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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甲午这类前人研究较为成熟的领域应如何深入，考验学者的学力与识力。后进之人喜捷径，借新观念以提倡新问题，而不愿尝试接续前贤未竟之业往下做的道路，更有等而下之者，俨然自我作古，一味平地造起，以自说自话为空谷足音。其实，“前人关注者往往是枢纽性的大问题，尽管近代学术上不乏附庸蔚为大国的先例，毕竟接着做比对着讲更接近大道正途，更能体现学术研究的深度和高度”（《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桑兵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四年，128页）。
吉辰新著《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便是这样“接着做”的一个好例。一九一二年（辛丑），即一八九五年（乙未）割台后十七年，梁任公访台途中，舟次夜泊马关，有句云：“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春帆楼是《马关条约》缔结之地，春帆楼下不息的晚涛也见证了国人深入骨髓的伤痛与耻辱。作者认识到《马关条约》十一条，“其内容之苛刻，在这个近代对外签署的条约中罕有其匹”，“它的效力，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因此本书致力于探讨以下问题：“这部条约是怎样出笼的，又是怎样签订、怎样批准、怎样互换的？这样的结果是否有机会避免？”（引言，1—2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作者奔走于中、日两国各图书馆和学术机关，广搜材料，且多斩获。“本书所征引的史料，有相当部分未经中外学界使用”（引言，4页），作者在“扩充史料”方面的努力，诚不可谓不突出，而更令人激赏的，在于对常见史料和既有解说的深度把握，进而用之于新史料的解读，将之安放到合适位置，有效并有分寸地推进研究的前沿。
在甲午战争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中日战争》正、续编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资料集成书，这两套编辑时间跨越近四十年的大型史料集，在中外素材的搜罗整理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度，而学界的利用程度未必可言充分。作者对它们看得很熟，进而辅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档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日本以及英、美、德、俄等国已刊与未刊外交文书，由此建立起历史认知的“大体”，保证其不（至少不大会）误读或遗漏重要的“细部”，在扩充新史料之际，也带上了一双有准备的眼睛。比如在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查阅甲午战争史料时，一眼发现《日清媾和条约案并其理由》抄本。这件尚未被学界利用的资料，开列十二项条款，内容与《马关条约》草案相仿，并附详细“理由”，更规划了中日媾和之后日本国策的走向，具有很高价值。作者了解此案在《马关条约》草案演化过程中的大体位置，亦熟悉本文内部征引条目的具体出处，故而在阅读时产生可贵的共鸣。私家著述方面，翁同龢日记对于探求清朝中枢动态、重建甲午史事价值最高，张荫桓、王文韶、张謇、徐世昌等人日记，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诸家往来函札电文，亦多可观者。作者对此有较全面的爬梳整理，由此而及彼，一些为他人所未见或未注意的边缘史料也有了用武之地。如直隶饶阳县知县汪宝树日记，记甲午八九月之交翁同龢天津之行及京中各种传言，可借由透视时人观感（18页，注4）。又如《马关条约》签订后，姚学源致李鸿藻函，指出李鸿章在日遇刺“是最好一大转机”，以中方未能善为利用、“而竟委曲求全了事”为遗憾，作者许其意见“可谓难得”，并注释“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条时人此类意见”（180页，注3）。姚氏为李鸿藻表弟，作为身处局外的一介商人，能够意识到刺杀事件为谈判一大转机，其见解还在直接襄助谈判的诸多幕僚和外国顾问之上，不能不引发后人反思。此外，本书参考的日本枢密顾问官佐佐木高行日记载录明治天皇言行，伊藤博文亲信、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日记记录他作为日方全权大臣参加烟台换约的全过程，均为国内学界所罕利用的、反映当时谈判对手方动态的一手史料。至于刺杀李鸿章的小山丰太郎回忆录《旧梦录》、为李鸿章治伤的军医总监石黑忠悳与佐藤进的回顾或自传，对外交史研究而言，用处相对有限，但在还原时代氛围与历史现场方面，自有其价值，很可以一读。
甲午之役、马关议和如此重要，相关研究起步很早，中外学界已经积累了海量成果。不过，在充分消化先行研究基础上，作者还是选择迎难而上，且特别注意与旧说的对话。如甲午十月十二日，盛京陵寝总管领衔地方官民致电督办军务处，请代奏“公呈”，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份，几乎也是战争期间唯一一份公开请求议和的上奏。此前戚其章认为这一行动出于军机大臣荣禄与盛京将军长顺的策动，作者据对《长顺函稿》的再解读，指出这属当地官员的自主行动（49页）。复如乙未四月刘坤一的著名电奏，究系主战抑或主和，石泉、茅海建、贾小叶等学者各持一说，莫衷一是，作者未止于对刘坤一内心世界的探究，而由“电奏的实际作用”入手分析此奏的意义（246—247页）。再如日人胜海舟对甲午战争的态度问题，松浦玲与刘岳兵观点直接对立，作者以刘氏所举胜海舟致山县有朋赠别诗、致陆奥宗光挽诗及致伊藤博文信函等论据，皆不足以推翻胜海舟反对甲午战争的传统观点（120页，注3）。作者有能力不囿于成说、调停于异说，在乱花迷眼的局面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与抉择，前提在于读书细心。譬如关于翁同龢对割辽的态度，茅海建认为翁同龢既不同意割台也不同意割辽，房德邻则认为翁同龢主张割辽保台。作者逐字逐句分析房先生引以为关键证据的文廷式《倭攻台湾请饬使臣据理争论折》，指出“文廷式的上奏只是用来论证割台之不可（晓之以理），而不能用于论证割辽之可行（碍之于情）”，从而判定：“要说翁同龢同意割辽，还缺乏足够的证据。”（211—212页）类似细腻解读史料的场合，书中所见多有，如张之洞未刊电稿中“性恶”之暗喻（37页，注3）、翁同龢日记中“连鸡不飞”之典故（59页，注2），皆可谓读懂一词，而成活一片。
外交史的专题研究对从业者要求相对苛刻，不仅需要治传统文史之学的素养，同时还要对国际法、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有所体悟，而后者尤非一般史学系出身者所长。作者显然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书内有关“谈判地点”选择及其意义（69页），“国书”、“国电”的性质与用途（79、100页），均有基于国际法术语和惯例的正面解说，再结合清政府的实际外交行为及当时人的理解，更可以丈量两者间的距离。本书第三章“全权证书”一节，围绕条约批准的制度设计，指出清政府没有为全权大臣张荫桓、邵友濂准备合乎规范的全权证书，除了不熟悉国际法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不愿放权，分析尤见精辟（78—82页）。本书虽然为《马关条约》的个案研究，而眼光亦未局限于一时一地，《马关条约》与欧洲国家媾和条约先例的横向比较，尤其与同样以苛酷著称的《法兰克福条约》的对比，最足予人启发（125、230、303页）。同样在“全权证书”问题上，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明治四年（一八七一）日本政府派遣岩仓使团出使欧美，希望进行修约谈判，与张邵使团一样，也只带了国书而未准备全权证书，因而在美国吃了闭门羹，使团成员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不得不返国办理证书。而过了十几年，已经轮到伊藤就全权问题来教训清政府。光绪十年（一八八四）朝鲜甲申事变起，伊藤以全权大使身份来天津与李鸿章谈判，要求互换全权证书，面对李鸿章出示的敕谕，他指摘其中只规定了“商议事务”而没有说明签约画押之权，这些情形，一如十年后广岛的那一幕。所不同者，当时日本并未挟有战胜国的威势，而且伊藤是客非主，故当李鸿章保证自己确有全权之后，伊藤同意继续谈判，证书一节便被轻轻揭过了（84页）。正因有此纵向贯通的视野，本书讨论史事时，比较少那种就事论事的局促感，作者能够看到“天津谈判犹如广岛谈判的预演”，清政府不愿授予臣下全权的心态前后如一，“全权证书”与国际法的抵牾亦如是，而在国力一消一长之后，清政府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84—85页）。同样的发散性的比较视野，也体现在对“德璀琳出使”的观察上，揭出它延续了此前清政府议和的特殊做法，“即派遣地位较低的非正式使者先行投石问路，与对方接头之后，再行派遣大员进行正式谈判”。鸦片战争期间这一手法已被广为运用，即一般大员常把交涉事务借重微员，最典型的是张喜以伊里布的一介家仆，居然促成了浙江停战的达成与《南京条约》的签订;至中法战争时，停战条约由海关税务司金登干赴法签订，《中法简明条约》签字的则是德璀琳，他们的地位虽不能与张喜之流同日而语，但身为洋员客卿，在清政府中依然处于边缘地位（102页）。像这些案例，绝不是国际交涉的常态，而经整理并排放在一起时，则有助于理解与把握清政府外交的特色，可能恰在于其非制度化的一面。 本书的研究，如同历史中的交兵交涉，竭力贯彻知彼知己的宗旨，落实在效果上，也相当不错。书中对中、日两方外交都有检讨，而不至于片面说教，人云亦云。在李鸿章和清政府一面，谈判过程中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低估了电报密码的重要性。由于战前电码已被日方破译，谈判期间李鸿章与国内的往来“密电”完全是公开的秘密，由此日方把中方的底牌看得一清二楚，这对谈判的影响无可估量。二是没有利用刺杀事件向日方施加压力。李鸿章对自己被刺的反应只是愤怒和羞愧，清政府也同样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外交意义。结果，中方完全没有运用这一天降良机要挟日方，只是被动地接受日方在停战问题上做出的有限让步，待到谈判重新开始，日方已经通过成功的危机公关化解了列强的恶感，并了解到中方无意就此做文章，于是在谈判桌上又恢复了肆无忌惮的姿态（230页）。在日本一面，作者亦能由人及事，平情考量，并有所评判：“日方的外交也绝不能说是出色的。伊藤和陆奥在谈判桌上做到了十二分的锱铢必较，对外部环境的观察却显得粗枝大叶。条约虽然如日方的意愿签订，但埋下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伏笔。过犹不及，一流的外交家不会如此行事。”（231页）进而，由中日关系史涉入至日本史研究的脉络，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信夫清三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日清战争：政治外交的观察》一书中提出“二重外交”说，他由同时代外务省与军部的尖锐对立，回溯至甲午战时的日本外交，认为当时已有这样的“二重外交”：军事当局的外交比外务省的外交更加强硬。本书作者对这一观点产生的语境非常敏感，“建立在对时局的思考之上，甚至令人觉得有点借古讽今的味道”，继而由此反观甲午时期日本外交当事人的直接史料，揭示出另一种“二重外交”—外交官反而比军人更强硬，然后做出判断：“外交家的对外眼光反而不如军人，这是陆奥的一大失误。”（207—208页）
对治史学者而言，“研究历史”与“写历史”，原为一事，但在今天，实已被生生打成两橛，且有愈演而愈乖离之势。而本书史论结合，较少生硬刻意，有感而发的部分，总体来说，比较节制。傅斯年尝以文学史写作为例，谈史料考证与史书写作的关系，其基调迥异于我们一般熟知的他的史料学观点：“写文学史当无异于写音乐史或绘画史，所要写的题目是艺术，艺术不是一件可以略去感情的东西，而写一部的史，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设施的根基，所用的材料可靠，所谈的人和物有个客观的真实，然后可得真知识。把感情寄托在真知识上，然后是有着落的感情……希望诸君能发乎考证，止乎欣感，以语学始，以波涛动荡止。”（《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一二年版） “发乎考证，止乎欣感”，当然是一种化境，但值得著史者去追求。
（《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吉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四年版）
吉辰新著《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便是这样“接着做”的一个好例。一九一二年（辛丑），即一八九五年（乙未）割台后十七年，梁任公访台途中，舟次夜泊马关，有句云：“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春帆楼是《马关条约》缔结之地，春帆楼下不息的晚涛也见证了国人深入骨髓的伤痛与耻辱。作者认识到《马关条约》十一条，“其内容之苛刻，在这个近代对外签署的条约中罕有其匹”，“它的效力，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因此本书致力于探讨以下问题：“这部条约是怎样出笼的，又是怎样签订、怎样批准、怎样互换的？这样的结果是否有机会避免？”（引言，1—2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作者奔走于中、日两国各图书馆和学术机关，广搜材料，且多斩获。“本书所征引的史料，有相当部分未经中外学界使用”（引言，4页），作者在“扩充史料”方面的努力，诚不可谓不突出，而更令人激赏的，在于对常见史料和既有解说的深度把握，进而用之于新史料的解读，将之安放到合适位置，有效并有分寸地推进研究的前沿。
在甲午战争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中日战争》正、续编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资料集成书，这两套编辑时间跨越近四十年的大型史料集，在中外素材的搜罗整理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度，而学界的利用程度未必可言充分。作者对它们看得很熟，进而辅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档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日本以及英、美、德、俄等国已刊与未刊外交文书，由此建立起历史认知的“大体”，保证其不（至少不大会）误读或遗漏重要的“细部”，在扩充新史料之际，也带上了一双有准备的眼睛。比如在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查阅甲午战争史料时，一眼发现《日清媾和条约案并其理由》抄本。这件尚未被学界利用的资料，开列十二项条款，内容与《马关条约》草案相仿，并附详细“理由”，更规划了中日媾和之后日本国策的走向，具有很高价值。作者了解此案在《马关条约》草案演化过程中的大体位置，亦熟悉本文内部征引条目的具体出处，故而在阅读时产生可贵的共鸣。私家著述方面，翁同龢日记对于探求清朝中枢动态、重建甲午史事价值最高，张荫桓、王文韶、张謇、徐世昌等人日记，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诸家往来函札电文，亦多可观者。作者对此有较全面的爬梳整理，由此而及彼，一些为他人所未见或未注意的边缘史料也有了用武之地。如直隶饶阳县知县汪宝树日记，记甲午八九月之交翁同龢天津之行及京中各种传言，可借由透视时人观感（18页，注4）。又如《马关条约》签订后，姚学源致李鸿藻函，指出李鸿章在日遇刺“是最好一大转机”，以中方未能善为利用、“而竟委曲求全了事”为遗憾，作者许其意见“可谓难得”，并注释“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条时人此类意见”（180页，注3）。姚氏为李鸿藻表弟，作为身处局外的一介商人，能够意识到刺杀事件为谈判一大转机，其见解还在直接襄助谈判的诸多幕僚和外国顾问之上，不能不引发后人反思。此外，本书参考的日本枢密顾问官佐佐木高行日记载录明治天皇言行，伊藤博文亲信、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日记记录他作为日方全权大臣参加烟台换约的全过程，均为国内学界所罕利用的、反映当时谈判对手方动态的一手史料。至于刺杀李鸿章的小山丰太郎回忆录《旧梦录》、为李鸿章治伤的军医总监石黑忠悳与佐藤进的回顾或自传，对外交史研究而言，用处相对有限，但在还原时代氛围与历史现场方面，自有其价值，很可以一读。
甲午之役、马关议和如此重要，相关研究起步很早，中外学界已经积累了海量成果。不过，在充分消化先行研究基础上，作者还是选择迎难而上，且特别注意与旧说的对话。如甲午十月十二日，盛京陵寝总管领衔地方官民致电督办军务处，请代奏“公呈”，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份，几乎也是战争期间唯一一份公开请求议和的上奏。此前戚其章认为这一行动出于军机大臣荣禄与盛京将军长顺的策动，作者据对《长顺函稿》的再解读，指出这属当地官员的自主行动（49页）。复如乙未四月刘坤一的著名电奏，究系主战抑或主和，石泉、茅海建、贾小叶等学者各持一说，莫衷一是，作者未止于对刘坤一内心世界的探究，而由“电奏的实际作用”入手分析此奏的意义（246—247页）。再如日人胜海舟对甲午战争的态度问题，松浦玲与刘岳兵观点直接对立，作者以刘氏所举胜海舟致山县有朋赠别诗、致陆奥宗光挽诗及致伊藤博文信函等论据，皆不足以推翻胜海舟反对甲午战争的传统观点（120页，注3）。作者有能力不囿于成说、调停于异说，在乱花迷眼的局面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与抉择，前提在于读书细心。譬如关于翁同龢对割辽的态度，茅海建认为翁同龢既不同意割台也不同意割辽，房德邻则认为翁同龢主张割辽保台。作者逐字逐句分析房先生引以为关键证据的文廷式《倭攻台湾请饬使臣据理争论折》，指出“文廷式的上奏只是用来论证割台之不可（晓之以理），而不能用于论证割辽之可行（碍之于情）”，从而判定：“要说翁同龢同意割辽，还缺乏足够的证据。”（211—212页）类似细腻解读史料的场合，书中所见多有，如张之洞未刊电稿中“性恶”之暗喻（37页，注3）、翁同龢日记中“连鸡不飞”之典故（59页，注2），皆可谓读懂一词，而成活一片。
外交史的专题研究对从业者要求相对苛刻，不仅需要治传统文史之学的素养，同时还要对国际法、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有所体悟，而后者尤非一般史学系出身者所长。作者显然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书内有关“谈判地点”选择及其意义（69页），“国书”、“国电”的性质与用途（79、100页），均有基于国际法术语和惯例的正面解说，再结合清政府的实际外交行为及当时人的理解，更可以丈量两者间的距离。本书第三章“全权证书”一节，围绕条约批准的制度设计，指出清政府没有为全权大臣张荫桓、邵友濂准备合乎规范的全权证书，除了不熟悉国际法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不愿放权，分析尤见精辟（78—82页）。本书虽然为《马关条约》的个案研究，而眼光亦未局限于一时一地，《马关条约》与欧洲国家媾和条约先例的横向比较，尤其与同样以苛酷著称的《法兰克福条约》的对比，最足予人启发（125、230、303页）。同样在“全权证书”问题上，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明治四年（一八七一）日本政府派遣岩仓使团出使欧美，希望进行修约谈判，与张邵使团一样，也只带了国书而未准备全权证书，因而在美国吃了闭门羹，使团成员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不得不返国办理证书。而过了十几年，已经轮到伊藤就全权问题来教训清政府。光绪十年（一八八四）朝鲜甲申事变起，伊藤以全权大使身份来天津与李鸿章谈判，要求互换全权证书，面对李鸿章出示的敕谕，他指摘其中只规定了“商议事务”而没有说明签约画押之权，这些情形，一如十年后广岛的那一幕。所不同者，当时日本并未挟有战胜国的威势，而且伊藤是客非主，故当李鸿章保证自己确有全权之后，伊藤同意继续谈判，证书一节便被轻轻揭过了（84页）。正因有此纵向贯通的视野，本书讨论史事时，比较少那种就事论事的局促感，作者能够看到“天津谈判犹如广岛谈判的预演”，清政府不愿授予臣下全权的心态前后如一，“全权证书”与国际法的抵牾亦如是，而在国力一消一长之后，清政府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84—85页）。同样的发散性的比较视野，也体现在对“德璀琳出使”的观察上，揭出它延续了此前清政府议和的特殊做法，“即派遣地位较低的非正式使者先行投石问路，与对方接头之后，再行派遣大员进行正式谈判”。鸦片战争期间这一手法已被广为运用，即一般大员常把交涉事务借重微员，最典型的是张喜以伊里布的一介家仆，居然促成了浙江停战的达成与《南京条约》的签订;至中法战争时，停战条约由海关税务司金登干赴法签订，《中法简明条约》签字的则是德璀琳，他们的地位虽不能与张喜之流同日而语，但身为洋员客卿，在清政府中依然处于边缘地位（102页）。像这些案例，绝不是国际交涉的常态，而经整理并排放在一起时，则有助于理解与把握清政府外交的特色，可能恰在于其非制度化的一面。 本书的研究，如同历史中的交兵交涉，竭力贯彻知彼知己的宗旨，落实在效果上，也相当不错。书中对中、日两方外交都有检讨，而不至于片面说教，人云亦云。在李鸿章和清政府一面，谈判过程中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低估了电报密码的重要性。由于战前电码已被日方破译，谈判期间李鸿章与国内的往来“密电”完全是公开的秘密，由此日方把中方的底牌看得一清二楚，这对谈判的影响无可估量。二是没有利用刺杀事件向日方施加压力。李鸿章对自己被刺的反应只是愤怒和羞愧，清政府也同样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外交意义。结果，中方完全没有运用这一天降良机要挟日方，只是被动地接受日方在停战问题上做出的有限让步，待到谈判重新开始，日方已经通过成功的危机公关化解了列强的恶感，并了解到中方无意就此做文章，于是在谈判桌上又恢复了肆无忌惮的姿态（230页）。在日本一面，作者亦能由人及事，平情考量，并有所评判：“日方的外交也绝不能说是出色的。伊藤和陆奥在谈判桌上做到了十二分的锱铢必较，对外部环境的观察却显得粗枝大叶。条约虽然如日方的意愿签订，但埋下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伏笔。过犹不及，一流的外交家不会如此行事。”（231页）进而，由中日关系史涉入至日本史研究的脉络，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信夫清三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日清战争：政治外交的观察》一书中提出“二重外交”说，他由同时代外务省与军部的尖锐对立，回溯至甲午战时的日本外交，认为当时已有这样的“二重外交”：军事当局的外交比外务省的外交更加强硬。本书作者对这一观点产生的语境非常敏感，“建立在对时局的思考之上，甚至令人觉得有点借古讽今的味道”，继而由此反观甲午时期日本外交当事人的直接史料，揭示出另一种“二重外交”—外交官反而比军人更强硬，然后做出判断：“外交家的对外眼光反而不如军人，这是陆奥的一大失误。”（207—208页）
对治史学者而言，“研究历史”与“写历史”，原为一事，但在今天，实已被生生打成两橛，且有愈演而愈乖离之势。而本书史论结合，较少生硬刻意，有感而发的部分，总体来说，比较节制。傅斯年尝以文学史写作为例，谈史料考证与史书写作的关系，其基调迥异于我们一般熟知的他的史料学观点：“写文学史当无异于写音乐史或绘画史，所要写的题目是艺术，艺术不是一件可以略去感情的东西，而写一部的史，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设施的根基，所用的材料可靠，所谈的人和物有个客观的真实，然后可得真知识。把感情寄托在真知识上，然后是有着落的感情……希望诸君能发乎考证，止乎欣感，以语学始，以波涛动荡止。”（《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一二年版） “发乎考证，止乎欣感”，当然是一种化境，但值得著史者去追求。
（《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吉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