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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浙江凡尔顿集团董事长骆金星不得不坐镇瑞典：其在瑞典古城卡尔玛市郊开发的中国商贸城工地，接到瑞典生产安全管理部门的警告，要求他们消除工地的不安全因素，否则将罚款50000瑞典克朗，如果仍旧不改进，将双倍罚款。
骆金星出身于以小商品市场闻名的浙江义乌市，他正在瑞典开发的这个中国商贸城，一度被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创意之举。现在看来，“小商品市场”的出海之路，并不平坦。
义乌模式
骆金星第一次去瑞典是在2006年，当时，他收购了卡尔玛的一家汽车配件厂。在收购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些当地政府官员，积累了一些人脉。同时，他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商机：当地人消费的日用品，80%～90%都是中国货，但是整个瑞典乃至北欧七国都没有中国商品市场，当地货源需要从意大利和中东转过去。这造成了同样质量的商品，在瑞典和国内的差价，达到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很快，骆金星找到当地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机构，进行大量的前期调研。在与当地政府谈判中，为节省成本，中方争取到了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建筑必须要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第二，必须要用中国的原材料。
骆金星是这样规划蓝图的：收益分三个部分，一是出售摊位的产权；二是商家进驻后负责他们的物流业务；三是他们在当地生活的配套服务收入。它犹如一个庞大的系统，先把人弄过来，然后商品过来，再商机过来，最后还有其它的租金过来，一样一样地推进。
同时，他也在担心两件事情：一是没有商户进驻，庞大的滚动投资难以收回，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不堪设想；二是中国居民必须面对融入当地社会的挑战。
为此，骆金星设计了“投资＋永久居留”的商业模式。“以前中国人在欧洲办市场，他们的地方是租的，今天把货拿出去，十万二十万到手就跑了。这种短期行为引起很多市场的反感。”骆金星分析说，“我们就是汲取了他们的教训——第一，有产权就有根基，跑不了；第二，全家办移民，你子子孙孙都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还能乱来吗？”
同时，骆金星也做了一些社会磨合。一方面，决定对进驻商人进行培训，一方面常常参加瑞典当地的演讲和公关活动，给当地人打预防针：“说得难听点，我们的素质是不高的，要你们体谅。再一个就是告诉中国人，瑞典的素质是很高的，到了那边可不能乱来。”
立足于有5亿消费者的欧盟市场，凭借瑞典优惠的投资政策，依托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北欧诸国，骆金星决定将中国商贸城建设成为瑞典乃至北欧地区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遭遇瓶颈
模式周密，思想工作到位，但骆金星没有想过，一旦上万名中国人大规模进入一个欧洲小城生存，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层面的事情了。
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童文平介绍，投资瑞典中国商贸城可以获得一家瑞典公司及三项房产。但是，在商贸城项目开始之初，这些招商策略就遭遇了瑞典当地媒体的质疑。
今年3月，瑞典电视台披露工人工资问题，称商贸城内中国工人工资3个月一共只需要支付7000元到15000元，远低于当地用工市场行情。瑞典建筑工人工会在了解到工资问题后，表示打算封锁工地。随后，该工会要求有关公司按瑞典法律支付工人工资，即每月26000-27000瑞典克朗，外加津贴，否则将要求工地停工。
今年5月，卡尔马市工作环境部多次在凡尔顿的工地发现一些小问题，例如工地上有几个2米左右宽的大坑，而坑的周围没有护栏等，因此要求工地停工检查。几天之后，工作环境部改而要求工地改正问题，否则罚款。
移民瑞典是这个商贸城项目在中国的最大卖点。商贸城杭州招商中心主管陈华表示，永久居留权是根据瑞典的法律去獲得，凡尔顿提供申请方面的服务，只要投资者不违法，前两年能够正常纳税，两年后肯定能达到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因此获得永久居留权不会有问题。
但是，据瑞典驻上海领事馆领事Lena Broman解释，到瑞典经商的外国人要想获得瑞典永久居留权，首先需要申请有限制的居留许可。对首次申请的人，移民局一般只批准1年的居留期。期满之后，移民局将审查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否健康，再考虑给予第二年的居留期。两年期满之后，公司的外国合伙人即可向移民局申请瑞典永久居留权。移民局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给予批准。
潜在冲突
据说，瑞典北部的居民喜欢吃一种放至腐败的鱼，俗称“臭鱼”，味道特别之极，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有人说，它与中国的“臭豆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臭豆腐”和“臭鱼”的故事，背后隐藏着两种文化如何实现对接的道理。两种不同的社会风俗习惯，是需要双方慢慢去适应和了解的。很多‘中国城’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华商与当地的文化对接没有搞好。
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学者曾经指出，华人聚居地的出现，虽然使华人在异乡找到了某种归属感，生活更加方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文化单一性现象。随着当地人减少，华人社区出现中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说汉语、看中文、听汉语、写中文，俨然形成一个“国中之国”。其次，华人在自己圈子里自娱自乐，与其他族裔老死不相往来，这并不利于华人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骆金星显然很明白文化沟通不畅的利害关系。在商贸城进行基础建设的同时，他与当地政府一起，花费了很大的时间与精力进行双边文化层面的“预热”。但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尤其在社会文化这种最微妙的问题上。即便有瑞典政府的支持以及骆金星在文化沟通上做出的种种努力，仍然未能避免中瑞在这个项目上出现“红灯笼”的阴影。凡尔顿公司在瑞典进行工地建设的承包商——新兴建筑工程公司与瑞典工会就一些在当地务工的中国工人的劳资出现纠纷。相关人士透露，纠纷是源于瑞典工会认为新兴建筑未能按照合约支付中国工人工资。
而来自另一方面的声音表示，32名赴瑞典务工的中国工人中，有两名工人确实因为工作能力不合格遭到了工程公司的惩罚。事关一两个工人的小事，却引得当地工会出面介入，主要是因为瑞典当地一些人包括个别记者对中国企业的误解，仅仅基于与这两名工人的谈话基础，就得出了“中国公司克扣工人工资”的结论。
不可否认，上述问题仅仅是中瑞文化沟通方面出现问题的一个缩影。随着商贸城项目的进展，骆金星必然还会面临诸多类似“臭豆腐”和“臭鱼”博弈的难题。
在文化因素之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告诉本报记者：“一直以来，中国引以为骄傲的低成本优势，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型，而以往流行的制造中心的概念也遇到了瓶颈。这几年面临的反倾销的诉讼案表明，如果我们纯粹地依靠成本优势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的企业要想发展，就要制定一个整体的战略转型，从过去的竞争模式，转变为新的竞争模式。”从这个观点来看，瑞典民众对中国商贸城和大批中国移民的担忧也就不难理解了。
骆金星出身于以小商品市场闻名的浙江义乌市，他正在瑞典开发的这个中国商贸城，一度被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创意之举。现在看来，“小商品市场”的出海之路，并不平坦。
义乌模式
骆金星第一次去瑞典是在2006年，当时，他收购了卡尔玛的一家汽车配件厂。在收购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些当地政府官员，积累了一些人脉。同时，他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商机：当地人消费的日用品，80%～90%都是中国货，但是整个瑞典乃至北欧七国都没有中国商品市场，当地货源需要从意大利和中东转过去。这造成了同样质量的商品，在瑞典和国内的差价，达到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很快，骆金星找到当地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机构，进行大量的前期调研。在与当地政府谈判中，为节省成本，中方争取到了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建筑必须要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第二，必须要用中国的原材料。
骆金星是这样规划蓝图的：收益分三个部分，一是出售摊位的产权；二是商家进驻后负责他们的物流业务；三是他们在当地生活的配套服务收入。它犹如一个庞大的系统，先把人弄过来，然后商品过来，再商机过来，最后还有其它的租金过来，一样一样地推进。
同时，他也在担心两件事情：一是没有商户进驻，庞大的滚动投资难以收回，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不堪设想；二是中国居民必须面对融入当地社会的挑战。
为此，骆金星设计了“投资＋永久居留”的商业模式。“以前中国人在欧洲办市场，他们的地方是租的，今天把货拿出去，十万二十万到手就跑了。这种短期行为引起很多市场的反感。”骆金星分析说，“我们就是汲取了他们的教训——第一，有产权就有根基，跑不了；第二，全家办移民，你子子孙孙都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还能乱来吗？”
同时，骆金星也做了一些社会磨合。一方面，决定对进驻商人进行培训，一方面常常参加瑞典当地的演讲和公关活动，给当地人打预防针：“说得难听点，我们的素质是不高的，要你们体谅。再一个就是告诉中国人，瑞典的素质是很高的，到了那边可不能乱来。”
立足于有5亿消费者的欧盟市场，凭借瑞典优惠的投资政策，依托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北欧诸国，骆金星决定将中国商贸城建设成为瑞典乃至北欧地区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遭遇瓶颈
模式周密，思想工作到位，但骆金星没有想过，一旦上万名中国人大规模进入一个欧洲小城生存，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层面的事情了。
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童文平介绍，投资瑞典中国商贸城可以获得一家瑞典公司及三项房产。但是，在商贸城项目开始之初，这些招商策略就遭遇了瑞典当地媒体的质疑。
今年3月，瑞典电视台披露工人工资问题，称商贸城内中国工人工资3个月一共只需要支付7000元到15000元，远低于当地用工市场行情。瑞典建筑工人工会在了解到工资问题后，表示打算封锁工地。随后，该工会要求有关公司按瑞典法律支付工人工资，即每月26000-27000瑞典克朗，外加津贴，否则将要求工地停工。
今年5月，卡尔马市工作环境部多次在凡尔顿的工地发现一些小问题，例如工地上有几个2米左右宽的大坑，而坑的周围没有护栏等，因此要求工地停工检查。几天之后，工作环境部改而要求工地改正问题，否则罚款。
移民瑞典是这个商贸城项目在中国的最大卖点。商贸城杭州招商中心主管陈华表示，永久居留权是根据瑞典的法律去獲得，凡尔顿提供申请方面的服务，只要投资者不违法，前两年能够正常纳税，两年后肯定能达到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因此获得永久居留权不会有问题。
但是，据瑞典驻上海领事馆领事Lena Broman解释，到瑞典经商的外国人要想获得瑞典永久居留权，首先需要申请有限制的居留许可。对首次申请的人，移民局一般只批准1年的居留期。期满之后，移民局将审查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否健康，再考虑给予第二年的居留期。两年期满之后，公司的外国合伙人即可向移民局申请瑞典永久居留权。移民局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给予批准。
潜在冲突
据说，瑞典北部的居民喜欢吃一种放至腐败的鱼，俗称“臭鱼”，味道特别之极，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有人说，它与中国的“臭豆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臭豆腐”和“臭鱼”的故事，背后隐藏着两种文化如何实现对接的道理。两种不同的社会风俗习惯，是需要双方慢慢去适应和了解的。很多‘中国城’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华商与当地的文化对接没有搞好。
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学者曾经指出，华人聚居地的出现，虽然使华人在异乡找到了某种归属感，生活更加方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文化单一性现象。随着当地人减少，华人社区出现中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说汉语、看中文、听汉语、写中文，俨然形成一个“国中之国”。其次，华人在自己圈子里自娱自乐，与其他族裔老死不相往来，这并不利于华人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骆金星显然很明白文化沟通不畅的利害关系。在商贸城进行基础建设的同时，他与当地政府一起，花费了很大的时间与精力进行双边文化层面的“预热”。但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尤其在社会文化这种最微妙的问题上。即便有瑞典政府的支持以及骆金星在文化沟通上做出的种种努力，仍然未能避免中瑞在这个项目上出现“红灯笼”的阴影。凡尔顿公司在瑞典进行工地建设的承包商——新兴建筑工程公司与瑞典工会就一些在当地务工的中国工人的劳资出现纠纷。相关人士透露，纠纷是源于瑞典工会认为新兴建筑未能按照合约支付中国工人工资。
而来自另一方面的声音表示，32名赴瑞典务工的中国工人中，有两名工人确实因为工作能力不合格遭到了工程公司的惩罚。事关一两个工人的小事，却引得当地工会出面介入，主要是因为瑞典当地一些人包括个别记者对中国企业的误解，仅仅基于与这两名工人的谈话基础，就得出了“中国公司克扣工人工资”的结论。
不可否认，上述问题仅仅是中瑞文化沟通方面出现问题的一个缩影。随着商贸城项目的进展，骆金星必然还会面临诸多类似“臭豆腐”和“臭鱼”博弈的难题。
在文化因素之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告诉本报记者：“一直以来，中国引以为骄傲的低成本优势，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型，而以往流行的制造中心的概念也遇到了瓶颈。这几年面临的反倾销的诉讼案表明，如果我们纯粹地依靠成本优势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的企业要想发展，就要制定一个整体的战略转型，从过去的竞争模式，转变为新的竞争模式。”从这个观点来看，瑞典民众对中国商贸城和大批中国移民的担忧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