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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2年6月12日这一天，北京人艺整整走过了一个甲子。人艺的元老还剩下多少？85岁的蓝天野掰着指头向记者数：“话剧皇后”叶子，101岁，还在；老院长于是之，还在；郑榕、苏民、朱琳、田冲、童超……还在；数到黄宗洛，老爷子好像突然被提醒，“不在了。”
蓝天野最初的兴趣是画画。他原本在北平艺专油画系念书，直到被姐姐“招”进了地下党，“党需要我们宣传演戏，就演戏。”人生从此变了轨迹。内战时，他和苏民、童超都是国民党演剧二队的，郑榕、刁光覃等人是十队，由周恩来、田汉领导，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1949年后一并编入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这就是北京人艺的前身。
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艺成立。曹禺任第一任院长，也是唯一的终身院长。常务副院长赵起扬从歌剧院调来，另外两位副院长是焦菊隐和欧阳山尊。来人艺前，焦菊隐是北师大的外文系主任，人人都知道他是从国外学戏剧归来，才气和脾气一样冲天。由于脾气大，一度非常落魄，没人找他排戏。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底要办成一所怎样的剧院？曹禺、焦菊隐、赵起扬和欧阳山尊—后来被称为“人艺四巨头”的几个人，在香山聊了七天，最终确立了以莫斯科艺术剧院为榜样，一切规则模仿苏联。焦菊隐提出的“舞台上要一片生活”得到了认可，演员要体验生活被作为制度确立下来。人艺创办之初排的不是《龙须沟》、《春华秋实》，是独幕剧《夫妻之间》、《喜事》、《赵小兰》、《麦收之前》“四小戏”，均来源于生活，避免了紧跟政治指挥棒。
焦菊隐任人艺的总导演，实际上担当了“艺术总监”的角色，他希望一切以“艺”为核心，但人艺显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曹禺 《明朗的天》写知识分子改造，老舍的《春华秋实》写的是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多剧都是配合一时一事的政策，排了演了，可是哪里传得下来。”蓝天野说。
例外也有。《茶馆》 最初名为 《人同此心》，配合的是当年全国第一次宪法颁布。整个戏听下来平平，但焦菊隐感到其中有一幕茶馆的戏精彩至极，便建议老舍能不能把这段放大成一幕大戏，用一间茶馆反映中国几十年的变化。这个意见也让老舍十分兴奋，茶馆里的人物他太熟了，“每个人我都能给他们看相批八字”，三个月后，他交出了《茶馆》。
1958年3月 《茶馆》 首演，当时正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全国大跃进时期。这个戏没演几场便被撤下来，理由是和当时的时代气氛太不搭调，取而代之的是《烈火红心》、《红旗飘飘》、《巴山红浪》等一批“跃进戏”。9月周恩来到人艺来看《红旗飘飘》，上台和于是之握手时突然问，《茶馆》怎么不演了？于是之不敢回答，周恩来忙说，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
1963年 《茶馆》复演，连演53场场场爆满，报纸上一点宣传都没敢出现。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这一版《茶馆》加入了学生游行示威的情节，并让常四爷在第三幕结尾时为示威的学生端茶倒水，以表明戏中有一条“红线”。演出头天老舍去了，以往他都会到后台和演员见面，这次却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龙须沟》、《茶馆》都是焦菊隐的代表作。焦菊隐提倡“一戏一格”，其中最别具一格的尝试就是《蔡文姬》。早在排郭沫若的《虎符》时，焦菊隐便提出了在话剧表演中加入中国传统戏剧元素，他的口号是“矫枉必须过正”，不但组织演员没日没夜地看戏曲演出，还把专家请到剧院来，跑圆场、做云手，一一学起。当时人艺为此炸开了锅，最后党委书记赵起扬不得不亲自坐在台下督阵，以防演员罢演。事实上，焦菊隐的想法是“吸取戏曲形式，最后忘掉形式”。
人艺有句话叫“戏比天大”。蓝天野说，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腕儿的概念，只道是谁经验更多、演技更好，不像京剧，老生是老生青衣是青衣龙套是龙套。“在人艺，我们说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舒绣文也演群众，刁光覃也演群众，都高兴着呢。而且越是演群众越想看看这次能演出什么花样来。”刚刚去世的黄宗洛就是跑了一辈子“龙套”，他曾扬言要演齐100个小角色。黄宗洛最让人难忘的形象是《茶馆》里的松二爷，为了演这个角色他曾经走火入魔，不仅学了旗人的生活习俗，还在腰带上挂了13件旗人喜欢的烟荷包、鼻烟壶等挂件，蓄须留指甲，苦练兰花指，天天在隆福寺、地安门一带遛鸟泡茶馆，最后甚至被茶客们当成了满清遗老。
北京人艺的传统到底是什么？人艺副院长、导演任鸣对答如流：“一是人艺精神，就是戏比天大，艺术至上。另一个是人艺风格，包括了民族性、人民性以及现实主义。”他进一步解释，所谓民族性，就是焦菊隐从《龙须沟》到《蔡文姬》开创的传统，即中国气质。而人民性则是讲为大众服务：人艺不是商业剧院，不是先锋剧院，它的使命是排更多老百姓爱看的艺术戏剧。最后一个现实主义在人艺风格中被提到的最多，任鸣的态度很明确，我们不排斥现代、后现代那些“花招”，但现实主义无疑是人艺的立身之本。但在人艺的“逆子”、导演林兆华看来，传统恰恰是不能守的，“得发展才行”。“好的东西你继承不就完了，但你总拿传统来打压当代人，这就不对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林兆华就因导演高行健的剧本《绝对信号》引起轰动，这部戏被视为中国小剧场话剧的先锋之作。但这个实验的传统在人艺并没有能继续下去。
蓝天野最初的兴趣是画画。他原本在北平艺专油画系念书，直到被姐姐“招”进了地下党，“党需要我们宣传演戏，就演戏。”人生从此变了轨迹。内战时，他和苏民、童超都是国民党演剧二队的，郑榕、刁光覃等人是十队，由周恩来、田汉领导，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1949年后一并编入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这就是北京人艺的前身。
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艺成立。曹禺任第一任院长，也是唯一的终身院长。常务副院长赵起扬从歌剧院调来，另外两位副院长是焦菊隐和欧阳山尊。来人艺前，焦菊隐是北师大的外文系主任，人人都知道他是从国外学戏剧归来，才气和脾气一样冲天。由于脾气大，一度非常落魄，没人找他排戏。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底要办成一所怎样的剧院？曹禺、焦菊隐、赵起扬和欧阳山尊—后来被称为“人艺四巨头”的几个人，在香山聊了七天，最终确立了以莫斯科艺术剧院为榜样，一切规则模仿苏联。焦菊隐提出的“舞台上要一片生活”得到了认可，演员要体验生活被作为制度确立下来。人艺创办之初排的不是《龙须沟》、《春华秋实》，是独幕剧《夫妻之间》、《喜事》、《赵小兰》、《麦收之前》“四小戏”，均来源于生活，避免了紧跟政治指挥棒。
焦菊隐任人艺的总导演，实际上担当了“艺术总监”的角色，他希望一切以“艺”为核心，但人艺显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曹禺 《明朗的天》写知识分子改造，老舍的《春华秋实》写的是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多剧都是配合一时一事的政策，排了演了，可是哪里传得下来。”蓝天野说。
例外也有。《茶馆》 最初名为 《人同此心》，配合的是当年全国第一次宪法颁布。整个戏听下来平平，但焦菊隐感到其中有一幕茶馆的戏精彩至极，便建议老舍能不能把这段放大成一幕大戏，用一间茶馆反映中国几十年的变化。这个意见也让老舍十分兴奋，茶馆里的人物他太熟了，“每个人我都能给他们看相批八字”，三个月后，他交出了《茶馆》。
1958年3月 《茶馆》 首演，当时正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全国大跃进时期。这个戏没演几场便被撤下来，理由是和当时的时代气氛太不搭调，取而代之的是《烈火红心》、《红旗飘飘》、《巴山红浪》等一批“跃进戏”。9月周恩来到人艺来看《红旗飘飘》，上台和于是之握手时突然问，《茶馆》怎么不演了？于是之不敢回答，周恩来忙说，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
1963年 《茶馆》复演，连演53场场场爆满，报纸上一点宣传都没敢出现。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这一版《茶馆》加入了学生游行示威的情节，并让常四爷在第三幕结尾时为示威的学生端茶倒水，以表明戏中有一条“红线”。演出头天老舍去了，以往他都会到后台和演员见面，这次却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龙须沟》、《茶馆》都是焦菊隐的代表作。焦菊隐提倡“一戏一格”，其中最别具一格的尝试就是《蔡文姬》。早在排郭沫若的《虎符》时，焦菊隐便提出了在话剧表演中加入中国传统戏剧元素，他的口号是“矫枉必须过正”，不但组织演员没日没夜地看戏曲演出，还把专家请到剧院来，跑圆场、做云手，一一学起。当时人艺为此炸开了锅，最后党委书记赵起扬不得不亲自坐在台下督阵，以防演员罢演。事实上，焦菊隐的想法是“吸取戏曲形式，最后忘掉形式”。
人艺有句话叫“戏比天大”。蓝天野说，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腕儿的概念，只道是谁经验更多、演技更好，不像京剧，老生是老生青衣是青衣龙套是龙套。“在人艺，我们说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舒绣文也演群众，刁光覃也演群众，都高兴着呢。而且越是演群众越想看看这次能演出什么花样来。”刚刚去世的黄宗洛就是跑了一辈子“龙套”，他曾扬言要演齐100个小角色。黄宗洛最让人难忘的形象是《茶馆》里的松二爷，为了演这个角色他曾经走火入魔，不仅学了旗人的生活习俗，还在腰带上挂了13件旗人喜欢的烟荷包、鼻烟壶等挂件，蓄须留指甲，苦练兰花指，天天在隆福寺、地安门一带遛鸟泡茶馆，最后甚至被茶客们当成了满清遗老。
北京人艺的传统到底是什么？人艺副院长、导演任鸣对答如流：“一是人艺精神，就是戏比天大，艺术至上。另一个是人艺风格，包括了民族性、人民性以及现实主义。”他进一步解释，所谓民族性，就是焦菊隐从《龙须沟》到《蔡文姬》开创的传统，即中国气质。而人民性则是讲为大众服务：人艺不是商业剧院，不是先锋剧院，它的使命是排更多老百姓爱看的艺术戏剧。最后一个现实主义在人艺风格中被提到的最多，任鸣的态度很明确，我们不排斥现代、后现代那些“花招”，但现实主义无疑是人艺的立身之本。但在人艺的“逆子”、导演林兆华看来，传统恰恰是不能守的，“得发展才行”。“好的东西你继承不就完了，但你总拿传统来打压当代人，这就不对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林兆华就因导演高行健的剧本《绝对信号》引起轰动，这部戏被视为中国小剧场话剧的先锋之作。但这个实验的传统在人艺并没有能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