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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登山圈，康华是我敬佩的人之一。2008年秋季我参加了卓奥友峰的攀登，在海拔6400米的C1营地我与他睡在一个帐篷里，晚上闲聊，我问：“康老师，你觉得汉人中谁最有可能成为首位登顶K2的人。”他几乎没犹豫，答：“杨春风。”
我们这个星球，共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独立存在的山峰，被登山者爱好者简称为14座。完成对14座的攀登，是每个登山者最大的梦想。如果说14座代表的是攀登王国的皇冠，珠峰只是海拔最高的一座山而已，K2（乔格里峰，世界第二高峰）才是皇冠上闪耀的明珠。
康华的眼光果然很毒，2012年7月杨春风终于成功登顶海拔8611米的K2峰。今年春季又成功登顶了马卡鲁峰。他离14座的目标只差3座了，也是迄今为止汉人攀登者中最接近那顶皇冠的人了。直到他人生悲剧发生的前一刻，每个关注攀登的人，都不会怀疑他会达成那个目标，有疑问的，也只是时间而已。
我和杨春风能成为好朋友，还要将时间倒拨回2007年那个夏季对海拔7546米慕士塔格峰的攀登。那次，作为菜鸟的我，参加的是新疆登山协会的队伍，紧邻我们营地的是杨春风领队的乔格里探险公司的队伍。那时，他在圈内早已是成名人物，两个月前，他更因成功组织带领“新疆啤酒珠峰登山队”登顶珠峰而声名大噪。在此之前，国内能够真正组织攀登珠峰的权威机构原本只有两家，即国家登协和西藏圣山探险公司。有次拉练，我在下山途中，左腿韧带被严重拉伤。翌日，因处理不当，导致伤处毛细血管破裂，腿肿得厉害，我们队又没有队医，便只能到隔壁寻求帮助了。因为我知道杨春风本是中医出身，加上他的攀爬经验，我想，他的建议应该是最具说服力的。杨春风并没有因为我是其竞争对手队伍里的成员而稍有怠慢，仔细为我做了检查，并给了我一些很中肯合理的建议。从那以后，我就在心里将春风当成值得一交的朋友了。
接着是08年秋季和09年春季对卓峰、珠峰的二次攀登，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也拉近了二人间的距离。有次，攀谈中，我对春风表示过有机会将去参加他组织的攀登活动。
2010年初夏，攀登北美麦金利峰下来不久，我在训练中不慎拉裂了右腿半月板。不久，接到春风一个电话，邀请我参加秋季对道吉拉里峰的攀登。但那次被我婉拒了，一是因为腿伤，二来是为了儿子。
09年春季攀登珠峰，我途中遇险，如果没有亲情支撑，以及长期坚持锻炼积累的体能和意志力，后果实在难以预料。接着09年夏季，在对雀儿山的攀登中，我和好友深圳的阿忠又差点滑坠到几十米深的绝壁下。说真话，我开始害怕了。我明白，那种害怕并不是出于对自己生命本身的担心，因为真正喜欢攀登的人是能克服那种心理恐惧的。我害怕的源头其实来自于我对正上着小学5年级的儿子的感情。我清楚自己在锻炼的那几年里，能一路坚持下来的原因，并不仅仅只是对珠峰的那个梦想，更是因为我在儿子面前所做的承诺。那次，我对儿子说，老爸开始要锻炼了，我希望你能监督并陪我一起跑步。
儿子最终答应，也做到了。在此过程中，儿子成了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不断看到自己以前人生中诸多丑陋和不足，也心生许多感动和美好的念头。这面镜子，让我汲取，也让我改变。为此，我对儿子一直心存感激。后来我想，镜像是相对的，既然我能看到一面，儿子也必看到另一面，我怕自己万一在攀登时挂了，也就意味着儿子那面心镜也会破碎。终于在某天某刻，我决定在儿子还没考上大学前，绝不去攀登其他8000米级雪山了。
2011年初我带伤攀登了乞力马扎罗峰，并因此腿伤加剧，以至在随后的时间里，没有再进行过攀登，也没有接受过正规治疗。直到2012年春季，为了暑假能与儿子一起骑行川藏线，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中医气功针灸疗程。在此期间，应约开始了《永无高处》的写作。
写作期间，因怀疑自己的记忆，为厘清攀登过程中纠结在一起的真相，我与春风始终保持电话联系，我们一起回忆，一起探讨，努力将记忆中的点点滴滴还原和归拢。
每次通话，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十分钟，我与春风的问答之间，充满着暖洋洋的坦诚和信任。他睿智、机敏的话锋中时常透出的一缕冷幽默，也让我着迷不已。
我们之间的话题不设底线，也没有框架。比如，我们谈到09年春天老吴遇难后我与乔格里探险公司侍总在大本营的争吵，也谈到那几年乔格里探险公司与西藏同行之间业务上的纠葛和矛盾等诸多故事的细节。我从未听到过一句他说别人不好的话。
2009年杨春风在珠峰
这是大气，也是他磊落做人的底气。我想，是不是正因春风性格里这股包容、平和之气才让他具备了人格上的魅力，才能让那么多人喜欢，即使他带队时发生了诸如道拉吉里那样悲惨的山难，一些热爱攀登的朋友依然对他不离不弃。
我喜欢、甚至有些享受与他聊天的感觉，如沐春风，像他的名字。以至于有一天，当我完成初稿后，突然有让他为我这本书写序的冲动。我在电话中对他说道：“春风，干脆你为我的书写篇序如何？”
“我文笔不行，找个在登山圈中名气更响的人吧。”春风回答说。
“这与文笔无关，我看重的是人品和友情。”
“那好吧，我先试试。”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的序：
有山友跟我聊天时问我知不知情今年春季两支国内民间队伍攀登马卡鲁峰以及由是否登顶而发生的纷争；我未登过此峰，他们攀登时我又不在场，所以我也无从判定。但我还是勉强安慰询问者说“如果登顶是事实，则质疑或许有其他原因；若不是事实，则提出质疑是有正义感的举动。”
登山的记述，真实性，而不是渲染和夸耀，依然是灵魂。我跟佐刀是09年聊到这个话题的，当时他在整理他当年春季攀登珠峰的记述文字，经常电话我，核证这次登山的一些细节；我了解登山者刚结束攀登后，回忆自己在七八千米的经历时似是而非、恍如梦境的感觉，由于环境和身体状态都处于极端，记忆多支离破碎；这种认真的核证是必须养成习惯的；其后不久我于次年春季遭遇道拉吉里峰山难，就又沉陷于一轮辛苦的核证，这是后话了。 佐刀是登山论坛的“人气王”，他的两篇登山记述的帖子——08卓奥友、09珠峰——点击率和跟帖率都是最高的，我想这不光是因为他的文字好，他的一些文章，就不乏不无凭据的质疑；在谈到国内登山现况时，他有思索敏锐之处，而我当时对这些敏感的话题，半含混半回避，现在回看，在真实性以及更深层上都有所违背。
登山在运动项目中有一个独特：只有登山者被冠以“勇士”称号；它所倡导的勇敢——敢去、敢尝试，在“怕字当头”的当下，意义自昭。佐刀他们的坚持真实性、坚持质疑和思索，比起只会登山、登多少山来，要算大勇敢了。
春风在这篇短文中竟提到道拉吉里的那次山难，说明去年那时候他依然没能走出身边山友死亡的阴影。他一直背负着沉重，像山，面对那些不懂山的人的指责。
我想说，攀登者不是英雄，我不是，春风也同样不是。登不登，山都永远在那里，我们要征服的只是自己并不存在的影子。
但我们可以选择勇敢。每次爬山前，我没问过别人的做法，但据我所知，我和春风都做了同样一件事，就是每次都将遗书写好放在办公室抽屉里。我们是用这样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告诉自己：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而勇者无惧。
我们都是成年人，应该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怎样为自己负起责任。我想春风在序里再次提到那次山难，是因为那些众多的指责，也是他内心的一次不平。春风是人，不是神，这样，才真实。
我无意为春风解脱什么，尤其在他遇难之后，更无意义。但我不得不说，其实，对于攀登者来说，直面死亡，是必须要过的第一道坎，这毕竟只属于少数勇敢者的游戏。我也无意去拔高攀登的意义，但真正的攀登者，面对雪山，拥有的必定只是一份纯粹。那纯粹或是一次次肾上腺素的急升，或是一次次挑战自己极限后的满足。
其实，死亡面前，没人不害怕，这是实话，但为什么还要去攀登？
我不知道别人的想法，我的答案是，一是因为喜欢，二是因为梦想，三是能为自己带来改变。那种喜欢，是来自骨头里与生俱来的探险本能，可以满足每个人内心都曾存在过的英雄情结。那个梦想，也许就是马斯洛心理学说中所指的那个自我实现的层面吧，就像每次成功的攀登，都能为自己带来一次惊喜一样。那种改变，不仅只是因为长期坚持锻炼而带来的体质和外形方面的变化，更多的，是来自于经过磨砺后收获的内心成熟。
也许，春风意识到自己在这篇序里情绪过了点，下午，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佐刀，昨晚写序时文字有些偏激，刚又看了一次，觉得有些不妥，现在重新写了，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里了，请查收一下。”
打开邮件，眼前序的内容比前一篇缩水不小，却又平添了一份从容和淡定：
相比起登山爱好者数量增加的趋势，国内对登山的宣扬甚少；人群对登山难获更多细致的了解和参照。佐刀的这部作品，无疑是对这块短板的补益。不妄判曲直的真实记述，又不缺失理性的思考；对登山是可贵的宣传，也能引发对更深层意义的探讨。
最终，我与出版社编辑反复磋商的结果是，将两篇并成一篇，因为前面一篇充满着他思想碰撞的火花，感性十足；后一篇则像是一条波澜不惊的河，呈现出有序、理性流淌的一面。两篇，我都喜欢。
当书的初稿出来后，我看到出版社在杨春风的前面冠上了“国内著名登山家”这样的字眼，我想了想，还是改成了：即将完成对14座8000米级雪山攀登、国内最具实力的民间攀登者杨春风。
这样改过后，我觉得有一种期待，也多了一份亲近平和的感觉。
2012年暑期那次与儿子24天的川藏线骑行，将这本书21760元稿酬悉数提前预支捐给了西藏山南浪卡子县道布龙村完小的孩子们。但那次骑行也彻底击垮了我右膝原本就断裂的半月板，不得不在年底去北医三院做了切除、清创和修复手术。后来，便一直在家休养。
《永无高处》最终在今年春节后问世，出版社只送了我10本，4月初我拿到书后，便在其中一本扉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准备寄给春风，可电话一直没能打通。
这个春季对于他很重要，去年，他连续攀登了3座8000米雪山。他想尽早完成这个梦想，能尽早回家。他在电话中透露过这个意思。
似乎那个高高在上的梦，对于他来说，正变得触手可及。
直到4月26日凌晨，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叫醒，黑夜里，手机屏上显示的是云南玉溪杨雪松的号码，心立马急速下沉。杨雪松，是我珠峰队友，我们一向感情笃深胜似兄弟，我思忖着他此时打电话给我，一定是有凶险的事情发生了。果然，雪松在电话那头用一种近似哭腔的语调说：“向阳死了，在马卡鲁7500米处滑坠的。”
我的头脑嗡的一下后，倏忽间，昆明山友刘向阳的样子立马浮现在了我的眼前。2009年5月17日凌晨2点左右我们正在海拔8500米处向第一台阶上攀登时，我曾亲眼目睹一块比墙砖还大的一块岩石从三层楼房那么高的地方坠落在我面前，正好砸在了向阳脸上。血喷射而出，人也当场休克了过去，幸好那次只是将向阳的鼻梁骨砸碎了。这次，却最终没能逃了过去。
接了雪松电话后的将近一个半小时里，我就坐在黑夜里一直发着呆，胸口隐隐有种窒息感。
随后几天，我开始为与他一起参加攀登的春风担心起来。尽管这次他俩是以队友身份参加一支国外队伍，并不是自己组队，不用担当什么，但我知道，网上总会有愤青喜欢搬弄是非而板砖横飞。我想打个电话与他聊聊，依然不通。
我相信春风内心强大，在一起时，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坚定和坚韧，但这么多年来，冥冥之中，他的攀登生涯似乎总有一股死亡气息如影随形。他的队友、队员一个个相继离去的事实，我不清楚，也一直担心，他究竟需要有多么大的心脏才能抵抗住那些煎熬和摧残。
可终究，有些东西，是我们谁也抵抗不了的，比如命运。
5月23日下午1点半，我正与中学好友生齐在一起，突然收到小弟张群的微信： 中国民间登山家杨春风今早在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大本营遭塔利班武装分子袭击遇害，同时还有10名登山者……
那一刻，没有眼泪，周围世界迅速消退、消失，身体像被什么抽空，手、脚变得软弱无力。我恍惚走在大街上，仿佛周围的一切与我无关，思想就像一缕抓不住的空气。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知道再也控制不住了，就背向人流，对着一堵灰白的墙壁哭泣起来。那天，我人在双廊，哭泣时，感到双廊古老的街道随我的肩膀不断起伏、抽动，眼中的一切婆娑，全无着落。
随即，我回到车里，驾车奔驰在环洱海的路上，途中又接到南京好友文徽的电话，他是特意安慰我的，却勾起了我心中更大的悲伤。人少，我不再顾忌，号啕痛哭起来。
那次，起先哭的是春风本人，后来哭的是向阳、机长、老吴等，那些还留在雪山上的一堆堆兄弟。
24日上午，我对老友生齐聊起了春风，聊了好久。
末了，生齐对我说道：“你经历的，我也曾经历过，我都能理解。重要的，是当下能为他做些什么。”
是呀，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决定先做两件事。一是写篇悼念文章，二是买些春风为我作序的书，所有利润全部捐给春风家人。
还有一件，为自己，也为了纪念：等儿子上了大学，我攀登的第三座8000米雪山，必是道吉拉里。
春风倒了下去，与其他攀登雪山的人倒下去不同，相信这种倒下去的方式是他所有的朋友们最不能接受的。攀登者攀登时，倒下去，是一种悲壮，对本人而言，是死得其所。而春风则是在睡梦中被拖起，然后倒在乱枪的子弹里，死得惨烈、冤枉，永远无法瞑目。
当初刚听到那个噩耗时，心中陡增对塔利班的无比仇恨，我对身边的人说，真想拿起一把枪去报仇。可后来左思右想，那些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对这群手无寸铁没有丝毫反抗念头来自好几个国家的平民，对与他们无怨无仇平时在生活中毫无交集的登山者，对这帮善良、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的人进行残忍无情的杀戮，遇难者甚至没留下只言片语，他们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显然是想彰显和放大他们的存在，他们要报复的不是某个特定的国家或群体，他们要挑战的，也许，是一种次序。
他们的行为和心理是病态或变态的，这种极端的方式不仅不会为当今主流社会和传统价值观所接受，只会带来更多的仇恨和报复。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才会导致了这一幕人间惨剧的发生。如果我们不好好反思、检讨我们人性深处的病因和制度上存的缺失而去加以改变的话，相信诸如此类的场景还会被不断复制，而冤冤相报，何时了？
我无力也不能给出一副人性解药，我有的，只是卑微，只是一个因为这么多年攀登才得来的一点感触，也算是一个愿望：如果有天，我们都能回归本源，也能学一学雪山的包容和豁达就好了。
春风生前一直秉持对生命对存在的那种包容、豁达，有时，再沉重的话题，他也有能力轻松化解，我想，我们悼念他，如果他在天堂还能听见的话，依然会冷幽默一把，然后劝我们快点抛掉沉重，继续自己的脚步，轻松生活，愉快做人。
也许，这才是我们彼此间最好的告慰。
春风，仿佛天生就是为雪山而生的人，虽然他没能死于攀登本身，却还是倒在了雪山之中，死在了攀登的路上，这是遗憾，也是命定的归宿。这个结局对于他来说，不算太坏。
一切，已经结束。此刻，这本要寄的书，地址已随春风逝去，再也无法抵达他生命的内心，只能静静地躺在我电脑桌左侧音箱的上面了。
我们这个星球，共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独立存在的山峰，被登山者爱好者简称为14座。完成对14座的攀登，是每个登山者最大的梦想。如果说14座代表的是攀登王国的皇冠，珠峰只是海拔最高的一座山而已，K2（乔格里峰，世界第二高峰）才是皇冠上闪耀的明珠。
康华的眼光果然很毒，2012年7月杨春风终于成功登顶海拔8611米的K2峰。今年春季又成功登顶了马卡鲁峰。他离14座的目标只差3座了，也是迄今为止汉人攀登者中最接近那顶皇冠的人了。直到他人生悲剧发生的前一刻，每个关注攀登的人，都不会怀疑他会达成那个目标，有疑问的，也只是时间而已。
我和杨春风能成为好朋友，还要将时间倒拨回2007年那个夏季对海拔7546米慕士塔格峰的攀登。那次，作为菜鸟的我，参加的是新疆登山协会的队伍，紧邻我们营地的是杨春风领队的乔格里探险公司的队伍。那时，他在圈内早已是成名人物，两个月前，他更因成功组织带领“新疆啤酒珠峰登山队”登顶珠峰而声名大噪。在此之前，国内能够真正组织攀登珠峰的权威机构原本只有两家，即国家登协和西藏圣山探险公司。有次拉练，我在下山途中，左腿韧带被严重拉伤。翌日，因处理不当，导致伤处毛细血管破裂，腿肿得厉害，我们队又没有队医，便只能到隔壁寻求帮助了。因为我知道杨春风本是中医出身，加上他的攀爬经验，我想，他的建议应该是最具说服力的。杨春风并没有因为我是其竞争对手队伍里的成员而稍有怠慢，仔细为我做了检查，并给了我一些很中肯合理的建议。从那以后，我就在心里将春风当成值得一交的朋友了。
接着是08年秋季和09年春季对卓峰、珠峰的二次攀登，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也拉近了二人间的距离。有次，攀谈中，我对春风表示过有机会将去参加他组织的攀登活动。
2010年初夏，攀登北美麦金利峰下来不久，我在训练中不慎拉裂了右腿半月板。不久，接到春风一个电话，邀请我参加秋季对道吉拉里峰的攀登。但那次被我婉拒了，一是因为腿伤，二来是为了儿子。
09年春季攀登珠峰，我途中遇险，如果没有亲情支撑，以及长期坚持锻炼积累的体能和意志力，后果实在难以预料。接着09年夏季，在对雀儿山的攀登中，我和好友深圳的阿忠又差点滑坠到几十米深的绝壁下。说真话，我开始害怕了。我明白，那种害怕并不是出于对自己生命本身的担心，因为真正喜欢攀登的人是能克服那种心理恐惧的。我害怕的源头其实来自于我对正上着小学5年级的儿子的感情。我清楚自己在锻炼的那几年里，能一路坚持下来的原因，并不仅仅只是对珠峰的那个梦想，更是因为我在儿子面前所做的承诺。那次，我对儿子说，老爸开始要锻炼了，我希望你能监督并陪我一起跑步。
儿子最终答应，也做到了。在此过程中，儿子成了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不断看到自己以前人生中诸多丑陋和不足，也心生许多感动和美好的念头。这面镜子，让我汲取，也让我改变。为此，我对儿子一直心存感激。后来我想，镜像是相对的，既然我能看到一面，儿子也必看到另一面，我怕自己万一在攀登时挂了，也就意味着儿子那面心镜也会破碎。终于在某天某刻，我决定在儿子还没考上大学前，绝不去攀登其他8000米级雪山了。
2011年初我带伤攀登了乞力马扎罗峰，并因此腿伤加剧，以至在随后的时间里，没有再进行过攀登，也没有接受过正规治疗。直到2012年春季，为了暑假能与儿子一起骑行川藏线，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中医气功针灸疗程。在此期间，应约开始了《永无高处》的写作。
写作期间，因怀疑自己的记忆，为厘清攀登过程中纠结在一起的真相，我与春风始终保持电话联系，我们一起回忆，一起探讨，努力将记忆中的点点滴滴还原和归拢。
每次通话，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十分钟，我与春风的问答之间，充满着暖洋洋的坦诚和信任。他睿智、机敏的话锋中时常透出的一缕冷幽默，也让我着迷不已。
我们之间的话题不设底线，也没有框架。比如，我们谈到09年春天老吴遇难后我与乔格里探险公司侍总在大本营的争吵，也谈到那几年乔格里探险公司与西藏同行之间业务上的纠葛和矛盾等诸多故事的细节。我从未听到过一句他说别人不好的话。
这是大气，也是他磊落做人的底气。我想，是不是正因春风性格里这股包容、平和之气才让他具备了人格上的魅力，才能让那么多人喜欢，即使他带队时发生了诸如道拉吉里那样悲惨的山难，一些热爱攀登的朋友依然对他不离不弃。
我喜欢、甚至有些享受与他聊天的感觉，如沐春风，像他的名字。以至于有一天，当我完成初稿后，突然有让他为我这本书写序的冲动。我在电话中对他说道：“春风，干脆你为我的书写篇序如何？”
“我文笔不行，找个在登山圈中名气更响的人吧。”春风回答说。
“这与文笔无关，我看重的是人品和友情。”
“那好吧，我先试试。”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的序：
有山友跟我聊天时问我知不知情今年春季两支国内民间队伍攀登马卡鲁峰以及由是否登顶而发生的纷争；我未登过此峰，他们攀登时我又不在场，所以我也无从判定。但我还是勉强安慰询问者说“如果登顶是事实，则质疑或许有其他原因；若不是事实，则提出质疑是有正义感的举动。”
登山的记述，真实性，而不是渲染和夸耀，依然是灵魂。我跟佐刀是09年聊到这个话题的，当时他在整理他当年春季攀登珠峰的记述文字，经常电话我，核证这次登山的一些细节；我了解登山者刚结束攀登后，回忆自己在七八千米的经历时似是而非、恍如梦境的感觉，由于环境和身体状态都处于极端，记忆多支离破碎；这种认真的核证是必须养成习惯的；其后不久我于次年春季遭遇道拉吉里峰山难，就又沉陷于一轮辛苦的核证，这是后话了。 佐刀是登山论坛的“人气王”，他的两篇登山记述的帖子——08卓奥友、09珠峰——点击率和跟帖率都是最高的，我想这不光是因为他的文字好，他的一些文章，就不乏不无凭据的质疑；在谈到国内登山现况时，他有思索敏锐之处，而我当时对这些敏感的话题，半含混半回避，现在回看，在真实性以及更深层上都有所违背。
登山在运动项目中有一个独特：只有登山者被冠以“勇士”称号；它所倡导的勇敢——敢去、敢尝试，在“怕字当头”的当下，意义自昭。佐刀他们的坚持真实性、坚持质疑和思索，比起只会登山、登多少山来，要算大勇敢了。
春风在这篇短文中竟提到道拉吉里的那次山难，说明去年那时候他依然没能走出身边山友死亡的阴影。他一直背负着沉重，像山，面对那些不懂山的人的指责。
我想说，攀登者不是英雄，我不是，春风也同样不是。登不登，山都永远在那里，我们要征服的只是自己并不存在的影子。
但我们可以选择勇敢。每次爬山前，我没问过别人的做法，但据我所知，我和春风都做了同样一件事，就是每次都将遗书写好放在办公室抽屉里。我们是用这样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告诉自己：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而勇者无惧。
我们都是成年人，应该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怎样为自己负起责任。我想春风在序里再次提到那次山难，是因为那些众多的指责，也是他内心的一次不平。春风是人，不是神，这样，才真实。
我无意为春风解脱什么，尤其在他遇难之后，更无意义。但我不得不说，其实，对于攀登者来说，直面死亡，是必须要过的第一道坎，这毕竟只属于少数勇敢者的游戏。我也无意去拔高攀登的意义，但真正的攀登者，面对雪山，拥有的必定只是一份纯粹。那纯粹或是一次次肾上腺素的急升，或是一次次挑战自己极限后的满足。
其实，死亡面前，没人不害怕，这是实话，但为什么还要去攀登？
我不知道别人的想法，我的答案是，一是因为喜欢，二是因为梦想，三是能为自己带来改变。那种喜欢，是来自骨头里与生俱来的探险本能，可以满足每个人内心都曾存在过的英雄情结。那个梦想，也许就是马斯洛心理学说中所指的那个自我实现的层面吧，就像每次成功的攀登，都能为自己带来一次惊喜一样。那种改变，不仅只是因为长期坚持锻炼而带来的体质和外形方面的变化，更多的，是来自于经过磨砺后收获的内心成熟。
也许，春风意识到自己在这篇序里情绪过了点，下午，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佐刀，昨晚写序时文字有些偏激，刚又看了一次，觉得有些不妥，现在重新写了，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里了，请查收一下。”
打开邮件，眼前序的内容比前一篇缩水不小，却又平添了一份从容和淡定：
相比起登山爱好者数量增加的趋势，国内对登山的宣扬甚少；人群对登山难获更多细致的了解和参照。佐刀的这部作品，无疑是对这块短板的补益。不妄判曲直的真实记述，又不缺失理性的思考；对登山是可贵的宣传，也能引发对更深层意义的探讨。
最终，我与出版社编辑反复磋商的结果是，将两篇并成一篇，因为前面一篇充满着他思想碰撞的火花，感性十足；后一篇则像是一条波澜不惊的河，呈现出有序、理性流淌的一面。两篇，我都喜欢。
当书的初稿出来后，我看到出版社在杨春风的前面冠上了“国内著名登山家”这样的字眼，我想了想，还是改成了：即将完成对14座8000米级雪山攀登、国内最具实力的民间攀登者杨春风。
这样改过后，我觉得有一种期待，也多了一份亲近平和的感觉。
2012年暑期那次与儿子24天的川藏线骑行，将这本书21760元稿酬悉数提前预支捐给了西藏山南浪卡子县道布龙村完小的孩子们。但那次骑行也彻底击垮了我右膝原本就断裂的半月板，不得不在年底去北医三院做了切除、清创和修复手术。后来，便一直在家休养。
《永无高处》最终在今年春节后问世，出版社只送了我10本，4月初我拿到书后，便在其中一本扉页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准备寄给春风，可电话一直没能打通。
这个春季对于他很重要，去年，他连续攀登了3座8000米雪山。他想尽早完成这个梦想，能尽早回家。他在电话中透露过这个意思。
似乎那个高高在上的梦，对于他来说，正变得触手可及。
直到4月26日凌晨，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叫醒，黑夜里，手机屏上显示的是云南玉溪杨雪松的号码，心立马急速下沉。杨雪松，是我珠峰队友，我们一向感情笃深胜似兄弟，我思忖着他此时打电话给我，一定是有凶险的事情发生了。果然，雪松在电话那头用一种近似哭腔的语调说：“向阳死了，在马卡鲁7500米处滑坠的。”
我的头脑嗡的一下后，倏忽间，昆明山友刘向阳的样子立马浮现在了我的眼前。2009年5月17日凌晨2点左右我们正在海拔8500米处向第一台阶上攀登时，我曾亲眼目睹一块比墙砖还大的一块岩石从三层楼房那么高的地方坠落在我面前，正好砸在了向阳脸上。血喷射而出，人也当场休克了过去，幸好那次只是将向阳的鼻梁骨砸碎了。这次，却最终没能逃了过去。
接了雪松电话后的将近一个半小时里，我就坐在黑夜里一直发着呆，胸口隐隐有种窒息感。
随后几天，我开始为与他一起参加攀登的春风担心起来。尽管这次他俩是以队友身份参加一支国外队伍，并不是自己组队，不用担当什么，但我知道，网上总会有愤青喜欢搬弄是非而板砖横飞。我想打个电话与他聊聊，依然不通。
我相信春风内心强大，在一起时，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坚定和坚韧，但这么多年来，冥冥之中，他的攀登生涯似乎总有一股死亡气息如影随形。他的队友、队员一个个相继离去的事实，我不清楚，也一直担心，他究竟需要有多么大的心脏才能抵抗住那些煎熬和摧残。
可终究，有些东西，是我们谁也抵抗不了的，比如命运。
5月23日下午1点半，我正与中学好友生齐在一起，突然收到小弟张群的微信： 中国民间登山家杨春风今早在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大本营遭塔利班武装分子袭击遇害，同时还有10名登山者……
那一刻，没有眼泪，周围世界迅速消退、消失，身体像被什么抽空，手、脚变得软弱无力。我恍惚走在大街上，仿佛周围的一切与我无关，思想就像一缕抓不住的空气。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知道再也控制不住了，就背向人流，对着一堵灰白的墙壁哭泣起来。那天，我人在双廊，哭泣时，感到双廊古老的街道随我的肩膀不断起伏、抽动，眼中的一切婆娑，全无着落。
随即，我回到车里，驾车奔驰在环洱海的路上，途中又接到南京好友文徽的电话，他是特意安慰我的，却勾起了我心中更大的悲伤。人少，我不再顾忌，号啕痛哭起来。
那次，起先哭的是春风本人，后来哭的是向阳、机长、老吴等，那些还留在雪山上的一堆堆兄弟。
24日上午，我对老友生齐聊起了春风，聊了好久。
末了，生齐对我说道：“你经历的，我也曾经历过，我都能理解。重要的，是当下能为他做些什么。”
是呀，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决定先做两件事。一是写篇悼念文章，二是买些春风为我作序的书，所有利润全部捐给春风家人。
还有一件，为自己，也为了纪念：等儿子上了大学，我攀登的第三座8000米雪山，必是道吉拉里。
春风倒了下去，与其他攀登雪山的人倒下去不同，相信这种倒下去的方式是他所有的朋友们最不能接受的。攀登者攀登时，倒下去，是一种悲壮，对本人而言，是死得其所。而春风则是在睡梦中被拖起，然后倒在乱枪的子弹里，死得惨烈、冤枉，永远无法瞑目。
当初刚听到那个噩耗时，心中陡增对塔利班的无比仇恨，我对身边的人说，真想拿起一把枪去报仇。可后来左思右想，那些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对这群手无寸铁没有丝毫反抗念头来自好几个国家的平民，对与他们无怨无仇平时在生活中毫无交集的登山者，对这帮善良、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的人进行残忍无情的杀戮，遇难者甚至没留下只言片语，他们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显然是想彰显和放大他们的存在，他们要报复的不是某个特定的国家或群体，他们要挑战的，也许，是一种次序。
他们的行为和心理是病态或变态的，这种极端的方式不仅不会为当今主流社会和传统价值观所接受，只会带来更多的仇恨和报复。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才会导致了这一幕人间惨剧的发生。如果我们不好好反思、检讨我们人性深处的病因和制度上存的缺失而去加以改变的话，相信诸如此类的场景还会被不断复制，而冤冤相报，何时了？
我无力也不能给出一副人性解药，我有的，只是卑微，只是一个因为这么多年攀登才得来的一点感触，也算是一个愿望：如果有天，我们都能回归本源，也能学一学雪山的包容和豁达就好了。
春风生前一直秉持对生命对存在的那种包容、豁达，有时，再沉重的话题，他也有能力轻松化解，我想，我们悼念他，如果他在天堂还能听见的话，依然会冷幽默一把，然后劝我们快点抛掉沉重，继续自己的脚步，轻松生活，愉快做人。
也许，这才是我们彼此间最好的告慰。
春风，仿佛天生就是为雪山而生的人，虽然他没能死于攀登本身，却还是倒在了雪山之中，死在了攀登的路上，这是遗憾，也是命定的归宿。这个结局对于他来说，不算太坏。
一切，已经结束。此刻，这本要寄的书，地址已随春风逝去，再也无法抵达他生命的内心，只能静静地躺在我电脑桌左侧音箱的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