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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本刊记者专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彭森同志，现将对话内容刊发如下，以飨读者。
记者：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了改革的经验和历程，同时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话：对我们来讲，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习总书记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然需要跋山涉水。请问，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段话？
彭森：改革，从本质上来讲就是通过调整、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改革，中央几代领导人都有不同的定义和说法：小平同志讲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江泽民同志讲改革是党领导下新时期的伟大革命；习近平同志讲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与此同时，不同领导人在不同时期都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改革是一场新的长征，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准确。改革和长征一样，都是一个波澜壮阔、意义深远、史诗般的重大历史事件。改革和长征一样，都是经历了千山万水，真正是爬雪山、过草地，进程曲折艰难，充满了风险和挑战。改革和长征一样，在开始的时候都处于一种思想准备不足，组织准备不足，甚至是目标、目的地不明，路线或路径不清的情况，都是在生死存亡、不改革死路一条的环境中倒逼突围、绝地反击式的一场战略转移或体制变革。
从思想准备来讲，解放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开始改革时，对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了大讨论，从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很多年的争论和博弈才达成共识。
从组织准备上来讲也是这样。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一直到1982年，4年以后才建立第一个改革的组织领导机构—国家体改委。国家体改委成立的时候，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规划、协调、试点，后来加了一条立法。规划就是组织各方面专家自己做规划，协调就是各个部门的改革方案，如果没有经过国家体改委的协调或者认可是不能发出去的。试点就是每一项改革都是先试点，然后再总结经验，组织推广。
关于改革所需时间问题。现在改革已经搞了40年。开始时，从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到理论界的同志，对于中国的改革要进行多长时间，考虑的都比较乐观，认为改革搞七、八年，不超过十年就可以完成。1982年3月25日国家体改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党组会上，当时国务院总理兼体改委主任赵紫阳同志讲道：中国的改革说到底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改计划经济体制。这讲的确实很到位。关于改革的时间，他提出大致用十年的时间完成改革总体任务，可能十年还用不了，五年又不够，最好订个六年的规划，争取到1988年把经济体制的路子都理顺。这个是不是就代表了他一个人的想法呢？也不是这样。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很大的一个功绩就是确立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决定中讲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价格改革、计划体制改革、政府的改革、劳动工资制度改革等，讲的很细。最后一句总结的话怎么说的呢？中央认为，上述这些改革要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和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的推出，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这些改革。
但是形势变化很快，改革不是一帆风顺像大家想的那么容易。1986年有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李铁映同志1987年3月份到国家体改委兼任主任后，做的第一项工作是什么呢？三年、五年、八年规划，简称“三五八规划”。当时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参与这个规划。八个课题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八年左右可以完成改革任务。吴敬琏教授牵头的课题组提出，第一年稳中起步，二到五年基本转轨，六到八年巩固完善，即到1995年中国的改革基本完成。
所以你可以想到，1988年的价格闯关就是在这样大的环境下进行的，现在看有点急于求成。
记者：中国的改革过程是很不简单的，到现在搞了整整40年。您能帮我们梳理一下这40年的各个历史阶段吗？
彭森：关于改革的各个阶段，我们理论界包括政府部门都有不同的划分。有分三个阶段的，四个阶段的，也有分五个阶段的。
我按五个阶段来讲。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改革的起步探索阶段。改革重点主要是在农村，城市的企业承包，包括一些价格改革做一些探索。从1984年开始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为第二个阶段，改革进入以城市为中心的阶段。价格改革，计划体制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教育、科技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1992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第三个阶段，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以后，搞现代企业制度、分税制、汇率改革、宏观体制的改革，到了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第四阶段从2002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共十年时间，这十年是进一步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第五阶段是2012年以后十八大开辟的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
改革的过程是很艰巨的，后面还有多少阶段尚不可知。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李铁映同志找改革战线的老同志座谈，他提出改革初期，我党对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把改革的问题看短了、看浅了、看易了。实际上改革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所以发展无止境，改革也无止境。
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指出，改革现在是船到江心浪更急、人到半山坡更陡，改革的路还很长。我认为也是强调了改革的长期性。
记者：习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讲了十个始终坚持和九个必须坚持，这是从全国、全局的高度来讲的。如果仅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讲，您觉得改革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经验？
彭森：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书记讲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的觉醒，什么是觉醒？思想解放了，从思想上摆脱过去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就是一次重大的觉醒。 如果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在三中全会之前中央所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非常重要，这次会开了36天，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拨乱反正，否定了文革，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标志就是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12月13日小平同志发表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年，实际上纪念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路线的确立，这是最重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实践起来很难，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多少次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甚至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农业的决定，那里面还明确的讲不许承包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改革每一步都和解放思想有关，都是以解放思想作为前提，如果没有解放思想，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横行就根本谈不上改革。解放思想目前也有现实意义，应该也是我们进一步总结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开启新征程、改革再出发的重要思想前提。
第二，改革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以生产力标准作为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整个40年的改革和发展也是不断沿着这样一个方向设计改革任务的。改革对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做的巨大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
我比较喜欢讲的例子是中国的粮食生产问题。刚刚解放的时候，中国5.6亿人口，粮食产量只有1亿多吨，人均不到200公斤。到了1958年经过经济的恢复，开始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是6.5亿人，粮食恢复到2亿吨，但人均也只有两百多公斤，还是温饱不足。后来搞农业学大寨，历经文革动乱，到了1978年，粮食产量达到3亿吨，20年仅增产1亿吨，人均也仅仅是309公斤，还是衣食不足。从1978年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开始把粮食征购价格提高了20%，计划外收购再提高50%，比过去20多年农产品提价的幅度都大。家庭联产承包和农产品价格的调整加在一起发挥了作用，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搞了5年时间，粮食产量增加了1亿吨达到4亿吨，基本上是温饱有余了。到了1996年粮产达到5亿吨，又增加1亿吨，实行了38年的粮票取消了。到了2013年粮食产量到了6亿吨，现在稳定在6.5亿吨以上，人均粮食的占有量450公斤，远超全球人均320公斤水平。中国终于解决了过去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等困扰我们几千年的大问题。这靠的是什么？是改革开放。
第三，我们始终坚持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中国是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进行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学习，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小平同志讲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实现渐进增量式的改革，逐渐解决整个体制最终转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方法体现了中国哲学、中国智慧。国际上体制转轨则是盲目照搬外国经验，搞休克疗法。如前苏联解体以后，1992年当时搞的是一夜之间放开市场价格和贸易管制，造成当年的物价飞涨，全年通胀率650%，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这就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哲学。中国是渐进式改革，一步一步探索，比较典型的是价格改革，中国的价格改革就是一个渐进式改革的突出范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采取调放结合、以调为主，逐步过渡到80年代中后期放调结合、以调促放。1993年放开了粮食的价格，放开了钢材和机械制品的价格，1994年放开了煤炭的价格，1995年放开了除电、油之外的所有重工业产品的价格，到了90年代后期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双轨制向市场并轨的转换，完成了中国价格改革决定性的一步。到现在，我们可以比较骄傲的讲价格改革是成功的。改革初期农产品价格92%是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是100%国家控制，日用工业品的价格97%国家控制。现在反转过来，正好调了一个个。国家控制只有3%，市场决定价格97%。中国价格改革在付出成本比较小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了定价机制的转换。最后算下来40年中国的价格水平年均增长4.86%，大大低于居民年均收入和GDP的收入，40年只有5年的价格是两位数增长，这个关闯过去了，反映了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智慧。这个是中国改革第三条重要经验，也是很成功的经验。
第四，中国改革始终坚持了市场化的方向。对于商品经济，开始是有很多反对的。1984年提出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了1988、1989年还有很多人讲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到了1990年苏东解體，国内出现了一个思想比较混乱的情况，高层也有人出来讲，说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在经济领域。搞家庭联产承包就是瓦解公有制，搞国有企业改革就是私有化，搞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就是卖国主义，等等。扣了很大的帽子，当时搞改革的日子很不好过，后来还是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才为改革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
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党内外、国内外都有争论，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怎么能和市场经济画上等号，因为大家传统的概念里，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讲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说得就比较透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明确讲，在这方面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市场体制不完善，第二个是政府干预过多，还有一条是对市场的监管不到位。所以必须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市场经济共性的原则。
我又想到了我们过去体改研究会的老会长，也是担任过体改委两届书记的安老。他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改革开放前是诚心诚意地学计划经济，搞计划经济；从1978年开始我就是坚决扎扎实实的改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这样的老人值得我们尊敬。
最后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总书记讲“九个必须坚持”第一条也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的改革每一次重大的决定都是党的重要会议上做出来的，所以坚持党的领导也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最重要的基本经验。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纪念大会之前的12月13号开了一次政治局座谈会，会议有很多新的精神。主要讲了“五个坚持”，第一个是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第二个是坚持新的发展理念，第三个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第四个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第五个是坚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和扩大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下一步的改革。
彭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进一步强调了“五个坚持”之后，专门讲到了市场化改革要深化那些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我是很受鼓舞的。
从本世纪开始，我们就比较注意强调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方面是问题导向的改革，还有一类是目标导向的改革。问题导向的改革比较有共识，即我们40年来长期关注、长期推进的改革，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价格改革、分税制，包括近几年搞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标导向的改革，也就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原来我们定的是202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发现完善这个词有点绝对化了，到了十七大之后开始调整，中央提出2020年建立更加成熟、定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十九大提出来新的三步走，主要的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
今天我们一方面在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时刻不要忘了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搞经济的都知道“木桶理论”，最后的短板在哪儿？最短的地方是决定性因素，其他搞的再多都没有用。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哪儿？最重要的也是体制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的思想还要进一步的解放。
过去一年，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经济上、社会上中央搞了三大战役：防范金融风险、生态环境、脱贫攻坚。三大战役都取得了初步的战果。改革方面也有三大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是政府机构的改革，第二个大战役是营造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第三个大战役是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
新的一年，我们还面临着很多改革任务，比如完善产权制度、国资国企的改革、财政金融的改革、个人收入分配包括民生社会制度的改革，这都是不能回避的，而且长期以来积压的很多硬骨头、很多难点热点问题必须还要我们来面对。另外，很重要的是整个市场体制的建设、资源市场化的配置、土地制度的问题，还有国企国资制度的改革也涉及到产权制度，涉及到竞争中性原则的问题。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十分复杂严峻，我们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回顾40年改革的历史，很重要一点，很多挑战和问题可以在发展中解决，而改革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目前我们要做的还是要冷静观察，保持定力，眼睛向内，立足国内，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新舊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总之，改革的路很长，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需要更好地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努力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用改革发展的新成就迎接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
记者：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了改革的经验和历程，同时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话：对我们来讲，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习总书记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然需要跋山涉水。请问，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段话？
彭森：改革，从本质上来讲就是通过调整、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改革，中央几代领导人都有不同的定义和说法：小平同志讲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江泽民同志讲改革是党领导下新时期的伟大革命；习近平同志讲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与此同时，不同领导人在不同时期都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改革是一场新的长征，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准确。改革和长征一样，都是一个波澜壮阔、意义深远、史诗般的重大历史事件。改革和长征一样，都是经历了千山万水，真正是爬雪山、过草地，进程曲折艰难，充满了风险和挑战。改革和长征一样，在开始的时候都处于一种思想准备不足，组织准备不足，甚至是目标、目的地不明，路线或路径不清的情况，都是在生死存亡、不改革死路一条的环境中倒逼突围、绝地反击式的一场战略转移或体制变革。
从思想准备来讲，解放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开始改革时，对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了大讨论，从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很多年的争论和博弈才达成共识。
从组织准备上来讲也是这样。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一直到1982年，4年以后才建立第一个改革的组织领导机构—国家体改委。国家体改委成立的时候，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规划、协调、试点，后来加了一条立法。规划就是组织各方面专家自己做规划，协调就是各个部门的改革方案，如果没有经过国家体改委的协调或者认可是不能发出去的。试点就是每一项改革都是先试点，然后再总结经验，组织推广。
关于改革所需时间问题。现在改革已经搞了40年。开始时，从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到理论界的同志，对于中国的改革要进行多长时间，考虑的都比较乐观，认为改革搞七、八年，不超过十年就可以完成。1982年3月25日国家体改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党组会上，当时国务院总理兼体改委主任赵紫阳同志讲道：中国的改革说到底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改计划经济体制。这讲的确实很到位。关于改革的时间，他提出大致用十年的时间完成改革总体任务，可能十年还用不了，五年又不够，最好订个六年的规划，争取到1988年把经济体制的路子都理顺。这个是不是就代表了他一个人的想法呢？也不是这样。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很大的一个功绩就是确立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决定中讲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价格改革、计划体制改革、政府的改革、劳动工资制度改革等，讲的很细。最后一句总结的话怎么说的呢？中央认为，上述这些改革要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和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的推出，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这些改革。
但是形势变化很快，改革不是一帆风顺像大家想的那么容易。1986年有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李铁映同志1987年3月份到国家体改委兼任主任后，做的第一项工作是什么呢？三年、五年、八年规划，简称“三五八规划”。当时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参与这个规划。八个课题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八年左右可以完成改革任务。吴敬琏教授牵头的课题组提出，第一年稳中起步，二到五年基本转轨，六到八年巩固完善，即到1995年中国的改革基本完成。
所以你可以想到，1988年的价格闯关就是在这样大的环境下进行的，现在看有点急于求成。
记者：中国的改革过程是很不简单的，到现在搞了整整40年。您能帮我们梳理一下这40年的各个历史阶段吗？
彭森：关于改革的各个阶段，我们理论界包括政府部门都有不同的划分。有分三个阶段的，四个阶段的，也有分五个阶段的。
我按五个阶段来讲。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改革的起步探索阶段。改革重点主要是在农村，城市的企业承包，包括一些价格改革做一些探索。从1984年开始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为第二个阶段，改革进入以城市为中心的阶段。价格改革，计划体制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教育、科技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1992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第三个阶段，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以后，搞现代企业制度、分税制、汇率改革、宏观体制的改革，到了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第四阶段从2002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共十年时间，这十年是进一步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第五阶段是2012年以后十八大开辟的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
改革的过程是很艰巨的，后面还有多少阶段尚不可知。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李铁映同志找改革战线的老同志座谈，他提出改革初期，我党对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把改革的问题看短了、看浅了、看易了。实际上改革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所以发展无止境，改革也无止境。
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指出，改革现在是船到江心浪更急、人到半山坡更陡，改革的路还很长。我认为也是强调了改革的长期性。
记者：习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讲了十个始终坚持和九个必须坚持，这是从全国、全局的高度来讲的。如果仅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讲，您觉得改革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经验？
彭森：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书记讲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的觉醒，什么是觉醒？思想解放了，从思想上摆脱过去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就是一次重大的觉醒。 如果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在三中全会之前中央所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非常重要，这次会开了36天，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拨乱反正，否定了文革，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标志就是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12月13日小平同志发表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年，实际上纪念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路线的确立，这是最重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实践起来很难，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多少次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甚至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农业的决定，那里面还明确的讲不许承包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改革每一步都和解放思想有关，都是以解放思想作为前提，如果没有解放思想，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横行就根本谈不上改革。解放思想目前也有现实意义，应该也是我们进一步总结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开启新征程、改革再出发的重要思想前提。
第二，改革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以生产力标准作为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整个40年的改革和发展也是不断沿着这样一个方向设计改革任务的。改革对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做的巨大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
我比较喜欢讲的例子是中国的粮食生产问题。刚刚解放的时候，中国5.6亿人口，粮食产量只有1亿多吨，人均不到200公斤。到了1958年经过经济的恢复，开始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是6.5亿人，粮食恢复到2亿吨，但人均也只有两百多公斤，还是温饱不足。后来搞农业学大寨，历经文革动乱，到了1978年，粮食产量达到3亿吨，20年仅增产1亿吨，人均也仅仅是309公斤，还是衣食不足。从1978年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开始把粮食征购价格提高了20%，计划外收购再提高50%，比过去20多年农产品提价的幅度都大。家庭联产承包和农产品价格的调整加在一起发挥了作用，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搞了5年时间，粮食产量增加了1亿吨达到4亿吨，基本上是温饱有余了。到了1996年粮产达到5亿吨，又增加1亿吨，实行了38年的粮票取消了。到了2013年粮食产量到了6亿吨，现在稳定在6.5亿吨以上，人均粮食的占有量450公斤，远超全球人均320公斤水平。中国终于解决了过去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等困扰我们几千年的大问题。这靠的是什么？是改革开放。
第三，我们始终坚持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中国是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进行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学习，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小平同志讲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实现渐进增量式的改革，逐渐解决整个体制最终转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方法体现了中国哲学、中国智慧。国际上体制转轨则是盲目照搬外国经验，搞休克疗法。如前苏联解体以后，1992年当时搞的是一夜之间放开市场价格和贸易管制，造成当年的物价飞涨，全年通胀率650%，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这就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哲学。中国是渐进式改革，一步一步探索，比较典型的是价格改革，中国的价格改革就是一个渐进式改革的突出范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采取调放结合、以调为主，逐步过渡到80年代中后期放调结合、以调促放。1993年放开了粮食的价格，放开了钢材和机械制品的价格，1994年放开了煤炭的价格，1995年放开了除电、油之外的所有重工业产品的价格，到了90年代后期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双轨制向市场并轨的转换，完成了中国价格改革决定性的一步。到现在，我们可以比较骄傲的讲价格改革是成功的。改革初期农产品价格92%是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是100%国家控制，日用工业品的价格97%国家控制。现在反转过来，正好调了一个个。国家控制只有3%，市场决定价格97%。中国价格改革在付出成本比较小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了定价机制的转换。最后算下来40年中国的价格水平年均增长4.86%，大大低于居民年均收入和GDP的收入，40年只有5年的价格是两位数增长，这个关闯过去了，反映了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智慧。这个是中国改革第三条重要经验，也是很成功的经验。
第四，中国改革始终坚持了市场化的方向。对于商品经济，开始是有很多反对的。1984年提出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了1988、1989年还有很多人讲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到了1990年苏东解體，国内出现了一个思想比较混乱的情况，高层也有人出来讲，说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在经济领域。搞家庭联产承包就是瓦解公有制，搞国有企业改革就是私有化，搞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就是卖国主义，等等。扣了很大的帽子，当时搞改革的日子很不好过，后来还是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才为改革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
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党内外、国内外都有争论，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怎么能和市场经济画上等号，因为大家传统的概念里，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讲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说得就比较透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明确讲，在这方面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市场体制不完善，第二个是政府干预过多，还有一条是对市场的监管不到位。所以必须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市场经济共性的原则。
我又想到了我们过去体改研究会的老会长，也是担任过体改委两届书记的安老。他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改革开放前是诚心诚意地学计划经济，搞计划经济；从1978年开始我就是坚决扎扎实实的改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这样的老人值得我们尊敬。
最后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总书记讲“九个必须坚持”第一条也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的改革每一次重大的决定都是党的重要会议上做出来的，所以坚持党的领导也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最重要的基本经验。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纪念大会之前的12月13号开了一次政治局座谈会，会议有很多新的精神。主要讲了“五个坚持”，第一个是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第二个是坚持新的发展理念，第三个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第四个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第五个是坚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和扩大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下一步的改革。
彭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进一步强调了“五个坚持”之后，专门讲到了市场化改革要深化那些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我是很受鼓舞的。
从本世纪开始，我们就比较注意强调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方面是问题导向的改革，还有一类是目标导向的改革。问题导向的改革比较有共识，即我们40年来长期关注、长期推进的改革，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价格改革、分税制，包括近几年搞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标导向的改革，也就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原来我们定的是202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发现完善这个词有点绝对化了，到了十七大之后开始调整，中央提出2020年建立更加成熟、定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十九大提出来新的三步走，主要的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
今天我们一方面在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时刻不要忘了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搞经济的都知道“木桶理论”，最后的短板在哪儿？最短的地方是决定性因素，其他搞的再多都没有用。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哪儿？最重要的也是体制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的思想还要进一步的解放。
过去一年，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经济上、社会上中央搞了三大战役：防范金融风险、生态环境、脱贫攻坚。三大战役都取得了初步的战果。改革方面也有三大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是政府机构的改革，第二个大战役是营造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第三个大战役是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
新的一年，我们还面临着很多改革任务，比如完善产权制度、国资国企的改革、财政金融的改革、个人收入分配包括民生社会制度的改革，这都是不能回避的，而且长期以来积压的很多硬骨头、很多难点热点问题必须还要我们来面对。另外，很重要的是整个市场体制的建设、资源市场化的配置、土地制度的问题，还有国企国资制度的改革也涉及到产权制度，涉及到竞争中性原则的问题。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十分复杂严峻，我们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回顾40年改革的历史，很重要一点，很多挑战和问题可以在发展中解决，而改革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目前我们要做的还是要冷静观察，保持定力，眼睛向内，立足国内，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新舊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总之，改革的路很长，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需要更好地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努力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用改革发展的新成就迎接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