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醒来，略萨都要琢磨一小会儿，到底身在何处：洗手间在左边的是马德里的家，在右边的是伦敦的房子，需要一直往前走的则是在巴黎的公寓。和许多南美作家一样，略萨也很早就周游欧洲列国，不仅如此，欧洲对他而言俨然自己的故乡，尽管他似乎并不认同博尔赫斯自称“生于流放地的欧陆人”的说法。
　　略萨代表着一个充满自我意识的南美洲，它既要摆脱美国的监护，也要独立于欧洲。每年略萨都会回到故乡，在秘鲁利马住上个把月。用法语中“无处不在的天才”这个词儿来形容略萨一点儿不足为过，众多栖身之所在他眼中皆是桑梓归处。他有令人惊叹的能力，去适应新的环境，并将其作为对象融入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关怀。他曾应柏林高级研究所之邀，在柏林住过一年。在此期间，略萨不仅每天上德语课，而且完成了他的回忆录，同时还撰写一本关于一位柏林人的书——那个“忧郁而愤怒的家伙”叫奥尔格·格罗兹。
　　我们在伦敦见面。一如二十多年前，我和略萨以及他的妻子帕特里嘉在南肯辛顿的黄昏里散步。他们告诉我，从他们临街角的住所透过开启的窗子，可以看到一间半跃层的起居室，一张巨型书桌上摞满手稿。这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是多么旺盛的迹象！而这些文字构成的静物却是“物是人非”——它们都是作家阿瑟·柯斯勒的译稿。他和妻子辛提娅在前一天一同自尽辞世。
　　略萨生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家庭，所有成员都热心于政治生活，并明确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略萨丝毫没有“忧郁而愤怒”的痕迹，而是一个明朗和随顺的谦谦君子，友善而不矫情。他近来在忙什么？“我在写一部爱情小说，所有和场地、场面有关的东西都带有自传性质。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利马，六十年代的巴黎，七十年代的伦敦和八十年代的马德里，都是我居住过的城市。爱情故事对于作家是最具有挑战性的题材！我感觉自己对精确的苛求几乎躁狂偏执，和福楼拜如出一辙。尽管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我还是在每一个城市都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以确保环境氛围不出差错。”
　　除了小说，略萨依旧定期给西班牙《国家报》写专栏。这些文章被世界上很多报纸和杂志转载。他是什么时候成为政论撰稿人的？“这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末，当‘介入文学’的口号让萨特声名大振的时候。和盛行思潮同步的还有天真稚嫩，我们那时认为萨特所言字字珠玑，也曾深信不疑：如果一部小说可以正确地反映信念，写作就可以改变世界。然而萨特在政治上的歧途很快让我的狂热冷却下来。”尽管如此，略萨还始终认为自己是个介入型作家：“对我而言，文学不能仅仅是风雅消遣。我需要让写作释放作用力，在这一点上，我依旧是萨特钟情的猎手。”
　　一九九○年六月，略萨在秘鲁总统大选中不敌藤森谦也而败北，尽管他在之前的民意测试中曾更被看好。在回顾自己的政治抱负时，略萨不无自嘲与从容：“我现在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有竞选某个政治职位的念头，我当时的想法有点儿疯。我并不具备成功政治家应有的诸多前提条件。从政需要对政治有胃口，而我从来没有体味过这种需求。也可能我曾经对政治很有胃口，但缺乏真正的饥渴。我事后惶恐地告诫自己：如果大选胜出，你将与写作绝缘，甚至可能不会再读书！”他的话语中没有掺杂遗憾：“参加总统竞选本身就是重要的经历，因为它带给你的面对秘鲁时事问题的那种强度，是仅以笔耕为生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身在异乡欧洲，略萨会怀有怎样的情感回望南美呢？“我认为最重要的趋势是，近来左派政党的新锐在南美很多国家纷纷掌权，他们不再拾掇老左派的牙慧。比如说巴西的卢拉，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再有乌拉圭首次当权的左派政党联盟‘广泛阵线’。以基什内尔为例，他虽然口若悬河，是个无可挑剔的激情演说家，但是他所遵循的经济政策则完全冷静，定位于功用实效。许多南美政治家的修辞语汇都刻录有左派口号。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卡斯特罗或者乌戈·查韦斯，但是他们推行的政策具有福利民主的内核。目前在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执政的是左派群体，而民主机构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略萨颇为担忧地关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发展。在他眼中，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是个“极具煽动力的自大狂”，依仗国家石油贸易的收入所网罗的财力使之更加危险。没有哪个政客比查韦斯更直接地通过全球化捞得权力了，然而恰恰是他，梦想着一个和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回归本土根系的次大陆。他是土著主义的主要资助人，支持该社会政治运动在整个南美洲调动原住民。查韦斯鼎力支持玻利维亚高地的领导人艾沃·莫拉雷斯，他很有可能成为玻利维亚未来的总统。
　　玻利维亚的情形让略萨很难过。“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对我有切肤之痛。我曾长期在玻首府科恰班巴市生活，我深爱这个国度。然而玻利维亚的发展前景暗淡，那里鲜有向民主道路发展的迹象。人们既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潜在的军事政变可能，也很难避免落后高地和现代圣克鲁斯省之间的内战。如果如越来越多的人所预料的那样，让相对富庶的圣克鲁斯宣布独立的话，这将会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如果莫拉雷斯上台，这就很可能会发生。玻利维亚国内已经产生裂痕——上层社会和大众严重脱节，相隔霄壤。然而另一方面，矿工和高原农民的抗议运动也并非完全情投意合。”“他们一边说阿依马拉语，另一边说克丘亚语，各自的利益很少存在交集。他们的领导人中也有不少并非‘土著’。莫拉雷斯就是西班牙后裔，这也许恰恰是他无限升级自己政治要求的原因。如果他准备做任何妥协的话，无疑会被‘土著人’理解成软弱。莫拉雷斯连克丘亚语都不会说，是个典型的殖民后裔。在如今的玻利维亚，族裔差别越来越被应用为政治分歧中的武器。类似的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南美。这种政治筹码在世界范围内都通行，被依据各自利害普遍兑换。”
　　略萨是个充满激情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对于那些自由主义幻想——把所有政治问题交付给市场，并相信它们最终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得以解决——略萨并不苟同。“这种看待事物的看法绝不比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一度布道的东西高明。马克思主义者曾试图用经济基础解释一切，如同有些自由主义者所相信的：全部问题都会在市场那里迎刃而解，然而没有任何一个深刻理解自由主义的人会如此初级地论证。真正的自由主义不是既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开放的承担反思批判义务的思想体系。它缔造现代性的力量有着毋庸置疑的根基，这个系统酝酿了塑造我们民主社会的基本理念：人权、言论自由、认可差异、宽容、分权以及对任何过大政治权力的不信任。”
　　最后我们还谈到了恐怖主义的问题，它对于略萨并非什么新鲜事儿。他从小就是在秘鲁恐怖主义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九八三年他受秘鲁前总统贝朗德之托，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查证一队记者在秘鲁山区被集体谋杀的案件。略萨就此撰写的报告精确阐析了族裔和社会文化的问题，直至今日还相当有可读性。该调查令人绝望的地方在于，要用理性的方法来理解乍看上去完全丧失理性的事件。略萨断言：二十一世纪是恐怖主义的世纪。“军队可以被缴械，整个国家可以被占领，但是人们无法断定战胜恐怖主义，因为展开恐怖主义行动的总是些狂热的零散的小团体。它们的成员把自己风格化成殉道者，他们不仅时刻准备着去杀人，而且显然不想从中攫取任何东西，他们甚至怀有必死的欲念孤注一掷。”
　　信奉不可知论的略萨认为，绝大多数恐怖主义运动所带有的宗教色彩给人们提出了挑战。“我们曾声称，没有宗教，人类毫发无损，然而我们错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能力用文化取代宗教。这至少是我在我所熟知的小世界里总结出来的经验。绝大多数人需要超验力量，需要对另一个世界保存信仰。所以我们不应当打击宗教。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做过这样的尝试，结果并不如意。在多种形式的民主制度里，宗教必须在自由社会形成的法制框架内成为个人的私事。重要的是，宗教不能干预国家事务，反之，国家也不应将自身的目标与宗教目标等同起来。”
　　原本支持当前美国政府政策的略萨批评布什：“布什有些太过分了，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信仰的基础性地位在美国政府的政策中被过分突出了。白宫对新教人员言听计从，这完全是民主的缺失，他们的反科学的态度非常荒谬。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动作并不构成真正的危险，美国的民主根基还是相当扎实的。”
　　临别前的傍晚，我们一同散步去柯斯勒的故宅，在街角的餐馆里见了略萨的女儿。她是图片摄影师，为了和她的父亲一道筹备一篇稿子，刚刚从马德里赶来伦敦。略萨父女受《国家报》的委托前往以色列，报道加沙地带犹太居民区解体的事件。身为政论撰稿人的略萨看来又要将他的爱情小说暂时束之高阁了。
　　（王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