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如果农村长期出现干部“空巢”现象，对农村党组织政治建设，农村的经济建设，人才的培养选拔，致富路的“铺设”，以及对党的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毕竟，基层民主实践如何，关乎中国未来发展。
　　
　　据10月5日《新京报》报道，江西上饶市广丰县横山镇山头村村主任夏剑波长期在外省包工程，将公章交由其父母保管，村民办事需要找其父母，并需“意思意思”才能盖章。对此，横山镇镇长俞立峰认为，“村干部平时收入低，出去赚点钱是可以理解的。”
　　村主任夏剑波长期在外省包工程，却轻而易举地连任两届村主任，“空巢”村委会和公章管理的混乱，权力的“胡来”，折射出基层权力监管的缺失。
　　然而，广丰县“村官空巢”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基层权力监管缺失只是其表，更为深层的问题是农村的“空壳化”，而其本质是农村治理结构的严重失衡。“村官空巢”现象，见证着我国农村“空壳化”的广度和深度，即从土地撂荒、教育“贫血”、文化缺失蔓延至基层政治领域……
　　
　　是什么“诱发”了“村官空巢”之症
　　曾几何时，在农村能当上村干部是何等的光荣，这意味着他的能力、水平、为人处事的本事等各个方面都是村里的“头子”，是村里的佼佼者。是党对他（她）的信任，群众的拥护的表现。年轻的村干部在搞对象、做买卖等诸多问题上都有较大的“优势”，是个非常让人羡慕的“官”，是个“好差事”。
　　虽然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但是农药、化肥等物价飙升，农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到城里“掘金”，农村出现了“空壳化”，留下老弱病残和妇孺。在老弱病残和妇孺中，小孩没有选举权，妇女和老人的民主法治意识比较淡薄，大多对村事务漠不关心。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飞跃发展，在农村，村干部的地位和吸引力渐渐消退。《广州日报》指出，目前我国因青壮年外出、家庭“空巢”化而产生的农村留守人口总量已接近1.3亿。在这种愈来愈严重的农村人口“空巢化”大背景下，出现上述村主任不在村里，“村官空巢”现象，并不让人感觉意外。毕竟，“村官”的终极身份还是农民，正值青壮年，“出去赚点钱”并非不可理解。显然，“村官空巢”现象的产生，源于物质的贫困，其直接体现于“村官”待遇低且工作任务重。那么，“村官”待遇之低究竟到何种程度？以湘西南地区为例，十年前村支书的“月薪”仅为100元，村小组长的更低至30元；十年过去，村支书的工资也仅仅涨了一倍——200元而已。基于人是理性经济人，以及在“贫穷是种羞耻”的现实环境下，倘若当“村官”无利可图，那么村级行政事务则很容易出现荒芜景象：有能力、有文化的人往往不愿意做村干部，而涌向城市“掘金”；于是，村干部则由那些能力较弱者或特殊原因不便外出的人所担任。但即便如此，留下来的这部分人也仅仅将村干部当做一项“副业”，而不必太过费心投入，甚至在一些地方，村干部流于“吃空饷”的状态。
　　至于村主任夏剑波是否也在“吃空饷”之列，不得而知。但这种“留职外出赚钱”现象，在乡村日趋“空壳化”的背景下，并不见得有多奇怪。《羊城晚报》指出，在基层生态的其他领域，比如乡村教育，此前（或现在）在很多地方，一度存在农村公办教师停薪留职前往沿海发达地区赚钱的“繁荣景象”。不难发现，其中的共性特征不外乎两点：当事人要么和上级领导关系很铁，要么用钱打点，或者两者皆有之。有此两点，也就不难理解，夏剑波即便长期在外包工程，但依然可以连任两届村主任，并作遥控指挥。
　　
　　“村官空巢”折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涣散
　　但是，就农村社会的现实生活需要来看，这种“村官空巢”现象，显然是极不合理、甚至十分危险的。村官是农村唯一由普通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的“官员”，从道理上讲，农民掌握着村官的“生杀大权”，村官应当是最值得村民信任的致富带头人，更不至于出现某些“空巢现象”，但是，报道中的上饶市横山镇山头村的村主任，不仅常年在外当包工头挣自己的钱，让村委会办公室“撂荒”，而且还把村委会的公章交由自己的父母掌管，可想而知，年过七旬的父母并不了解村里的某些事物，对来加盖公章的村民是“有好处”就盖章，没有“意思意思”踏破门槛也枉然，显然是把这枚“村大印”当成敛取好处的工具，更谈不上权力的丝毫严肃性。
　　作为农村基层组织的村委会，如果村主任也不能留在农村现场而是“挂印”而去，那么农村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公共服务保障，将从何谈起、怎样维持？要知道，在青壮年人口流失、家庭普遍“空巢化”的现实下，农村的各种社会秩序和公共服务需要，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不断增加且更显紧迫。比如留守儿童教育、留守老人赡养，农田、水利、道路等农村基础建设。
　　《广州日报》指出，继普通青壮年大量告别农村、纷纷涌向城市谋生之后，身为农村骨干精英的“村官”也弃之而去，让村委会也陷入无人值守的真空状态。无人“照管”的组织，便失去了“组织”的作用，核心战斗堡垒作用也就成了空谈。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有针对农村的好的政策、方针、措施便难以落到实处，什么计划生育、科技兴农、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工作便不能有效的开展、低保、五保、孤寡老人及其家庭等也没人组织实施照顾。这就意味着农村的许多工作陷入停顿、乃至“瘫痪”的状态。而妇女工作、共青团等工作基本上连最起码的“形式”也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党员的培养和发展工作更难于进展。县里和乡里的重要会议往往能去的是“替身”或干脆请假装病。村里缺少了“主持”人，村民便失去了主心骨和带头人，对村民的“福利”是个大损失；对党的基层政权的建设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更是“灭顶之灾”。没有“顶梁柱”房屋就要危险，没有了致富“领头羊”村民就要遭殃，党的最基层的组织就会出问题，党组织的“连续性”就会“短路”。这无疑不只是一般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危机，更是对当前整个农村社会生态秩序的一种严重警示。比如，警示了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状况的日趋“凋敝”，吸引、留住人才能力早已严重匮乏。警示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软弱、涣散——村主任甚至可以长期脱岗、私授权力。
　　此外，案件更大的警示还在于，农村社会法治基础秩序的失衡、“管理民主”的严重不到位。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被赋予三个“自我”、四个“民主”。但在广丰县山头村，“自我”早已异化为他人权力，“民主”更是被村主任家庭包办的“收礼盖章”所取代。
　　
　　防“村官空巢”需筑好制度篱笆
　　本来，鉴于先天性的城乡“剪刀差”，农村普遍没有或很少有可供分配的公共资源，基层政权亦未提供让人满意的公共品。而今，基层权力连最起码的公共职能都陷入瘫痪状态，又谈何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带领农民脱贫致富？显然，这种乱象如若得不到有效遏止，后果堪忧：村委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将日益下降，村民对村级事务漠不关心，而陷入原子状态。这就可能为基层权力家族化、宗族化甚至黑社会化提供滋生的温床。
　　要扭转和改变这一切，仅仅谴责空巢村官个人远远不够、无关宏旨，根本还在于，我们是否能从制度体制的源头，真正完善和落实农村的法治基础秩序、确保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自治和民主，强化城市对农村建设的反哺，在物质、精神、文化等各个层面，充实农村的各种社会资源配置，改变农村社会日益失血、只堪“留守”的现状。
　　“村官空巢”现象说到底是农村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病”，是基层权力瓦解的表现。村委会，是政府农村基层政权的最基本组织，也是国家政权肌体的最基本细胞，村官又是这细胞中的核心，村官空巢势意味着农村基层组织的形同虚设，更不能凝聚广大农民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家庭脱贫致富的信心，相反还会使农村农民人心涣散意志丧失。因此，要解决“村官空巢”现象，还需重建乡村社会，重构基层权力。一方面要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让更多村民可以“以地生财”，从新农村建设中得到实惠。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基层权力的监管，提高村民的权利意识，让基层权力真正为民服务。
　　“空巢”村官身后，是一个在分化中逐渐衰落的乡村社会。他们不仅被裹挟于市场经济大潮，需为稻粱而谋；同时，公权力的高度渗透，正在让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虚化，乡村管理者已不必将自身锁闭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强化监督、完善制度，减少甚至杜绝村官“空巢”现象，但只要乡村“空心化”势头不减，只要村民自治仍被行政力量所操纵，那么，乡村权力失控还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责任编辑/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