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所反复申述的现代价值乃是海峡两岸政治领导人的共识，也是海峡两岸共同致力于实现的目标。而当此历史关节点，重温先贤智慧，重温辛亥先贤的共和梦想，对于中华民族正确定位发展方向，至关重要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从年初开始，学界、民间、媒体就开始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研讨活动。百年纪念日当天，海峡两岸都举行了隆重的官方纪念活动。确实，在这个时刻，回首现代中国历史上这个最为重要的事件，确实可以有助于中华民族更理性地确定前行的方向。
　　中国自身拥有悠久的文明传统。但从19世纪中期，面对完成了现代转型的西方列强，这个伟大的文明受到冲击，古老的中国也走上了现代转型之路。最初，对于转型，从上到下，尤其是社会的精英群体——士大夫，是三心二意的。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之败则带来了猛烈的冲击，士大夫们清醒了，形成了学习西方、构建现代国民国家的政治意愿。
　　由此而出现了戊戌维新运动，经过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之短暂中断，接着出现了新政，进而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立宪运动。政治上觉醒的士大夫，包括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这样的儒家士人，张謇这样的绅商，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这样的高官，推动着满清皇室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革，整个社会充满了变革的希望。与此同时，同盟会等革命力量也在尝试进行革命。
　　但伴随着变革的急剧推进，满清皇室担心可能丧失统治权而采取反动措施。国民普遍失望，立宪党人也趋向激进化。1911年10月9日一场偶然事件，引发武昌首义提前发生，进而启动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革命。
　　不过，超越当事人的眼光，站在中国现代历史演进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辛亥革命一词所指称的革命，其实远不只是武昌起义，甚至也不是推动满清皇室统治的共和革命，而是建立现代国家的革命。也因此，革命的主体也不仅限于革命党人，实际上也应当包括梁启超、张謇领导的立宪党人，包括袁世凯等官员，甚至也应当包括在关键时刻妥协的满清皇室。正是这些具有不同理念的人们的妥协与共同努力，才促成了中华民国之成立。
　　在武昌首义之后半年内充满了戏剧性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之各派精英显示了人类历史上所可见到的最高政治智慧：他们和平地实现了统治权的几度转移，也迅速地建立起现代国家的基本治理制度。他们为此后的一百年奠定了基础。也许，这样的政治智慧，就是今天纪念辛亥革命所应当最为我们敬仰之处。
　　由于种种原因，那场革命之后，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出现了诸多挫折、反复。也因此，此后一百年，中国人其实都在从事百年前的先贤所从事的事业：构建和完善现代国家秩序。这个现代国家秩序的关键要素，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族、民权与民生。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及二十三次之多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指的也就是这一事业。
　　至关重要的是，海峡两岸对于这一点形成了坚定的共识。台湾方面对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认同固不必说，胡锦涛也明确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也就是说，中山先生所反复申述的现代价值乃是海峡两岸政治领导人的共识，也是海峡两岸共同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而当此历史关节点，重温先贤智慧，重温中山先生的建国蓝图，对于中华民族正确定位发展方向，至关重要。过去三十年间，大陆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国际影响力也大幅度上升。国家富强的百年梦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但是，如果用民权、民生的标准来衡量，还有一些欠缺之处。民权意味着国民的自由获得充分保障，并拥有参与公共治理之制度化渠道，这方面，大陆在基层民主选举和社区业主自治等方面作出很多努力。民生意味着均富，也即社会的贫富差距被控制在较低水平，不存在严重的资源和机会垄断，过去三十多年里，大陆以超快的发展速度解决了十多亿人的衣食问题。虽然在这两个方面进步显见，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民族问题也同样是海峡两岸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这当然首先是指两岸关系。两岸如果不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事业，就不能说已经完成。辛亥之后，各派精英的政治智慧，值得两岸领导人学习。
　　同时，民族也应当指中国文化主体性之完整确立。胡锦涛反复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的灵魂就是中华的价值及其现实形态：中华文化。马英九在10月10日台北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的讲话中也说，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如何实现中华主体文化之继承与重建，是两岸精英阶层所面临的共同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