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印度几乎是唯一一个和中国具有可比性的国度，人口接近，文明古国。拿中国跟印度比，我们很容易找到优越感。在经济总量、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速、基础设施建设、人均用电量、人均用钢量等几乎所有的经济评价指标中，中国都遥遥领先于印度，但只有这一项——基尼系数，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9年印度是0.368，而中国是0.47！中国比印度高出0.1个百分点。当我看到这个数字时，我以为我看错了。
　　基尼系数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基尼系数在0.2以下是绝对平均；0.2到0.3之间是比较平均；0.3到0.4之间是较为合理；0.4到0.5之间是差距较大；0.5以上说明收入悬殊。
　　根据2009年世界银行报告数据，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美国8.4倍，俄罗斯4.5倍，印度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为了缓解公众对于基尼系数过高产生的担忧，著名学者厉以宁教授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加权平均论”。他认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特色明显，所以中国的基尼系数应该城乡分开计算，再加平均，这样算出来的数据就要好看得多，基本接近于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
　　这种推论相当于：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通过对考题类型的分类分析得出自己的加权成绩应该是85分，然后向家长交差。
　　中国社会收入不公平的局面必须进行改正。要想改正，必须先从两个领域入手：一个是坚定不移地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通过财税体制向特权阶层开刀；二是加紧构建新型福利社会，减少国人后顾之忧。
　　当下的中国，主张多元，观点纷乱，只有少数社会共识：一是贪腐横行，二是贫富分化严重。抓住这两个共识，从这里下刀，既顺乎民意，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对而言，贪腐的原因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相连，根除难度要高得多。而从缩小贫富差距入手，则可执行度更高。改革税制，尽快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奢侈品消费税，剥夺不法财富和浮财，此为正道。
　　现在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精英，都积极混淆“企业家”与“富人”的本质区别，在税收制度上一锅烩，不区分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以保护企业家的名义，保护富人在房产投资和奢侈品消费上的利益。
　　其实企业家群体和富人群体，虽然有一部分交叉，但本质上是两类人。那些把财富大都放在厂房、设备、流动资金上推进生产流转的是企业家，那些把财富基本隐匿于房产、奢侈品、理财账户上的才是富人。很多富人的钱不是通过经营企业获得的，所以必须通过税制设计，向富人征更多的税，或者逼迫他们把钱投入实体经济领域。税制改革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走。
　　目前的财税制度，已经基本丧失了以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财政税收体制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收入分配不公平、房屋价格持续上涨、房地产暴利、农民收入过低、资源浪费性使用等一系列问题就会进一步恶化。由此已经导致巨大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丛生，政府的公信力严重降低了。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十问中国梦——给梦想多一点时间》 作者：刘戈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