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傍晚，我和一群朋友去北京舞蹈学院，邂逅了沈旭佳。当时，她即将毕业于舞蹈学院中国舞系大专班，曾获全国和华东地区的舞蹈比赛奖。而我刚刚退职，生活无着，和几个朋友合开一个饭馆。我想，第一面我们谁也没有给对方留下太深印象，只是互相留了电话，告诉对方：“要实在无聊可以给我打电话。”
　　后来碰巧我们都“实在没劲”，就互相打了电话，想找点“有劲儿”的事干，于是一起去玉渊潭游泳。游泳间隙，总要聊聊天，一块儿夸夸谁挤兑挤兑谁，这就亲密了一些。沈旭佳挺能聊，像一般大学里的聪明学生一样，话题挺高雅。为了显得我也不俗，我把能想起来的听过一耳朵的五个字以上的外国人名，全像说老熟人一样说了出去。有几天，我们俩就像在赛背外国名人大词典。终于，才尽智竭了，也累坏了，各自露出了本来面目。她担心毕业分配留不了北京，我说没钱真惨，都挺发愁，又都互相劝慰，觉得对方的愁不算什么。为了证明自己的愁算愁，两个人又竞相倒出各自不可告人的隐忧，待双方都发觉说得太多时，已经太晚了，对方已由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一跃而成为知道自己秘密最多的第一知己。
　　那些天，她们正在天桥剧场演舞剧《屈原》，我去观摩。沈旭佳一出台便令我瞠目结舌。我不是说她在台下不漂亮，而是说她在台上格外出色。我看着那个光彩照人的形象，不免油然想到：“找这个人当老婆还挺不错。”
　　按说，我应该马上惭愧。换一个特别有自尊心的人，可能会含悲忍愤埋情而去，可我没有，我大概属于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那类人。事情自然而然地演变着，我们互相不再和其他异性约会，每天只两个人在一起。不久，我去外地一个月，没写信，回来看见她嘴角起了大燎泡，一见面就使劲掐我的手，她愈来愈像我久已期待的那个人。这时，我们谁也没注意对方是干什么的，那些太不重要了。我们都陶醉、眩惑在对方的魅力中。当时我已经发表了一些小说，《空中小姐》也有一定反响，但这远不够使沈旭佳出于势利跟我好。她毕业后分在东方歌舞团，在她的追求者中，和我同样年轻，比我更加头角峥嵘的大有人在，她完全可以不担风险地嫁个注定要出人头地的丈夫。
　　终于有一天，有人找到东方歌舞团组织，说我是个骗子、流氓，品行恶劣，玩弄女性。东方歌舞团的领导当然吓坏了，找沈旭佳谈话，让她和我断绝来往，说了我的一些“劣迹”。好在我一向不瞒沈旭佳，这些事她都知道，因而没“大吃一惊”，只是鸣谢了组织的关心，照常和我来往。组织上，尽到了责任也就随她去了。毕竟不是过去了，犯不上也没兴趣过多干涉演员私生活，我毕竟还不是个阶级敌人。
　　1985年，我和沈旭佳合作写的中篇小说《浮出海面》在《当代》第六期发表了。这是我所有小说里写得最吃力也是最满意的，通篇写的是我们的感情生活。我曾得意地问沈旭佳女主人公写得像不像她，她挺干脆地回答：“不像。”我懂她的心情，此刻她早已深恶痛绝那种抽烟喝酒、夸夸其谈的所谓潇洒，宁肯别人把她看成一个质朴、老实、纯真的女孩儿。这真让我喜欢。
　　我经商完全失败了，有段时间我们很拮据。北京有的饭馆是吃完结账，每次在这种饭馆吃饭我总要提心吊胆，生怕吃冒了钱不够当众尴尬。舞蹈演员挣不了多少钱。“东方”是最好的，跳一场也只挣五元钱。舞蹈演员又必须吃强化食品，一月工资、奖金大都吃掉了。后来，我们连快餐店也不大敢进了。沈旭佳是个马大哈，什么东西都丢。那年冬天，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后台洗澡，皮衣、手表都让人抱走了，从摊上买了件旧的短大衣穿上，脸灰灰的像个受气包。我则穿着她练功穿的旧绒衣和破军大衣满处晃。两个人都没手表，上街要看时间，就边走边歪头去看行人甩摆的手腕。那时我真是一天只吃一顿饭，每天猫在家里写稿子，希望全寄托在这儿上了。偶尔拿到一笔稿费，就满足一下沈旭佳的购买欲。我和沈旭佳都不会买东西，净上当，花冤枉钱。我给她买的高筒皮靴，跟是歪的，她给我买的毛衣是桃红色的。最终还是常穿的那身衣服合体，索性一年四季地穿。反正沈旭佳在我眼里浓妆佳，淡妆亦佳，蓬头垢面不掩国色。
　　1986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发表后，我的日子好过了一些，手头宽裕，人也扬眉吐气，沈旭佳反倒不那么每天乐呵呵了。有一天，她忽然叹口气，对我说：“我真不想让你出名，我真希望咱们老像现在这样。”我听了这话产生出不尽的喜悦；我真觉得所有称之为“名利”的东西都是扯淡，我决不让它成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
　　我深深地感受着一个人的钟爱，这种钟爱使我心平气和，开朗自信。1987年，我们结婚了。1988年6月6日，女儿出生了。那是代表着全家吉祥的一天，发发顺顺。
　　（摘自《都市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