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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派小品，顾名思义，其所指应为富有武汉地域特色的小品流派和类型。汉派小品主要由武汉本土创作团队进行创作，运用武汉方言，或带有武汉方言腔调的普通话进行表演，其内容、人物、语言设置等多方面都带有武汉地域文化特性。汉派小品与北方小品相对，是属南方小品的一个部分。
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包括一个城市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市民的其他能力和习惯 [1]。所谓武汉地域文化特性，是指武汉城市品格精神、风俗文化个性，是以思想观念、心理状态形式存在的，具体通过武汉市民的价值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表现出来。武汉城市文化个性，就是武汉市民的文化个性。汉派小品中的人物形象多为对武汉市井百姓形象的提炼、加工，从而生动地展现出武汉城市文化的个性特点。下文将从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一、小品情境设置与人物形象塑造
汉派小品人物出现的情境具有很强的本土性，但其“本土性”与北方小品不同。如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北方小品中，人物多出现于铁岭的农家，特别是炕头上这一场景，这与北方小品中常出现的“农村老头、老太”的人物形象息息相关，体现出北方浓郁的农耕文化传统及其日常生活风俗。
而在汉派小品中，最为典型的情境是汉正街、路边买卖摊或街边小店铺。如小品《还债》《心愿》情境为汉正街，《帮你摆平》的情境为路边摊，《五十块钱》《招聘》《财路》的情境是包子铺、小卖店等。无论是汉正街还是路边摊，都是商业买卖、交易的场所，为小品人物的设置和出现做了铺垫。这一情境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其身份最为突出且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做小生意的商人、市民。如小品《帮你摆平》中“周摆平”是炸豆腐干的小摊贩;《还债》中“贱三爷”是汉正街摆摊卖小商品的摊贩;《五十块钱》中主角是一对包子铺卖包子的夫妻;《财路》中主角是一位小卖部的老板……做小生意谋生的市井百姓形象在汉派小品中屡见不鲜。除却生意人，南来北往的顾客、街道办工作人员、警察等日常活动都围绕着商业贸易场所这一情境。
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其性别不论男女皆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一方面带有商人的精明，有时爱耍小聪明、务实逐利，热心快肠、爱管闲事;另一方面又讲义气，脾气火爆，善于争斗。这样的性格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武汉广大市民群体的共性，非常贴近武汉市民生活。这种人物身份设置上的特点，突出体现了武汉近代商业发展较早的城市历史、社会经济影响。武汉作为九省通衢之地、水陆交通要道，码头遍布之处，也是近代商业起步发展非常早且成熟的城市，其重商文化、码头文化影响着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成为汉派小品角色的普遍共性。
二、男女角色各有特点
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北方小品中，经典人物为乡村务农的老头、老太太。汉派小品经典人物中，男性角色体现出较多的武汉商业大码头的地域性社会俚俗;女性则能干、泼辣，多设置为具有突出职业特征，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
1. 汉派小品典型男性形象
最为典型的是《帮你摆平》中的周摆平，他是在路边炸臭干子的做小摊主。特别“岔”——热心快肠、爱管闲事，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我是这里的老板，路见不平就要管”，于是当碰到开车女子撞到大叔的事情时，就“岔”上前去为大叔打抱不平，几番谈话之后又怀疑开车女子遇到了大叔“碰瓷”，虽为好心想帮人解决问题，不成想好心办坏事，造成双方误会。周摆平的形象，不仅是汉派小品典型男性喜剧形象的代表，更是武汉基层百姓的缩影，他们的身上折射出武汉的城市气质和品格。
（1）《帮你摆平》中的周摆平是炸臭干子的， 《还债》中的贱三爷是摆地摊的，《五十块钱》里的老板是卖包子的，《心愿》中的爷爷在汉正街做小商品生意起家……在大武汉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他们的职业多是做小生意维持生计的老百姓、小商贩。
（2）他们都有非常鲜明和强烈的性格特点：热心快肠，爱管闲事却又容易好心办坏事;爱耍一点小聪明、小机智，同时又非常讲义气，讲诚信，讲原则。如《还债》中的贱三爷，自己虽只是一个汉正街的小摊贩，却在老乡的养殖生意遇到困难的时候仗义相助，不但热心垫付甲鱼苗的费用，还帮忙联系甲鱼苗供货商，为朋友两肋插刀。又如《行动取消》中的警察老周，作为同事两口子的媒人，在得知二人出现矛盾后，热心帮忙，用“继续执行任务”的机智方法使二人和好如初。
汉派小品典型男性形象从人物身份和性格上，更多地体现着武汉商业文化、大码头文化的城市品格，也以这种有优点也有缺点、贴近市民的男性形象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欢。
2. 汉派小品典型女性形象
与北方小品中家庭妇女或老太太女性形象不同，汉派小品女性角色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常常设置为拥有非常突出的职业特性的女性。如《还债》中兰兰是汉正街市场管理处科长;《心愿》中小红是汉正街市场管委会干部;《行动取消》中尹北琛饰演一位警察;《啼笑皆非》中小邱为拆迁办干事;还有《打针》中的护士、《五十块钱》中的老板娘等，她们个性泼辣、独立，工作能力强，她们大多不局限于家庭之中，而是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行业的重要岗位上，帮助解决矛盾、参与社会生活，是典型的职业女性。另外，还有一部分女性形象着重于刻画其泼辣、脾气火爆、嘴巴不饶人的特点。如《为了民意无盗》里女青年、中年妇女、太婆三位女性形象，一开场便气势逼人。
中年妇女：（提包上，武汉口音）哪个是领导哇？领导在不在呀？（发现没人）恩？没有人？哼！（坐桌后）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就在这块等到！
太婆、女青年：（气冲冲上，太婆黄陂口音，女青年武汉口音，都提包）走！找领导去！
领导在不在呀……
中年妇女：（看见二人）你们找哪个哇？
太婆、女青年：（发现中）找哪个？找你！（放包）
再如《三个媳妇》中，大、二两个媳妇听说公公炒股赚了钱，便都来巴结公公试图占点钱财便宜，其中一段： 大媳妇、二媳妇：爹地、爸爸……
大媳妇：（拦）哟，我的个天呢，几者哟！（学）爸爸！硬把人的牙齿都酸掉了！
二媳妇：（不服）哼！再者也冒得你者沙！左一个爹地，右一个爹地，硬叫得个人鸡皮疙瘩直起的！
大媳妇：（反唇相讥）那是呀，自从嫁进了张家，还冒听你喊过爸爸！不是老丢皮就是老拜子！今天突然喊起爸爸来了，是不是要地震哇？
二媳妇：（不服）哼！那比得上你呢？平时对老人晓得几孝敬罗！不是老椰皮就是老东西！今天突然喊起爹地来了，是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哇？
这两段台词也把武汉女性“一点就炸”的火爆性子刻画得淋漓尽致。武汉女人一方面能干——有能力，能够独当一面，成为职业女性。另一方面脾气火爆、说话直白——行为举止透着一股“狠”劲儿，若是得罪了她，她便嘴上不依不饶。
三、精神病、傻子与“嘎巴子”
在小品这种喜剧形式中，有一些特殊的人物形象，因为有精神上、智商或情商的缺陷而造成误会、闹剧，从而产生喜剧包袱和效果。汉派小品的这些人物形象也有自己的特点。
1. 两种不同的精神病
（1）北方小品中的精神病形象，典型形象为小品《有钱了》中的“宋小宝”。在小品的前半部分这个人神智清醒，符合正常人的语言行为逻辑。而当受了刺激犯病的时候，则完全遵循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表现状态：语言无逻辑、混乱、常识缺失，行为也疯疯癫癫、打破常规，从而造成闹剧，引发笑料，产生喜剧效果。
（2）汉派小品中的精神病形象，典型形象为《招聘》中的“老实”，与北方小品的精神病形象有所不同。他的形象设定为一个始终处于不正常状态的精神病人，要在一家餐厅应聘职位。但在整个表演过程中除了人物行为稍显僵硬，其言谈举止都遵循着正常人的逻辑。“老实”说话非常直白，不拐弯抹角、不加修饰，这种“异于常人”的傻劲就是他不正常的地方，却恰恰被老板以为是优良品德，应聘成功，在小品结束时才指出他是“六角亭的精神病人”。用正常人说话顾虑太多而遭到淘汰，与精神病人傻却直白反被选中进行对比，其喜剧效果在于用这样歪打正着、造成误会的方式营造喜剧笑料，同时在闹剧的背后隐藏讽刺的深意，让观众在笑过之后有所思考、有所启迪。
2. 傻子与“嘎巴子”“岔巴子”
（1）北方小品中的“傻子”
北方小品中有一种“傻子”形象特别突出，如“卖拐”系列中范伟的角色。其形象特点为“智商低”——非常愚笨，容易掉进骗子的智力陷阱，容易轻信他人，被忽悠。骗子并不高明的骗术却能步步为营，小品用其愚笨的言行制造笑料。
（2）汉派小品中的“嘎巴子”“岔巴子”
汉派小品中，真正智商低的傻子形象不多也不突出，而另一种情商低的人物形象颇有特点。如小品《楼上楼下》中的小王，不但说话不分场合、不分情况，而且特别“岔”——嘴快，什么事都要接一嘴、说两句，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部一股脑儿说出来，武汉话把这样的人叫做“嘎巴子”“岔巴子”。
而“小王”的这种“岔”又不同于周摆平的“岔”，周摆平是热心快肠，好心办坏事，而小王是又“岔”又“嘎”——本是情商低、乱说话、讨人嫌，但因此意外戳破了领导行贿的行为本质，误打误撞地黄了领导的“好事”，造成“歪打正着、出人意料”的喜剧效果。用这样的人物、情节设置讽刺了行贿受贿的不良习气，让这本来很讨厌的“嘎”和“岔”，反而让观众看的过瘾，体现出汉派小品在人物设置上的巧思。
四、人物中体现出的武汉地域文化个性
武汉三镇向来有九省通衢之称，交通便利，成为物资集散转运之中心，是国内的经济重镇之一。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入侵，《天津条约》签订，内河航权丧失，汉口次第开辟租界[2]。武汉水陆码头遍布，近代工商业发展迅速，再加上开埠后外国资本入侵的刺激，武汉工商业迅猛发展，商业与码头文化领全国之先。总的来说，武汉的城市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内陆商埠文化，既有工商业社会活动影响而产生的重商文化，又有朴素、俚俗的码头文化。
在汉派小品的人物形象中，充分体现了武汉作为大码头、大商埠的地域文化个性，以鲜活、生动、贴近生活的武汉百姓形象、城市品格自成一格。
1. 杂
汉派小品中人物性格一大特点是为“杂”——人物形象遍布各行各业，人物性格既有热心快肠，又有火爆势利，既有仗义豪爽，又有精明狡猾。这样的人物个性体现出武汉人、武汉城市的驳杂、兼容特性。
武汉商业繁荣、码头林立，不但各类商品在此流通，更有各类人物、各种思想在此相互碰撞、影响和融合。武汉作为八方汇聚的大都市，武汉人似乎涵盖了全国各地人民的个性：既有南方人的精明、灵巧、势利，又有北方人的豪爽、仗义，但同时又豪放不及东北人，精致不及江浙人。
关于武汉文化的这种“大杂烩”式的特征，有人认为过于芜杂，缺少个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杂”“没有个性”却恰恰是武汉文化的个性所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武汉文化善于接纳吸收外来的、不同类型的文化，且为我所用，进行有机融合。这在当今会缩短与外来文化间互相调试的过程，有助于满足不同人的需要，因此将获得更多的文化认同[3]。正如汉派小品中这些有血有肉、包容驳杂的人物形象，能让全国各地的观众们都能在其中找到认同感和喜爱之处，汉派小品人物个性体现出的“开放式”文化个性，使得武汉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壮大，充满着与时俱进的生机和活力。
2. 俗
汉派小品人物之“俗”，体现在人物身份、个性等多个方面，并由此体现出武汉市井文化。
（1）重商文化
汉口因商而兴，商贩较多，市民阶层庞大，普通市民的工作生活多与商业有关，重商文化比较浓厚。追逐利益、比较功利，但同时讲究诚信等价值观念;脑袋瓜子灵活，做生意“贼”、不吃亏是武汉商人的特点。 在汉派小品中，人物身份多为商人，如上文提到的小摊贩、小店主等;还有与商业相关的职业，如汉正街市场管委会干部等。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特点得到体现：如《对象》中小店主想方设法逃税，《财路》小卖部店主以次充好，《三个媳妇》中两位媳妇的拜金主义等。汉派小品从不避讳这些不良风气的存在，在小品中运用夸张的喜剧手法展现，并加以批判。但除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这样的负面习气，更多的是做生意讲诚信，有原则、有底线的市民，如《财路》中小店主的外甥告发舅舅以次充好，《心愿》中诚信、仗义的服装公司老总、汉正街商会的老会长爷爷，他们都体现出重商文化的真谛：以诚信为立身之本，尽显君子之风。武汉人做生意明明白白，做人坦坦荡荡，这种品德和胸怀，既体现在商业的经济活动之中，也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
（2）大码头文化
汉派小品人物的“俗”，还体现在展现了武汉的“大码头文化”。武汉的城市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内陆商埠文化，换言之为大码头文化。武汉水陆码头遍布，滋生出码头文化，其特点是朴素和俚俗，平民性和大众性紧紧结合[4]。
这种“大码头文化”首先体现在讲义气，重朋友。除了上文提到过的汉派小品《还债》中的贱三爷，还有《心愿》中的爷爷为兄弟两肋插刀，仗义相助，为好兄弟的老娘养老送终。武汉人把朋友看的很重，且在武汉文化中讲究“搭白算数”，答应了朋友的事情一定完成，只要朋友遇到困难，二话不说必当帮忙。
其次表现在爱管闲事、热心快肠。如《行动取消》中的老周，《帮你摆平》中的周摆平等，无论是牵红线、帮人解决家庭矛盾，还是对身边发生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们都体现了武汉人爽朗、热心的特点。用武汉话说就是“岔”——遇到事情好打抱不平，但有时却好心办了坏事，造成误会和笑话。
再次，争强好胜、脾气火爆。汉派小品的女性人物将这一点表达得更多些。如上文提到的小品《三个媳妇》《为了民意无盗》，还有《打针》中“凶巴巴”的女护士，这体现了武汉人争强好胜的性格。在“打码头”的年代，武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码头，不得不民风强悍。百姓的性格也如同天气一样脾气火爆、爱憎分明。加之武汉话语言粗犷，有些甚至粗俗、脏话多，因此武汉人显得“善于骂人”，在言语上、行为上都“不让人”，争强好胜。
总而言之，汉派小品中有血有肉、贴近生活的人物形象，其中蕴含着大武汉以“杂”“俗”为特性的重商文化和大码头文化，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汉味特性”，正是汉派小品经典人物能够形象生动的内核，也是汉派小品的文化根基所在、发展的动力之源。
（作者单位：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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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张笃勤主编：《武汉文化个性与城市精神》，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2]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三卷（工商经济卷）》，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
[3] 张笃勤主编：《武汉文化个性与城市精神》，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4] 皮明庥：《皮明庥文集武汉文化散论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包括一个城市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市民的其他能力和习惯 [1]。所谓武汉地域文化特性，是指武汉城市品格精神、风俗文化个性，是以思想观念、心理状态形式存在的，具体通过武汉市民的价值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表现出来。武汉城市文化个性，就是武汉市民的文化个性。汉派小品中的人物形象多为对武汉市井百姓形象的提炼、加工，从而生动地展现出武汉城市文化的个性特点。下文将从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一、小品情境设置与人物形象塑造
汉派小品人物出现的情境具有很强的本土性，但其“本土性”与北方小品不同。如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北方小品中，人物多出现于铁岭的农家，特别是炕头上这一场景，这与北方小品中常出现的“农村老头、老太”的人物形象息息相关，体现出北方浓郁的农耕文化传统及其日常生活风俗。
而在汉派小品中，最为典型的情境是汉正街、路边买卖摊或街边小店铺。如小品《还债》《心愿》情境为汉正街，《帮你摆平》的情境为路边摊，《五十块钱》《招聘》《财路》的情境是包子铺、小卖店等。无论是汉正街还是路边摊，都是商业买卖、交易的场所，为小品人物的设置和出现做了铺垫。这一情境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其身份最为突出且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做小生意的商人、市民。如小品《帮你摆平》中“周摆平”是炸豆腐干的小摊贩;《还债》中“贱三爷”是汉正街摆摊卖小商品的摊贩;《五十块钱》中主角是一对包子铺卖包子的夫妻;《财路》中主角是一位小卖部的老板……做小生意谋生的市井百姓形象在汉派小品中屡见不鲜。除却生意人，南来北往的顾客、街道办工作人员、警察等日常活动都围绕着商业贸易场所这一情境。
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其性别不论男女皆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一方面带有商人的精明，有时爱耍小聪明、务实逐利，热心快肠、爱管闲事;另一方面又讲义气，脾气火爆，善于争斗。这样的性格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武汉广大市民群体的共性，非常贴近武汉市民生活。这种人物身份设置上的特点，突出体现了武汉近代商业发展较早的城市历史、社会经济影响。武汉作为九省通衢之地、水陆交通要道，码头遍布之处，也是近代商业起步发展非常早且成熟的城市，其重商文化、码头文化影响着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成为汉派小品角色的普遍共性。
二、男女角色各有特点
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北方小品中，经典人物为乡村务农的老头、老太太。汉派小品经典人物中，男性角色体现出较多的武汉商业大码头的地域性社会俚俗;女性则能干、泼辣，多设置为具有突出职业特征，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
1. 汉派小品典型男性形象
最为典型的是《帮你摆平》中的周摆平，他是在路边炸臭干子的做小摊主。特别“岔”——热心快肠、爱管闲事，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我是这里的老板，路见不平就要管”，于是当碰到开车女子撞到大叔的事情时，就“岔”上前去为大叔打抱不平，几番谈话之后又怀疑开车女子遇到了大叔“碰瓷”，虽为好心想帮人解决问题，不成想好心办坏事，造成双方误会。周摆平的形象，不仅是汉派小品典型男性喜剧形象的代表，更是武汉基层百姓的缩影，他们的身上折射出武汉的城市气质和品格。
（1）《帮你摆平》中的周摆平是炸臭干子的， 《还债》中的贱三爷是摆地摊的，《五十块钱》里的老板是卖包子的，《心愿》中的爷爷在汉正街做小商品生意起家……在大武汉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他们的职业多是做小生意维持生计的老百姓、小商贩。
（2）他们都有非常鲜明和强烈的性格特点：热心快肠，爱管闲事却又容易好心办坏事;爱耍一点小聪明、小机智，同时又非常讲义气，讲诚信，讲原则。如《还债》中的贱三爷，自己虽只是一个汉正街的小摊贩，却在老乡的养殖生意遇到困难的时候仗义相助，不但热心垫付甲鱼苗的费用，还帮忙联系甲鱼苗供货商，为朋友两肋插刀。又如《行动取消》中的警察老周，作为同事两口子的媒人，在得知二人出现矛盾后，热心帮忙，用“继续执行任务”的机智方法使二人和好如初。
汉派小品典型男性形象从人物身份和性格上，更多地体现着武汉商业文化、大码头文化的城市品格，也以这种有优点也有缺点、贴近市民的男性形象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欢。
2. 汉派小品典型女性形象
与北方小品中家庭妇女或老太太女性形象不同，汉派小品女性角色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常常设置为拥有非常突出的职业特性的女性。如《还债》中兰兰是汉正街市场管理处科长;《心愿》中小红是汉正街市场管委会干部;《行动取消》中尹北琛饰演一位警察;《啼笑皆非》中小邱为拆迁办干事;还有《打针》中的护士、《五十块钱》中的老板娘等，她们个性泼辣、独立，工作能力强，她们大多不局限于家庭之中，而是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行业的重要岗位上，帮助解决矛盾、参与社会生活，是典型的职业女性。另外，还有一部分女性形象着重于刻画其泼辣、脾气火爆、嘴巴不饶人的特点。如《为了民意无盗》里女青年、中年妇女、太婆三位女性形象，一开场便气势逼人。
中年妇女：（提包上，武汉口音）哪个是领导哇？领导在不在呀？（发现没人）恩？没有人？哼！（坐桌后）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就在这块等到！
太婆、女青年：（气冲冲上，太婆黄陂口音，女青年武汉口音，都提包）走！找领导去！
领导在不在呀……
中年妇女：（看见二人）你们找哪个哇？
太婆、女青年：（发现中）找哪个？找你！（放包）
再如《三个媳妇》中，大、二两个媳妇听说公公炒股赚了钱，便都来巴结公公试图占点钱财便宜，其中一段： 大媳妇、二媳妇：爹地、爸爸……
大媳妇：（拦）哟，我的个天呢，几者哟！（学）爸爸！硬把人的牙齿都酸掉了！
二媳妇：（不服）哼！再者也冒得你者沙！左一个爹地，右一个爹地，硬叫得个人鸡皮疙瘩直起的！
大媳妇：（反唇相讥）那是呀，自从嫁进了张家，还冒听你喊过爸爸！不是老丢皮就是老拜子！今天突然喊起爸爸来了，是不是要地震哇？
二媳妇：（不服）哼！那比得上你呢？平时对老人晓得几孝敬罗！不是老椰皮就是老东西！今天突然喊起爹地来了，是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哇？
这两段台词也把武汉女性“一点就炸”的火爆性子刻画得淋漓尽致。武汉女人一方面能干——有能力，能够独当一面，成为职业女性。另一方面脾气火爆、说话直白——行为举止透着一股“狠”劲儿，若是得罪了她，她便嘴上不依不饶。
三、精神病、傻子与“嘎巴子”
在小品这种喜剧形式中，有一些特殊的人物形象，因为有精神上、智商或情商的缺陷而造成误会、闹剧，从而产生喜剧包袱和效果。汉派小品的这些人物形象也有自己的特点。
1. 两种不同的精神病
（1）北方小品中的精神病形象，典型形象为小品《有钱了》中的“宋小宝”。在小品的前半部分这个人神智清醒，符合正常人的语言行为逻辑。而当受了刺激犯病的时候，则完全遵循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表现状态：语言无逻辑、混乱、常识缺失，行为也疯疯癫癫、打破常规，从而造成闹剧，引发笑料，产生喜剧效果。
（2）汉派小品中的精神病形象，典型形象为《招聘》中的“老实”，与北方小品的精神病形象有所不同。他的形象设定为一个始终处于不正常状态的精神病人，要在一家餐厅应聘职位。但在整个表演过程中除了人物行为稍显僵硬，其言谈举止都遵循着正常人的逻辑。“老实”说话非常直白，不拐弯抹角、不加修饰，这种“异于常人”的傻劲就是他不正常的地方，却恰恰被老板以为是优良品德，应聘成功，在小品结束时才指出他是“六角亭的精神病人”。用正常人说话顾虑太多而遭到淘汰，与精神病人傻却直白反被选中进行对比，其喜剧效果在于用这样歪打正着、造成误会的方式营造喜剧笑料，同时在闹剧的背后隐藏讽刺的深意，让观众在笑过之后有所思考、有所启迪。
2. 傻子与“嘎巴子”“岔巴子”
（1）北方小品中的“傻子”
北方小品中有一种“傻子”形象特别突出，如“卖拐”系列中范伟的角色。其形象特点为“智商低”——非常愚笨，容易掉进骗子的智力陷阱，容易轻信他人，被忽悠。骗子并不高明的骗术却能步步为营，小品用其愚笨的言行制造笑料。
（2）汉派小品中的“嘎巴子”“岔巴子”
汉派小品中，真正智商低的傻子形象不多也不突出，而另一种情商低的人物形象颇有特点。如小品《楼上楼下》中的小王，不但说话不分场合、不分情况，而且特别“岔”——嘴快，什么事都要接一嘴、说两句，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部一股脑儿说出来，武汉话把这样的人叫做“嘎巴子”“岔巴子”。
而“小王”的这种“岔”又不同于周摆平的“岔”，周摆平是热心快肠，好心办坏事，而小王是又“岔”又“嘎”——本是情商低、乱说话、讨人嫌，但因此意外戳破了领导行贿的行为本质，误打误撞地黄了领导的“好事”，造成“歪打正着、出人意料”的喜剧效果。用这样的人物、情节设置讽刺了行贿受贿的不良习气，让这本来很讨厌的“嘎”和“岔”，反而让观众看的过瘾，体现出汉派小品在人物设置上的巧思。
四、人物中体现出的武汉地域文化个性
武汉三镇向来有九省通衢之称，交通便利，成为物资集散转运之中心，是国内的经济重镇之一。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入侵，《天津条约》签订，内河航权丧失，汉口次第开辟租界[2]。武汉水陆码头遍布，近代工商业发展迅速，再加上开埠后外国资本入侵的刺激，武汉工商业迅猛发展，商业与码头文化领全国之先。总的来说，武汉的城市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内陆商埠文化，既有工商业社会活动影响而产生的重商文化，又有朴素、俚俗的码头文化。
在汉派小品的人物形象中，充分体现了武汉作为大码头、大商埠的地域文化个性，以鲜活、生动、贴近生活的武汉百姓形象、城市品格自成一格。
1. 杂
汉派小品中人物性格一大特点是为“杂”——人物形象遍布各行各业，人物性格既有热心快肠，又有火爆势利，既有仗义豪爽，又有精明狡猾。这样的人物个性体现出武汉人、武汉城市的驳杂、兼容特性。
武汉商业繁荣、码头林立，不但各类商品在此流通，更有各类人物、各种思想在此相互碰撞、影响和融合。武汉作为八方汇聚的大都市，武汉人似乎涵盖了全国各地人民的个性：既有南方人的精明、灵巧、势利，又有北方人的豪爽、仗义，但同时又豪放不及东北人，精致不及江浙人。
关于武汉文化的这种“大杂烩”式的特征，有人认为过于芜杂，缺少个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杂”“没有个性”却恰恰是武汉文化的个性所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武汉文化善于接纳吸收外来的、不同类型的文化，且为我所用，进行有机融合。这在当今会缩短与外来文化间互相调试的过程，有助于满足不同人的需要，因此将获得更多的文化认同[3]。正如汉派小品中这些有血有肉、包容驳杂的人物形象，能让全国各地的观众们都能在其中找到认同感和喜爱之处，汉派小品人物个性体现出的“开放式”文化个性，使得武汉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壮大，充满着与时俱进的生机和活力。
2. 俗
汉派小品人物之“俗”，体现在人物身份、个性等多个方面，并由此体现出武汉市井文化。
（1）重商文化
汉口因商而兴，商贩较多，市民阶层庞大，普通市民的工作生活多与商业有关，重商文化比较浓厚。追逐利益、比较功利，但同时讲究诚信等价值观念;脑袋瓜子灵活，做生意“贼”、不吃亏是武汉商人的特点。 在汉派小品中，人物身份多为商人，如上文提到的小摊贩、小店主等;还有与商业相关的职业，如汉正街市场管委会干部等。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特点得到体现：如《对象》中小店主想方设法逃税，《财路》小卖部店主以次充好，《三个媳妇》中两位媳妇的拜金主义等。汉派小品从不避讳这些不良风气的存在，在小品中运用夸张的喜剧手法展现，并加以批判。但除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这样的负面习气，更多的是做生意讲诚信，有原则、有底线的市民，如《财路》中小店主的外甥告发舅舅以次充好，《心愿》中诚信、仗义的服装公司老总、汉正街商会的老会长爷爷，他们都体现出重商文化的真谛：以诚信为立身之本，尽显君子之风。武汉人做生意明明白白，做人坦坦荡荡，这种品德和胸怀，既体现在商业的经济活动之中，也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
（2）大码头文化
汉派小品人物的“俗”，还体现在展现了武汉的“大码头文化”。武汉的城市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内陆商埠文化，换言之为大码头文化。武汉水陆码头遍布，滋生出码头文化，其特点是朴素和俚俗，平民性和大众性紧紧结合[4]。
这种“大码头文化”首先体现在讲义气，重朋友。除了上文提到过的汉派小品《还债》中的贱三爷，还有《心愿》中的爷爷为兄弟两肋插刀，仗义相助，为好兄弟的老娘养老送终。武汉人把朋友看的很重，且在武汉文化中讲究“搭白算数”，答应了朋友的事情一定完成，只要朋友遇到困难，二话不说必当帮忙。
其次表现在爱管闲事、热心快肠。如《行动取消》中的老周，《帮你摆平》中的周摆平等，无论是牵红线、帮人解决家庭矛盾，还是对身边发生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们都体现了武汉人爽朗、热心的特点。用武汉话说就是“岔”——遇到事情好打抱不平，但有时却好心办了坏事，造成误会和笑话。
再次，争强好胜、脾气火爆。汉派小品的女性人物将这一点表达得更多些。如上文提到的小品《三个媳妇》《为了民意无盗》，还有《打针》中“凶巴巴”的女护士，这体现了武汉人争强好胜的性格。在“打码头”的年代，武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码头，不得不民风强悍。百姓的性格也如同天气一样脾气火爆、爱憎分明。加之武汉话语言粗犷，有些甚至粗俗、脏话多，因此武汉人显得“善于骂人”，在言语上、行为上都“不让人”，争强好胜。
总而言之，汉派小品中有血有肉、贴近生活的人物形象，其中蕴含着大武汉以“杂”“俗”为特性的重商文化和大码头文化，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汉味特性”，正是汉派小品经典人物能够形象生动的内核，也是汉派小品的文化根基所在、发展的动力之源。
（作者单位：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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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张笃勤主编：《武汉文化个性与城市精神》，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2]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文库第三卷（工商经济卷）》，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
[3] 张笃勤主编：《武汉文化个性与城市精神》，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4] 皮明庥：《皮明庥文集武汉文化散论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