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假如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你站在哪一方？”在中国待了8年的日本人加藤嘉一，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面对这个问题了。2011年8月23日晚，广州华乐路唐宁书店二层的昏黄灯光下，一个“90后”女读者向加藤嘉一提出一个敏感话题。
“我只回答两句话：第一，我是日本人；第二，我永远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说完，全场安静了大约三四秒钟，此后就响起了掌声。
书店拥挤的空间里站满了百余位读者，基本都是“80后”、“90后”，无论他们是否真的懂得何为“国家利益”，但他们并不吝惜将掌声献给这个敢于言说“永远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日本人。
“我是日本人”
然而就在今年7月的香港书展上，加藤嘉一高调地宣传他的繁体字版新书《爱国贼》，此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中国内地出版。
那么，“爱国”和“永远为国家利益服务”有什么区别呢？
他在该书中写道：“日本人不可能那么轻易放弃自己的国籍，因为你换国籍，本身意味着对自己和祖国的背叛。”
他如此高调地强调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也给他带来了麻烦，自从他给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写专栏以来，他的电子邮箱地址就附在每篇文后，结果，他每天平均都会收到将近300封邮件，“90%以上都是骂我的”，也有理性探讨的邮件，加藤嘉一觉得这些可以让他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心态机制。
无论面对怎样的指责和谩骂，他总是很沉得住气，就像他在演讲时经常安抚台下听众时说的：“别激动。”
他俘获了年轻人的心
如今在日本书店的显眼位置上，都可以看到加藤嘉一新书的日文版，以及印有如此句子的宣传海报：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却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最有名气的日本人其实是AV女优苍井空，他曾经开玩笑地说，日本的很多对华政策，应该让苍井空来宣传，那至少一半的人（男人）就会闭嘴了。他的观点几乎和日本主流媒体不谋而合，日本公立电视台NHK旗下的面对中国读者的中文电子杂志《新鲜日本》就请来了苍井空作为封面人物。
从这个玩笑中可以看到加藤嘉一的观点：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如何用那些接受度最好、影响力最广、亲和力最高的方式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取得他们的接受，加藤嘉一做到了。他在中国高校的巡回演讲，更是让他写作的《中国的逻辑》一书顺利地登上了畅销书榜。截至本刊记者发稿时，他的新浪微博粉丝有77万，尽管他只发了789条微博。
他已经被接受，无论在唐宁书店还是广州南国书香节的演讲现场，“80后”、“90后”成了他读者群的基本构成，加藤嘉一英俊的外表、高大的身材和从容的笑脸，让很多读者不但觉得他是畅销书作家，还是自己眼中的明星和偶像。
一个广州执信中学的学生，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中为加藤嘉一辩护道：“老爸说加藤嘉一的书在批评中国人的素质低下，但我不这么认为！他仅仅是在很客观地分析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多排队拿到加藤嘉一亲笔签名新书的80、90后读者，都会在自己的微博上拍照“秀”一下；在唐宁书店的演讲现场，本刊记者身旁的一位中学生就一边听，一边把精彩的句子发在自己班级的QQ群中，并且炫耀地说：我见到加藤嘉一了。
女粉丝在百度贴吧“加藤嘉一吧”中写道：“加藤君太令我佩服了！同样是青年，差别太大了！相当理性，文质彬彬，分析力、承受能力太强了！智商、情商、逆境商都高啊，不愧是金牛座的榜样！”
对于加藤嘉一的质疑声音也从未停止。曾写作《歌舞伎町案内人》、《日本有病》等书的旅日华人李小牧，在日文版的《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指责加藤嘉一“在中国就说日本的坏话”，李小牧写道：“年纪轻轻的日本人单枪匹马在中国打拼，要取得这样的成功肯定吃了不少苦吧。但这并不等于你就可以利用日本，利用日本人。你很了解中国一般读者的心理，他们喜欢听日本的坏话。不过，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就觉察到了这种欺瞒性。新浪微博上有人指出了这个问题，你应该也有所觉察，但你却装着不知道。”
对此，加藤嘉一并未回应。
穷孩子的“政治家梦”
2005年4月10日，加藤嘉一清晰地记得，那是他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媒体上，凤凰卫视台由胡一虎主持的新闻节目《全球连线》，请身在北京的加藤嘉一分析当时中国的反日游行示威。
胡一虎问：你觉得责任在中国还是日本？加藤嘉一忽然顿住了，因为这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无论选哪个后果都是毁灭性的。他巧妙地化解了这个问题，说中日之间应该跨越历史障碍，保持理智的关系。
那时，很少有人知道他生于1984年，是个十足的日本80后。13岁时，父亲破产被黑帮逼债，他经常作为家庭的代表和黑帮谈判，那些人会对他拳打脚踢，甚至他的脖颈部位至今还留有被打火机烧伤的痕迹，但他从不还手，“因为我们欠了债，这是基本礼仪”。
此后，加藤嘉一一家不断地为了躲债而迁移，4年中搬家20多次。但父亲的经济状况并未好转，所以加藤嘉一开始早上3点半起床送报纸，送完回家吃饭后继续去上学。“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加藤嘉一一家还住过日本的“廉租房”，“三室一厅，月租折合人民币大概2000元，那在日本是非常便宜的房子，而且地理位置还不错。”
他考上了日本最好，甚至也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东京大学法学部，但他在那里结识了一位来自北大的老师，所以在完全不识中文的情况下，他从东京大学退学，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就读。
很多人以为加藤嘉一来北大是源于北大的名声，但显然东京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比北大更靠前，加藤嘉一坦言，来北大是因为有奖学金，这样省下的钱就可以帮助弟弟妹妹读大学。刚来到北大时，他身无分文，怎么办？他想到了北大对面的肯德基，在那里打工，每小时赚8块钱，还供饭，这就是他在中国的“第一桶金”。
加藤嘉一2003年来到北大，2005年在《全球连线》节目中出镜走红，此后，《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邀请他开设专栏，他也经常出现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或是中央电视台的《每日关注》等节目中，以一个日本在华留学生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和中日关系。他还连续出版了《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中国的逻辑》等6本书。
可能是有过少年时面对黑帮的经历，他还在中日合拍电视剧《滴泪痣》中演了一名黑帮成员，给了黄圣依一巴掌。
加藤嘉一在中国的生活状态，可以用“孤独”来形容。他不玩游戏，不去酒吧，不交女朋友，几乎没有娱乐，每天就是读书、写作，然后结交一些中国的精英人士，要么行走于中国城市之间，了解这个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
“本来我住在北大，但是我发现那样我根本没法看书，因为总有人来找我，所以我就每月花2000元去校外租了房子，这样，每天在地铁上的3个小时我就可以专心看书了。”加藤嘉一说，他身边的北大中国同学都在忙着“找工作、找房子、找对象”，“大家都太忙了，‘忙’字怎么写，‘心’和‘亡’，忙就是心死啊。所以很多人都不太关心国家或者社会问题，因为太忙了，幸好有微博。”在他看来，中国政府也是世界上最忙的政府，他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官员吃过饭，加藤嘉一觉得他们都很急，“我总是对日本人说，别以为中国政府什么都不做，他们做的非常多。”
而且他发现，北大的同学毕业后去了世界500强的外企，可是他们却不看书了，“他们更爱买时尚杂志了，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但是很少看书了。”
加藤嘉一也很忙，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在演讲中，由于缺乏睡眠而浮现的眼袋和疲惫挂在他的脸上，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思维能力和敏捷度。在听到每个问题不超过3秒钟之后，他就可以明确地告诉提问者：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几点：第一、第二、第三……
他最崇拜的政治人物是奥巴马。“开放的思想、清晰的头脑和帅气的外表，他都具有，我也基本具备，但还在提升中。”他想做一个奥巴马一样来自草根阶层的政治家，所以在来到中国8年之后，他已经在考虑前往美国，把每个重要国家都经历一遍。
通过跑步了解中国
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大接见了作为留学生代表的加藤嘉一。这个画面在日本电视台播出时曾经引发电视机前的惊叹声一片。
加藤嘉一觉得中国人都很适合做记者，“因为他们对什么都怀疑”。有一次，加藤嘉一回到日本，去外务省（外交部）去见一名官员，门卫只问了句“您是加藤先生吗”，就放他进去了，入住酒店也是，只问了句“您是加藤先生吗”，连身份证件都不看，这让他感到很震惊，“日本人对什么都很信任”。日本政界在就对华政策等问题做决策咨询时，加藤嘉一也作为青年代表出席了，他成了日本人眼中最了解中国的人。
而在中国，这位被胡锦涛主席接见的日本留学生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某日，他写了一篇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第二日，中央办公厅领导就通过电话找到加藤嘉一，想听取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加藤嘉一觉得十分惊讶，“如此开放的政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如此重视一个留学生的意见。”
加藤嘉一甚至成了日本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特殊渠道。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中，加藤嘉一的身份是“在中国最有名气的日本新闻工作者”。在原NHK著名主持人池上彰主持的一档时事论坛节目中，加藤嘉一作为“了解中国的人”侃侃而谈，他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公共视野中看似很强悍，但生活中人很温厚。很多看过那期节目的人都觉得，那是日本电视节目中出现过的对中国最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出自加藤嘉一之口。
如今的加藤嘉一，把几大本中日两国政商精英人士的名片锁在自己的柜子里，这是他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日本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就赞赏加藤嘉一“将来可以做日本的外交大臣（外交部长）”。
那么，加藤嘉一是如何了解中国的呢？
来到广州，加藤嘉一就会到珠江边跑步，和随处可见的大爷、大妈聊天，跑步、聊天的方式几乎被他推广到了每一个他去过的中国城市。加藤嘉一到深圳时，在街上随机问了100个人：你是深圳人吗？结果，没有一个人回答说：我是深圳人。加藤嘉一由此觉得，这座移民城市的归属感还并未真正深入人心。
加藤嘉一对于中国同龄人的弱点也了如指掌。“中国大学生总有一种乌托邦式的逻辑，所以一旦遇上工作环境不佳、同事不好相处、领导要求苛刻，他们就立刻辞职不做。”在加藤嘉一眼里中国大学生缺乏生存和社交能力。
他说：“我们读大学无非就是寻找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弄清自己跟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麦当劳打工比去高盛实习实用多了。”他也对中国学生优点赞赏有加。“中国学生的英语太好了，我经常以此来批评日本学生。”
至于中国的80、90后把自己视作明星和偶像，加藤嘉一对此的认识异常清醒：“我喜欢和中国的80、90后打交道，并非因为同龄人好沟通，而是因为他们是中国的未来，当80后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时，中国的变化会很大。”
加藤嘉一曾犹豫是否要接受时尚杂志的专访，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搞时政的，完全不时尚，但是考虑到可以让自己过于严肃的形象得到缓和，他还是答应了。
同样是讲“维护国家利益”，为何日本人加藤嘉一比中国的“爱国愤青”得到了更多中国80、90后的支持和追捧呢，这也许就是他的“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的哲学吧。
“我只回答两句话：第一，我是日本人；第二，我永远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说完，全场安静了大约三四秒钟，此后就响起了掌声。
书店拥挤的空间里站满了百余位读者，基本都是“80后”、“90后”，无论他们是否真的懂得何为“国家利益”，但他们并不吝惜将掌声献给这个敢于言说“永远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日本人。
“我是日本人”
然而就在今年7月的香港书展上，加藤嘉一高调地宣传他的繁体字版新书《爱国贼》，此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中国内地出版。
那么，“爱国”和“永远为国家利益服务”有什么区别呢？
他在该书中写道：“日本人不可能那么轻易放弃自己的国籍，因为你换国籍，本身意味着对自己和祖国的背叛。”
他如此高调地强调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也给他带来了麻烦，自从他给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写专栏以来，他的电子邮箱地址就附在每篇文后，结果，他每天平均都会收到将近300封邮件，“90%以上都是骂我的”，也有理性探讨的邮件，加藤嘉一觉得这些可以让他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心态机制。
无论面对怎样的指责和谩骂，他总是很沉得住气，就像他在演讲时经常安抚台下听众时说的：“别激动。”
他俘获了年轻人的心
如今在日本书店的显眼位置上，都可以看到加藤嘉一新书的日文版，以及印有如此句子的宣传海报：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却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最有名气的日本人其实是AV女优苍井空，他曾经开玩笑地说，日本的很多对华政策，应该让苍井空来宣传，那至少一半的人（男人）就会闭嘴了。他的观点几乎和日本主流媒体不谋而合，日本公立电视台NHK旗下的面对中国读者的中文电子杂志《新鲜日本》就请来了苍井空作为封面人物。
从这个玩笑中可以看到加藤嘉一的观点：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如何用那些接受度最好、影响力最广、亲和力最高的方式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取得他们的接受，加藤嘉一做到了。他在中国高校的巡回演讲，更是让他写作的《中国的逻辑》一书顺利地登上了畅销书榜。截至本刊记者发稿时，他的新浪微博粉丝有77万，尽管他只发了789条微博。
他已经被接受，无论在唐宁书店还是广州南国书香节的演讲现场，“80后”、“90后”成了他读者群的基本构成，加藤嘉一英俊的外表、高大的身材和从容的笑脸，让很多读者不但觉得他是畅销书作家，还是自己眼中的明星和偶像。
一个广州执信中学的学生，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中为加藤嘉一辩护道：“老爸说加藤嘉一的书在批评中国人的素质低下，但我不这么认为！他仅仅是在很客观地分析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多排队拿到加藤嘉一亲笔签名新书的80、90后读者，都会在自己的微博上拍照“秀”一下；在唐宁书店的演讲现场，本刊记者身旁的一位中学生就一边听，一边把精彩的句子发在自己班级的QQ群中，并且炫耀地说：我见到加藤嘉一了。
女粉丝在百度贴吧“加藤嘉一吧”中写道：“加藤君太令我佩服了！同样是青年，差别太大了！相当理性，文质彬彬，分析力、承受能力太强了！智商、情商、逆境商都高啊，不愧是金牛座的榜样！”
对于加藤嘉一的质疑声音也从未停止。曾写作《歌舞伎町案内人》、《日本有病》等书的旅日华人李小牧，在日文版的《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指责加藤嘉一“在中国就说日本的坏话”，李小牧写道：“年纪轻轻的日本人单枪匹马在中国打拼，要取得这样的成功肯定吃了不少苦吧。但这并不等于你就可以利用日本，利用日本人。你很了解中国一般读者的心理，他们喜欢听日本的坏话。不过，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就觉察到了这种欺瞒性。新浪微博上有人指出了这个问题，你应该也有所觉察，但你却装着不知道。”
对此，加藤嘉一并未回应。
穷孩子的“政治家梦”
2005年4月10日，加藤嘉一清晰地记得，那是他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媒体上，凤凰卫视台由胡一虎主持的新闻节目《全球连线》，请身在北京的加藤嘉一分析当时中国的反日游行示威。
胡一虎问：你觉得责任在中国还是日本？加藤嘉一忽然顿住了，因为这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无论选哪个后果都是毁灭性的。他巧妙地化解了这个问题，说中日之间应该跨越历史障碍，保持理智的关系。
那时，很少有人知道他生于1984年，是个十足的日本80后。13岁时，父亲破产被黑帮逼债，他经常作为家庭的代表和黑帮谈判，那些人会对他拳打脚踢，甚至他的脖颈部位至今还留有被打火机烧伤的痕迹，但他从不还手，“因为我们欠了债，这是基本礼仪”。
此后，加藤嘉一一家不断地为了躲债而迁移，4年中搬家20多次。但父亲的经济状况并未好转，所以加藤嘉一开始早上3点半起床送报纸，送完回家吃饭后继续去上学。“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加藤嘉一一家还住过日本的“廉租房”，“三室一厅，月租折合人民币大概2000元，那在日本是非常便宜的房子，而且地理位置还不错。”
他考上了日本最好，甚至也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东京大学法学部，但他在那里结识了一位来自北大的老师，所以在完全不识中文的情况下，他从东京大学退学，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就读。
很多人以为加藤嘉一来北大是源于北大的名声，但显然东京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比北大更靠前，加藤嘉一坦言，来北大是因为有奖学金，这样省下的钱就可以帮助弟弟妹妹读大学。刚来到北大时，他身无分文，怎么办？他想到了北大对面的肯德基，在那里打工，每小时赚8块钱，还供饭，这就是他在中国的“第一桶金”。
加藤嘉一2003年来到北大，2005年在《全球连线》节目中出镜走红，此后，《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邀请他开设专栏，他也经常出现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或是中央电视台的《每日关注》等节目中，以一个日本在华留学生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和中日关系。他还连续出版了《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中国的逻辑》等6本书。
可能是有过少年时面对黑帮的经历，他还在中日合拍电视剧《滴泪痣》中演了一名黑帮成员，给了黄圣依一巴掌。
加藤嘉一在中国的生活状态，可以用“孤独”来形容。他不玩游戏，不去酒吧，不交女朋友，几乎没有娱乐，每天就是读书、写作，然后结交一些中国的精英人士，要么行走于中国城市之间，了解这个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
“本来我住在北大，但是我发现那样我根本没法看书，因为总有人来找我，所以我就每月花2000元去校外租了房子，这样，每天在地铁上的3个小时我就可以专心看书了。”加藤嘉一说，他身边的北大中国同学都在忙着“找工作、找房子、找对象”，“大家都太忙了，‘忙’字怎么写，‘心’和‘亡’，忙就是心死啊。所以很多人都不太关心国家或者社会问题，因为太忙了，幸好有微博。”在他看来，中国政府也是世界上最忙的政府，他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官员吃过饭，加藤嘉一觉得他们都很急，“我总是对日本人说，别以为中国政府什么都不做，他们做的非常多。”
而且他发现，北大的同学毕业后去了世界500强的外企，可是他们却不看书了，“他们更爱买时尚杂志了，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但是很少看书了。”
加藤嘉一也很忙，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在演讲中，由于缺乏睡眠而浮现的眼袋和疲惫挂在他的脸上，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思维能力和敏捷度。在听到每个问题不超过3秒钟之后，他就可以明确地告诉提问者：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几点：第一、第二、第三……
他最崇拜的政治人物是奥巴马。“开放的思想、清晰的头脑和帅气的外表，他都具有，我也基本具备，但还在提升中。”他想做一个奥巴马一样来自草根阶层的政治家，所以在来到中国8年之后，他已经在考虑前往美国，把每个重要国家都经历一遍。
通过跑步了解中国
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大接见了作为留学生代表的加藤嘉一。这个画面在日本电视台播出时曾经引发电视机前的惊叹声一片。
加藤嘉一觉得中国人都很适合做记者，“因为他们对什么都怀疑”。有一次，加藤嘉一回到日本，去外务省（外交部）去见一名官员，门卫只问了句“您是加藤先生吗”，就放他进去了，入住酒店也是，只问了句“您是加藤先生吗”，连身份证件都不看，这让他感到很震惊，“日本人对什么都很信任”。日本政界在就对华政策等问题做决策咨询时，加藤嘉一也作为青年代表出席了，他成了日本人眼中最了解中国的人。
而在中国，这位被胡锦涛主席接见的日本留学生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某日，他写了一篇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第二日，中央办公厅领导就通过电话找到加藤嘉一，想听取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加藤嘉一觉得十分惊讶，“如此开放的政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如此重视一个留学生的意见。”
加藤嘉一甚至成了日本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特殊渠道。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中，加藤嘉一的身份是“在中国最有名气的日本新闻工作者”。在原NHK著名主持人池上彰主持的一档时事论坛节目中，加藤嘉一作为“了解中国的人”侃侃而谈，他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公共视野中看似很强悍，但生活中人很温厚。很多看过那期节目的人都觉得，那是日本电视节目中出现过的对中国最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出自加藤嘉一之口。
如今的加藤嘉一，把几大本中日两国政商精英人士的名片锁在自己的柜子里，这是他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日本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就赞赏加藤嘉一“将来可以做日本的外交大臣（外交部长）”。
那么，加藤嘉一是如何了解中国的呢？
来到广州，加藤嘉一就会到珠江边跑步，和随处可见的大爷、大妈聊天，跑步、聊天的方式几乎被他推广到了每一个他去过的中国城市。加藤嘉一到深圳时，在街上随机问了100个人：你是深圳人吗？结果，没有一个人回答说：我是深圳人。加藤嘉一由此觉得，这座移民城市的归属感还并未真正深入人心。
加藤嘉一对于中国同龄人的弱点也了如指掌。“中国大学生总有一种乌托邦式的逻辑，所以一旦遇上工作环境不佳、同事不好相处、领导要求苛刻，他们就立刻辞职不做。”在加藤嘉一眼里中国大学生缺乏生存和社交能力。
他说：“我们读大学无非就是寻找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弄清自己跟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麦当劳打工比去高盛实习实用多了。”他也对中国学生优点赞赏有加。“中国学生的英语太好了，我经常以此来批评日本学生。”
至于中国的80、90后把自己视作明星和偶像，加藤嘉一对此的认识异常清醒：“我喜欢和中国的80、90后打交道，并非因为同龄人好沟通，而是因为他们是中国的未来，当80后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时，中国的变化会很大。”
加藤嘉一曾犹豫是否要接受时尚杂志的专访，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搞时政的，完全不时尚，但是考虑到可以让自己过于严肃的形象得到缓和，他还是答应了。
同样是讲“维护国家利益”，为何日本人加藤嘉一比中国的“爱国愤青”得到了更多中国80、90后的支持和追捧呢，这也许就是他的“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的哲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