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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一直是文艺理论界讨论得比较激烈的一个话题。1996年，杨春时、宋剑华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在文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该文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性，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① 由此便引发了一场深入持久的对文论现代性的全面讨论。
一、关于现代性的内涵
2000年1月，海南大学文学院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了“现代性与文艺理论”研讨会，这次会议既是对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现代性追求的一次回顾，又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文艺理论现代性问题的一次前瞻。会议重点探讨了“现代性”这一术语的内涵。陶东风认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和历史意识，一种线形发展的时间观念与目的的历史观，可称之为“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官僚机构、粗俗的实用主义以及市侩主义。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是对它的彻底反抗。陶东风比较了西方和中国审美现代性诞生的不同条件，他认为，西方的现代性是一个自我质疑、自我反思、自我矛盾的复杂结构。一方面是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另一方面是对这个变迁塑造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在文化和审美上的批判，这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张力。但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话语中，审美现代性一直处于未展开状态。② 钱中文在《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中对现代性作了具体阐释：“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规则。”③ 钱中文认为，当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④ 杨春时在《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中指出，现代性的核心是包括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和人文主义（价值理性）的理性精神。现代性还包括反思、超越层面，即哲学、艺术等对现代性的弊端的思考、批判。现代性既包括世俗的现代性，即现代性的肯定方面，也包括超越的现代性，即现代性的否定方面。文学的现代性属于超越的现代性层面，是对现实生存不合理性的批判。文论现代性是对文学现代性的认同，是文学现代性的理论形式，它以现代的理论体系批判世俗现代性，支持文学现代性。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本质上就是对文学的非理性和超理性本质的肯定，对理性主义文学观的否定。⑤ 吴炫认为：中国文学（文艺理论）的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是中国文学（文艺理论）的独立。⑥ 朱立元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它是一个历史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现代性的内涵和外延在扩展在变化，每个时期有它的重点。在一定时期，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有对抗的一面，往往审美的现代性能调节社会现代性中负面的东西。⑦ 张清民认为，从时间的角度而言，现代性指人们所具有的一种新的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的方式，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性则是指当下社会与以往社会之间的本质和特征的差异，即意味着摆脱陈旧的事物、追求革新与进步的理性意识。就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情形而言，现代性不仅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也是一种新的审美观的选择。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应从规范性、独立性、开放性、实践性、求真性几方面来把握。⑧ 杨联芬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本原在西方，而又与西方现代性不同，在中国，现代性代表时间，更倾向于一种空间化的时间意识，就是一种文化空间的转换；代表着从社会制度、国家实力到个人生存状况、思想自由的理性形态，具有浓厚的价值理性色彩。中国现代性包含了共时与历时双重因素，而又无法忽略和排挤启蒙。⑨
二、检视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进程
余虹在《“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一文中分析了五四新文学理论那种内在政治追求和艺术现代性追求矛盾纠结中的悖论式所在，指出两种追求导致的新文学工具论和新文学自主论的话语内涵及相互冲突，它影响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及理论的发展走向，是我们深入反省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重要路标，也是我们今天及在未来世纪中必须面对的，并力求圆满解决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理论问题。⑩ 童庆炳揭示了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指出了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11} 吴兴明在《现代性：检视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一种思路》中，总结了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生成的几种体现：文学理论持续不断地先锋性植入；理论—文学语言的西语化（科学化和译体化）；文学经验的模造性；理论批评生产体制的现代建制（学科体制与发表体制）。他重点讨论了文学理论持续不断地先锋植入和文学经验的模造性，论述了20世纪中国文论移植性生成过程的三个逻辑环节：理念先行、附加与“文学”限定；新文学理论中的逻辑锁闭功能；陷入西方文论路数。从经验模造到立场危机，让我们对中国文论与文学现代性危机进行反思，并对西方二元世界之关系危机作进一步反思。{12}朱立元认为中国整个20世纪是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现代性不断获得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冲突，特别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冲突中有选择，有改造，也有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新的传统。{13} 杨飏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现代性的依据为：认同白话文传统；文学理论的科学化；个体意识与主体性追求；文论写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14} 温奉桥归纳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发展中的三次现代性转型：“五四”文学现代性规范；“本土化”现代性规范；“新时期文学”现代性规范；从文学自身发展而言，这三种现代性规范的选择，体现了不同时期中国文学发展流变过程中不断质疑、自我认同、自我选择的过程，也体现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15} 刘泰然认为，“进步与回退”、“新与旧”、“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些核心命题。{16}
三、文学理论的现代化是在古今、中外及跨学科对话中演进的
1.关于古今文论的对话。谭好哲认为，“通”是古今文论交流与对话所必要的，而“通”又要落实到“变”上，以“变”也就是新的创造为长久的“通”注入活力，生成新的内容。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或“民族性”的文论，这要求我们的文论研究必须采取一种贯通古今的大历史眼光或大中华性的眼光，在不割裂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之联系的基础上，吸取中国古文论的精华，结合新时代的文艺实际和审美需求，加以创造性地转化，在古与今的历史对话中，一方面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传统，另一方面又可促成传统的现代转型，催生新时代的理论创造力。{17} 蔡钟翔认为，应该利用古代文论中的有用成分来建构当代文艺学，应容许在古人的语言外壳中加入新的内涵。对原典的误读或别解，恰恰可以成为创造性的发展，“现代转换”是非常必要的。{18} 童庆炳则认为，可将“不用之用”与“古为今用”结合起来。建设当代文学理论，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精神“工程”，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排斥“古为今用”。中华古代文论可以提高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加强传统文化素养；同时，中华古代文论的一些概念、范畴经过我们的诠释，也可以转化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经过诠释的古代文论概念、范畴，可能已不完全是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但它的基本精神是古典所焕发出的新声。{19}蒋述卓认为，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应与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有机融合，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文学创作背景出发，对古代文论进行整理、批评、反省。{20} 陈引驰主张从古代文论得到启示，要重新研究对“主客体”的分析、创作论问题、美的问题等，建设中国自己的文论关键在于反思自身的文学观念，注重自我表达。{21} 对古代文论体系和概念范畴的整理，是古代文论研究适应现代性的内在需求，如何将自身先天的民族特色、精神方式，以另一种方式呈现于世人面前，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面临的一大挑战。
2.关于吸取西方文论及“失语”的焦虑。谭好哲认为应该吸取外国文论尤其是西方现当代文论中一切合理的有价值的成果和因素，作为自己新的营养和材料。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文艺理论研究如何在保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与追求现代性和世界范围内的话语共通性之间求得平衡，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22} 周启超认为文学理论没有国界，现代文论的国界正在消失，而在这场融汇碰撞中西方文论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23} 张德林则从全球化的视角审视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在中国文论和世界对话时，“西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的文艺理论模仿西方文论表层的形式却无法得其精髓，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产生得以直接移植西方文论的土壤。一味西化会使我们丧失中国文论自己的民族品格。中国文论界应在本国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论的实质在于重和谐、重现实，这是我国文学发展的根本所在。要建设现代性的文论就必须把研究范畴、方法以及视角的转换作为必要基础。{24} 姜文振认为，由于缺少明确的立足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现实的主体定位，而导致在继承传统某些有益成分的同时过多抛弃了文论传统，在学习借鉴西方文论优秀成果的同时出现了不加分析的搬运套用，从而出现文论的“失语”与“西方文论的独白”，出现了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丧失主体性/自主性的险情。{25} 姜文振在《“失语症”问题与中国文论传统的现代价值》中指出，由于对“失语”的忧虑而希望到古典文论传统中获取文论资源从而“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愿望虽好，却并非中国文论当代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系统已不能提供现代社会和文学变革所需要的东西，不能适应新的时代社会和文学转型发展的基本要求。{26} 丁云亮认为本土中心化情结与现代意识之间的冲突时时纠缠着中国的思想家和文论家，中国文论始终跟随着西方文化潮流，可属于中国原创性的理论几乎没有。{27}
3.关于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文艺理论的“越界”已经成为事实，如何把握当代文论自律的阈限，在理论创新中保持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学科独立性是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周宪认为，文学研究的制度化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一方面在生产专门化知识，另一方面又在培育这种知识的对象或“消费者”。作为一种自我循环的过程，文学研究的制度化在导致自律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它与广大学术圈之外的文学参与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日益脱离日常经验和日常话语，成为职业的技术话语。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反思，以便找到新的学术知识的生长点。{28} 钱中文认为文学理论要求的现代性，只能根据现代性的普遍精神，与文学理论自身呈现的现实状态，从合乎发展趋势的要求出发，给以确定。钱中文说：“当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29} 谭好哲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该在与其他文论的积极对话并迎接外来挑战中不断丰富和壮大自己，这是它得以发展的一种必要形式和推动力。文论建设的科学性，从基本的理论功能上看，是指理论观点和内容应是对于文艺事实和文艺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概括，并能够用以指导文艺实践的健康发展，能够用以解释新情况，解释新问题。是否具有认识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文艺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新的理论建构不能脱离文艺实践，而必须以文艺实践所提供的新的文艺话语、现实问题和审美境遇为立足点，为新理论内容的生长点。{30}中国的现代文论研究应走出固守本位的“学术研究”，与现实相呼应，尝试跨学科研究，文艺理论不但能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开放性中汲取有益的启示，还能使研究的视野扩大，从而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动态和变化中历久弥新。
四、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论充满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杂糅的状况，文学理论在这种状况中该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张荣翼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提倡的多元、宽容等特点对于我们的建设是相当有益的。我们应把这些积极因素融汇到现代性中去，丰富现代性，从而有力的推动我们文论的发展。后现代主义精神否定元话语，排斥绝对对立的思维模式，提倡一种怎么都行的开放态度，这些对于我们活跃和繁荣我国文艺理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31} 杨春时认为，中国文论面对的问题，一是本应先完成启蒙，构建现代文论，但这一历史进程总被社会动荡打断，在未完成的现代性中又引入了后现代和解构主义。二是现今的文学实践提不出一个中心问题。他认为解决中国文论发展的困境，归根结底就是要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发展中，确立现代性。要清除理性主义残余，确立文学的超理性（审美）本质，同时也肯定文学的感性（俗文学）和理性（严肃文学）属性，努力建构中国现代文论体系。还必须解决文学理论现代性建设与后现代理论借鉴之间的矛盾，关键是立足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建设，而不是以解构代替建构。借鉴后现代理论的合理因素消解现代性的偏执，建立健全的现代性文论。{32} 陶东风认为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可以发挥其反思中国式现代性（特别是“文革”时期达到顶峰的极权现代性）的作用。后现代的多元、宽容思想、解构宏大叙事和绝对真理的开放性，对于清理中国“文革”时期的极权式现代性意识形态是相当锐利的武器，同时也是新意识形态狂热的有益预防机制。同时还要警惕后现代主义那种极端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误区，意识到后现代主义潜藏的虚无主义、极端相对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可能使得它走向其批判的反面、变成一种新式的保守主义。{33}
近十年来有关中国文论现代性的探讨，是对现代性理论的反思、批判，是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下和现代性视野中对文学理论发展的展望。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极具挑战性的历史条件下更富生命力，文学理论的基本观念、哲学基础、思维方式、学术命题、研究范式、学术视野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多元对话使新时期的文论研究收获了思想财富，中国文论在主导多元中相互吸收，从而达到了综合创新。
注释
①杨春时、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学术月刊》1996年第12 期。
②耿占春：《全国“现代性与文艺理论”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③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④钱中文、王宁等：《99’世纪之交全国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镇江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
⑤{32}杨春时：《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
⑥{21}{23}{24}张萍、邵逸秋：《“文艺理论视野中的中国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⑦{13}朱立元等：《关于现代性与中国文学问题的讨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⑧张清民：《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⑨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⑩余虹：《“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文艺研究》2000年第1期。
{11}童庆炳：《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标志和维度》，《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2期。
{12}吴兴明：《现代性：检视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一种思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4}杨飏：《20世纪中国文论现代性的依据》，《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5}温奉桥：《王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三次现代性转型》，www.ouc.edu.cn,2005年5月8日。
{16}刘泰然：《进步与回退：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焦虑》，《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4期。
{17}{22}谭好哲、马龙潜：《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蔡钟翔：《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19}童庆炳、谢世涯、郭淑云：《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20}蒋述卓、蒋艳萍：《论王元化“综合研究法”的文化诗学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5}姜文振：《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的“自律”取向与科学化》，《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6}姜文振：《“失语症”问题与中国文论传统的现代价值》，《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2期。
{27}丁云亮：《现代性危机与文学理论科学化的前景》，《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8}郦因素：《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话题——1999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29}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和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1}张荣翼：《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33}陶东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有何用？——阿伦特引发的思考》，http://www.tecn.cn，2006年12月6日。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
一、关于现代性的内涵
2000年1月，海南大学文学院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了“现代性与文艺理论”研讨会，这次会议既是对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现代性追求的一次回顾，又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文艺理论现代性问题的一次前瞻。会议重点探讨了“现代性”这一术语的内涵。陶东风认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和历史意识，一种线形发展的时间观念与目的的历史观，可称之为“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官僚机构、粗俗的实用主义以及市侩主义。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是对它的彻底反抗。陶东风比较了西方和中国审美现代性诞生的不同条件，他认为，西方的现代性是一个自我质疑、自我反思、自我矛盾的复杂结构。一方面是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另一方面是对这个变迁塑造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在文化和审美上的批判，这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张力。但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话语中，审美现代性一直处于未展开状态。② 钱中文在《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中对现代性作了具体阐释：“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规则。”③ 钱中文认为，当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④ 杨春时在《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中指出，现代性的核心是包括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和人文主义（价值理性）的理性精神。现代性还包括反思、超越层面，即哲学、艺术等对现代性的弊端的思考、批判。现代性既包括世俗的现代性，即现代性的肯定方面，也包括超越的现代性，即现代性的否定方面。文学的现代性属于超越的现代性层面，是对现实生存不合理性的批判。文论现代性是对文学现代性的认同，是文学现代性的理论形式，它以现代的理论体系批判世俗现代性，支持文学现代性。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本质上就是对文学的非理性和超理性本质的肯定，对理性主义文学观的否定。⑤ 吴炫认为：中国文学（文艺理论）的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是中国文学（文艺理论）的独立。⑥ 朱立元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它是一个历史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现代性的内涵和外延在扩展在变化，每个时期有它的重点。在一定时期，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有对抗的一面，往往审美的现代性能调节社会现代性中负面的东西。⑦ 张清民认为，从时间的角度而言，现代性指人们所具有的一种新的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的方式，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性则是指当下社会与以往社会之间的本质和特征的差异，即意味着摆脱陈旧的事物、追求革新与进步的理性意识。就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情形而言，现代性不仅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也是一种新的审美观的选择。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应从规范性、独立性、开放性、实践性、求真性几方面来把握。⑧ 杨联芬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本原在西方，而又与西方现代性不同，在中国，现代性代表时间，更倾向于一种空间化的时间意识，就是一种文化空间的转换；代表着从社会制度、国家实力到个人生存状况、思想自由的理性形态，具有浓厚的价值理性色彩。中国现代性包含了共时与历时双重因素，而又无法忽略和排挤启蒙。⑨
二、检视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进程
余虹在《“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一文中分析了五四新文学理论那种内在政治追求和艺术现代性追求矛盾纠结中的悖论式所在，指出两种追求导致的新文学工具论和新文学自主论的话语内涵及相互冲突，它影响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及理论的发展走向，是我们深入反省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重要路标，也是我们今天及在未来世纪中必须面对的，并力求圆满解决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理论问题。⑩ 童庆炳揭示了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性转型的发生和若干表征，指出了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四个维度：文学观念的转变、文体观念的转变、批判观念的勃兴、文论话语的转变。{11} 吴兴明在《现代性：检视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一种思路》中，总结了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生成的几种体现：文学理论持续不断地先锋性植入；理论—文学语言的西语化（科学化和译体化）；文学经验的模造性；理论批评生产体制的现代建制（学科体制与发表体制）。他重点讨论了文学理论持续不断地先锋植入和文学经验的模造性，论述了20世纪中国文论移植性生成过程的三个逻辑环节：理念先行、附加与“文学”限定；新文学理论中的逻辑锁闭功能；陷入西方文论路数。从经验模造到立场危机，让我们对中国文论与文学现代性危机进行反思，并对西方二元世界之关系危机作进一步反思。{12}朱立元认为中国整个20世纪是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现代性不断获得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冲突，特别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冲突中有选择，有改造，也有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新的传统。{13} 杨飏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现代性的依据为：认同白话文传统；文学理论的科学化；个体意识与主体性追求；文论写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14} 温奉桥归纳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发展中的三次现代性转型：“五四”文学现代性规范；“本土化”现代性规范；“新时期文学”现代性规范；从文学自身发展而言，这三种现代性规范的选择，体现了不同时期中国文学发展流变过程中不断质疑、自我认同、自我选择的过程，也体现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15} 刘泰然认为，“进步与回退”、“新与旧”、“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些核心命题。{16}
三、文学理论的现代化是在古今、中外及跨学科对话中演进的
1.关于古今文论的对话。谭好哲认为，“通”是古今文论交流与对话所必要的，而“通”又要落实到“变”上，以“变”也就是新的创造为长久的“通”注入活力，生成新的内容。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或“民族性”的文论，这要求我们的文论研究必须采取一种贯通古今的大历史眼光或大中华性的眼光，在不割裂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之联系的基础上，吸取中国古文论的精华，结合新时代的文艺实际和审美需求，加以创造性地转化，在古与今的历史对话中，一方面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传统，另一方面又可促成传统的现代转型，催生新时代的理论创造力。{17} 蔡钟翔认为，应该利用古代文论中的有用成分来建构当代文艺学，应容许在古人的语言外壳中加入新的内涵。对原典的误读或别解，恰恰可以成为创造性的发展，“现代转换”是非常必要的。{18} 童庆炳则认为，可将“不用之用”与“古为今用”结合起来。建设当代文学理论，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精神“工程”，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排斥“古为今用”。中华古代文论可以提高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加强传统文化素养；同时，中华古代文论的一些概念、范畴经过我们的诠释，也可以转化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经过诠释的古代文论概念、范畴，可能已不完全是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但它的基本精神是古典所焕发出的新声。{19}蒋述卓认为，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应与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有机融合，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文学创作背景出发，对古代文论进行整理、批评、反省。{20} 陈引驰主张从古代文论得到启示，要重新研究对“主客体”的分析、创作论问题、美的问题等，建设中国自己的文论关键在于反思自身的文学观念，注重自我表达。{21} 对古代文论体系和概念范畴的整理，是古代文论研究适应现代性的内在需求，如何将自身先天的民族特色、精神方式，以另一种方式呈现于世人面前，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面临的一大挑战。
2.关于吸取西方文论及“失语”的焦虑。谭好哲认为应该吸取外国文论尤其是西方现当代文论中一切合理的有价值的成果和因素，作为自己新的营养和材料。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文艺理论研究如何在保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与追求现代性和世界范围内的话语共通性之间求得平衡，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22} 周启超认为文学理论没有国界，现代文论的国界正在消失，而在这场融汇碰撞中西方文论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23} 张德林则从全球化的视角审视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在中国文论和世界对话时，“西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的文艺理论模仿西方文论表层的形式却无法得其精髓，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产生得以直接移植西方文论的土壤。一味西化会使我们丧失中国文论自己的民族品格。中国文论界应在本国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论的实质在于重和谐、重现实，这是我国文学发展的根本所在。要建设现代性的文论就必须把研究范畴、方法以及视角的转换作为必要基础。{24} 姜文振认为，由于缺少明确的立足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现实的主体定位，而导致在继承传统某些有益成分的同时过多抛弃了文论传统，在学习借鉴西方文论优秀成果的同时出现了不加分析的搬运套用，从而出现文论的“失语”与“西方文论的独白”，出现了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丧失主体性/自主性的险情。{25} 姜文振在《“失语症”问题与中国文论传统的现代价值》中指出，由于对“失语”的忧虑而希望到古典文论传统中获取文论资源从而“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愿望虽好，却并非中国文论当代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系统已不能提供现代社会和文学变革所需要的东西，不能适应新的时代社会和文学转型发展的基本要求。{26} 丁云亮认为本土中心化情结与现代意识之间的冲突时时纠缠着中国的思想家和文论家，中国文论始终跟随着西方文化潮流，可属于中国原创性的理论几乎没有。{27}
3.关于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文艺理论的“越界”已经成为事实，如何把握当代文论自律的阈限，在理论创新中保持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学科独立性是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周宪认为，文学研究的制度化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一方面在生产专门化知识，另一方面又在培育这种知识的对象或“消费者”。作为一种自我循环的过程，文学研究的制度化在导致自律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它与广大学术圈之外的文学参与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日益脱离日常经验和日常话语，成为职业的技术话语。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反思，以便找到新的学术知识的生长点。{28} 钱中文认为文学理论要求的现代性，只能根据现代性的普遍精神，与文学理论自身呈现的现实状态，从合乎发展趋势的要求出发，给以确定。钱中文说：“当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29} 谭好哲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该在与其他文论的积极对话并迎接外来挑战中不断丰富和壮大自己，这是它得以发展的一种必要形式和推动力。文论建设的科学性，从基本的理论功能上看，是指理论观点和内容应是对于文艺事实和文艺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概括，并能够用以指导文艺实践的健康发展，能够用以解释新情况，解释新问题。是否具有认识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文艺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新的理论建构不能脱离文艺实践，而必须以文艺实践所提供的新的文艺话语、现实问题和审美境遇为立足点，为新理论内容的生长点。{30}中国的现代文论研究应走出固守本位的“学术研究”，与现实相呼应，尝试跨学科研究，文艺理论不但能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开放性中汲取有益的启示，还能使研究的视野扩大，从而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动态和变化中历久弥新。
四、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论充满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杂糅的状况，文学理论在这种状况中该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张荣翼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提倡的多元、宽容等特点对于我们的建设是相当有益的。我们应把这些积极因素融汇到现代性中去，丰富现代性，从而有力的推动我们文论的发展。后现代主义精神否定元话语，排斥绝对对立的思维模式，提倡一种怎么都行的开放态度，这些对于我们活跃和繁荣我国文艺理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31} 杨春时认为，中国文论面对的问题，一是本应先完成启蒙，构建现代文论，但这一历史进程总被社会动荡打断，在未完成的现代性中又引入了后现代和解构主义。二是现今的文学实践提不出一个中心问题。他认为解决中国文论发展的困境，归根结底就是要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发展中，确立现代性。要清除理性主义残余，确立文学的超理性（审美）本质，同时也肯定文学的感性（俗文学）和理性（严肃文学）属性，努力建构中国现代文论体系。还必须解决文学理论现代性建设与后现代理论借鉴之间的矛盾，关键是立足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建设，而不是以解构代替建构。借鉴后现代理论的合理因素消解现代性的偏执，建立健全的现代性文论。{32} 陶东风认为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可以发挥其反思中国式现代性（特别是“文革”时期达到顶峰的极权现代性）的作用。后现代的多元、宽容思想、解构宏大叙事和绝对真理的开放性，对于清理中国“文革”时期的极权式现代性意识形态是相当锐利的武器，同时也是新意识形态狂热的有益预防机制。同时还要警惕后现代主义那种极端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误区，意识到后现代主义潜藏的虚无主义、极端相对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可能使得它走向其批判的反面、变成一种新式的保守主义。{33}
近十年来有关中国文论现代性的探讨，是对现代性理论的反思、批判，是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下和现代性视野中对文学理论发展的展望。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极具挑战性的历史条件下更富生命力，文学理论的基本观念、哲学基础、思维方式、学术命题、研究范式、学术视野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多元对话使新时期的文论研究收获了思想财富，中国文论在主导多元中相互吸收，从而达到了综合创新。
注释
①杨春时、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学术月刊》1996年第12 期。
②耿占春：《全国“现代性与文艺理论”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③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④钱中文、王宁等：《99’世纪之交全国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镇江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
⑤{32}杨春时：《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
⑥{21}{23}{24}张萍、邵逸秋：《“文艺理论视野中的中国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⑦{13}朱立元等：《关于现代性与中国文学问题的讨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⑧张清民：《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⑨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⑩余虹：《“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文艺研究》2000年第1期。
{11}童庆炳：《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标志和维度》，《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2期。
{12}吴兴明：《现代性：检视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一种思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4}杨飏：《20世纪中国文论现代性的依据》，《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5}温奉桥：《王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三次现代性转型》，www.ouc.edu.cn,2005年5月8日。
{16}刘泰然：《进步与回退：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焦虑》，《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4期。
{17}{22}谭好哲、马龙潜：《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蔡钟翔：《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19}童庆炳、谢世涯、郭淑云：《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20}蒋述卓、蒋艳萍：《论王元化“综合研究法”的文化诗学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5}姜文振：《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的“自律”取向与科学化》，《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6}姜文振：《“失语症”问题与中国文论传统的现代价值》，《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2期。
{27}丁云亮：《现代性危机与文学理论科学化的前景》，《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8}郦因素：《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话题——1999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29}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和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1}张荣翼：《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33}陶东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有何用？——阿伦特引发的思考》，http://www.tecn.cn，2006年12月6日。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