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来秋去，日月穿梭，屈指一算，我与《故事会》结缘，已整整52个年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我不仅从一个乡下毛头小伙子，变成两鬓斑白的古稀老人，也与《故事会》编辑部结下了不离不弃的故事情缘。
　　那还是1964年5月，油菜花开，麦儿抽穗。我的处女作《说嘴媒人》刚在《故事会》上发表，又接到了编辑部的通知，要我去编辑部修改新作《种子迷》。我怀着既激动又紧张的心情，踏进《故事会》编辑部大门。当年我只有24岁，穿的是土得不能再土的毛蓝布格子衣衫，脚上穿了双布鞋，连袜子都没有穿，手里拎一只装衣物的麻袋。传达室误以为我是拾荒的，拦在门口不让进。我拿出编辑部的通知单，他们又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仍不放心地打电话让编辑部派人来门口接。
　　接待我的是责任编辑李中法老师，瘦长的身材，戴了一副眼镜，说话轻声轻气，既有知识分子的清雅，又有热情和风度。他知道一个乡下放牛娃初到上海会遇到许多不便，就亲自陪我到以前只有大作家才能入住的作家招待所安排住宿，又教我如何使用卫生间的抽水马桶，如何使用淋浴器等，一切安排妥当后，天色已晚，他让我准备准备，第二天去编辑部讲故事。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赶到编辑部，经介绍，认识了顾伦、钱舜娟、周月华、顾乃晴等编辑，并用金山方言讲述了故事《种子迷》及创作经过。讲完后，我就像个赶考的孩子，紧张地等待老师们的评判。老师们在肯定的基础上，热情地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我整整记录了一大张纸。最后，李老师让我回招待所修改。我熬了一个通宵，按老师们的意见一一作了修改，并工工整整地重新誊写一遍。当我把最后一个字写好，已是第二天八点多了。我赶去编辑部，恭恭敬敬地把稿子交到李老师手里。李老师看了，夸我改得好，并让我赶紧休息，下午打算陪我去城隍庙白相。因春耕大忙就要开始，我家自留地的秧板还未做，急着要赶回去，所以婉谢了他的好意，匆匆地赶回了家。
　　第一次与《故事会》编辑部的老师们接触，我感觉用四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温暖、亲切”。为了报答《故事会》编辑部老师们对我的关怀，我又把我发小成长的事加工成《突击队里的故事》（《故事会》发表时改名为《范龙进队》），寄给了李老师。想不到只隔了半个月，就接到了录用通知，李老师还特地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到我家，与我彻夜长谈修改意见。我热情地接待了他，在讨论稿子之余，陪他去海边玩耍，与他一起拾黄泥螺，捉鱼虾，品尝大城市难以品尝到的最新鲜的海鲜……
　　那一年，我在《故事会》上发了三篇故事，正当我创作进入旺盛期的时候，无情的“文革”开始了。据说李中法老师受到了冲击，我也被造反派冠以“山阳公社文艺黑线总代表”，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击。从此，我与李老师失去了一切联系。到后来，我再去《故事会》编辑部时，不知是什么原因，李老师已不在编辑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