四十元，房租贵、消费高，收入却不足以维持好的生活。久而久之，得了抑郁症，回到家乡小城做了一名中学老师，在二十七八岁的年纪。
　　教学期间，张稀稀几次和学生吵架，后来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由于是工作期间患上的，学校不能辞退，如今张稀稀就在小城生活着，拿着每月2000多元的基本工资。
　　“精神分裂是间歇性的，医院开不了健康证明，因此这个病症将伴随他一生。不能上班，也不能融入周围的人群，活得非常孤独。”养病期间，爱写诗的张稀稀不停地写，希望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一次次地在无奈和挣扎里打转。这个故事，后来被耿军拍到了纪录片《诗与病的旅程》里。
　　六部独立电影，从《烧烤》的穷人、妓女，到《锤子镰刀都休息》的抢劫者，穷困和悲凉是一以贯之的主题。耿军说，希望把生活中的奋斗、乏味、无力、挣扎和人性中的美好、微弱的凶恶都记录下来，把这个变化的时代带给我们的机遇和阻碍，把适者生存和不适者的无奈隐忍都一股脑地用影像呈现出来。而他拍到的，不过是主流中产之外的、庞大人群的一个切面。即便从青年拍到中年，也要拍中年的困窘。
　　在北京生活了19年，耿军却从没想过把故事的背景放在这里。“北京是一个人才聚集的地方，它的资讯发达，学术氛围更好，我在这里获取我需要的营养。当我面对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仍是茫然和无所适从的。我无法融入真正的城市生活，我还是一个郊区小城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得奖了，还不觉得是‘城市的一员’吗？”有人问他。
　　“为什么要成为城市的一员？”耿军说：“大家都往城市挤，城市会爆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