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自从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应苏联共青团中央的要求，我国共青团中央决定，每年选派一批在职团干部中的“精兵强将”，到苏联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这个项目获得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从1951年到1956年共派了六批，计153人。
　　在我国学子到前苏联留学的众多学校中，一个学校153人并不算多，然而，只要在老一辈留学人员中提到苏联中央团校，却是响当当的一个名字。
　　为什么呢？因为这不仅是前所未有的团干部集体出国留学，还因为从苏联中央团校中走出来了一个日后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及一批担任国家和各地的重要职务的人员。以下就是他们中的一些：
　　一期的田曾佩回国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二期的陈民选担任解放军体育学院政委；三期的周文华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李彦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四期的钱其琛担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汪家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吴木担任北京市委党校校长；五期的李立功担任山西省委书记,……。
　　虽然这些人担任重要职务并不完全归功于苏联中央团校，但是他们在苏联中央团校刻苦攻读马列主义理论，毕竟打下了很重要的烙印，在他们的一生中是应该记下这一笔的。
　　苏联共青团中央团校，是前苏联第一流的党校性质的学校，主要讲授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跟苏共中央党校的课程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团校根据兄弟国家团干部的需要，加设了共青团、少先队工作，团队报刊建设的课程；还增加了苏联历史、地理、宪法、俄罗斯文学、俄文等课程。讲课的人都是苏联一流的教授和学者，水平相当高。例如讲哲学的是柯罗尼斯基教授，他博学多才，讲课深入浅出，曾到北京大学讲过哲学课，颇受欢迎。


　　苏联中央团校座落在莫斯科市郊维希良基镇，环境优美，校舍宽大，设备齐全，除培训苏联共青团州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外，还设立了外国留学生部，由一名副校长主管，吸收东欧和中国、朝鲜、蒙古、越南等十六个国家的几百名留学生学习，并分别设立了这些国家文字的书库，便于学员学习阅读。
　　2002年11月14日，我国留学苏联中央团校校友会在北京举行了活动，老校友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以下是他们在苏联留学时的一些往事，读后让人意犹未尽。
　　
　　难以忘怀的岁月
　　
　　文/陈模
　　1953年，我从《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岗位上，被团中央派往苏联中央团校学习。
　　苏联中央团校培训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知识。每天除上午听四小时课程外，学校还强调每个留学生必须阅读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
　　留学的团干部中，多数人只学习过“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由于工作忙，许多人没有系统学习过理论，有的人还未养成读理论书与独立思考的习惯。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尽管时间较短，我们都认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有的书甚至读过两三遍。我们在国内从来没有系统地读过这么多的书。
　　读这些书，当时我们还不觉得有什么受益，待到后来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了。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不管造反派怎样将我们当“走资派”来批斗；在“文革”结束后一些年头里，不管社会上怎样刮起“马列主义过时论”的歪风，我们这些人始终没有丧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因为我们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


　　记得当时，有一位在中央党校工作的老同志访苏时说，我国的青年团干部没有必要到苏联团校来学习，在国内哪个党校都能学到马列主义。
　　不错，在国内的党校里可以学到马列主义理论。但是，苏联毕竟有几十年的理论积累，他们有一套正规的教学制度。全面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至少在国内学习是不容易做到这一点的。
　　我们在苏联团校不仅学习苏联历史、地理、宪法、文学知识，团校还拿出许多时间，让我们参观苏联的工厂、集体农庄、学校和养老院，观摩莫斯科、列宁格勒及许多地方的革命遗址、博物馆；拜谒莫斯科的列宁故居、彼得堡、芬兰湾列宁的草棚写作处，访问一些团的基层组织，接触城乡的男女老少，进行广泛的交谈，这对我们了解苏联是大有帮助的。与此同时，苏联团校还常让我们到莫斯科观看话剧、歌剧、芭蕾舞、电影，参观美术馆、画廊。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后，苏联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我们亲身体会到苏联教师、团干部以至普通工人、农民、青年和儿童对中国革命的敬佩之情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可以这样说，我们留学的每一天，都生活在苏联人民的友谊之中，这种深厚的传统的友谊，也是国际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苏联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们的理论教育照本宣科，缺乏联系实际，教条主义味道严重，在许多问题上思想僵化。由于斯大林长期以来重工轻农，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至于党的机构官僚主义化，部分干部腐化，个人迷信后果严重，我们虽然所知不多，但毕竟有些体会。这一切，如果不是留学一年，是难以了解的。


　　苏联共青团、少先队有几十年的历史，他们创造的不少先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在苏联中央团校，我们听了共青团、少先队的课，考察了工厂、集体农庄、学校、团的工作，参观了一些少年宫、夏令营，还到《共青真理报》、《少先队报》参观、实习，这一切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有益的，学习与不学习大不一样。
　　回国以后，不少理论知识都用上了。马石江同志曾在北京中央团校担任过教育长，给学员讲过马列主义课。他1955年末学习回国后，就以苏联中央团校为榜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中央团校设立了青少年工作研究室，开展了许多研究与编著工作，出版了不少书。不少团干部学成回到本省、市团委后，推广了苏联共青团培养、树立、学习先进人物，先进单位的经验，鼓舞了青年的干劲。开展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在厂矿、基建部门开展学习先进技术，建立了先进班、组、队、岗、的制度，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青年突击队”本是苏联共青团的一个创造，而今“青年突击队”的旗帜，飘扬在我国的厂矿基地。
　　我曾在《共青真理报》、《少先队报》参观过、实践，回国后在《中国青年报》工作，在宣传、学习先进人物、先进单位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宣传开展“群众文化”、“群众体育”活动上，也借鉴了苏联共青团的工作经验。我们二期的苏联翻译维克多，在我们回国不久，也调到北京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当新闻专员，他时常向我提供宣传苏联共青团成就的稿子，我也向他提供我国共青团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的文章，促进了两国共青团信息工作的传递。
　　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上述的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那时，我们怀着无限崇敬列宁、仰慕苏联的心情去留学，所学、所得、所闻终身难忘。
　　陈模：原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现任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中央团校校友会会长。
　　编/何松
　　
　　人间真情 友谊永恒
　　
　　文/王闻新
　　1954年9月至1955年9月，我在苏联中央团校学习。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团校的领导和老师们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尽管现在对他（她）们的名字都记不清了，但他（她）们的专业知识渊博、教学认真负责的音容笑貌，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特别是在我们留学生和老师之间，架起“传道、授业、解惑”桥梁，帮助我们在异国他乡顺利生活、完成学业的苏联团校女翻译——库尔巴科娃·瓦连季娜·安德列夫娜（中国同学都称她为“瓦莉娅”），让我至今难忘！


　　1954年我25岁，在我刚结婚三个月时，被派往苏联中央团校学习。当时我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因工作需要，自1951年起团市委许多同志都业余学习俄语，经常在苏联俱乐部、友谊宫和苏联专家及其亲属及苏联侨民青年团举办跳舞晚会，开展友好活动。因为有此基础，我到苏联中央团校后，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跳舞文娱晚会。
　　喜欢跳华尔兹舞的我，在晚会上结识了团校少先队辅导员班的苏联阿塞拜疆族的名叫娜荷切娃·莎莉娅（简称“莎莉娅”）的女辅导员。莎莉娅以结识了我这个爱跳华尔兹舞，并能用俄语和她会话交流的中国留学生深为自豪，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我。从开始把我作为她的专职舞伴，到单独邀我陪她看电影，去莫斯科逛街，给我买领带、围巾、香水等小礼品，直到给我写求爱情书。
　　我感到问题严重，明确告诉她我已经结婚，并把我和爱人的结婚照片给她看。为了不影响学习，避免不良影响，我有意疏远她，强调我学习紧张，多次谢绝她约我看电影和跳舞。不料，莎莉娅因为我的冷淡，居然生病了没上课，影响了学习和健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向党支部书记、班长徐净武同志做了汇报，并建议通过校方或辅导员班的领导、老师协助解决好莎莉娅的问题。徐净武同志说：“这类问题不能轻易向校方领导反映，应当慎重对待。我们既要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又要考虑维护两国人民的友谊，顾及莎莉娅的痴情，防止伤害她的感情和名誉。”徐净武同志还说：“你已向党支部汇报了，就不要再顾虑怕犯错误而急躁、生硬的处理，要逐步淡化，软着陆……”
　　在我为早日摆脱莎莉娅的痴情而焦虑困惑时，不料一件突发的意外事件，帮助我走出了困境。


　　一天早晨，我突然从脖颈到脸都浮肿起来。校医查不出原因，更无法治疗了，翻译瓦莉娅就陪我去莫斯科市中心医院检查治疗。到了医院后，照片子、化验血、尿……折腾了一天，还是难以确诊，无法对症下药，医院决定让我住院观察。瓦莉娅像我的大姐姐一样，耐心地安慰我安心住院，又上街给我买了水果和可口的晚餐、饮料等，天黑了她才回团校。瓦莉娅临走还说明天一早她就来医院，嘱咐我一定不要着急上火……
　　第二天一早，医院刚上班，瓦莉娅就和莎莉娅一同来到我住院的病床前。
　　莎莉娅把一束鲜花和水果罐头放在我的床头柜上，看见我的脸浮肿得变了形，眼睛只剩一条缝，她焦急难过地流着泪说：“这是怎么了，你得的是什么病啊？”说完，她擦干了泪水，重新化妆。这时，我闻到她刚擦在脸上的雪花膏和香水味，立即感到浮肿的脖子和脸发热奇痒。莎莉娅把这种情况转告医生后，医院立刻化验了莎莉娅曾送给我的同样的雪花膏和香水，很快查出了我是擦这种雪花膏和香水，发生了皮肤过敏的化学反映，造成浮肿。
　　通过这次浮肿的意外事件，莎莉娅向瓦莉娅讲了她向我求爱的事，我也借机请瓦莉娅帮助摆脱莎莉娅的痴情。瓦莉娅同情理解我，赞成我的态度，劝说莎莉娅克服不切实际的痴情，维持异国朋友的关系。为此，瓦莉娅还请辅导员班的老师开导她。当莎莉娅坚持再约我看电影、跳舞或外出单独活动时，我就邀请瓦莉娅也借故陪同去，充当“第三者”。就这样，瓦莉娅帮助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没有给中国留学生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造成不良影响。
　　通过住院治疗浮肿和帮助解决莎莉娅痴情之事，瓦莉娅对我的家庭和个人情况都更加了解和关心了。我对她也更加熟悉和亲切了，把她作为异国大姐看待。
　　苏联中央团校的学科多、作业多，学习任务重。中国同学为了不落后于其他国家同学，都起早贪黑、争先恐后地抓紧时间学习，争取优异成绩，为国争光。因此，在节假日一般都不愿意外出参加校外活动。
　　瓦莉娅针对这种情况，多次动员我积极参加校外活动。她对我说：“多参加校外活动是学习俄语，深入了解苏联社会实际的好机会，是课堂学习的重要补充，是得能偿失的。”


　　由于瓦莉娅的开导，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十月革命节、元旦等节假日，我除积极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大型活动外，还积极参加一些校内外的分散小型活动，创造一些用俄语讲话、唱歌、朗诵诗歌、交谈等同苏联人民接触的机会，确实对我的俄语学习、对了解苏联社会和人民都很有益处。我还根据瓦莉娅的建议，去莫斯科大剧院等影剧院观看《天鹅湖》、《樱桃园》、《泪泉》等著名芭蕾舞、歌舞、话剧，对了解俄罗斯的历史、文化艺术受益匪浅。
　　岁月如梭，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1955年9月，我们毕业回国的时间到了。临行前，我与瓦莉娅约定时常通信。她还建议彼此要交替轮流用中俄文写信、回信，以此互相帮助提高中俄文水平，巩固发展我们的友谊。
　　为此，瓦莉娅还和我打手击掌，以表决心。可惜，我和瓦莉娅之间约定的通信，后来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而中断。
　　经过20年的漫长岁月，1979年我的错案平反后，调回哈尔滨市任区委书记，市体委党组书记、主任。在我即将退居二线时，1989年1月，中农企业集团北方进出口贸易总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聘任我出任总经理。
　　当时“北方公司”刚建立半年，严重亏损、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我这个年逾花甲的外贸外行，所以勇于挑起这副重担，是因为我知道，“北方公司”以经营对苏联易货贸易为主，企业要发展，首要的问题是找到有实力、有信誉的苏联合作伙伴。在我的潜意识里，瓦莉娅是能帮我们做到这些的。在出任总经理之后，我把千方百计找到瓦莉娅，恢复和发展我们的友谊，认定是公司创效增收的关键环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久，我就从李一同志处得到了瓦莉娅的信息和通讯地址。我高兴之余又担心：经过漫长中苏关系破裂的隔绝岁月，当年的友谊是否早已荡然无存了？瓦莉娅的健康、思想和能力以及“北方公司”的困境等情况，她能够帮助我们吗？我用什么酬谢她呢？
　　带着这些困惑，1989年2月初，我给瓦莉娅寄出了三十多年断绝联系后的第一封信。四十多天之后，我收到了日夜盼望的瓦莉娅从莫斯科给我的回信。她首先祝贺中苏两国关系缓和给我们带来了恢复友谊的生机，接着简介了她30多年的工作生活变化概况，对我从事对苏联外贸工作表示由衷的高兴和祝贺。她热切欢迎我重返莫斯科，愿意帮助我结识苏联的贸易合作伙伴，帮助我开展工作……。
　　瓦莉娅热情洋溢的回信，解除了我的焦虑，增强了我的信心。不久，她介绍苏联贸易伙伴向“北方公司”发出了邀请。1989年5月23日，经过几个多小时的飞行，我终于跨越了从北京到莫斯科的千山万水和三十多年风云变幻的历史隔绝。在莫斯科机场上，瓦莉娅和我又紧紧地握手拥抱在一起了。
　　瓦莉娅大我一岁，当时她已61岁，患有心脏病。她不但在深夜亲自去接机，而且直到帮助贸易伙伴把我们代表团安排到宾馆住好，她才放心回家。三十多年的隔绝，还是一见如故的真情令我感动！
　　瓦莉娅还主动给我当翻译，洽谈时她有意回避“北方公司”当时的困境，强调介绍北方公司是中国著名农民企业家入股创办的有实力有发展的股份制外贸公司。她还着重渲染介绍我这个总经理、代表团长是50年代苏联中央团校留学的高材生，是中国现任外交部长钱其琛的老同学、好朋友。介绍我为人忠厚正直、讲信誉的品德等。由于瓦莉娅的介绍，提高了总经理的人格魅力和“北方公司”的知名度、可信度，从而顺利地签订了互补性强，效益好的贸易合同。特别是由于苏方同意逆差先过货，解决了我们缺乏资金的困难，使公司一举扭亏为盈。
　　1989年5月瓦莉娅给我第一次出访苏联当翻译，我决定按照当时聘用俄语翻译费的标准，付给她报酬金时，她坚决不收，并批评我说：“我给你当翻译并没有事先讲报酬，是我自愿帮你工作的。我们都是老共产党员，又是老朋友，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利益，我为什么不该尽点义务做点贡献呢？”当我又强调因她年高体弱，需要买些保健品补养身体，以利今后再多帮助我们工作，劝她一定收下报酬金时，她认真地说：“王总，你一定要我收下这些钱保养身体的话，那今后你别花钱雇我这个老太婆了，年轻体壮的翻译有的是……。”瓦莉娅真诚无私的奉献情怀，深深感动了我，使我无法再坚持以金钱去回报她。
　　五十年代苏联中央团校培植的中苏人民友谊之花，在改革开放年代结出的北方公司丰硕之果，将永载两国人民友谊史册。
　　1996年4月26日,瓦莉娅去逝不久，李一给我来信说：“闻新同志：我们对瓦莉娅的去逝，都十分悲痛。她是一个从心底、从骨子里热爱中国的好朋友。她在一生的最后岁月里，把中国朋友当成亲人，这点你是最清楚，体会最深的……”
　　是的，自1989年我和瓦莉娅在莫斯科重逢，到她去逝的几年间，为了北方公司的事业我们并肩战斗，经常在一起谈工作、谈个人，书信频繁。七年间，光瓦莉娅给我写的书信就多达70余封，280多页。她还把自己的工作笔记、日记、剪报等宝贵资料主动送给李一和我看。体现了她对中国朋友的真诚友好，肝胆相照，亲密无间。
　　1994深秋，瓦莉娅克服许多困难，为购买来中国的机票，她甚至变卖了珍贵的列宁勋章，终于实现了她一生最后一次的中国之行。
　　1994年11月18日午后1时，当我和李一同志在北京机场和瓦莉娅一见面，她就认真动情的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来中国了。我是和中国朋友诀别来了，这次莲娜陪我来，一是照顾我，二是让她认识我的中国朋友，好继承两国人民的友谊。
　　我陪同瓦莉娅最后一次中国之行的全程，目睹了各地各期留苏同学对瓦莉娅母女热诚欢迎款待的友好真情，说明瓦莉娅的中国情缘深厚绵长。瓦莉娅为表达对中国的赤诚热爱，感谢中国朋友对她的深情厚意和她对两国人民友好事业贡献终身的感情，主动向我们提供有益的情况和建议。她应邀在北京、西安召开的有留苏同学、教授、学者参加的座谈会上，对人们关心的苏联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前途命运，对叶利钦等俄罗斯独联体国家新领导人的政治背景和主张，以及对解体后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的现状、动态、前景等问题，都毫不保留地作了详实介绍。
　　1997年4月25日，我怀着中国朋友对瓦莉娅的无限怀念和悲痛的深情，从北京飞往莫斯科。第二天，4月26日，即瓦莉娅逝世一周年之际，我随同瓦莉娅的大姐、女儿、女婿、儿子以及克拉拉（也曾是中央团校的翻译）等瓦莉娅的亲属和朋友一同到瓦莉娅和她母亲合葬的墓地，悼念她逝世一周年。
　　我在瓦莉娅的墓碑前，献上了白色鲜菊花编织的花圈，点燃了从中国带去的高香，焚烧了我给她最后一封她没能看见的信，宣读了行前在北京我和徐净武等同志共同研究过的代表留苏同学的中国朋友的悼词。最后，我还按照瓦莉娅生前遗愿，在她墓前朗读了高尔基的《海燕》。当我朗读到“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时，我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
　　瓦莉娅的大姐、女儿和克拉拉等亲友，都被我万里迢迢到莫斯科来沉痛祭奠瓦莉娅的举动和情景而深深打动。80多岁已失明的瓦莉娅大姐用一支手抚摸着我的脸，另一支手抚摸着瓦莉娅的墓碑流着泪说：“亲爱的瓦莉娅妹妹，你去逝前还叨念的中国朋友王闻新亲自来莫斯科追悼你来了。你听见他给你朗读《海燕》了吧？你没有白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友好一场，中国朋友也热爱你，想念你啊！……
　　瓦莉娅的生前好友克拉拉对我说：“你专程来悼念瓦莉娅，出乎我们预料，这是对瓦莉娅一生热爱中国最好的回报。”
　　追悼会后，莲娜留我在她家住，并请假陪我和克拉拉一同去参观莫斯科的“伟大卫国战争博物馆”。把她母亲生活工作的像册给我看。告诉我，她母亲在临终前把记有中国朋友电话和通讯处的本子作为重要的遗产交给她，再三嘱咐她要保持和中国朋友的联系。
　　这使我想起苏联作家伊·爱伦堡说的：“从一粒细砂看世界，从一朵鲜花展望天堂。让友好的手握住无限的宇宙，让友好的瞬间拥抱永恒。”是的，瓦莉娅临终前，把中国朋友的通讯处作为宝贵的遗产交给女儿，就是一粒细砂，一朵鲜花，就是握住无限宇宙的手，就是拥抱永恒的友谊。
　　王闻新：原苏联中央团校中国班四期学员。
　　编/何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