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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没什么行业规范。本身这个生态也不是很良性,不是很健康,各种渠道都不是很健全。在这种一片混乱的状态下,还想做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肯定不是很容易。
由于工作的原因,原本学国画的付晓东不断吸收着美术史方面的知识,自从策划了第一个展后她便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益于艺术家的工作,并走上了这条路。空间站的开设也与自己的策展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里她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化,为实验项目提供支持。
《颂雅风·艺术月刊》(以下简称《颂雅风》):从什么时候开始转走策展人这条路的,你大学学的是国画。
付晓东(以下简称付):毕业之后,我一边在国画系教实验水墨的课程,一边在鲁美的学报《美苑》杂志做编辑。2004年开始策划了两个油画系的毕业生在学院的美术馆的一个展览。再后来是2006年在站台中国策划“上房抽梯”,东北的新一代艺术家,包括李大方、秦琪、王宁德、贾霭利等。还有给空白空间策划的“柳暗花明——当代艺术中的后传统现象”,里面有艾未未、耿建翌、洪磊、沈少民、阳江组等。
《艺术月刊》:空间的开设与自己的策展有很大的关系?
付:对,也是延续我之前的工作。在大的机构里每个人只是大的齿轮上的一个环节,不见得能够充分实施自己的想法,小的空间可以更加充分的个人化。当代艺术的探索本身也是依靠绝对的个人化,才能得以实现出来的。
《艺术月刊》:最早接触到画廊这个行业的时候,觉得本土画廊的处境是怎样的呢?
付:本土比较缺少的正是比较健康和良性的生态环境,这可能还需要时间来建立。
《艺术月刊》:大概从哪一年开始收支平衡?
付:第二年,还真没一直亏着。头一年我们做的装置、影像特别多。在我的认识里,装置和影像全部都应该是能卖钱的,实践起来并不是卖得特别好。所以第二年增加了绘画的比例,然后就可以平衡了。
空间站做得装置和影像还是有比较高的学术质量和实验性,但当时对市场的情况并没什么判断。我就是想把空间站打造成为一个收支平衡的地儿,自己能转起来,赚的钱可以养活自己就好。
《艺术月刊》:实验项目的比例会控制在多少?
付:我们还会保持每年会有几个实验性的项目,比如去年的“未知博物馆”,包括“双飞小组”,我们也愿意在更多的空间站以外的项目中推进他们的实践。要促进这个生态的建设和发展,让新的、有活力的艺术现象生产呈现出来,这也是我们小机构的意义所在。大画廊的体制更加严格,成本也很高,必须遵循商业逻辑,很难做系统之外的事儿。
《艺术月刊》:空间站发现的一些艺术家过了一段时间后会被大画廊签走,这对咱们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付:那是肯定的。在西方是有保护小的私营企业的法律,限制大的企业独家垄断。他们反对大企业无限制的掠夺资源,这样会造成对业态多样性的伤害。换句话说,大画廊吞并小画廊的资源,很容易导致小画廊无法生存。这当然是很恶劣的生存环境,但是中国没有法律的保护,国内就是丛林状态,弱肉强食。行业也不健全,也没什么保护。
《艺术月刊》:作为一个画廊的经营者,您觉得最不容易的是?
付:主要是没什么行业规范。本身这个生态也不是很良性,不是很健康,各种渠道都不是很健全。在这种一片混乱的状态下,还想做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肯定不是很容易。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什么平台来帮助你,你全靠自己做一件好事还要抵御所有的侵害。
由于工作的原因,原本学国画的付晓东不断吸收着美术史方面的知识,自从策划了第一个展后她便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益于艺术家的工作,并走上了这条路。空间站的开设也与自己的策展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里她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化,为实验项目提供支持。
《颂雅风·艺术月刊》(以下简称《颂雅风》):从什么时候开始转走策展人这条路的,你大学学的是国画。
付晓东(以下简称付):毕业之后,我一边在国画系教实验水墨的课程,一边在鲁美的学报《美苑》杂志做编辑。2004年开始策划了两个油画系的毕业生在学院的美术馆的一个展览。再后来是2006年在站台中国策划“上房抽梯”,东北的新一代艺术家,包括李大方、秦琪、王宁德、贾霭利等。还有给空白空间策划的“柳暗花明——当代艺术中的后传统现象”,里面有艾未未、耿建翌、洪磊、沈少民、阳江组等。
《艺术月刊》:空间的开设与自己的策展有很大的关系?
付:对,也是延续我之前的工作。在大的机构里每个人只是大的齿轮上的一个环节,不见得能够充分实施自己的想法,小的空间可以更加充分的个人化。当代艺术的探索本身也是依靠绝对的个人化,才能得以实现出来的。
《艺术月刊》:最早接触到画廊这个行业的时候,觉得本土画廊的处境是怎样的呢?
付:本土比较缺少的正是比较健康和良性的生态环境,这可能还需要时间来建立。
《艺术月刊》:大概从哪一年开始收支平衡?
付:第二年,还真没一直亏着。头一年我们做的装置、影像特别多。在我的认识里,装置和影像全部都应该是能卖钱的,实践起来并不是卖得特别好。所以第二年增加了绘画的比例,然后就可以平衡了。
空间站做得装置和影像还是有比较高的学术质量和实验性,但当时对市场的情况并没什么判断。我就是想把空间站打造成为一个收支平衡的地儿,自己能转起来,赚的钱可以养活自己就好。
《艺术月刊》:实验项目的比例会控制在多少?
付:我们还会保持每年会有几个实验性的项目,比如去年的“未知博物馆”,包括“双飞小组”,我们也愿意在更多的空间站以外的项目中推进他们的实践。要促进这个生态的建设和发展,让新的、有活力的艺术现象生产呈现出来,这也是我们小机构的意义所在。大画廊的体制更加严格,成本也很高,必须遵循商业逻辑,很难做系统之外的事儿。
《艺术月刊》:空间站发现的一些艺术家过了一段时间后会被大画廊签走,这对咱们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付:那是肯定的。在西方是有保护小的私营企业的法律,限制大的企业独家垄断。他们反对大企业无限制的掠夺资源,这样会造成对业态多样性的伤害。换句话说,大画廊吞并小画廊的资源,很容易导致小画廊无法生存。这当然是很恶劣的生存环境,但是中国没有法律的保护,国内就是丛林状态,弱肉强食。行业也不健全,也没什么保护。
《艺术月刊》:作为一个画廊的经营者,您觉得最不容易的是?
付:主要是没什么行业规范。本身这个生态也不是很良性,不是很健康,各种渠道都不是很健全。在这种一片混乱的状态下,还想做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肯定不是很容易。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什么平台来帮助你,你全靠自己做一件好事还要抵御所有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