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赵树理的故乡与我的家乡不过百里之隙，可是我却一直没有去过。起初，我并没有将他视为写作样板，甚至觉得他的作品“土气”。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写作的磨练，我卻越来越敬仰他。敬仰他的文笔，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拉大旗扯虎皮，用农家话写农家事，趣味丛生。敬仰他的为人，情系底层农民，始终如一，从故土出发时是什么样子，到了省城京城还是什么样子。这种文格和人格并驾的高度，绝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抵达的。终于有机会，我来到了地处太行山腹地的赵树理故居，走进了这样一位大作家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
　　赵树理故居在山西沁水县尉迟村，村边那条清流名为沁河，1906年9月24日，赵树理出生在沁河边。赵家不是富户，可光景绝不算差，这从遗留的房屋可以看出，虽然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雨剥蚀，农家院落的风骨依然不减。小院有正房，有厢房。正房坐北朝南，厢房坐落东西两面。这样的院落在北方并不少见，少见的是，正房为二层楼阁，东西厢房也是二层楼阁，阁楼上那一米高木围栏的镂空雕刻，精细剔透，不无显露江南亭台楼阁的雅致。
　　就在沁河边的这个小院，赵树理度过了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这里，祖父和父亲教他《弟子规》《三字经》《论语》等传统经典，还要求他学以致用。做得好不好，天天有记录。先是划道道，做了好事划竖道，做了坏事划横道。后来改变了方式，备个罐子放豆子，做了好事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年幼的他，就把自己的根脉往仁爱和善良的深处慢慢扎去。在这里，赵树理开始品尝农人的艰辛。每日天不亮，就被母亲唤起，扒一碗小米饭，喝一碗稀米汤，怀里揣上几个山药蛋，接过父亲套好的毛驴，赶着上路。毛驴在前头颠，他在后面攀，一天下来筋骨都酥了。
　　赵树理就这么在小院中长大。19岁那年，他考上了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意气风发地走出了小院，告别了田园。
　　走出了小院，却没有忘记小院;告别了田园，却没有忘记田园。父亲汗滴禾下土的艰辛，母亲纺织到天明的苦累，还有驮炭路上遇见的那些战战兢兢的逃荒者，敲开院门的讨饭者……都深深嵌进他的脑海。他的心中涌动着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要的“广厦”当然不是有形的屋舍，而是无形的广宇。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这股胸中的波涛恰好对应了革命的浪潮，于是，赵树理再不是一个企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家子弟，而是脱颖为一个“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时代新人。
　　“草根”赵树理出发了，成为一名作家。赵树理是去闹翻身的，他的笔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解放劳苦大众的武器。他喜欢“解放”这个词语，他要解放劳苦大众，不光是从肢体上解放他们，还要从精神上解放他们。《小二黑结婚》就这样问世了，一经传开就引起热烈反响。小二黑、小芹、二诸葛、三仙姑……一个个小人物，或代表先进思想，或维护封建意识，在矛盾冲突中展示翻身解放的曲折，在曲折中迸溅着光明的火花。赵树理让无数个小人物带着大众的意愿，在他搭建的小说舞台上不断出场，不断演绎。《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三里湾》……赵树理的作品和他作品中的人物广泛流传，不限于文化人，也成为平民百姓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不倦话题。
　　当然，也不乏带着挑剔眼光审视赵树理作品的学人，审视的结果是两个字：土气。丁玲看过赵树理编的秧歌戏《娃娃病了怎么办》，写道：“就其本质而言，赵树理不是个艺术家，而是个热心群众事业的老杨式的干部。”这不是丁玲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不少延安文化人的共识。
　　或许，赵树理完全可以变个花样，换个新招扮靓自己，他有这样的底气，他阅读过西方的名著，接触过洋人的玩意儿。有次与几个文人闲聊，谈到契诃夫的《在避暑山庄里》，赵树理不仅能说出故事和情节，连其中的假情书都能背诵出来。写作过赵树理传记的作家陈为人就发现，在赵树理早期的文章中，连意识流也玩得溜溜转。可是赵树理就是赵树理，他绝不放弃自己的“草根”气息。他投身革命是要解放穷苦贫民，奋笔疾书也不能背弃穷苦贫民。他把深深思考过的道理，化为小说故事，再用人人听得懂的话语写出来。诚如他自己所说，我写作品的目的，就是要人民群众能看得懂。正缘于此，赵树理的小说拨动了无数农民的心弦。正缘于此，赵树理开创了“山药蛋”派，并成为领军人物。
　　如今，当我站在尉迟村赵家小院，往事纷纭，思绪翻飞，却也无法填补这故居的空落。
　　赵树理从这里走出去了，赵树理的后人也随着他的步履走出去了。小院只能用深长的寂寞收藏往日的生机。不过院子里还有一棵冲破屋檐的大树，树干笔直，树叶葱绿。它一定能看见山脚下赵树理的墓园，对前来瞻仰的人们说：我们的根，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